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万花筒：大块楼


　　　　　　　　　　　　　　　　·江岩声·

　　在我住过的那个江南小城，有两栋用大型砌块盖成的四层楼房，人称“大块楼”。大型砌块就是用水泥加矿渣制作的混凝土砌块，Ａ２纸大小，灰色，看着像大块的臭豆腐乳。两栋楼都是那种方头方脑，像个巨型火柴盒子似的所谓包浩斯建筑。建筑学上认为，包浩斯建筑代表了平等均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简洁纯朴的平民建筑风范。这当然是西方人的“认为”。在西方国家里，城市建筑风格五花八门，偶尔出现几栋包浩斯，有耳目一新之感。可是，当一座城市除了包浩斯，没别的式样的楼房时，你就会觉得那城市单调乏味，像座兵营。那个江南小城就是这样一座“兵营”。只不过，在成排成列的红砖包浩斯的包围中，突然出现两栋砌块不同、灰不溜秋的建筑，在视觉上就比较特殊。“文革”期间，你要是来到我们市，想找那两栋楼的话，无需出示区名楼号，只需随便找个路人，问“大块楼在哪儿”，十有八九能得到正确答案。

　　这两栋楼，坐北朝南，相距三十米，北面一栋编号为七号，南面一栋编号为八号。每栋楼有３２个单元，平均算下来，两栋搂共住了６４户人家。用平均一词，是因为有的单元住了两户，有的一户住了两个单元，例如大公司的经理和书记。他们都住在七号楼的东门洞，是隔着楼梯间的邻居。他们的楼下住着政治部主任，楼上是大公司机关党总支书记。总之，那栋楼住的都是大公司的首脑级人物，级别最低的也是处长。在南面八号楼住的，除了两个处长以外，其余都是机关的一般干部，像科长、科员、工程师等。这两栋楼的干部分布，依级别而论，除了北高南低以外，还有一个特点，东高西低，因为东面靠着一条南北向的马路，交通方便，向北３００米可到大公司，往南３００米可到设计院；而西面靠着一个高土坡，阴暗潮湿。所以，像“大块楼”这类包浩斯建筑在那时的中国，并不能让人想起“平等均富”这四个字来。

　　我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前每月拿一百多块钱的那种老工程师，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前面提到的“大公司”就是那个建筑公司的总部机关，有许多科室。该公司下设六个分公司，总共有七千职工，但像我父亲那样的工程师不超过２０。也许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缘故吧，我家住在八号楼的三层，而且是东门洞。我家楼下是个处长；处长的楼下是科长。一般认为，在一栋四层楼房里，三层不如二层，但比一层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的福利待遇应该是在科长之上、处长之下的。当然，这都是“文革”前的事情了。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１年，我在“大块楼”度过了六年的时光，从一个１０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１６岁的年轻人，不，一个老人。这里的“老”，是老气横秋的“老”，老于世故的“老”，老奸巨滑的“老”，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是的，我从来就没有年轻过；我好像从一懂事就老了，就知道见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逢人开口笑，过后常提防。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来就没有体会过，我无法把那段日子和阳光联系到一起。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时光是灰色的，一如那些大型砌块。

　　说来奇怪，我对“大块楼”前尘往事的回忆总是从我家楼下的处长开始。“文革”期间，他是那两栋楼里第一个死掉的人，死于自杀。那应该还是在“评《海瑞罢官》”期间，“文革”还在山雨未来风满楼，他却未雨绸缪，先走了。他家两个儿子都是我的朋友，一个比我大一岁，叫为群；一个比我小一岁，叫为东；另外还有一个小几岁的女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一大清早，我们楼下忽然四处布满了背着卡宾枪的民兵。我从三层楼到二层楼的楼梯间的水泥格窗往外张望，心里非常紧张，以为是来抓我父亲的。我一直觉得父亲像个国民党特务：瘦削脸，戴眼镜，穿一身藏青色毛料中山装，脖子上围一条米色的围巾。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们家的成份不好，是地主；父亲有托派和叛徒嫌疑。叛徒就是甫志高，这我很清楚。父亲那副长相和打扮就像甫志高。但是，托派是什么，我不知道。

　　民兵没有上到三层来。和我住同一层的朋友小忠子告诉我，是楼下为群家出事了。我们一起下的楼。到了二楼，有民兵站岗，不能近前。只好下到楼底，仰头朝上看。为群家门开着，一些人进进出出。为群妈是个小学校长，个子不高，皮肤很白，那天眼泡是肿的。为群兄弟俩都没露面。除此而外，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为群是我们那楼上几个孩子的头儿。平时到哪玩儿，玩什么，我们都听他的。他人长得白净，文雅，从不说脏话，也不和人打架。后来得了慢性肾炎，失了学，长期养病，就不和我们玩了。他住院期间自修了许多马列主义教程，水平很高，据说病房里的大人都辩不过他。“文革”后恢复高考，他缺课太多，没参加高考，在一个厂里当工人。

　　为群父亲死后，他家给调搬到七号楼西门洞二层一个单元里，房子少了一间。我家楼下就换了主人。户主仍然是个处长，保卫处的，来自淮北蚌埠。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和我三哥同岁，６７届初中生；老二是个女儿，和我姐是初中同班；老三比我小几岁。我三哥６８年下放当知青的时候，他家老大光荣参军；我姐初中毕业不准升高中被迫下放，他家女儿到邻市一个劳改系统的汽车配件厂当了电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哪朝哪代都是这样。不过，还有一句，风水轮流转。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姐从农村考进了师范学院；他家女儿却出了事：车间党总支书记以入党为诱饵占有了她，两人在一起乱搞的时候被人捉了奸。保卫处长受不了这奇耻大辱，跑到传说李太白酒后跳长江捞月的悬崖顶上，想跳下去，但又缺乏勇气，在那里枯坐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才被人找回来。

那个年月，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为群父亲死了没多久，我们楼洞的底层又死了人，是个小孩，刚五六岁吧，死于事故。我们楼的南面在盖一个会堂，一个下水道的探井的盖打开后没盖上。那孩子倒拉着个木头做的玩具车，一下掉了进去。吃饭的时候，孩子没回家，大人四处找，发现那井边的玩具车，这才怀疑孩子掉到井里了。打捞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跑去看。我看见一个大人在井里面操作，黑乎乎的粪水在他雪白的肩头上涌动。

　　孩子妈嚎了好多天，也不流泪，只是不停地唱歌，唱“儿怎么这么狠心呐，也不等妈，丢下妈一个人走哇－－我的儿。”两栋楼的家庭妇女都聚集到她家陪着哭。我母亲是护士，只去探望了一下，没有陪着哭，更没有流泪。我感到很丢脸，心里很怪罪我母亲。那家的大儿子名叫玉顺，比我小一岁，常在一起玩。他还有个妹妹，叫玉兰。死的是小儿子。那时的女人，上班的不多，大多数是家庭妇女。下午放学的时候，常见她们在一起聊天，纺毛线，纳鞋底，有时也学习报纸。组织她们的，是一个小脚老太，住在七号楼底层最东面一家。

　　有一天，大概是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吧，小脚老太忽然叫我到她家去。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坐在她家的饭桌旁，大盖帽放在饭桌上。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训了我一会儿，就让我走了。我那时大概算是个坏孩子，经常被班主任在课堂上点名批评。有一次还被叫到讲台旁边站着，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数落我，骂我肥头大耳。可是，被警察找去训话，这还是第一次。我非常害怕，回家没敢说，心想这下闯了大祸。深夜，我被弄醒了，父母隔着蚊帐，板着脸，问我警察找我干什么。我说是为一首歌谣。“什么歌谣？！”我毫不知羞耻地念道：“红头老将军，带领五万茅草兵，攻打八国阵，活捉崴崴兵”。父亲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我说了一个人名。又问都说给谁听过？我又说了个人名。父亲厉声道：“以后不要念了！”又转头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像个土匪！”两人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

　　小脚老太住的七号楼的三层上，有个小名老黑的大孩子，黑得像铁塔，膀大腰圆。他如果没死的话，应该是六八届初中生。我跟他有过交易：用二副可做弹弓的上好牛皮筋管换得了他的一把火药枪，是他自己做的。“文革”武斗兴起后，市场凋敝，煤炭供应紧张。我常带着那把火药枪，别在腰里，一个人夜里二点摸黑去煤店排队。其实那枪根本没有用－－枪栓没有弹簧，老黑答应了给，但又赖帐，一直没给。武斗那年酷暑，老黑拎了一桶水，爬梯子上房顶占地盘，浇凉，好让一家人晚上睡觉，下来时大意了，脚下一滑，从四层楼上倒栽葱摔了下来。我见到他时，四个大人用门板抬着，从我面前飞跑过去，老黑仰面躺在门板上，一条腿还在动，像蚂蚱一样。

　　武斗的时候，火葬场不开门，只好土葬。那天夜里，灯火通明，两栋楼还在家的男人（有些人家为躲武斗逃到外地去了）差不多都来为老黑做棺材。大家从会堂工地拖来圆木，嘿呦嘿呦地拉起大锯，将圆木锯成厚板，干得热火朝天。三百米远处的大公司机关楼正被Ｐ派占领着，高音喇叭里喊着口号。远方地平线上，时而传来机枪点射的咕咕声，时而有信号弹在夜空中划过。老黑的棺材做得非常厚实，要八个人抬。不知现在烂光了没有？那家人的孩子里就老黑一个男的，其他都是女的。

　　老黑死于大意，但也和他膀大腰圆有关。质量大，势能就大，落地时转化为动能，焉有不死的？七号楼底层住的政治部主任，从老黑摔下来的同样高度、同样地点往下跳，却没摔死。他又小又瘦，相貌有些像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里的林彪，也喜欢披一件大衣。那天往下跳，忘了脱大衣，下降途中，被风一吹，大衣张开来，相当于降落伞。结果，政治部主任只摔折了一条腿。但是，畏罪自杀的帽子还是戴了许多年，直到“文革”后才平反。

　　能当政治部主任的，自然根红苗正，职业就是整别人，“文革”初期的造反对他也没有什么冲击，所以，他整人行，被人整不行。我们楼后面的那个会堂是砖木结构的，在“清队”时期（１９７０年前后）的一天夜里，突然失火，偌大一个房顶烧得精光。就怀疑是阶级敌人破坏，大办学习班，抓了许多人，包括大公司的经理。政治部主任也受到怀疑，因为他在伪满洲国上过日本人办的高中，会说日语。于是，就跳楼。我猜想，他一定是受了老黑的启发。

　　我那时还在上初中。会堂失火后，我班集体到会堂重建工地参加劳动。也就是挑挑砂浆，递递砖头什么的。每人发一套再生布工作服。那种布粗糙得像麻袋，染得灰不灰、蓝不蓝的，穿在身上像犯人。劳动前，我们学校工宣队队长训话。他原来是一个技校的老师，住我们楼，和玉顺家住一个单元。我们都管他叫Ｃ老师。Ｃ老师在我们同学中很有威信，大家都认为他口才好，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不像工宣队的其他师傅，一开口只会号召大家守纪律、节约用电、搞好公共卫生。我在阅览室里曾看见Ｃ老师在写东西。白纸上一行遒劲的大字：关于纠正六中红卫兵内的错误思想，下面是空白，一个字还没写。Ｃ老师坐在窗前，抽着香烟，在袅袅的烟雾中沉思；国字脸上两道浓眉紧锁着；桌上摊开着一本《毛选》，那页上的标题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佩服极了，觉得他简直就是古田会议时的毛委员。

　　说到红卫兵，有必要补充一句。我们那时的红卫兵早已没了“文革”初期的威风和权利，它只不过是相当于准共青团的一个官方组织。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只要表现不是太差，都能入，和学习好坏毫无关系；出身不好的，则须百倍努力。我是磨蹭到初中快毕业才获准加入的，当时的心情很激动，以为自己真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所以，说起来，我还是红卫兵哩！

　　那天到会堂劳动，Ｃ老师面向我们站着，表情严峻，背后是烧得黑黢黢的断垣残壁。他高声说道：“阶级敌人不让我们看样板戏，烧了会堂。同学们，今天，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反击敌人！”

　　Ｃ老师那时刚结婚不久。妻子身材丰满，个儿很高，是机关里的基干民兵连长。我们同学都觉得他两口子真是郎才女貌。可是，有一天，Ｃ老师被住他隔壁的Ｈ医生的丈夫拳打脚踢，打出了家门。民兵连长全没了平日的飒爽英姿，只知道躲在家里哭，也不拿上五尺枪帮丈夫打架。她家墙上就挂着一把自动步枪。我们心里是向着Ｃ老师的，虽然知道打架是因为他和Ｈ医生搞破鞋。Ｈ医生的丈夫到坦桑尼亚修铁路；她在家熬不住，红杏出墙；Ｃ老师近水楼台先得月。１９９９年我回家探亲，听我父母说，Ｃ老师后来还是离了婚，年过半百，梅开二度，又娶了一个黄花大姑娘。

　　这让我想起了“大块楼”的另一个女人。寒冬腊月，大清早的，她只穿一件紧身红夹袄，站在两楼之间，斜坡顶上；下面是那条南北向的马路，早起买菜的人群熙来攘往；有军人在她身旁不远处荷枪站岗，闲人不得近前。她犯了精神病，在唱戏，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是我听不懂的苏北土戏。她的丈夫，人称Ｙ参谋，是解放军一个团级参谋，进驻大公司支左，两人住七号楼为群家楼下。Ｙ参谋相貌英俊，头戴红五星军帽，身穿四个兜的草绿色军装，十分引人注目。就有好事之徒为他打抱不平，给他介绍对象。据说为群妈和连锋妈都在考虑之中。他老婆本来就有精神病，时好时坏，这下，更是天天到斜坡顶上唱戏了。

　　连锋比我小三岁，住在我家西边隔壁。连锋的父亲被查出来是地主。所谓地主，就是土改时满１８岁还在乡下家里住的。按“文革”时的政策，他父亲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劳动。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连锋太小，也许是因为他好耍赖皮，反正“大块楼”的孩子们都不愿意和他玩。我们是邻居，他就经常来找我，请我到他家里玩。现在想来，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喜欢读书。家里有个书架，放着几排书，这在“大块楼”是很稀罕的。那些书我都翻过，记得有一本修辞学，雪青色的封面。他父亲被查出是地主后，他母亲就和他父亲离了婚，独自带着连锋和他妹妹丽娃过。这件事对我们家的影响，就是在我母亲每天数落我父亲的语汇里多了连锋母亲的名字。那时我只有１１岁，当然向着母亲。记得是一个夏天的夜晚，父亲和连锋母亲坐在我和三哥睡的大床上，在密谈；没有开灯，但月光很好；风把蚊帐吹得一飘一飘的。我恨这两人在一起，就假装找东西，故意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

　　我家东边隔壁的女主人姓蒋，南京人，是我母亲的同事，我们都叫她蒋阿姨。她长得胖，喜欢打牌，一下班就往我家跑。她丈夫在家做好饭，就来敲我家窗子。蒋阿姨回家一吃完饭马上又过来。她丈夫在家刷碗收拾。她家就她夫妻俩，孩子们都在南京，住在祖上留下的房子里。可想而知，他们在南京是有些根底的。于是，“文革”中，她丈夫就成了国民党特务嫌疑，下放车间劳动改造。上班的路很远，要走４５分钟，他每天来回走两趟，因为中午也要回来给蒋阿姨做饭吃。蒋阿姨的确好福气。她是常来我家的唯一能被我母亲接受的女客人。别的客人不行，来的次数多了，就能听到我母亲数落我父亲的风凉话。

　　现在想来，我母亲其实并没有冤枉我父亲，因为他的确是个“我喜欢女人”的人。要不是因为历史问题，解放以后一直当“运动员”，搞得灰头土脸，直不起腰来，家里还拖累着五个孩子（有两个不是他的），我想他是不会守着母亲过一辈子的。喜欢女人，现在是一种时尚，一种荣耀；可在当时，却是一种罪恶，一种可以成千古遗恨、遭万人唾骂的原罪。“文革”之初，我参加过一个批斗会，见一个人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跪在旁边的一个人如何侮辱他的妻子，说即使在送一个死人去火葬场的路上，那人还在卡车车厢里奸污他的妻子；而他，就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听众里当即就有人冲上台去，劈手连扇跪着的那个人的耳光；台下的群众齐声高呼口号，要枪毙那人，要千刀万剐。在政治至上的年代，表白自己对人乱搞男女关系的憎恨与表白自己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几年后，我经常从那条通往火葬场的路上走过，去我三哥下放的村子。那是一条土路，坑坑洼洼，汽车在上面行驶，就像小船在风浪里颠簸。我就在想，那人的本事可真大！现在想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像我父亲这样的人，身边的确得有像我母亲那样厉害的女人天天敲打才行。１９９５年，父母都已７２岁，垂垂老矣，父亲生病住院，我回家探望，发现他们还能为一瓶酒吵得天翻地覆。那酒是我大哥送给我母亲的，父亲拿它作人情送给了一个女人，他和那人过去在业务上有些联系，他退休后，那人曾介绍他到厦门打工。

　　我父亲之喜欢女人，是天性使然，不能归罪于“文革”，对我们家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他的政治问题对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具有至为深刻的影响，而且是终生的。父亲出身地主家庭，１５岁离家投身抗日，参加过八路军，因托派问题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后来又被日本人抓住过，解放战争末期在国民党军队里被解放军俘虏后作为技术人员留用。这样复杂的历史值得写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我这篇文章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是，既然说到了他，而且又是谈论“文革”时期的“大块楼”，就不能不说一下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因为她也在八号楼住过。

　　奶奶把我从４岁带到８岁。那时，我们家住在塞外包头。我幼儿唯一的照片是与奶奶和姐姐一起照的，奶奶居中。那时我４岁，姐姐６岁。“文革”中，奶奶被从这张照片中剪掉了，因为我和姐姐都恨地主婆。１９６４年，我们家迁往江南，奶奶去了东北我伯父家。再次见到奶奶，是在“文革”高潮的１９６７年初。奶奶被我一个堂哥从东北送来，原因是我伯父政治环境险恶，自身难保，养个地主婆在家里，险上加险。然而，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更为复杂，我们家的政治环境更为险恶，又怎么能接受这个地主婆呢？于是，就上演了一幕真实的人间活剧《推手》。年已八旬高龄的奶奶坐在门外走廊里，盘着一双小脚，眯缝着一双近视眼，呆望着不知何处。我至今忘不了她那迷迷茫茫的眼神。她的屁股下坐着从东北带来的被絮，烂如渔网，黑如煤炭。那走廊，无遮无掩；天，阴沉沉的；寒风穿堂而过。街坊邻居从我奶奶身边走过来，走过去。我感到非常丢脸，不知道我那些小伙伴们会怎么看我，就躲到外面去钓鱼。等到晚上回来，奶奶已经被允许进了家。那天钓鱼的运气倒是很好，没有空手而还。奶奶看着在澡盆里游来游去的鱼，说：“这鲫鱼还挺费（肥，河北人把“肥”字按四声念）”。这是我唯一记住的她和我说的话。当年夏天，奶奶又被送回了东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据说，我另一个堂哥看见奶奶又被送回来时，劈手打了她两个耳光。那个堂哥后来挺发达，入了党，还在单位里当上党委办公室主任。

　　奶奶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孽，老来的命运竟至如此悲惨！１９４７年，河北老家土地改革，家里的田地、房产和浮财都被分光了，爷爷病死，奶奶生活无着，只好迈着一双小脚，牵着我的堂哥和堂姐的手，祖孙三人，沿着铁路，千里迢迢，一路讨饭，走到东北去投靠我伯父。奶奶不识字，一辈子搞不清楚共产党革命的奥妙玄机。“唉！人家，好吃懒做，是贫农；咱们家，勤快，倒成了地主。”那是奶奶还在包头时说过的话，是母亲后来操着河北腔学给我们听的。

　　１９６９年冬天，奶奶在东北去世。消息传来，我没见到父亲流泪，也没听他说过什么，只是吃晚饭时，他站起来去盛饭，摔了一跤，双腿跪在地上。平日总爱奚落我父亲的母亲，这时没说一句话，只是赶紧起身去搀扶，两人表情肃穆。我之所以能够清楚地记住这个细节，是因为感到很诧异，我以为，地主婆死了，父亲摔了一跤，母亲应该高兴才是。

　　奶奶是我们家每一个人心上一道终生不能消弥的伤疤；在那伤疤下面奔涌的血流里，映照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另一个自我，一个谁都不愿意审视的自我。奶奶也是见证“文革”时期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位尊位卑，无论革命反革命，一齐抽风的一面镜子。如果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么，新社会则把鬼变成了魔鬼。

　　父亲１９岁时在抗日的队伍里被整成托派，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从此知道了政治的厉害，解放后在单位里卑躬屈膝，谨小慎微，逃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可是，到了“文革”，还是在劫难逃，解放初期已经由军委有关部门作出结论的历史问题，又被拿出来重新审查。１９６６年的一天深夜，红卫兵来抄家；１９６９年，父亲的月工资由１４４元降为４０元，到一个仓库当了起重工，那一年他４７岁；１９７１年，我家被迫搬离了“大块楼”，住入一个简陋的小平房，周围邻居都是工人。那次搬家，对我的影响是生平第一次得了疟疾；对我三哥和父母的影响则是深远的：隔壁木匠家的女儿成了我的三嫂。

□　寄自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