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财经学院　　周勇民
[摘要]：“雁群模式”一方面强调各个经济体，如中国、日本、NIES、ASEAN之间的独立性，使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群雁中的一只大雁；另一方面又利用跨国生产体系进行资源的整合，使每一只大雁都不会脱离“雁群”而成为孤雁，特别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割，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上的优化配置。东亚各国可以利用区位上的优化配置发展适合本国的产业.
[关键词]：东亚、“雁行模式”、“雁群模式”、“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首先崛起，随后亚洲四小龙、东盟以及中国大陆的经济日益壮大，形成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在这个过程当中地区之间的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作为东亚贸易主要模式的“雁行模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拟就“雁行发展理论”结合东亚地区的发展模式的变迁探讨“雁行模式”的利弊以及今后的出路。

（一）“雁行发展理论”的提出与“雁行模式”的基本内容
“雁行发展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针对日本经济如何在战后重振而提出的。赤松要的“雁行发展理论”认为，当进入到工业化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技术的落后，不得不把某些产品的市场向发达国家开放。等到这种产品的国内需求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也就为本国生产这种产品准备了基本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换句话说,这时国内已初步掌握了这种产品的生产技术，由于本国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的优势，该产品的进口也就逐步让位于本国自己生产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的利用以及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最终实现这种产品的出口，达到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①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Ｖ”型，在图表上酷似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就东亚的情况而言，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孜孜建筑的是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分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亚“雁行模式”。这种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雁，亚洲NIES为雁身，ASEAN及中国为雁尾的经济发展模式。②（就笔者认为从现有资料来看所谓“雁行模式”的得名有两种，一是雁行发展图类似雁行，与之相适应的主要是说明一国产业为获得更快的发展而选择的发展途径；另一种是在贸易过程当中以日本为“雁头”, 亚洲NIES为“雁身”，ASEAN及中国为“雁尾”。这种贸易模式类似雁行，与之相适应的是一个地区如何利用这种模式获得发展，但就其实质而言是一致的。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后一种。）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型图景，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③　

（二）东亚“雁行模式”形成的的基础
赤松要的“雁行发展理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其主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品发展本国的产业，因此在贸易圈中势必存在不同发展层次产业结构的国家，这同时也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一个动力。东亚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日本是属于“配套完整的制造工厂型的发达国家”，属第一层次，它有先进技术，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地位；亚洲NIES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第二层次，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是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雁身；ASEAN各国是从农业起步向发展出口型工业方向迈进的一些国家，属第三层次，有资源、劳动，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接受国中异军突起，不仅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辽阔的市场，且迅速成为日本对东亚乃至世界投资中的主要接受国，而且与东亚经济相接轨，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盟的新的经济增长区，属第四层次。④因此，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结构亦根据不同的发展层次采取了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呈现出阶梯型结构。
（三）“雁行模式”遇到的挑战
“雁行模式”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于“领头雁”日本的投资策略。作为一种投资必须强调投资的收益。以及注重发展自身的利益。因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贸易主导型，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的。９０年代以前日本主要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宾馆、办公楼等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９０年代以后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技术转让方面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向东亚国家经过近20年的引进日资过程，不仅没有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反而导致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出口产品结构的单一，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另一方面日本对该地区的投资日趋类同,如在ASEAN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如矿物开采、机电、运输机械、化学等行业。一方面帮助ASEAN国家实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也帮助该地区实现了贸易升级；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并且有可能导致该地区出现类似上世纪拉美的“新型种植园化”， 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和对日外资的依赖。
2．前面提到“雁行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这个梯度差正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日益缩小，客观上造成了“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十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一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弱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进行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的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⑤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版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3.客观的说，“雁行模式”的危机不单来自于作为“雁头”的日本和“雁身”的NIES、“雁尾”ASEAN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其所受到的挑战还来自于“雁身”和“雁尾”之间。因为这几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型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四）“雁行模式”的成果
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雁行模式引起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客观地评价，日本90年代以前，日本通过直接投资对东亚推行的“雁行模式”确实对东亚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一度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点，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闻名世界的“东亚经济奇迹”，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来实现的。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是东亚各国引进外资，吸引技术 的主要来源国。在东亚经济起飞之时，恰是日本国内纺织业、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衰弱，而机械、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之时，因此，，日本对东亚“加工组装型产业”的投资，不仅顺应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为日本出口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的：吸水池。不仅如此，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依次从亚洲NIES到ASAN，一直到中国不断扩张，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然而日本为了保持在东南亚的控制地位，始终把东南亚作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基。日本企业在对东亚直接投资中采取标准化或即将淘汰技术的转让，虽然暂时保持了在东亚经济中的“雁头”的地位，但同时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国内传统产业与东亚之间的竞争的加剧。因此，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不仅无法挽救东亚经济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难保，使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也明显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雁行模式”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其结果，至今也没有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合作体系，更无法组成亚洲经济共同体来与欧美和北美相抗衡。

(五) 和“后雁行模式”时期如何发展
应该说今后的一段时间东亚地区仍须保持“雁行模式”同时也创制出新的发展模式跳出这个模式。在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非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的剃度式的发展，而是已出现跳跃式的、各种产业层次并存的非“雁行模式”，如中国，不仅要接受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纤维、纺织业的投资，而且也大力吸收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与机械、信息相关产业的直接投资。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由于国内各地区经济、科技水平的不均衡，本身就构成了一副独立的大雁图，不可能只充当“雁尾”的角色。东部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等地是“雁头”，中部是“雁身”，西部是“雁尾”。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并进而打破现有的模式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以往的以日本为“雁头”的“雁行模式”中，中国一直处在尴尬的位置。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雁行模式”将被“大竞争格局”（也有学者称为“群马模式”）代替。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日本经济仍旧不能进入复苏，而中国经济进入到‘重工消费’主导的新成长时期，则不是‘大竞争格局’，而是一个新的‘中国时代’呼之欲出。”
从现今来看，仍处于“后雁行模式”阶段，但前景已日趋明朗，当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所谓的“群马模式”而言，在宏观上，日本、四小龙、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割关系正逐步增强并最终会主导地位；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割，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上的优化配置。以此达到各国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效果。这个模式笔者认为对应“雁行模式”而言称为“雁群模式”更为合理。“雁群模式”一方面强调各个经济体，如中国、日本、 NIES、ASEAN之间的独立性，使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群雁中的一只大雁；另一方面又利用跨国生产体系进行资源的整合，使每一只大雁都不会脱离“雁群”而成为孤雁，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内部国际化。马库森认为，跨国公司可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工种。这样可避免各国建立相同的工厂，造成无谓的重复投入和效率低下。另一个作用则是地区通过区位上的优化配置可以发展适合本国的产业，从而有一定程度上跳出了“进口－进口替换－出口－重新进口”这个圈子。克鲁格曼认为靠流汗（perspiration）而非凭创新（inspiration）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这些国家从依赖先进国家、单纯引进到走上引进和创新相结合的新路子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雁行模式”中有须有几只领头雁。相比“雁行模式”中只有“雁头”能思考会指挥，“雁身”、“雁尾”只能跟着飞的局面；“首雁”起的作用仅是引领性的作用。每只大雁都有相当的自主性。可以预见的是，在东亚，中国、日本、印度都可以充当“雁头”的角色，所以笔者以为“中国时代”的提法仍为时尚早。
２.对于“雁行模式”时期新模式的构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东亚各国的文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在资本、技术、劳动力市场等进行全方位和更紧密的合作。尤其是使分工在各国具备了可能性，如中国在某些基础科技研究中处于世界前列，而日本正面临着某些“基础性技术”的缺乏，将扩大对中国的依存范围；东盟国家正希望“基础性技术”部门，同时也需要日本的技术转移；而中国则要致力于“中间技术”产业，并积极拓展高科技产业。⑥以这种动态相互依存的“技术群体结构”为基础，可以在东亚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体系。这就从“雁行模式”中的垂直分工体系发展到“雁群模式”中的水平分工体系。另一方面，可以化解区域间各经济体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摩擦。以中国和东盟为例，两地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A和B。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前，两者都生产A、B两种产品，导致了在出口结构上的冲突。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后，中国可以按比较优势理论生产A,而东盟可以生产B。这样就化解了不利的竞争局面，A、B两种产品获得了规模经济的效应，使中国和东盟实现了贸易的双赢。但仍有一点值得思考的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如何确保A、B两种产品不受干预的实现在各国之间的分工生产。这就要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如何了。　
“后雁行模式”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各个国家都在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扶持有自主开发能力、技术路线和领先的核心技术的产业，建立产业不断升级的机制，以此跳出“雁行模式”。日本政府拟就更多地采用技术上的扶持，促使东亚各国和本国经济的早日振兴，以此纠正“雁行模式”导致的偏颇。⑦对于中国而言倘若不在这个时期奋起直追，就有日益边缘化的危险，变成一个“打工国家”，而所谓的“中国时代”也只是一个空谈而已。
　

参考文献：
①《现代产业经济学》　王俊豪主编
②NIEA: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指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四国。
③《论“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张帆
④《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雁行模式”再思考》　金仁淑
⑤《论“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张帆
⑥《打造鼎形经济结构》 程恩富
⑦[日]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M]总论，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