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说这部片子表现“文革”

──专访《八九点钟的太阳》导演卡玛（３）

《多维时报》记者心远报导

多维新闻，2004年2月27日

　　卡玛说：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这些人掌握什么别人不知道的真理，我们要去传播什么。我们只希望有包容多种声音、包容多种经历的历史表述，将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人们的思想历程再现出来。如果有人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收获，那就算是“喜出望外”了



●“文革”难拍，难在留下影像资料少

　　多维：你们拍了《天安门》之后来拍《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两者是否有因果关系？

　　卡玛：时间上是这样，倒没有因果关系。“文革”这段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历史，不断地在探讨、思考，任何人写出文章，我们都会找来看，一直没有离开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多维：什么时候有拍片子的冲动？

　　卡玛：这种说法不适合我们这个片子。我这个人，这么说吧，不是那种能有大出息、特别想着要做大事的人，良心上的负担又特别重，总觉得，这么重要的历史，这么复杂的事件，这么多人流了血，这么多人人生经历……万一把握不好，万一弄出些什么错误来，就对不起人，要非常小心；我要是作了对不起人的事，又非常难解脱，会永远感到良心上的自责，所以我作事不是那么利索，不敢作很复杂的事。说得好一点，就是良心自责；说得不好一点，就是我怕负责任。（笑）这两个片子都是这样的，我好多朋友，包括中国的和美国的朋友都劝我拍，死说活说，把我说动了。

　　良心自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文革”这个题材，写东西好写，作为电影来讲太难拍了，因为画面资料太少，不像《天安门》，1989年因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全世界的媒体都拥到北京，五十来天，每一天都有很详细的影象资料，不仅是媒体，还有私人的；“文革”就不同了，记录影片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用当时留下来的画面资料，再现当时的历史环境、事件，加上对当今人物的采访。而能找到的“文革”时的资料片太少了，局限性太大，我觉得就更难做。

　　朋友们对我说，只要是想拍“文革”电影，不是只作口述史，所有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你拍不好，别人也拍不好，干吗不试试？还鼓励说：也许你更有能力拍好！再不拍，许多当事人都会不在了。

　　多维：“文革”全过程中有很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为什么您最后将焦点定在反映红卫兵？



《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学者朱学勤。（卡玛提供）

　　卡玛：我们并没有把某一些人定为焦点。但不同经历、不同圈子的观众，从影片中能看出不同的东西来。出于过去的派别分野、或者意识形态阵营的分野，一些观众看到他不顺眼的人，就成了他心目中的焦点，有评论者就说，这部片子是“以北京几所重点中学的干部子弟为中心”，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他们为中心！我碰到加拿大一位观众，大概是属于左派，他就问“你的片子怎么以自由亲美派为中心”（指徐友渔、朱学勤等人）？（笑）大概他们看到不顺眼的人，就觉得特别扎眼，觉得这些人在影片中地位比别人重要。

　　我们在选择、取舍人物和内容时，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有没有画面。没有画面的支撑，说得再多也是“白说”。有些东西很适合用文字表述，或做口述史，拍一堆脑袋在一起说话，讲得再惊心动魄，不能成其为电影啊。作为影片，必须要有当时的影视资料作为表现的主要材料，能和这搭上的，自然在影片中就显得重要，没有画面支撑的东西，并不是本身不重要，而是无论编导如何使劲地去表现，与有画面的片段比起来，实际上也显得很苍白。

　　好在表现“文革”、争论“文革”、反思“文革”，我们这个片子不是唯一，我特别庆幸这一点：不是唯一。一部片子能利用这样一些资料，去表现一些用文字很难达到的效果，为“文革”的讨论、争论增加一个侧面，而已！我们并没有想去表现“文革”的全部，我甚至一直非常不愿意说这部片子是表现“文革”的，这样说容易给人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多少年的大事小事，中央地方，那么多派别，你这部片子，能弄得清楚？不可能嘛。



●爲什麽最后重心放在当年中学生？

　　“文革”实际上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很多不同的故事。不同年龄段的人，经历和思想历程太不一样了。“文革”中在大学的人，他们在“文革”中的起点、高潮、终点，与中学生不一样。再比如说，如果反映内蒙，那么抓“内人党”可能是他们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几年之后，而不是六六年“红八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故事很不一样，既然不可能把所有故事说清楚，两个小时长度不允许超过，还有经费的限制……那么，就只好圈定一个年龄段的人，把他们的故事说清楚，也能代表时代的一个方面。



《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画家黄永玉。（卡玛提供）

　　我们的选择，集中在“文革”爆发最激烈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中学年龄段的一些人的经历，以这种回顾为主。为什么这么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从影视资料考虑的。我们搜寻过，现有的影视资料中，除了大的群众场面，以及很少的像“破四旧”之类的资料，就没有什么了。有比较丰富的影视资料的，倒是“文革”前到“文革”中畸形的“革命文化”，这些内容又恰恰是我看到的描述“文革”的作品中比较少去表现的。

　　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我们受影视画面资料的限制，只能迁就有影视画面资料的内容；另一方面，现有影视画面资料能够支撑的内容，恰恰又是人们过去涉及较少的方面：关于“文革”的铺垫──1966年年轻人处于什么样的思想状况，不是一天就爆发成那样的，他们有很多年的铺垫，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在这些方面，影视资料比较充分。

　　多维：选定哪个年龄段，是依据你对哪个年龄段的人最为熟悉和感兴趣？譬如，你的同龄人？

　　卡玛：很难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的同龄人，不过，这批人里我认识的比较多。大学生，像蒯大富等人，当然也可以考虑作一个片子将他们那些人的故事说清楚。但是，我们是首先找影视资料，所有能拿到手的都拿到手，再看它们能说清什么故事，就发现关于大学里的那些故事，很难说清；而且要说清他们为什么叫“红卫兵”，又得从中学说起，就太长了。

　　我们并没有先入为主地认定，我们偏爱中学这帮人，要搞这帮人的历史。其实，如果就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还特别愿意避开主流，多挖掘一点原来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文革”中北京中学生是比较为大家熟知的嘛，但是，像工人农民的处境，很少被关注，能拍出来不是挺好吗？我们挖空心思，想找资料来表现工人的故事。但我们发现，用纪录影片根本没办法讲他们的故事。电影作为一种载体，必须利用它的长处，不能强求它的短处。没有影视资料的选题，偏要去表现，就不会有效果。例如，66年“红八月”由于暴力不断升级、蔓延，在北京一些郊区出现了对原来的地主富农“满门抄斩”的非常残酷的现象，我们也想表现，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一个村，花了很多工夫想去采访。我们去了人找他们谈，作了笔记，最终还是没有弄出能编入影片的东西来──没有当年照片，带摄像机去又太扎眼，他们不敢说。



《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李振盛。李振盛在文革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卡玛提供）

　　我们是将所有可能的线索都拿出来考虑了一遍。经过多次比较，最后才将范围确定在这批中学生身上：讲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能讲得好的。中学生在形成思想的年龄段，他们对如何形成思想的回忆，能找到资料片，就比较好讲他们的故事。

　　我们为探索各种可能性花了很多工夫，有些路走不通，有些走通了，这里面有偶然性。我感觉，编历史记录片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并不是说我可以任意选择，并不是说历史在那儿摆着，我们可以随便摘取任何一个“果子”放进我们的“果盘”。编片子的过程本身就有编片子的历史。历史有它的必然和偶然，有各种力量在互相作用。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过去那段历史作一种“对话”，有时候这种“对话”能达到比较深入的程度，有时候这种“对话”就中断了。观众看到的是一种结果，是“对话”中能深入下去的部分，实际上我们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放弃了很多深入不下去的部分。

　　我们最开始编出四五个钟头的东西，反覆斟酌筛选，哪一个片段更能表现当时的历史，思想经历，取舍哪句话，解说词怎么写、场景的转换和衔接……有时候就为了几句话──你想，很复杂的事件，只能用几句话去叙述就难免有偏差，怎样说偏差最小？我们三人有时候好几天想不出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