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不容忍
——陈独秀、胡适、鲁迅交往的几件事
○ 云 儿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个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三颗光辉灿烂的巨星。
论政治理念，陈独秀、鲁迅二人比较接近，都倾向于比较激进的左倾革命立场，
都比较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两人都反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反对他的温
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然而在个人交往上，胡适与陈独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两人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陈独秀始终信任胡适，他的遗稿最后也是由胡适为之作序出版的。而鲁迅呢，
在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以后，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左派团体视之为仇敌，1930年
后逐步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也对陈独秀视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还一
度令得陈独秀深受伤害。
三人交往开始于五四时期。就个人性格言，鲁迅不怎么喜欢陈独秀和胡适。他
曾经写过一段很有趣的文字，比较陈、胡二人的性格：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
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
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
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
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
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
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在这个地方，鲁迅有点多疑。胡适后来看到这段文字，觉得莫名其妙。1949年
胡适离开大陆时，走的匆忙，书信文稿多未带走。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先生，
看过这些大多没有发表也不准备发表的私人文稿书信，写了一篇《中国现代史
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谈到胡适为人时说：“我研究胡
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多我都看过，也看过
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若撇开思想
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当可以说是一个胸
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耿云志《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4页) 鲁迅怀疑人家背后有些什么，却是过虑了。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
时，有时候情形恰恰颠倒过来，倒是胡适主动与他争吵，批评得很严厉，陈独
秀的声音却低了下去，象忠厚长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两人吵得最凶的时候，是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叱诧风云的那几年，焦点是在如
何对待帝国主义和群众运动上面。陈独秀宣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帝国主
义压迫，并且高度赞扬群众运动中自发表现出来的反帝精神。胡适则根本不承
认中国的问题有什么简单的根本解决方案，反对“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头
上”，更反对群众反帝游行中焚烧报馆等暴力行为。两人在这些问题上争得面
红耳赤。有次辩论到激烈时，平时富有绅士风度，举止温文尔雅的胡适，竟然
拂袖而去。
胡适后来写信给陈独秀，说：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
责的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我很感怪诧的态
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
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
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
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
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
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
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来
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版第356页)
对于胡适这样严重的批评，陈独秀倒是很有容人的雅量，很少反击。他对胡适，
犹如兄长之于小弟，很爱惜胡适之才，尽量避免与他正面冲突，只是设法在文
章中从侧面点拨。
胡适呢，一生极重友情。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
朋友。”当年，胡适还是默默无闻的留学生的时候，就是在陈独秀的催促鼓动
下发表了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并且陈独秀自己也发表一篇《文学革命论》
与之呼应，大加推崇。胡适以此而少年成名，陈独秀可以说对他有知遇之恩。
最重要的是，胡适知道，他们二人头脑中仍然保留着容忍异己的共同底线。正
象他给陈独秀信中所言：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
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如果连这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
反而要成仇敌了。”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6页)
1927年以后，陈独秀倒霉了，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后来又于1932年
10月被捕。胡适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向来尽力搭救。当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
法捕房逮捕，胡适气得直骂“法国人真不是东西！”这一回，他协同一批自由
派朋友们，尽全力营救，最后也只能做到使陈独秀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
庭审理。
这一年的10月底，胡适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高度赞扬陈独秀在新
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一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
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他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就被逮捕过，而当时的报
纸，也同现在的报纸一样，说陈是反动的。胡适问，“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
革命不是反动？”
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也刊出傅斯年《陈独秀案》，公开为陈独秀辩护，
称他“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给他一个合法
的公正判决，不可徒然用一个‘反动’的公式率然处分”！国民党今日绝无杀
害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之理，应当“依据法律进行特赦”，
予以释放。
这年12月1日，陈独秀从狱中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奔走营救，再要
胡适给他寄一批书，供狱中阅读。还要胡适催促商务出版社早日出版他的书稿
《拼音文字》。然而商务出版社碍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胡适乃与赵元任私下
里筹集到1000元，当稿费送给陈，供其生活之需。
恰巧就在陈独秀被捕后不久，鲁迅参加了宋庆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释放
一切政治犯相号召。但是左派中人向来最讲组织原则。陈独秀既被开除出党，
又是中国托派领袖，自然被共产国际视若寇仇。在此情形下，民权保障同盟中
只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诸人曾经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要求释放陈独秀。鲁迅等左翼人士，虽然打着“释放一切政治犯”旗号，却对
陈的被捕，不置一词。
不置一词也还罢了，许多跟着共产国际指挥棒跳舞的左翼文人，还趁机对陈独
秀和他的托派大肆攻击，骂陈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走狗。其间鲁迅的态度比
较复杂。陈独秀被捕约一个月后，当胡适在北大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陈独秀对中
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贡献的时候，鲁迅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后门西皇城根
七十九号参加了一个左翼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
与会者回忆，发言中鲁迅也拿陈独秀做靶子展开批判，轻蔑地称陈为“陈独秀
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欢泥腿子的”，丝毫没有顾及到陈独秀一向主张与工
农群众相结合的政治立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6页）
但是鲁迅早年毕竟与陈独秀交情不浅。他在陈独秀被捕五个月之后，写了一篇
《我怎么作起小说来》，文中有如下的话：
“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虽然只是一句话，却也曲曲折折地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若干敬意。在派系森严
不容异己而且有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传统的左派阵营里，鲁迅敢于这样说，也
是冒着被人戴上托派帽子的风险，可以说是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了。要知道，
在左派中，托洛茨基派这顶政治大帽实在太压人了，虽然鲁迅以前曾经很欣赏
托洛茨基，但是从1930年以后，他就绝少正面提及此人了。
鲁迅再与陈独秀发生瓜葛，是在1936年。当时鲁迅与周扬等人就“国防文学”
口号发生争执，一个名叫陈其昌的托派分子，觉得鲁迅的立场与他们托派很接
近，就给他一向敬重的鲁迅先生写了一封私信，批判斯大林的统一战线政策，
同时寄去他们办的一些刊物，希望得到鲁迅的批评指教，将鲁迅拉到自己一方
来。
此举招来了鲁迅一篇大大有名的文章，这就是标明由鲁迅口授由ＯＶ笔录的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一面用刻薄的笔调，对托洛茨基遭斯大林迫害被
驱逐出国后的穷困潦倒，大加嘲讽挖苦；一面指控陈其昌们“所为有背于中国
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
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
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
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
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
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且介亭附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这封信，连同陈其昌的私信，都在《现实文学》第一期上公开发表，陈其昌一
下子被惊呆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
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
他们的主张比较激进，然而却都是极为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战爆发之后，陈其
昌本人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中受尽拷打，始终不吐一字，
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戮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鲁迅此文，最令得这些爱国志士饱受伤害的，莫过于其中关于他们拿日本人钱
办刊物的影射和疑问。它如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一场诬陷陈独秀和托派为汉
奸的运动。1936年10月5日，中共机关报《救国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我们
要严防日寇奸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奸细的真
面目》，同时在头版头条配发了社论《甘作日寇奸细的托洛茨基派》，诬陷托
派和陈独秀为汉奸。其主要根据之一，就是鲁迅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从此《救国时报》上出现了全国民众一致声讨托陈派甘当日本汉奸的“消息报
道”，消息来源遍及全国各地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广西直到中共根据
地延安。同时报道触角还伸向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美国、巴西等地区和国
家。一场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运动，就象苏联诬陷托洛茨基为德国特务的运动
一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史学家王观泉在《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
(《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中指出：“通过OV笔录借鲁迅之名陷陈独秀为汉
奸，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今天有不少钦佩鲁迅文章道德的人士，对鲁迅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很感
困惑，不敢相信它真会出自鲁迅的本意----当年鲁迅先生可是对别人影射他拿
卢布深痛恶绝，怎么可能自己又无端端地恶意影射别人拿日本津贴呢？一些人
认为，这封信连同另一篇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乃是笔名为OV的中
共党员冯雪峰代笔写的；鲁迅当时在病中，未及深思熟虑便同意发表，未必完
全认同该信的内容。胡风在1984年发表的长文《鲁迅先生》中写道，冯雪峰将
所拟的文章念给鲁迅听时，鲁迅连说话都艰难，只能勉强点点头表示同意。等
到鲁迅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胡风向他提起冯雪峰代笔的
这两篇文章：“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却淡淡地笑了一笑，
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可巧的是，当年在上海，也有类似传言，称ＯＶ的笔录与鲁迅本意不合。对此
传言，鲁迅倒是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发表了一篇由他亲笔定稿的《答徐懋庸并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将此传言与“鲁迅要投降南京”等谣言相提并论，
予以断然驳斥，断然宣称该信和另一篇文章为“ＯＶ笔录的我的主张”。这可
算是当年鲁迅亲自作出的一个极为明确的表态了，与胡风近五十后写的回忆，
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也难怪冯雪峰至死都认为，他代笔的这些文章，相当准确
地反映了鲁迅的意见，应当算作鲁迅作品。
事实上，冯雪峰是鲁迅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两人的政治立场是比较一致的。当
年周扬一派有人攻击冯雪峰、胡风等人为托派时，鲁迅为之大抱不平。他在
《答徐懋庸》文中抱怨，有些人扮着“革命”的面孔，“轻易诬陷别人为‘内
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对之表示极度反感。
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层意思。第一，他反对轻易扣托派帽子；第二，此
语也清楚地说明，鲁迅其实是把“托派”跟“内奸”、“反革命”乃至“汉奸”
等等归为一类的。象陈其昌这样不折不扣的真正托派被打成政治上最凶恶的敌
人，鲁迅从来就未曾表示过反对，反而忙着与之划清界限，生怕别人将自己也
当成了托派。
对于政治上的敌人，鲁迅的立场十分鲜明。他历来就主张痛打落水狗，不能实
行“费厄泼赖”。早在4年以前，他就在文章中为30年代初期苏联大肃反辩护，
说：象反革命集团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 (《南腔北调集
·我们不再受骗了》) 他同意在自己署名文章中痛打托派分子，恐怕很大程度
上也是这种政治立场的必然结果。
自然，如此鲜明的政治立场，为他赢得了中共领袖们的普遍赞誉。1937年，诬
陷托陈为汉奸的运动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
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称他为中国“第一等
圣人”：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
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
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
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
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
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
二卷《论鲁迅》)
然而在陈独秀眼中，这位成了中国“第一等圣人”的鲁迅先生，却被看低了许
多。狱中的陈独秀，得知鲁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
“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
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双山回忆录》第206页，转
引自唐宝林《陈独秀传》)
陈独秀不知道，这个诬陷迫害运动还不过只是个开头。中共容不得一个陈独秀，
直是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险
遭不测。胡适当时因参加庐山谈话会，正好在南京，见状大急，会同张伯苓等人
多方奔走请托，终于使得陈独秀获释出狱。然而中共报章却声称陈独秀是汉奸而
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计反对国民政府释放他出狱；继而又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用枪
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汉奸罪名枪毙陈独秀！从此以后，扣在陈独秀头上的这
个莫须有的汉奸罪名，竟然被他亲手创建的政党打成铁案，一背就是半个世纪！
不过陈独秀毕竟是大度之人。他对鲁迅的埋怨，仅仅是一时激愤之词。鲁迅逝世
后，陈独秀、胡适对他的评价都挺高。胡适劝阻苏雪林发表文章批判鲁迅，要大
家多多注意鲁迅对中国文学的大贡献。几乎与毛泽东那篇《论鲁迅》同时，陈独
秀也写下一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对鲁迅作了中肯的评说：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
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
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
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
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
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
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
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
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
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入，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
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
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
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
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
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
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陈独秀文章选
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
抗战中，陈独秀几经碾转，最后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极为凄凉清苦。当初陈出
狱时，胡适曾设法转托一家美国出版公司，要他们邀请陈独秀去美撰写自传，
陈谢绝了。后来胡适任驻美大使，得知陈独秀景况，除经济上帮忙以外，又大
力设法让陈独秀出国疗养。但是陈独秀一身铮铮傲骨，宁愿清苦自持，绝不肯
在这个民族战争的苦难岁月里出国避难。1942年5月27日，一代伟人病逝于四川
江津，终年仅63岁。全国各界人士，包括许多曾经与陈独秀政见相互敌对的人
和团体，连同蒋介石在内，纷纷以不同的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惟有
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视陈为异己，表现得极为冷漠，不近人情。
又七年过去，解放军横扫大陆，炮声隆隆，山河色变。胡适孤独地在太平洋上
一艘客轮中，埋头阅读整理着陈独秀的遗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陈独秀，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经过痛苦的
迷惘与探索，认定苏联式集权政治必然走向专制，重新追回并且肯定了自由民
主和政治宽容的价值：
“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
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
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
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
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
无恶不为……” (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载《陈独秀书信集》
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陈独秀发现，“无产阶级民主”“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
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受尽磨难之后，陈独秀已经决定不再隶属任何一个党派，他说，“我只注重我
自己独立的思想”，“我要为中国人民说话”。
胡适读到这些议论，虽然是在他不得不乘桴浮于海，为了自由而背井离乡颠沛
流离的不幸时刻，仍然为他有这样的老朋友而感到欣慰。二十四年前，他就对
陈独秀说过他的担心：“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
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如今，当年与他在政治上分手的老朋友，终于绕回到了同一条道上。胡适再一
次感受到了与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
“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
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
是啊，这生死关头，不是别的，就是政治宽容----容忍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