记何兆武、何恺青先生
到今天，我上«华夏文摘»正好是四个月。四个月来，发了十八篇短文，用两个名字发了近两百贴子，以我打中文的速度，不知花了多少小时。还不用计算直勾勾地盯着屏幕又哭又笑的时间。四个月，长了许多见识，认识了许多人的化名，有些人后来给了我他们的真名，有的，还让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刚上网时，一派傻气，引得大家都来指点，纷纷告诉我，网络是虚幻。然而，不知不觉间，这虚幻的世界，随着我网瘾的逐渐淡漠，竟渐渐地变得真实起来。
有一天，从网友转贴的«人民日报»上登的征婚广告上，看到了报社工作人员的名字。我基本上可以断定，她是我大学时同班同宿舍的同学。
前天，在吴友明网友评论楼兰的«心老人不老»的帖子里，看到了何恺青教授的名字：
“西雅图有一位八十九岁的女教授何恺青，清华大学毕业，现在还在写作出书。她的作品充满青春的活力，你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古稀老人写的。”
这是一位与我从未谋面，却在我需要的时候为我伸出过援助之手的老人。何恺青依兄弟姐妹排行时，称何兆南，随夫家姓时，叫 Nancy Wong。她的弟弟何兆武，是我当年在清华工作时结识的学术界前辈。
我当年毕业时，年少气盛，自以为自己文史哲样样拎得清，只要自己大笔一挥，必是填补多种学科之多种空白。不愿意留在北大，因为自己在那里七年，早已知道各系各所各个“名”教授的底细，觉得他们空洞无学问，跟他们作同事还脱不去作学生的谦卑，就决定去清华。一去之后，即大呼上当。盖清华聪明，为了招兵买马，新恢复的系所尽皆延用老清华老系老所的旧名，那些旧名，无意间便让人联想起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也搅得我眼前一片青云，没觉得飘便已经升到了半空。
去了清华以后，不出一月，即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我在北大时，早已意识到中国学术文化中至少有几十年的断层，清华不仅未能幸免，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盖因52年的院校合并，完全去掉了文科，新成立的科系，大都是从理工科改行来教政治课的教师们组成的。学术水平总体上既不如北大，而多年积极参预政治、追随党务留下的个人恩怨、派系之争和入世参政意识，却又比北大教工整体上高出许多倍。
初次见何兆武，是决定去清华之前，挨门拜访各位“先生”的过程中。也怪，当时对德高望重的教授们便称“先生”，有些人还抗议，说这么叫还不如叫教授或老师恭敬，因为几十年前，“先生”是同辈们的互称。不过，我在清华的时候，“先生”是很带敬意的，因为被称“先生”的，也就是那么两三位。除了何先生，也就是钱穆的儿子钱逊，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刘桂生了。
第一次见何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和他谈话的时候，他没有使用任何让人想起«联共布党史»的词汇。还有，我起身告辞的时候，我感谢他，他倒说，和你们年轻人谈话，学到很多东西。
何先生的成就主要是翻译西方思想史哲学史的名著，都是康德、黑格尔、卢梭、边沁、洛克这样的名家，且文种包括英、法、德三种，每一本译著都是国内的权威。除此之外，他还著有多本中西哲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专著。
现在想来，当时自己二十郎当岁，以为高校是象牙塔，可以继续作自己自命清高的白日梦，实在是幼稚可笑。一上班，就面临着“直面现实”的问题，还要调节自己对人对己的看法。现在很理解那些同事的两难困境，但当时心里很孤傲，大约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以后也会重蹈他们的覆辙吧，平日尽量躲着他们，剩下的还衷心尊敬的，就只有何兆武先生了。
当时我在教工宿舍有一个床位，每次去学校，就总是找出各种各样的课题，去请教何先生。宿舍里没有电话，每次我都是估摸着晚饭时间过了，就骑着车去他家。每一次先生又那么客气，还总是感谢我，说年轻人让他学到新东西，我肯定还真信了，不然哪里还有那厚脸皮，一次又一次去他家里打搅。
后来，我对清华完全失望，又赶上出国潮，便加入了托福GRE大军。考试一路顺利，后来就一切不顺利。先是文科拿全额奖学金比较难，后来是政审出问题，最后又是教委和清华限制年轻教师出国。和何先生谈起，他居然主动提出请他在美国的二姐何恺青为我提供经济担保，而且，两周后，还真的就给了我她寄来的担保书。后来清华又不允许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来美国，我便改道去了英国，但至今想起何兆南先生的担保书，我便觉得那是一份还不清的人情债。
我在英国的时候，决定出一本书，因为何先生是权威，我自然就想到找他帮忙。心下很不好意思，一是先生忙，二是自己未免太功利，三是，毕竟自己不是他的学生，他根本没有义务扶持我这个后进。忐忐忑忑写了一封短信，没想到马上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上说我的选题很好，他已经推荐给了商务印书馆。先生的信一如他的人一般谦恭儒雅，竖体的文字，也一如先生的为人，清秀遒劲，静水流深。我心里清楚得很，自己是站在他肩膀上了，他的名望帮我敲开了商务的大门。
我到了英国之后不久，何先生也到了欧洲，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他写信来，说他翻译过无数英伦哲人的著作，欧洲也去过许多次，却从来也不曾去过英国，这次想趁在德国之便来英国一游，也了却一下他这个“Anglophile”的心愿。我找我牛津的导师帮忙，给何先生发了邀请信，以便让他去柏林签证。不久即收到他的回信，说最近小恙，海德堡离柏林还有一段距离，只好再等一等了。
我后来又决定离开牛津，转往美国继续求学，中间许多忙碌，就没有顾得上和他联系。来到美国，首先便想到打电话给他的姐姐何恺青。我们谈起何兆武先生，她说，后来他终究也没有去成英国，因为他在德国期间，何太太在国内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好像头脑也不很清醒，何先生便决定提前回国。我当时就觉得十分遗憾，现在想来，如果欧洲早点实现一体化，我们即便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也只需其中一国签证即可以在整个欧盟自由往来，先生当年就不会留下那份遗憾了。这么多年过去，但愿他还有其它的机会拜访英国。
何夫人是旧式妇女，很是羞怯，每次我单独拜访，或是和别人一起去拜访何先生时，她总是低着头，很简短地打个招呼就走了。我现在觉得很内疚，在美国习惯了，再好的朋友，见面都要先安排好，以免打搅别人生活，在国内时一是没有这个习惯，二是利用了何先生的随和谦恭，有灵感了，或是心情不好了，动不动就往他家里跑，我要是何先生何夫人，早该有怨言了。看他们的生活，我很感动，何先生是喝西风吃西风的文人，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光是西方古典音乐的唱片、唱盘就摆满了一面墙的书架，何夫人则是传统的拘谨的家庭妇女，但夫妻俩几十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着实令人钦佩。最后一次拜访他们已是1996年，但愿他们一起安好。
从前读书的时候，往往遗憾，中国文人入世太深，忧国忧民的时候，觉得天下之大，摆不下一张课桌，於是大家都去革命。革命的结果，文人要么升成政客，要么降成阶下囚，文革中更是威风扫地，连作人的起码尊严都失去了，甚至连性命都丢了，何谈讥世讽人，惶论抨击时弊，更别提充当社会的良心。再看看他们写的东西，梁效一类的自然不能算是学术，就算那些帮主人挣来了教授职称的学术专著，大多亦是乏善可陈，那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我於是常常感慨中国传统学术的断层，和传统文人文化的断代，然而，想起何先生和他那温和的笑容，我就觉得，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先生也还能洁身自好，还能古风犹存，可见，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的文脉，也还是没有断掉。
如今，我也改行了，忘记了从前许多令人夜不能寐的思索和探讨，每日忙碌的，也不过是柴米油盐，上班下班。自己倒无所谓，反正并没有秉承天命，碌碌无为一生，有相夫教子的乐趣，也是人生之一大幸。然而，夜深人静之时，总也免不了惭愧，不敢想起我这一路来接受过的良师、益友、亲朋、家人的鼎力相助。最怕的，就是离开人世时，欠人的，比人欠我的多。自己身上背负着重重的人情债，也只有善待他人，哪怕是陌生人，才能够减轻些许。
从虚幻的网络，引出这一段实实在在的人和事，我这网瘾，大约就不用戒掉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