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周刊《專題》:太陽為何不落山

「八九點鐘的太陽」──記錄文革世代心路歷程

記者: 曾慧燕

　　一群被捧為「小太陽」們的聾啞學生，在文革瘋狂年代高舉毛澤東像載歌載舞。(卡瑪提供)
　　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瘋狂歲月，到處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家庭批判會，連無知的小孩子也跟著揮舞拳頭高喊口號。(卡瑪提供)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這是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當年著名的「最高指示」。來自中國大陸三、四十歲以上的人士，對此不但耳熟能詳，還能倒背如流。
　　由卡瑪(Carma Hinton)、高富貴(Richard Gordon)和白杰明（Geremie Barme）聯手推出的文革啟示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最近公映，在海內外掀起對當年紅衛兵運動的反思熱潮。此片名正是取自上述「毛語錄」。不熟悉中國文革史的西方人士，可能對《八九點鐘的太陽》的片名莫名其妙，但經歷過這段歷史的「文革世代」，則心領神會箇中三昧。片中那些當年叱吒風雲的老紅衛兵追悔和無奈的鏡頭，再度呈現歷史的血色面目，重新喚起人們對那已經逐漸朦朧遠去的瘋狂歷史的回憶。
　　卡瑪等人曾執導反映1989年六四事件的紀錄片《天安門》，現在再次推出文革啟示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以下簡稱「太陽」)。全片長約兩小時，片中以豐富的影視素材，追隨新中國同齡人的足跡，從意識形態和心理狀態入手，以個人故事和三個家庭的悲歡離合為主要線索，透過當時處於不同地位的受訪人「不堪回首話當年」的感受，敘述他們被捲入政治運動的複雜動機，展現了這代人由最初嚮往烏托邦社會的革命激情，轉變為理想破滅、幡然猛醒的心路歷程，探討了文革的起因、歷史背景和對中國人產生的深遠影響，同時回顧了四○年代延安整風、五○年代大躍進、1976年天安門事件和1980年公審「四人幫」的過程，時間縱橫跨度數十年。
　　片中採訪了三個具代表性的家庭，包括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和女兒劉亭、文革期間遭殺害的《出身論》作者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以及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及其女兒李南央。另外還採訪了紅衛兵運動創始人駱小海、文革中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見證文革並記錄歷史瞬間的攝影師李振盛和趙立魁、著名畫家黃永玉、學者朱學勤、徐友漁及王力雄等。
　　「太陽」已於2003年9月下旬起先後在美國華府、波士頓和紐約上映，今年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放映，將於2月28日下午1時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禮堂放映，屆時卡瑪將親臨現場回答觀眾提問。
　　此片由Long Bow Group製作，獲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提供主要經費。為了配合「太陽」一片的面世，彌補因片長限制被迫「割愛」的訪問內容，「減少良心上的壓力」，同時為歷史資料存真，卡瑪等人設立http://www.morningsun.org網站，著重探討文革(從1964年到1976年)歷史，欄目包括「革命生活」、「砸爛舊世界」、「紅太陽」、「歷史舞台」、「東方紅」、「音像多媒體」、「圖片」、「文獻」等，以多媒體形式呈現文革舊貌，包括大量文革期間的圖片、文字資料、聲像等珍貴史料；此外還有招貼畫、樣板戲、革命歌曲、老照片、像章和毛語錄等，這些出現在電腦屏幕上的文物，就像一座文革博物館，較集中保存了來自那個年代至今仍未消逝的政治和文化痕跡。
　　卡瑪說，這個網站沒有經費和缺乏人手，只好「能做多少算多少」，目前上網的只是部分內容，它一如「太陽」電影，不以編年記事的方式來綜述文革，而側重展示個人故事和家庭遭遇，分析當年紅衛兵複雜矛盾的行為，以此來發掘文革這樣一個對千百萬人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的內涵。



令中國人汗顏

　　許多觀看了「太陽」的華人觀眾不約而同表示，此片的催生和製作者，「竟然是三個洋人！真令中國人汗顏。」也有人發表觀後感對卡瑪表示敬意：「一個外國女性，扛起沉重的攝影機，挑起本該我們承擔的責任，為我們、為他們，為所有八九點鐘的太陽，錄下這段血腥的歷史長河──一部中國的《Schindeler's List》(中國的「辛德勒名單」。」
　　卡瑪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故有「新中國同齡人」之稱，她是極少數「正宗」生長在中國的美國人，也是大陸標準的「老三屆」高中畢業生，講一口帶京腔的國語，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除了長著一副白人模樣，骨子裡非常中國。
　　卡瑪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韓丁。韓丁1953年自大陸回美國後，卡瑪與母親滯留北京，經歷了文革，16歲就被人視為「特嫌」，嘗盡受歧視的滋味。1971年韓丁成為大陸當局的座上客，獲邀訪華，卡瑪命運得以改變，同年赴美，1976年畢業於賓州大學，後獲哈佛大學美術史博士學位，曾任教衛斯理女子學院。目前從事紀錄片拍攝工作。
　　在中國大陸被稱為「老三屆」的一代人，雖然與美國「嬰兒潮」的一代人屬同一世代，但他們遠不如美國嬰兒潮世代「好命」，算是「生不逢時」的一代。他們曾被稱為「知青世代」，因為中學畢業時，正趕上毛主席號召奔赴「廣闊天地」，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們也被稱為「文革世代」，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在他們的生命中留下無法磨滅的烙印。
　　他們曾被捧為「小太陽」，曾經滿腔熱血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他們本應是幸福的一代。然而，曾幾何時，當年如日中天的「小太陽」，一旦失去了利用價值，便成了日薄西山的夕陽，成為被殘踏和犧牲的一代。
　　作為在中國特定政治環境生長的「八九點鐘的太陽」中的一員，卡瑪有感與自己一樣隨著文革長大的一代人，命途多舛，從金光燦爛的「小太陽」，逐漸變成西下的夕陽，有些同學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她希望在「太陽」們還未落山前，讓他們有機會回顧個人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讓外界公正評價這代人的經歷。基於這樣的動力，繼《天安門》後，她再次製作引起同代人強烈反響的紀錄片。



「太陽」比《天安門》難得多

　　卡瑪表示，拍攝「太陽」比《天安門》難度大得多，因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歷時僅56天，且為全球媒體廣泛報導，自始至終多角度呈現並且「紀錄在案」，資料豐富。但文革音像資料缺乏，僅有的一點資料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文革至今仍被當局列為禁區，加上文革歷時甚久，要想在兩小時有限的時間內，完整呈現那個年代的歷史事件，「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只能力求藉此打開洞察歷史的一扇窗戶，提出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
　　卡瑪坦言，最初她「不是很敢拍」這個敏感題材。但在她的丈夫高富貴和白杰明的極力慫恿下，她也覺得「這段歷史很重要，應該試一試」。
　　卡瑪等人拍攝「太陽」，事前做了大量的籌備工作，下了相當多的功夫，她用「不惜工本」來形容，幸虧爭取到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資助，才能如此「奢侈」地花時間、「不要命」投入拍攝工作。
　　她說，現在人們看到的是兩小時的電影畫面，但其中的辛苦不足為外人道，光是說服駱小海、宋彬彬等人接受訪問，就花費了許多唇舌。在她接觸過的相關人士中，許多人「連談都不願談，更別說在螢幕上亮相了」。尤其駱小海此前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認為對方「不守信用」，由於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非常抗拒接受任何媒體的訪問，後來被卡瑪的誠意打動才破例。
　　「太陽」於2003年9月24日晚在華府「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首映，現居華府的文革史研究學者華新民是當晚觀眾之一。他與其他幾位後來觀看過此片的學者，都相當肯定卡瑪製作「太陽」的成績和努力，但也指出片中個別地方的不足之處，總的來說則是「瑕不掩瑜」。
　　華新民說，電影片名《八九點鐘的太陽》，不知道背景的洋人，可能不懂為什麼要起這個名字。但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觀眾，用不著解釋，誰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那是「偉大領袖」1957年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時說的話，當時確實讓那個時代的青少年「豪情滿懷熱血沸騰」。
　　華新民理解這部電影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記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運動的起源，但並不是為當年整個一代青少年製作，而是以北京幾個重點中學裡的幹部子女為中心，所以裡面出來現身說法的人物，幾乎都是1966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學生，他們有的是紅衛兵運動發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紅衛兵。這些人在1966年文革爆發時的那幾個月內，是人們心目中最有資格被稱為「八九點鐘的太陽」的人。毛澤東夫人江青在當時一次集會上，曾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稱為「小太陽」。華新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電影片名起得很合適。」



片名語帶雙關

　　外界對「太陽」的片名有不同解讀，卡瑪則解釋此片名有「一語雙關」之意，既有字面上直接取自「毛語錄」的出處，也有「反諷」之意──諷刺毛澤東雖然將年輕人捧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事實上，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只有他一個人才是「真正的太陽」。但無論如何，當年毛澤東將「革命接班人」稱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雖然帶有很大的欺騙性，確實鼓舞了千千萬萬個年輕人的革命熱情。
　　卡瑪也不同意華新民關於這部電影「並不是為整個一代青少年製作，而是以北京幾個重點中學裡的幹部子女為中心」的說法，她說此片沒有以任何人為中心，不知華新民為何得出上述結論，「究竟這是別人的誤讀，還是我們自己的錯誤？」在片中，她試圖以個人故事和三個不同家庭為主要線索，如她敬佩的「思想先行者」遇羅克，遇家當時在政治上處於最底層，但遇羅克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出身論》，現在看來仍是「非常了不起」。
　　卡瑪也訪問了受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她不認為曾貴為國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在片中的地位比遇羅克重要。再如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既是一位老革命，但也很早就受到來自革命陣營自家人的迫害，嚐到「革命吃掉自己兒女」的滋味。他的女兒李南央受父親連累，最初苦苦要跟父親劃清界線，最後才由恨轉愛，「理解萬歲」。
　　她指出，「太陽」選擇上述三個處於不同地位的家庭為主體，就是不要以任何一個階層人士為中心，而是希望通過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士，在某一程度上呈現文革的歷史事件。在十多位亮相銀幕的受訪者中，有些紅衛兵迫害過別人，最後自己也受迫害。正應了此片結尾字幕上引用的魯迅名言：「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
　　華新民說：「卡瑪雖然是洋人，卻是長期在中國幫助中共革命的美國人韓丁的女兒，她本人就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人』，同這些電影裡的人有著同樣的成長過程和經歷，由她來拍這個電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別的不說，光是請那幾個老紅衛兵在影片中出場，不屬於同一個圈子裡的人就很難做得到。」
　　但卡瑪不認為她跟電影中的受訪者是同類人。她說她當時在大陸生活的處境，比出身「黑五類」的子女好不了多少。文革開始時她才16歲，就被當成「特嫌」對待，許多人警告她的同學朋友不要跟她往來，以免受牽連，「沒有好下場」。曾有出身高幹家庭的老紅衛兵，衝著她破口大罵，叫她滾出學校。
　　她說，當時她結交的朋友，雖然來自不同家庭，但都一致反對「血統論」。有位出身革命家庭的女同學跟她很要好，就被其他幹部子女告誡：「你是我們圈子裡的人，幹什麼一天到晚跟那個美國人（卡瑪）混在一起。」對方擲地有聲地說：「我寧願當個土八路，也不希罕什麼紅袖章。」卡瑪對那些當時冒著政治風險向她伸出友誼之手的人士，至今心存感激，「那怕別人稍為對我好一點，我這人都特別容易感動。」
　　卡瑪那時與母親住在北京外文翻譯局宿舍，大門有人把守，所有出入訪客均要登記姓名才能放行，「那種感覺非常不好，所有來找我的人，都要登記在案。一天到晚都要擔心別人受我牽連。」
　　她的處境直到1971年才改變。那一年，中美關係處於解凍前夕，北京當局邀請1949年前同情幫助中共革命的外國友人訪華，卡瑪的父親韓丁在受邀之列，卡瑪的社會地位一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當年跟她劃清界線的人，紛紛向她示好，令她五味俱全，深深體會到何為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太陽為何不露臉

　　「太陽」一片引起較多爭議的，是「在銀幕上現身卻不露臉」的兩個當年名噪一時的「紅小將」，即紅衛兵的發起人駱小海和「八一八」(指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門城樓給「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觀眾在電影中只能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見到他們遮黑了的身影。
　　宋彬彬在片中辯稱：「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為毛主席戴紅袖章的宋要武，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學校來看我，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麼是這麼一個樣子，你跟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制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同時我也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麼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地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
　　據華新民指出，當晚放映完「太陽」一片後，卡瑪在現場接受觀眾提問，當年小太陽，今天為何不露臉？成了一個重要話題。卡瑪的解釋是，當事人不願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說，名字已經無可挽回地寫進了歷史，但他們不希望今天的人們，見到他們真面目時聯想起那一段歷史。」
　　華新民據此用了一個語帶雙關的標題，在網上發表「從太陽不露臉談起──觀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幽了「太陽」們一默。文中質疑宋彬彬這些當年的紅衛兵，「千呼萬喚始出來」，卻「勉上銀幕猶遮臉」。
　　「這說明當年那一段歷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壓在他們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國觀眾，聽駱小海在影片中說，他們當時成立紅衛兵的原因，是對學校的領導不滿，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們又聽宋彬彬說，她在毛澤東接見後改名為宋要武，並不是出於自己的願望，而是報社的記者越俎代庖強加給她的。他們不懂，難道為了這樣的事就要採取這種同歷史一刀兩斷的決絕態度？這些提問者有所不知，1966年夏天的那一段歷史要遠比這複雜得多，豈是電影裡的三言兩語說得盡的？紅衛兵一旦得到偉大領袖的稱讚，就不再是你駱小海的教改小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
　　華新民指出，「要武」一旦成為御賜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願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萬『革命小將』的尚方寶劍。以此為發端，產生了一連串顯然不是駱、宋能夠預見和控制的事件：破四舊，大串連，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以及『紅色恐怖』籠罩的8月。老舍、卞仲耘、傅雷……這一連串血淋淋的名字，有點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樣一句話。這一切，構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這才是他們要同那一段歷史劃清界線的原因。」
　　他說，令宋彬彬等人對這一段歷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這一張死者的名單，後來竟然把劉少奇、賀龍、陶鑄這樣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名字也「發展」進去，這就使「小太陽」們對這一段歷史的回憶不僅沉重，還交織了受騙上當的難堪和憤怒。
　　卡瑪對此表示，她盡可能核實了宋彬彬的說法，也跟宋彬彬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人了解情況，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宋彬彬不是一個有暴力傾向和會打人的人」。
　　她說，宋要武的名字傳開後，這個名字後來變成紅衛兵暴力的一個符號，全國都發生打人事件。1966年從北京到全國各地串連的紅衛兵，將這股暴力之風颳到各地，「害了很多人」，宋彬彬對此表示難過和委屈。
　　卡瑪認為，參與文革的中學生非常多，對文革的反思是千千萬萬個參與者的共同責任，如果僅由宋彬彬獨自承擔非常不公平。何況外界許多傳聞並非事實，例如宋彬彬並沒有參與打人。她說：「每個人都有其隱私權，即使當年宋彬彬是所謂的公眾人物，但她現在不願意再次成為公眾人物，就應該尊重她本人的意願。」
　　既然宋彬彬否認當年那篇以「宋要武」之名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文章是出自她的手筆，那麼，對於這段歷史公案，卡瑪是否嘗試過向光明日報的當事人尋找答案？卡瑪說「試了試，但找不到」，她希望對這件事有興趣的人嘗試解開這個歷史謎團。



知恥近乎勇

　　美國賓州迪金森學院學者宋永毅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與卡瑪一起出席了「太陽」的放映研討會。他表示，「太陽」是一部成功的文革紀錄片，應該鼓勵和肯定，但遺憾的是，片中好幾位高幹子弟如宋彬彬、駱小海等都是遮著臉亮相。反觀遇羅文、李南央和劉亭等，都大大方方以真面目示眾。卡瑪的解釋是因宋彬彬等人現在不願意再度成為公眾人物，她只好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宋永毅認為，宋彬彬等人當年早就是公眾人物，這個理由似乎難以令人信服。
　　另外，宋彬彬說她從來沒有改過名字，也沒有在光明日報用「宋要武」之名發表文章，宋永毅認為這個說法有點「離奇」。因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既然毛澤東「賜名」，宋彬彬不可能抗命，否則就變成了「抵制偉大領袖」。
　　在大陸經歷過文革全過程的《北京之春》主筆胡平，也對宋彬彬的說辭表示懷疑。胡平指出，這部電影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難得的是，卡瑪他們找到了宋彬彬、駱小海這樣的紅衛兵代表人物接受採訪，但宋彬彬、駱小海都遮住臉，談話也帶有很明顯的自我辯護色彩，其內容有可議之處，「這說明當年發生的事情給他們留下十分濃重的陰影。他們知道自己當年的行為是不光彩的，他們不再把當年那段歷史當光榮。知恥近乎勇。」
　　他指出，文革的殘酷，表現之一便是讓一些不成熟的年輕人，一下子獲得太多太大做錯事的機會、誘惑與權力，從而也給後來的他們留下極難克服的精神壓力。
　　至於宋彬彬說，宋要武這名字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報紙為了宣傳的需要擅自改的，胡平說：「也許這是實情。當年的媒體塑造典型常常是這樣想當然。但問題是，宋彬彬本人對這個欽賜的名字究竟是什麼態麼態度？是反感還是受寵若驚？」
　　胡平指出，就在宋彬彬被「偉大領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見報後，全國都興起一股改名風。許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為自己改了個更革命的名字（如衛東、志紅等）。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可見當時全校的同學，起碼是絕大多數同學，都是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驕傲和光榮。」
　　他說，很難想像宋彬彬本人對自己被改名字會感到不愉快、不高興。往後的一段日子，宋要武無疑是全國青少年中最響亮的一個名字。宋彬彬顯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義，所以她在此後的革命行動中，用的都是宋要武的名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漢時，就用宋要武的名字發表聲明指點江山。 雖然後來她又為自己改名宋岩，「不過，從情理上推測，那應該是他們這批老紅衛兵被他們的紅司令毛澤東唾棄，其名聲由好到壞後的事情。」
　　現任教芝加哥大學的中國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對宋彬彬等人當年的所作所為至今不道歉、不懺悔表示失望。她說，雖然她還未觀看「太陽」，但已從好幾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內容。為此她與卡瑪通了電話，卡瑪相信宋彬彬的名字當年是被媒體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認同她的說法。



「牛虻」故事貫穿全片

　　「牛虻」的故事文革前在大陸青少年中膾炙人口。故事的主人公牛虻是一個義大利的革命黨人，卻被他最敬愛的教父（實際上也是他的生父）出賣，「太陽」全片自始至終貫穿了「牛虻」的故事，並在遇羅文、朱學勤等人現身說法時，多次引用電影《牛虻》的鏡頭。
　　片中朱學勤提及電影《牛虻》對他的影響，其中最打動他的是牛虻和他的教父在監獄裡面那場對話，這時，「太陽」片中穿插了《牛虻》的鏡頭：「亞瑟(牛虻)對蒙特里尼(教父)痛徹心肺地控訴：你對人撒謊，說對主暴露秘密可以永遠保留，你對主也撒過謊，你曾經起過誓，可是你違背了。」
　　這時鏡頭拉回朱學勤身上，他說牛虻對教父的控訴，是希望能夠促使教父反省，儘管牛虻知道這種反省是不可能的。朱學勤由此想到自己年輕時接受的革命文化，那時最吸引他的是道德美感。當他像亞瑟那樣反省自己受的欺騙和愚弄時，「讓我想起我的紅衣主教，想起我們自己和黨文化的關係。」
　　這時，「太陽」再次出現《牛虻》的鏡頭：紅衣主教背影穿過一道道監獄鐵門走向遠處。朱學勤也感受到「像亞瑟和蒙特里尼最後告別的時候那種心理感受，我要目送我的紅衣主教遠去。」
　　華新民指出，卡瑪在電影中，通過牛虻來表現這種受騙後的憤怒，十分貼切地反映了這些高幹子女經歷了文革後，產生比一般青少年強烈得多的上當受騙被利用的屈辱感。
　　他說：「如果說電影把第一批的紅衛兵比作受騙的牛虻，那麼神父自然就是在1957年給青年們戴上『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桂冠的毛澤東。」
　　卡瑪不同意華新民的解讀，認為「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狹隘」。她們完全沒有將第一批紅衛兵特地比作「受騙的牛虻」的意思，隱喻的其實是整整一代人，因《牛虻》曾影響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卡瑪曾調查受訪者，影響他們最深的是那幾本書？他們均不約而同提到牛虻，如遇羅文就多次提及牛虻對他的影響。更巧合的是，小說《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是卡瑪的曾姨母，「似乎冥冥中有某種神秘的聯繫」。
　　影片最後的畫面以天安門和毛澤東像為背景，配以解說詞：

在無數人心目中，革命已死
烏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現
但毛的幽靈仍在徘徊
每當人們受到壓迫並感到絕望
每當異議或抗議被視為非法
毛澤東的身影就可能化為希望的象徵
再次激勵人們舉起造反有理的旗幟

　　這是導演別出心裁的安排，一方面引發人們對「太陽為何不落山」(毛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徘徊)的思考。另外，整部影片也貫穿了當年的「小太陽」歷經理想幻滅、精神崩潰之苦後，覺今是而昨非，重新找到人生目標和關懷社會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太陽」也沒有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