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IDEI


With great sadness, the « Institut d’Economie Industrielle » announces the death of Jean-Jacques Laffont, its founder and director from 1990 to 2002. Jean-Jacques was a superlative economist, a
great leader and a dear friend, and we enjoyed these years working alonside him. We will
strive to continue his legacy.

The funeral will take place on Wednesday 5 May, at 10:00 am, in the Basilique Saint Sernin of Toulouse.

from Institut d’Economie Industrielle http://idei.fr/news.php?lang=en)

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教授介绍

1．作为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的让—雅克·拉丰
让—雅克·拉丰教授，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经济学家，由于他在激励机制设计，公共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被推选为世界经济计量学会主席（1992年），欧洲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美国经济学会荣誉会员（1991年），美国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93年），并于1993年获欧洲经济学会的Yrjo-Jahnsson奖。他是经济学界公认的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拉丰教授中等身材，一头灰白相间的短发。那张具有典型高卢特征的脸庞总是带着自信而从容的微笑，深邃的目光中透射出睿智和威严，深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透着几分疲惫和沧桑。
“让—雅克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在著名的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 当我和每一位学者谈起拉丰教授，听到的都是这样一个评价。事实上，在经济学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知道拉丰教授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拉丰教授1947年生于法国东南部城市图卢兹。1972年，他在巴黎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73年秋，当他获知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大师肯尼思 阿罗正在哈佛任教，就直接奔赴哈佛，拜在阿罗的门下。
“按照当时法国的传统，大多数学生都去了伯克利，而我直接去哈佛是冲着阿罗的名声，尽管当时对他的工作并不了解。”
回忆起这段经历，拉丰教授不无自豪，因为就是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1973年秋季，阿罗在哈佛为经济系的研究生开设了一个关于机制设计理论的研讨班， 他当时带来了发表在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国际上最为权威的经济学杂志之一)上的两篇互相矛盾的论文：一篇是吉巴德（Gibbard）所证明的不可能定理，而另一篇则是格罗夫斯(Groves)提出的可行的机制，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拉丰教授提到的这两篇著名的论文是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两篇开创性的论文。1973年， 吉巴德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中证明，如果对个人的偏好域不加任何限制，则对于任何一个非独裁的社会选择规则，都不可能找到一个使得每个人都说真话的机制，占优实施这个社会选择规则（即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他人是否说真话，自己说真话总是最优的策略）。这就是著名的Gibbard—Satterthwaite 不可能定理。而在同一年，格罗夫斯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机制（后来被称为Groves—Clarke机制），证明了在拟线性偏好下，可以找到一个说真话的机制，占优实施任何一个非独裁的社会选择规则。显然，在这两个定理之间横亘着一条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拉丰决心解决这个难题。1974年夏季，应阿罗的邀请，他和当时在哈佛任助教的格林（J.Green）一起来到斯坦福大学，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合作很快就有了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在Econometrica (1977) 的经典论文，在该论文中，他们提出并证明了存在说真话的机制占优实施任何一个非独裁的社会选择规则的充分必要条件，并指出Groves—Clarke 机制是符合该条件的唯一的机制。这个结论建立了一座沟通上述两个定理的桥梁。
这一篇论文奠定了拉丰在机制设计领域的学术地位，这一年他27岁。
拉丰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5年），这在哈佛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在那时我必须尽快完成学业，因为兵役在等着我。”
服完替代兵役后，拉丰放弃了在哈佛任教的机会，满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回到了法国， 开始了在法国传播经济学的艰难历程：
“我之所以回到法国，是因为痛感当时法国经济学教育的保守和落后。在我们这儿有十分优秀的学生，却没有一流的教师。我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
为了实现这一誓言，拉丰付出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在巴黎法国理工学院，他推行经济学改革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以至于无法进行下去。1978年拉丰孤独地回到家乡图卢兹，开始在图卢兹大学任教并传播主流经济学。回忆起这段经历，拉丰教授不由得感慨万分：
“那时候图卢兹大学的经济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系统的经济学课程，没有资料室，没有研讨班，更没有经费来源。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创业，整整十年，我感到非常的孤独。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利用暑假到美国讲学，为了募集科研经费，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四处奔波。”
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拉丰仍然不懈地开创经济学的新领域。沿着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他很快在公共经济学和机制设计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拉丰教授的专著《公共决策中的激励》（与格林合著）出版，确立了他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在7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仍然占据着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但拉丰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激励机制在未来的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激励理论是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框架的必要补充。事实上，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科学，因而效率是经济学关注的首要问题。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是由一个社会组织的激励机制所决定的。”
对于经济组织中的激励问题的关注使得拉丰选择激励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70年代末，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正在兴起。 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的激励问题，由于在方法论上借鉴并结合了对策论的研究成果，信息经济学成功地解释了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无法解决的诸多难题，显示了该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并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拉丰以信息经济学作为他研究激励问题的基本框架，开始了整合激励理论体系的思考和探索。 自80年代初起，拉丰教授开始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的道路。在这个时代，席卷整个西欧的私有化浪潮引起了一场关于公用事业和垄断行业竞争与规制的大论战：诸如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是否可以通过私有化引入竞争？如何对其进行规制？等等。
在80年代初，传统的规制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服务成本定价的服务成本规制方法和基于兰姆西(Ramsey) 定价规则的兰姆西—布瓦德(Ramsey—Boiteux)规制方法。拉丰指出这两种规制方法都有其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忽略了规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使得它们无法提供正当的激励。一般地，被规制的垄断企业拥有有关运营成本的私人信息，并且总是有积极性隐瞒这种信息，因而规制方很难获得精确的成本信息。在这种环境下，上述两种方法会带来极大的激励扭曲。
在批判传统规制理论的基础上，他和梯若尔（Tirole）（我们将在另文中介绍著名经济学家让 梯若尔）创建了一个关于激励性规制的一般框架，这导致了新规制经济学的诞生。新规制经济学结合了公共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方法，它提出的激励性规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不对称信息下的规制问题。拉丰和梯若尔于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
与许多理论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拉丰教授非常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与检验。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和梯若尔就努力将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应用于诸如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运输等垄断行业的规制问题，分析各种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并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拉丰教授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法国电信改革的实证研究工作， 并担任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电信改革的顾问从1999年起，拉丰和梯若尔应邀担任了微软公司的经济学顾问，他们的研究报告为微软公司赢得反垄断案诉讼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权威的支持。2000年，作为对十几年垄断行业规制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总结，《电信竞争》一书（与梯若尔合著）为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提供了一个最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从90年代初起，拉丰教授开始关注组织中的激励问题，他深刻认识到了组织中的串谋行为对激励机制造成的扭曲是导致经济组织效率低下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因此在设计一个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时，必须考虑防范串谋的激励机制。拉丰教授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将这些理论贡献集成在《激励与政治经济学》（1999年）一书中。
作为激励理论的主要开创者，拉丰教授视激励问题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因而几十年来，他一直献身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而三卷本的巨著《激励理论》（与马赫蒂摩合著，第一卷已于2002年2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将于2002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陈志俊等译）是集这一理论40年发展之大成之作，标志着激励理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理论框架的形成，被经济学大师肯尼思·阿罗誉为激励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拉丰教授是一个极其勤奋，因而高产的学者，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12本专著和300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贡献为他在经济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是拉丰教授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那样等着获诺贝尔奖，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传播经济学并且不断地开拓激励理论的新领域。
作为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是法国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而同时，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又是法国人民的骄傲。他为法国经济学的振兴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世界经济学界备受尊重。
1978年，当拉丰只身回到家乡图卢兹时，所带来只有作为传道者的一腔激情。而如今，图卢兹大学因为有了拉丰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而享誉世界。经过十几年孤独而又艰难的创业，1990年，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宣告成立，拉丰教授任IDEI主任。在他的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包括让·梯若尔在内的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法国经济学家都来到IDEI， 使它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如今的IDEI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世界第一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唯一获得微软公司资助的产业经济研究所。 “为了IDEI能够生存并发展下去，我不得不到处活动募集经费。要知道，在法国募集经费可比美国要难得多。你看我每天都忙于这些事务，只有在晚上才能静下心来做研究。”
谈起这些事情，拉丰教授颇感无奈。由于法国教育制度的限制，IDEI 不得不自行筹集科研经费和研究生的奖学金，因而拉丰教授不得不经常找内阁部长们和大公司的总裁们化缘，这耗去了他很多精力。
当我提到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期待着他早日获得诺贝尔奖时，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自信的微笑：
“当年我放弃在哈佛任教的机会回到祖国时，根本就没想过诺贝尔奖，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重振法国的经济学。现在看来，获得诺贝尔奖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就能保证IDEI 很好的发展下去。”

2．拉丰教授与中国的经济学改革

拉丰教授传播经济学的热情并不局限在法国， 他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激励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的选择最终决定了该国的发展道路，而要顺利地完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变迁，必须要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参与这一过程。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年轻的经济学者，并要求他们学成后回国积极投身经济制度改革。
“你们年轻的学者必须要忍受寂寞和孤独，潜心研究经济学，并且要抵挡各种诱惑， 切忌急功近利，要知道，研究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才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 从90年代初起， 拉丰教授就开始在中国讲学， 并努力寻找在中国传播经济学的基地。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的哈佛校友邹恒甫教授已经开始了在中国改革经济学的艰难历程。邹恒甫教授从94年开始创办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引进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 继而推广到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这三个传播主流经济学的教学基地的建立为中国经济学的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6月，拉丰教授在北京讲学时，遇到了邹恒甫教授。正是两位教育家共同的追求和胸怀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谈到邹恒甫教授在武汉大学创办的高级研究中心和在中国为传播经济学所作的贡献，拉丰教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生命中最主要的追求是改进高等教育，因为我深信从长远的角度，这是一个人对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为此，我付出了20年不懈的努力建立了全欧洲最好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访问中国期间，我遇到了邹恒甫，我立刻发现恒甫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与我15年前在法国的经历十分相似。而恒甫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具备了在中国发展一个顶尖水平的经济学教育基地的所有必要的品质：令人信服的杰出的学术成就；对于人和事物的准确的判断力；无穷的精力和创业者的献身精神以及领导一个团队的凝聚力。”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共同探索并逐步完善了一个改革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方案。我非常高兴能参与这一方案，这将培育图卢兹与武汉，甚至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学术交流关系， 因为我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最终将为全世界，尤其是世界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因此，面对着这样一群具有宽广的文化背景，深厚的技术功底和求知若渴的年轻的中国学者，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快这一改革进程。他们将增进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他们将为消除地球上的贫困作出贡献。”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目的在于振兴学术传统，因为我们都认为重振学术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但是从学科的应用和现实的角度考虑，我们必须将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和高层经理的培训计划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经济学必须在理论和应用两个领域同时发展。面对着加入WTO 以后的挑战，中国的高层经理迫切需要学习和提高， 而中国在EMBA 和高层经理的培训方面仍然十分落后。 因而在创办一流的学术研究中心的同时我们必须创办一流的EMBA及高层经理培训中心， 这也是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办学，尤其是培养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人才需要大量的资金，不必讳言，我们将培训高层经理所获得的经费用于培养第一流的青年学者，这也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在拉丰教授和邹恒甫教授的不懈努力下，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已经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建立了长期的双向合作与交流关系。2001年7月，应武汉大学邀请，拉丰教授欣然担任了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席（另一位联合主席是邹恒甫教授），这标志着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从今年8月份开始，由拉丰教授领头，IDEI 每个月将派遣一名著名的经济学家来武汉大学讲课，同时高级研究中心也将每年派遣若干名年轻的学者到IDEI深造，这对于提高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科研水平，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是一个最快的捷径。两位教育家的艰辛努力终于推动了中国经济学跨出了走向世界的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坚实的一步。 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筹备，今年5月，武汉大学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联合创办的武汉大学商学院EMBA及高层经理培训中心宣告成立, 拉丰教授和武汉大学杰出校友、中国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董辅ren 教授共同出任联合主任。在拉丰教授和邹恒甫教授的共同努力下，中心聘请了40多位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以及哈佛、耶鲁和沃顿商学院和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的著名教授担任主讲教授和学术讲座教授，直接引入哈佛、耶鲁和沃顿商学院的教学体系和方法，这使得武汉大学商学院EMBA及高层经理培训中心直接站在了世界前沿水平上。这是拉丰教授和邹恒甫教授为中国的应用经济学和中国的企业界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另外，作为大鹏系列学术讲座的第一讲（本讲座由大鹏证券公司提供全额资助），从8月18日起，拉丰教授将在武汉大学进行为期三周的讲学。 他将为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讲授激励理论（两周），同时为各大公司高层经理介绍垄断行业的规制与竞争的基本思想、制度环境和政策分析（四天）。这对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和迫切需要开阔视野的企业经理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拉丰教授以他一如既往的传播经济学的热情为振兴中国的经济学作着不懈的努力， 这再一次映证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的诺言：
“我是一个传道者，传播经济学是我的责任。”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陈志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