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红卫兵袖章，现在在哪里？

──《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宋彬彬（３）

《多维时报》记者心远报导

多维新闻，2004年2月24日

　　《八九点钟的太阳》制作者之一卡玛在接受采访时回答了：根据什麽相信宋彬彬在“文革”上确实没有打过人？又爲什麽将宋彬彬在影片中遮成黑影？



●“文革”后来宋彬彬到美国深造

　　1996年2月20日《枫华园》第12期伍幼威的文章，回忆了1980年在北京的中科院研究生院见到宋彬彬的经过，作者感慨说：

　　毛泽东“亲切询问了女孩的姓名，突然收敛起笑容，大气磅礴地说道：‘要武嘛！’这个看来纯属偶然的历史插曲，却改变了一个姑娘的命运，这位改名为‘宋要武’的女孩成为蜚声一时的人物。正当她意气风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父亲宋任穷却自身难保。这个1927年参加秋收暴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二、三、七机械工业部长及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老共产党人，很不情愿地默认了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章还披露：她被江青等人诬指为专事打砸抢的‘联动’头目受审，父亲被打倒后，到内蒙古草原做牧民。多年后，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到东北一大学学习地质专业，又重返北京，来到中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八十年代中期，宋彬彬来到美国波士顿读书，取得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现和丈夫、儿子相依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卡玛相信：宋彬彬背了黑锅！

　　《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制片人兼导演卡玛在接受多维记者采访时说，她向许多人调查核实后相信，宋彬彬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她本人与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并无牵连，也没有参与过武斗。

　　多维记者问卡玛：“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很多，你出于什麽考虑要专门花时间说服骆小海、宋彬彬接受采访？

　　卡玛回答：不是我专门花时间说服他们俩，而是我花了很多工夫说服很多人，不过只是他们俩被说服了！

　　多维记者又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宋彬彬在“文革”上确实没有打过人？学者的书里和网上流传很多说法……

　　卡玛详细解释说：这可分几点来说。首先，我认为要公正就应该把她的话报导出来。说到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你根据什么相信她打过人？指控一个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严重的事情。我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网上匿名的指控以及我在当年就听说过的各种有关“宋要武打人”不着边际的传言。所谓“学者的书里”根据的也只是这些，传言一经懒学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种是我多年来从许多见过宋彬彬本人或与她有直接接触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为人，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管原来是哪派的，都与宋彬彬本人的说法一致。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予了没有，她说没有。

　　她强调：这两种说法，我认为第二种更可信。

　　卡玛进一步分析说：但是很多人宁愿相信宋彬彬有打死人的经历。你想，“说故事”就得巧，“宋要武打死人”这样的题目，说故事就太好了，就不胫而走！在红卫兵暴力确实在全国蔓延的情况下，“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composite figure），成了一个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她身上，变成一种神话，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这对于宋彬彬个人来讲，是不公平的。“文革”中真正大打出手的人，自己不出来承担责任，而让宋彬彬背黑锅！

　　至于宋彬彬是否写过“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自己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卡玛认爲：这也有一个“信谁的话”的问题，改名并不是罪过，只有打人才是罪过。根据上述我对宋彬彬的了解以及与她本人的接触，也根据我对当时共产党报纸的了解──那里充满了谎言，编造──我没有理由认为那时的报纸比宋彬彬本人的话可信度高。有人说：那时被“御赐”名字只有高兴，因此宋彬彬不可能有别的想法。这也过于武断，我就知道有“别的想法”。我和一些同学当时虽然相信文章是她写的，但我们并不认为毛泽东跟她说那句话是要给她改名字，不存在“御赐”的问题。我们议论：“‘宋要武’？太土了！毛主席说句‘要武嘛！’你就生拉硬拽编个名出来。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典型！”　　多维记者又追问：你为什么将宋彬彬在镜头中遮成黑影？

　　卡玛回答：这是她本人的意愿。我当然希望每个人都露面。有人对此有非议，说她是“公众人物”。且不说“公众人物”的严格定义，即使当年宋彬彬是“公众人物”，但她现在不愿意再次成为“公众人物”，我们就应该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八年，“红卫兵”不可一世的“红八月”过去更是三十八年。当年“八九点钟的太阳”已都接近夕阳西下时分。宋彬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见伍幼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