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体制内改良
记不清是曹长青还是谁谁，大约是在抨击李慎之到死都没有退党的时候，说过
一句话：假如所有知识分子都不跟极权政府合作，这个政府还能维持下去吗？
许多人都十分推崇东欧知识分子的体制外和平抗争，并且把苏联东欧天鹅绒革
命的成功，归功于这样的体制外抗争。
我不敢同意这样的见解，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至少在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
家中，没有体制内改良，体制外的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第二，较之时机
不成熟而没有成功希望的体制外不合作运动，体制内改良不仅可行，而且更能
让人民得到实惠，更能促进社会进步；第三，建立现代民主社会所需的许多改
良，利用共产党尚在台上执政的时机比较容易进行，等到共产党下台反而不好
办了。
第一点，我觉得比较简单：苏联东欧的和平革命，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体制内改
革作为先导，并为之准备条件，有可能吗？倘若还是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当政，
就算再有十个布拉格之春，坦克一出，都得灰飞烟灭，碾个粉碎。专制统治之
下，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几个异议分子嚷嚷，根本成不了气候。
我觉得，靠体制外的不合作运动，革掉专制政府的命，需要特别的时机。时机
不到，再闹也是枉然。就算不合作运动搞得起来，也不过是好人离开政府，不
合作了，都成异议分子了，政府中剩下一批权欲薰心的贪官污吏当权。可人家
枪杆子在手，政权照样稳稳的，你又其奈他何？香港五十万人上街，能够换来
暂时妥协，那是一国两制的特殊情况，也是中央态度不明朗，出了计算错误，
才有此结果。不过我觉得好景不长，苦头在后，前景十分悲观。同样的事情，
撂北京，别说五十万，五百万、五千万人都没用。
与那些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不同，不管在什么政权之下，老百姓总要生活，
不能把政治理想看得高于一切。非典来了，需要政府组织防治；天灾来了，需
要政府组织抗灾赈民；失了业，需要有人去救济；受了害，需要有个地方去讨
公道。经济体制的改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法律规章的制定，司法人
才的培养，司法程序的完善，这些都不是一说实行民选政治就搞得成功的，需
要长期的摸索实践、试错纠错，才能逐步形成并完善。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专家学者而言，与其消极不合作，等待不知哪天才会出现的专制政权寿终正寝，
不如多去做做这些一点一滴改良的工作，反而可促进那一天早日到来。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第二点。
茉莉姐对体制内改良的前景比较悲观，觉得在一个没有民选政府和新闻自由的
地方，不仅体制内改良不会成功，而且连胡适那样比较温和的体制外抗争也没
有希望。我没有那么悲观。即使在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呼喊也不是没
有效果。1930年他们呼吁约法，一年后政府就被迫制定了约法，正式否定了许
多人提议的用党部代替法院的极端政策；他们呼吁民治反独裁，政府最高领导
人不得不发表声明公开表示，中国不走德国意大利那样的独裁之路(这在当时可
是许多人大力推荐的强国之道！)；他们呼吁结束训政，到了1936年，制定宪法
召集国大放弃一党专制，已在积极筹备中。此后的抗战打乱了历史的进程，但
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改良的效果和希望。
我一直觉得，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们等了一百多年好不容
易来盼来的最好时机，内无军阀割据武装叛乱，外无列国欺凌战事连连。虽然
政治体制远较20-30年代黑暗得多，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进步却比那个时代强了
许多。我以前曾经说过，尽管当局一再阻挠，新闻出版的自由化已是大势所趋，
当局想方设法阻挡，我总觉得有点垂死挣扎的意思。
另外还有好些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例如上海住房制度
改革之后，物业公司的出现，小区内逐渐形成房主委员会形式的物业管理制度，
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过去分个房子，单位里求爷爷告奶奶，房子
装修，又是求爷爷告奶奶。现在这些几个电话就可以搞定，再也无需当官的插
手期间。有人研究意大利的民主运作，写了本书叫做“Making Democracy Work”，
指出意大利民主制度的形成与顺利运作，得益于成千成万毫不起眼的民间小团
体，诸如家长联谊会这样的组织。今天中国象房主委员会这样不起眼的小团体
不断涌现，我觉得正是在给将来的政治民主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不可小看。
我讲这些，是希望大家不要小看了在体制内一点一滴社会经济改革的效果。有些
看来跟政治毫不搭界的改革，却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下面谈谈第三点。我有一个朋友，对中国财政分权的很有研究。大前年写了篇
论文，去参加瑞典诺贝尔奖组织的一个讨论会。会上，Andrei Shleifer 教授
语出惊人，他说中国分权制搞得比俄国好，是因为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朋友
笑对他说，江泽民肯定爱听你说这话。Shleifer 回答：我讲的是事实嘛！
这个 Andrei Shleifer 何许人也？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当年设计俄国
经济改革震荡疗法的三个人之一。其后一直在追踪俄国经济改革的成效，做了
大量调查，写了许多论文。他这样的人，绝不认同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他
是个学者，比较忠实于他研究的结论，是啥说啥，不因意识形态而变。
他所谓“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说的是中央权威作为官员激励的重要。
他认为财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应当受到中央权威的制约，否则就难以
制约贪污腐败、地方利益集团的影响，扭曲官员激励，损害企业家产权，破坏
市场统一等等。中俄比较，俄国中央权威荡然无存，中国则比较好地利用了这
种权威。
我觉得他点出了体制内改革的另一层意义：许多改革，利用现行体制的资源比
较容易进行，应当及早地改，拖到以后就困难重重了。所以，就算是着眼于将
来改朝换制后的运作，体制内改革也有其紧迫性。
我说了这么多，主要是体制内改革的作用，但我并不否认体制外抗争的意义。
没有体制外抗争的压力和威胁，当官的很少会自找麻烦去搞什么劳什子改革的。
但是体制外抗争的路太痛苦太艰辛，只有那些具有高尚理想，巨大勇气和坚强
毅力的少数精英，才敢于去走，才能够走得下去。我们不能对人性要求太高。
对于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普通的知识人、专家学者等等，我主张还是老老实
实在体制内谋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求得一点一滴的改良。看到不义，偶
尔基于良心喊它几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8/8/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