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从环境与人的角度说明复活节岛毁灭的教训是有意义
的，但不够深入。其次，方某文章总是暴露出他的科学万能主
义，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拙作《地外生命与文明的思索》里尝试着对类似于复活节岛
文明的毁灭现象作更大范围的思考，既是，在一个小的环境孤
立下的文明存活的可能性，方的文章仅仅涉及到资源的耗损与
环境的破坏，但即使这两样因素不考虑，文明照样要枯萎的。

详细讨论可见该文的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

十三．文明发展的特征，扩张与扩张的限度

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两个基本属性，第一，文明是随时间逐渐积累的，这是因为，智慧生命具有比一切其它生物好得多的模仿能力和记忆能力。当文字发明之前，文明知识的积累是靠语言以讲述的方式代代相传，或者通过对实物，如陶器或工具的原型保留，将早一代的知识传递给晚一代，因此，史前文明里人类的天才结晶是靠一种脆弱和不可靠的方式继承和扩展的，由于在传播过程里有用信息的丢失现象频繁，使得累计和恢复信息的工作很困难，人类的思想进步火花不能有效地得以保存，因而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革命历经了整整200万年的漫长时间。第二次文明革命里最显著的成就是发明了文字以记载文明的成果，文字具有远比口述和实物流传更为准确的保存与传播文明果实的功能。几乎所有伟大的古代文明的问世都伴随着文字的发明，最早的文字系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古代苏美尔文明里，三千七百年前的巴比伦王国出现了用阿卡德鍥形文字刻写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系统出现在大约四千五百年前到五千年，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玛雅早期文明出现了象形文字系统。我们还可以举华夏文化为例来说明文字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殷商时期（三千三百年前），最重要的成果不在于它的青铜礼器的精美绝伦，而在于出现了多达三千五百字的成熟文字体系（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与殷商时代相当的西南三星堆文化的出土金器、青铜器之精美并不逊于中原文明，然而由于巴蜀古文明的文字符号相对于殷商甲骨文字，还是幼稚的，十分简单的初期文字系统（注1），所以它不可能在与殷商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竞争里取胜，所以说，中原文化之主导华夏历史，就在于商代的中原出现了先进的文字系统（可以推测，夏代就应该有了初具规模的文字系统，即王国维的“夏、商二代，文化略同”（参2））。因此，文字系统之出现对于早期文明的巩固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早期许多文明的灭亡都是因为没有创造出文字系统或符号过于简单、粗糙。不过，如果不考虑文明继承过程里的信息遗失现象从而造成的一波三折，总的来说，文明是在不断积累里前进的，因而在此种意义下，历史是随时间“进步”的。

第二，文明具有空间上的扩展性。由于组成社会的人具有空间或地域上的流动性，早期的流动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如游牧民族随水草的季节性和地区气候条件变化的迁徙，农耕民族由于过垦造成的地力降低而必须向新的荒地开辟。商业文明的扩张是为了交换其它文明的劳动成果，获取自己所不具备的信息资源和物质资源。总之，文明扩张的目的在于占有更多的资源，包括信息和能源，使自己更坚实地存在。

文明在扩展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异质文明之间的竞争，竞争包括了和平的渗透和暴力冲突即战争。和平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文明的融合以致形成新的文明，这个竞争常常以强大的文明占主导的形式结束其它弱小文明，例如景教文明被阿拉伯文明消灭，犹太教小社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消失，又例如现在正在发生的美国文化统一全球的趋势。战争冲突常常伴随着胜利者的文明融化和消灭失败者一方的文明，但不总是这种结局，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文化上强大的文明并不总是在军事上强大，结果，胜利者，特别是人口较少的胜利者一方的文明反而由于征服而被被征服者的文明所取代，例如中国古代史上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同化进汉文化，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的文化被同化进汉文化。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少数民族喜克索斯对埃及的征服及其所建立的15、16两个王朝，最终使喜克索斯自己的文化因融合进埃及文化里而完全消失。古代中亚地区最强大的亚述军事帝国（公元前1012年至公元前612年）也是由于在征服的过程里被苏美尔和巴比伦文化所同化（参3）。

世界历史上最使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几个大的古文明大约都在距今四千至一万年前出现？而且在中古以前出现了东西两大文明并荣并衰的局面。例如埃及两河文明的繁盛时期，中国正经历殷商的灿烂。当希腊倔起时，中国正进入春秋争鸣时期。随后，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兴起和罗马扩张到地中海沿岸时，战国七雄正逐鹿中原。凯萨罗马共和国称霸之时，秦始皇方一统九州。紧接着，东西罗马帝国强盛之际，正是两汉帝国辉煌之时。西罗马帝国毁于蛮族入侵，陷入历时八百年的“黑暗期”中，中国则由“永嘉之乱”，南北朝分裂，持续三百年之久。

这些历史事实，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一个文明扩张过程中的“交互感应”现象。有一个事实，能最好说明这个结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汉武帝发动了大规模的驱逐匈奴的战争，战败后失去华北肥沃草原的匈奴被迫西迁，两个多世纪以后到达欧洲腹地，他们因西罗马帝国征兵和劳动力的需要由意大利北部进入西罗马帝国，在匈奴阿蒂拉与哥特等蛮族部队的冲击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稍早，曹操为防止鲜卑等胡人作乱，将这些少数民族迁入秦陇（注4），西晋末，少数民族部队在刘渊和石勒的率领下，摧毁了西晋王朝。

文明的发展的另一现象在，并不总是强大的帝国文明代表着未来，当罗马帝国极盛时期，曾经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海，它全盘继承已经消失了的希腊城邦文明，虽然把建筑和道路为特征的技术文明提高到古代世界的顶峰，但在思想、艺术、科技上少创新。在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里，我们看到的是强权、征伐、榨取，及其由此造就的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道德沦丧，却在思想和科学上缺乏创新和进取精神，正如汤因比说的，在文明的发展途中，缺乏挑战和应战，使得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蓬勃向上的精神终于消耗殆尽。公元311年，罗马皇帝宣布宽容内部无产者所信奉的基督教，随后，皇帝君士坦丁进一步屈从于当时弱小，但却生气勃勃的基督教文明，一个曾经一度强大的文明就这样被弱小的文明所击败。以后的300年间，进一步丧失精神力量的西罗马在屡败于蛮族匈奴人和哥特人的军事进攻下，于公元602年时彻底崩溃。

文明的这两个主要特征似乎和生物的发展特征有类似之处，生物的遗传是靠基因来保持信息的逐代传递，而文明的传递却是文字语言；生物的种群也具有扩张性，这是靠了繁殖的几何增长性和生物的迁徙性，后者至少和文明早期扩张的原因有密切的联系。上一段中，我们举出了罗马文明被弱小文明取代的例子，在生物演化史上，相应的例子是恐龙被哺乳动物取代的故事。恐龙类动物兴起于2亿年前的古生代末期，盛于中生代，灭绝于中生代末期，共历时整整两亿年之久，随后一个神秘的原因，使恐龙毫无遗孑地消失了（注5），但就在恐龙势力一统天下之时，一种如老鼠般大小的哺乳类祖先在地球上出现了，这种动物无论从力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能与遍布陆地和海洋里的大大小小的，从凶残到温和的恐龙比高下，可是它们却躲过了大劫，在随后的七千万年里逐渐繁衍成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物种群。又如哺乳动物里的猫科动物，它们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展得最好的食肉动物，肌肉柔软而极具爆发力，齿爪锋利，宛如短剑，它们在狩猎时能够做到毫无声息地耐心潜伏半天，直到猎物走进了它们的埋伏圈，然后一跃而起，迅速擒拿和撕咬猎物。然而它们的凶悍并不意味着地球的未来将由它们来主宰，而灵长目动物在它们甚嚣尘上的日子里，大约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躲过它们的袭击罢了(许多古代文明有对猫科动物的图腾崇拜，如古代中国对虎的崇拜，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对美洲豹的崇拜，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对狮的崇拜)。

因此，文明的兴替并不一定总是发生在向顶峰前进的征途之中，实际上，最顶峰的文明火炬是在接力棒的过程里传递的。一个文明如同生物一样，历经生、老、病、死的过程，从人类历史的记录来看，“没有永恒的帝国”似乎是一个永恒的真理。有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人的精神力量。但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激励和振奋在一个历史长河里却呈现出周期性，初起的文明在内在精神上是强大的，随着它的逐渐强大，其精神力量也开始磨损和消耗，到了它的晚期，华丽的躯壳犹在，精神上已是萎靡消沉，这时候，如果存在虽然弱小，但精力充沛的文明，它就可能被其取代。民主政体在全球占统治地位以前，每一次特定地域的“战国分裂时期”都曾经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硕果累累，也催生了新文明的火花，却给人民带来了杀戮和痛苦，相对说来，大一统政治局面较少给人民带来痛苦，也利于巩固文明成果，却在一定意义下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大一统帝国的维持，需要耗用远比政治分裂时期多得多的能源用于官僚机器的管理机能上，官僚队伍随着帝国的成熟和衰老也越来越庞大，以至超过帝国经济能力的承受程度。另一方面，官僚上层在取得更多的权力后，权力会逐渐腐化掉当初作为领导阶级所代表文明的历史精神力量，随着他们在攫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过程里的腐化现象日益严重，引起官僚机器的逐渐失效，引起文明内部的下层阶级人民的不满，这个时候，反叛的下层无产或少产阶级就可能联合文明外部的无产或少产者推翻上层阶级的统治，这就叫住“造反”，如果造反者不引入新的精神力量，而旧的文明的基础仍然保存完好（如具有自相似分形结构的传统中国文明），则旧的精神力量会在血与火的考验以后，洗去身上的污秽，再次用原来的，但焕发了的精神恢复旧制度，这就是秦到清两千年中演出的戏剧，否则，因为旧文明的基础薄弱，不能死灰复燃，重整旗鼓，就会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之中，直到创造出一个新的精神力量出来。另一种情况是，内外部无产或少产者皈依新的精神力量以建立起一个新文明，这种情况就是罗马的兴衰史所讲述的事情。

由此可见，文明的扩张是有一定限度的，除了受到客观有限资源开发的限制，也受到周期性进取精神涨落的限制，那么，周期性接力棒似的进程是否也受到限制呢？

考虑一下人类历史：从200万年前到约1万年前算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出现了部落和简单的组织，使用了石制工具，在晚期可以制造陶器，以狩猎活动为主，由于传播和记忆工具的缺乏，所有的文明的扩张都是范围狭小的，共历200万年。第二阶段大约从1万年前到5千年前开始，一直到三百年前的工业革命为止，共历1万年，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的特点是发明了大型政治组织，出现了文字用来传播和记录文明的成果，出现了铁制工具，以集约化农业为主的经济，其扩张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文明的第一阶段，可以做到跨洲的扩张，但不能囊括全球。第三阶段从3百年前开始，大约可以算到1990年代中期，共历约300年时间，这一阶段的文明的特点是钢铁化为特征的工业经济，中期以后出现了火车、汽车、轮船、飞机，出现了电气化和快速通讯的普及，政治制度上是民主共和政体在全球的风行，曾经出现了范围在全球的大型政治结构，但尚未有统一的全球政府。我们看到，第一阶段花时间200万年，第二阶段花时间1万年，第三阶段花时间300年，换句话说，从一个阶段文明转变到下一阶段文明大约是以两个数量级的速度前进，这样的文明演化速度令人目眩。

如果按照这个文明发展速度作保守估计，则下一次文明革命的时间大约在10年到30年间发生，随之而来，再下一次革命的发生将出现在一年之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这不仅因为在几年短暂的时间里不能做到文明从思想、文化、政治组织、科学技术诸方面的革命，而且将使人类的文化心理不能适应飞速的生活变革。可以预料，发展到现今的文明将持续一个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以后，文明发展的速度大约会保持在至少一代人—25年的时间跨度以外，换句话说，文明速度增长曲线将呈现出饱和形状。单就此种意义看，文明的扩张是有限度的。

然而，后工业社会的自由经济及其推动的文明成长却是加速度地榨取人的创造性精力，加速度地消耗地球的有限资源，这与文明发展曲线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匀速”并不适应。如果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美国文明继续这种疯狂的榨取人的“自由度”，榨取地球资源，其结果将可能使地球顶峰文明出现恐龙或猫科动物似的“特化”，而被新的节制物质化的文明（或称“可持续化发展”文明）所取代。因此，汤因比所总结的放射文明的主要形式--基督教文明是否能无限直线般加速地发展下去是一个十分值得推敲的问题。

利用上面的讨论，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可能有的地外文明的发展。

首先，我们可以推测，地外智慧生物一旦启动了智慧之匙，只要它们发现了文字作为外于大脑存储器的外存工具，信息的传递将快速增长，文明的政治组织形式将日趋先进。如果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传统中华文明的形式，它们将以周期性的松弛以便卸掉过剩的人口包袱，使之满足于小规模经济的供给，在周期性坏朽掉的管理制度被摧毁之后，新的精神动力将在卧薪尝胆以后得到复苏，于是新的帝国再次重建。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在每一次管理制度的破坏时，都带来了社会大动乱，其结果是把前朝创造的文明成果摧毁得太厉害。我以为，理想的周期张弛性文明在其停滞期间，应该仅仅是文明发展的休整，而不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在文明发展期间，为了压制过快的增长，应该使智慧生物过剩的创造性精力在思想、艺术领域里得到发泄，这样的文明可以称为理想的“节能艺术型文明”。其次，它们要有空间满足其扩张的本性，必须有一个相对于其个体大小比较大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不能太小，即星球不能太小，太小了不能成就足够多的具有较多成员数目的文明在碰撞里产生火花，从而在挑战和应战中得到锻炼而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最后，它们必须认识到，扩张是有限度的，扩张的速度也是有限度的，限度大小将由它们那个星球的资源和它们的寿命（代沟？）和思维器官的心理承受能力所决定。倘若它们的发展速度太快，将堕入“特化”的陷阱而夭折。倘若它们在发展中适当调节速度，使之适应其星球的资源储量，适应其成员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周期性释放内在的紧张力，则可逐步延拓自己的活动空间到附近的星球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更大驰骋的空间，那么，它们就可以逐步发展到高水平，高思想，高技术的文明程度，这样的文明可以称为理想的“稳健发展技术型文明”。

苏联学者卡达谢夫对可能出现的宇宙文明进行了划分，他假设地球以外存在过，或存在着，或将来存在的超级文明具有两种类型，甲）文明I；乙）文明II，其中，文明I代表了文明能够将其恒星照射在它们星球上的能量全部提取出来使用；文明II代表了能够将其恒星全部辐射在太空中的能量提取出来使用。卡达谢夫关于文明的分类是很粗糙的，但却是容易理解和用来判断地外文明的种类的分类。按照卡达谢夫，我们目前所处的地球文明还达不到文明I，但将来差不多能够达到或接近达到这个标准。这样分类的一个实际好处是，在搜索可能的地外文明时，我们可以据此分类，结合估计地球般大小的星球上受到的主恒星辐射强度，以及恒星全部辐射强度，由信号强弱以决定筛选地外两类超级文明的存在与否。

卡达谢夫关于超级文明的分类给我们一个启发，那就是高级技术文明在开发近地宇宙空间的能源上可能达到的深度。但是，超级文明II有能力将其文明所依赖的主恒星的辐射全部提取完却是值得怀疑的事，因为为了提取完恒星的所有辐射能源，必须在恒星的外围筑起一道屏蔽恒星向外辐射的隔离球壳，所耗用的材料足以将该恒星系除恒星本身以外的所有物质用光的程度，甚至用光也很可能不够，而且，制造这个球壳的过程中所花费的能量可能远远大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恒星的总辐射。最后，卡达谢夫型文明分类显然仅仅从生产力发展上着眼，它所提出的对宇宙本质的理解和对文明发展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个西方传统的，低水平的层次。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据李复华、王家佑：《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巴蜀的单符现已发现100余种，组合符号已发现200余种，时间大约相当于三星堆文化末期，即商末周初，一些学者，如徐中舒、童恩正、段渝等认为应属早期的文字。

2。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商制度论。

3。刘文鹏等，（1999），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中央政府迁徙少数民族入内地居住的政策和执行，早在东汉桓帝时即以开始，参《后汉书。桓帝纪》，但规模不大。

5。据美国古生物学家巴克的研究，鸟类可能是恐龙的嫡系遗孑，而恐龙可能不是传统理解的一种冷血爬虫类，而属温血动物。

十四．多元化和一元化，文明的单调性死亡

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里，我们曾经提到地质作用对生物种属形成的多元化，其意义十分重大。具体说，就是地球上由于地质作用所造成的千变万化的地貌及海洋对不同纬度的不同海岸线及相邻区域地貌所形成的洋流和季风形成的不同的局部多变的气候条件，使得不同地区的生物为适应不同的环境而演化出不同的种属来，要是整个地球上都是一样的环境，而所有的大陆又是相互连通的（注1），很可能地球上就没有今天看到的那么多千姿百态的生物种类。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北美洲中部在一个较长的地质历史上的地形相对单一，北美洲的原产生物的品种是很少的（注2），只有少数几个品种，如燕麦等。相反地，即使不考虑最近一次造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对青藏高原隆起的影响，地史上很久以前，中国这块地方的地貌就十分复杂多变，所以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彩之一的现存物种和化石品种。再多说一点，倘若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北美洲，我相信神农会没有百草去尝，同样也没有中医药物学，也没有我们今天吃的世界上最丰富品种的菜蔬和变化多端的烹调菜肴。

因之，在某种意义上讲，生物多元化造成的因素，正是因为环境的“隔离性”，而不是开放性。同样的，造成文明多元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因为隔离，而不是开放。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造成它的多元化，也是由于诸如地理环境的差异，山川，沙漠，海洋的隔离，在古代通讯交通极其落后的情况下，由于生活方式的不一样又不能流通融合所造成的。当然，生物和文明的多元化之间也有差别，那就是，生物的多元化形成“树”状结构，亲缘关系较远的生物之间不再可能杂交繁殖后代。可是不同的文明却可以融合成新的类型，所以文明的多元化结构中又含有曲线的并合。物种灭绝的形式，有点类似早、中期玛雅文明的断裂或是开封犹太社会被消融的形式。这样看来，文明的单一化趋势比生物更容易。

我们说，对于文明的成长壮大，开放性起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切不可把这个重要性错误理解为造成多元化的决定性因素。开放是文明在扩张过程里必然发生的现象，如果扩张的过程里缺乏开放性，则扩张将是残酷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扩张，这样的扩张会迅速消耗掉扩张的动力而失败，例如第二次大战时法西斯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及其结局就是这样的。所以扩张之先，必有异质文明存在作为其融合交流的对象，但是异质文明之存在却是取决于隔离。这样说来，隔离和开放是一对使文明多元化，丰富多彩化的矛盾而又相辅相成的要素。

我们再进一步从中华文明的发展，来说明即使对于西方历史学家认为的停滞的文明，也因为具有多元化而长期存在，否则，仅仅依靠小农氏族制度的维系，以及周期性的吐故纳新，是不可能维持它的稳定而缓慢发展的。

从大的角度讲，与世界历史上别的大型文明比较，中华传统文明是一个统一的文明。然而，它却是五彩缤纷的“杂色”组合。儒家思想仅仅是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不能用来笼统说明这个古典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古典社会确实具有保守性的一面，然而恰恰是这种安土重迁的保守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它的多样性。在这么一个辽阔庞大的帝国里，在山川，地貌环境极其多变复杂的情况下，使用落后的交通和通讯工具，中央政府实在是很难把它统一在一个模式之下。正统的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在这个社会的各个层次，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代，都出现了不小的差异。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经历了先秦各种宗派的综合（如孟子学说与荀子学说），两汉的今文经学神学化与谶纬的合流，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批判，魏晋玄学把道家思想灌输进儒学，唐中期的复兴运动，宋明的天理化与心性之学的哲学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虽然儒家思想被奉为官方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但却未能在中下层社会严格做到。中下层社会，有时包括上层社会，佛、道、隐的思想长期与儒家杂处。原因在除了地域的辽阔与山川的阻隔以外，它的政治专制并不是铁桶般的，并不是保守得一点灵活性都没有。一般说来，帝制时代的中国，也仅仅在同西方古希腊时代以及近现代国家比较时，才显示出它的“专制”特点。即使与古希腊相比，它虽然在中央制度上不“民主”，但没有希腊更落后的奴隶制度。这个古典社会的特点是，上层专制，下层散漫。由于我国的地貌环境的多变性及区域性的部分隔离，造成了我国最丰富的方言种类，最多样化的民俗文化。其中，光是戏剧，就有几十种。中华饮食风格，也是世界上最多品种的。至于儒释道隐关帝妈祖，外加五通白莲端公跳神，以至五花八门。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和曾经有过的大规模诗歌普及，所以被称为“诗国”，也有过最多种类的文体形式。一边是高唱正心修礼；一边又被斥为“腐儒”，“不达时务”。一边是礼教森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贞节牌坊；一边又歌颂《凤求凰》（卓文君私奔故事）。双修采补，春宫淫词，比世界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加起来还多。即使充斥着正统思想的正史里，也能发现专为“方术”立传的内容，在这些内容里歌颂着隐士们，一种被钱穆称之为“无表现人物”们的事迹（参3）。即使在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李贄也敢于公开非孔，而朝中士大夫却趋之若骛，社会上士子则相与登门拜师。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是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除了早期佛教，土生的道教，后来的伊斯兰教，早期基督教，原始的巫教都曾容许自由地传播。从南宋笔记《梦梁录》和《武林旧事》里反映出，古代中国的民间集社集会，一般说来，都是被官方允许的。

这样千姿百态的，统而不死的文化组合，再加上“轮回”式的朝代更替，周期性地吐故纳新，使得中华文明充满着一种原始活力，保持数千年之久。金观涛，刘青峰用控制论方法，从中华文明的波浪循环式发展，得出了它是“超稳定”结构的结论。我以为，这一理论仅看到了中华文明稳定保守的一面，而未能看到它的多元化色彩，因此就忽略掉它的创新活力性。如果这世界压根儿就没有西方近现代文明，我相信，它绝不会象李希凡，蓝翎等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得出的所谓“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结论。如果说衰落，也只是周期性的衰落。它也不是不“进步”，只不过比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文明的演进缓慢而已。倘若没有西方近现代化文明的入侵，很可能，它最终会发展出一个高度艺术化的多元文明社会，而且还会继续发展。

我们可以设想可能存在的地外文明应该具有变化多端的地理环境造就的相对隔离性，而又具备适当的交流性使之利于扩张以便发展。未来，当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遥测手段分析太阳系外的行星是否存在文明时，除了考虑该行星上的元素分布成分，接受主恒星辐射量（见第六节），星体的大小（见上节）以外，也应该研究这个行星环境的复杂程度和在行星演化史上的变化性。

随着现代化文明的统一趋势，其它的文明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失掉它们的特征，它们仅能以某种“痕迹”的形式保留在未来的单一文明中,这种现象已经从无数个古代文明绝灭的历史里看到了。这就有点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热寂”现象。“热寂”现象说，宇宙间的能量的耗散，最终将化为“热”的形式，而我们之所以能利用能量，本质上是因为热势的差异，或者说是温度的差异，但温度转换的自然趋势是，热由温度高的一端流向低的一端。人们当然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如电冰箱的原理，但其结果是耗费掉另一部分能源，结果又转换成新的热。最终，整个宇宙将只有一样的温度，一切物质都将化成同样温度的“热”而“死”掉！“热寂”被许多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反对，可是，把这种解释用到宇宙中局部的地球文明里，却似乎说得通。实际上，随着现代高速交通的发明，随着高速信息的全球网路化，随着跨国经济的普遍化，人们的思想、行为正在快速地统一到新的文明准则上，导致所谓“文化热寂”，而不管你喜不喜欢它。

我们说，一元化对文明的终结的危险性是必须加以警惕的，哪怕这样的文明再先进，再民主，它如果堕入一元化的陷阱，使文明停滞以至失去内在精神动力，因而仍将难逃文明的热死结果。一元化的危害性在于，它使艺术变得了无生气，而艺术贫瘠的智慧最终将失去创造的原动力。但是，仅就人类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来分析，似乎人类同其它地外文明都难以避免“文化热寂”的命运。下面，我们试图用目前看见的一些文化表象或近期趋势，再以自然科学的一些理论关于这个问题进行一个类比分析。

在阐述问题以前，首先界定推测导致“文化热寂”结果的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为此，我们给出四条基本假设：

（一）狭义局部假设：地球文明的扩散， 其速度将被人造飞行物，其中包括载人宇宙飞船的速度所限制，即不得超过或接近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按照“狭义相对论”；

（二）广义局部假设(全局有限性假设)：宇宙的有限性，或实质上的有限性，即被人所测知或按现有的自然科学的定律所能推知的宇宙有限性--按照“大爆炸”学说；

（三）狭义思维有限性假设：人的思维或意识仅仅由组成人机体的细胞，特别是脑细胞的构造所决定，由于这个数目是有限的，最基本的组成比特的单位在细胞中是固定的，也是有限的，因此，所有各种组合，也就是构成所有的思想，概念的数目也只能是有限的；

（四）微观态认知的有限性：基本微观世界是由基本粒子所构成，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只能认识到那么多，它们的结构无论怎么复杂，不同的形态的个数仍然是有限的--测不准原理。

四条假设的解释：

第一条假设推出了地球文明的扩散范围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可能导致地球文明尚未接触到地外异质文明，因不会引起刺激--挑战，而“平庸化”，或文明充分单一化，以致于在与可能存在的地外高级文明未得到有意义的接触之先而绝灭。据天文学的发现，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星系--半人马座星系与太阳系距离为4.3光年，但半人马座星系是一个“三恒星系”，科学家认为，“三恒星系”不适宜生命存在，因此，该星系很可能无文明存在，另外两个单恒星系的星系分别是Tau Ceti, 11.3光年远，Epsilon Eridani， 10.7光年远。除非，人类发现新的超越狭义相对论的定律。或者，在这段时间里，把个体寿命充分的延长。

然而，即使做到上述两条或其中一条，当人类文明在充分长的时间后，它们仍将与宇宙中别的的文明混同划一，最终将扩散到整个宇宙，然而按照第二条，宇宙是有限的，它所含全部信息量也是有限的，因而，统一的“宇宙文明”将单元化。

按照系统论，一个系统如果没有与外界的交流状态，系统最终将处于两类平衡状态：(1) 完全的平衡(即无运动)；(2)无限波浪式的平衡(尼采的“永恒回归律”)，因此，单一的宇宙文明最终将因单元化而死寂，或如波浪似地更替，但毫无发展，却无聊地进行下去。

文明之结局(2)的观点最早的鼓吹者是哲学家尼采，这就是所谓“永恒回归律”(参6)，哲学家斯宾格勒也持这种观点。他们都认为，人类文明不是从原始到先进那样无限地发展，而是在无尽的生、成长、衰败、死的过程里循环的。我们说，人类的未来面临着很大可能由于单一化所导致的“文化热寂”，而衰败，而死亡，并不是说，一次统一文明的死亡以后，物质存在的文明形式就一定会永远地死亡了，如上面所说的二择一结局，仍然存在着无限循环的可能。除非，宇宙不是有限的，如佛学所说。

第三条解释了为什么单一化以后，文化会“热寂”？事实上，假定第三条，所谓人的意识、认知、思维，不过是脑细胞内组成基本信息(BIT)的单元的各种组合而已，这个数目当然是有限的，据估计，是19**17 bits(参4)，因为大脑细胞数目是有限的，因为信息的基本构架不能无限的变小(根据第四条)，即使人能通过他的聪明无限地把大脑的基本储存信息单位增多，或无限给大脑联结脑外思维装置，然而，其所能含有的信息总量还是有限的，它被称为柏肯斯坦（Beikenstein）界， 据估计，大于10**45 比特(参4)，这是由于第二条和第四条的约束。

因此，文明，不过是有限个数目的智慧生命及其有限数目的思维装置--头脑里的思维、概念的某种组合而得到的有限数目思想的总体，亦将最后划一而死寂--按照系统论。除非，人的思维，人的灵魂，并不(全)来自现有的物质世界，也就是说，人的思维是“开放”的，即对一个未知的另一个世界存在着信息交换--神学假设。

以上是从宏观的实证主义角度理解文明的坏死结局，注意，我们并未排斥对上述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四条假设的可能破坏，特别是第三条的神学假说的破坏，这些破坏都可能造成文明不至于平庸死。

但愿地外高级文明所掌握的宇宙知识不会像目前我们地球文明所掌握的那么浅薄。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根据大陆漂移和板块理论，远古时候的地球上的大陆原本是连成一块的，被称为冈瓦纳古陆，作为地壳的部分飘浮在地幔之上。后来逐渐受到地壳下部来自地幔不均匀力的作用，产生了缓慢的漂移，漂移的结果，被分裂为现在的七大洲。这个大陆漂移说的事实除了用地球物理方法（古地磁）证实以外，也可以调查各大洲地层里古代的生物化石群来验证。据发现，两亿年前，几个大洲原来的生物有过一致的物种，当大洲之间孤立起来以后，它们逐渐在不同的环境下演化成不同的物种。

2。我们现在知道，从新大陆所发现的许多旧大陆没有过的动植物品种，如美洲豹、马铃薯、红薯、玉米、花生、西红柿、辣椒、烟草、橡胶等，其原产地都是来自中南美洲，而不是北美洲。

3。钱穆，（1961），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再版）。

4。Frank J. Tipler, 1994. 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 pp. 294-299, Ed. Anchor Books, Doubleday.

5。Holten, Gerald 1992. "How to Think About the End of Science." In The End of Science?-Attack and Defence. Ed. Richard Q. Elvee. Lo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6。Nietzsche, Untimely Meditations, Part II: Of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 Section 9; Translation by Kaufmann 1950, p. 274.

7。Schwartz, Jacob T. 1990. "The New Connectionism: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uro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bate. Ed. Stephen R. Graubard. Cambridge: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