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遍地小列宁、小毛泽东──专访“文革”反思片洋导演卡玛（1）


《多维时报》记者心远报导／一口京片子的洋导演卡玛说：“我们班几个老红卫兵自认为是领导一切的，把我们同学划分左中右，谁谁是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划到我这儿，不知划什么好，就写个大零蛋”(chinesenewsnet.com)


　　元月30日，《多维时报》记者采访了反思“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兼导演之一卡玛。卡玛就其名字声明说：“你们发文章千万不要给我生造一个‘卡玛·韩丁’的名字。我从来没用过。在中国我就是卡玛，虽然‘百家姓上没有姓卡的’（1966年一老农听我报出姓名后语），但我从小就是这么被人称呼的。对于永远是不伦不类的我，这个名字很好，用的时间远早于Carma Hinton。‘韩丁’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即姓‘韩’名‘丁’（取‘丁’字为的是笔画少，好写），并不是Hinton的音译。”(chinesenewsnet.com)

　　长的白人模样，却一口极其道地的“京片子”，让人乍一听真是难以置信。卡玛对人们这麽惊讶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她的母语本来就是中文。她父亲韩丁四十年代后期被联合国救济总署派到中国去工作，卡玛1949年就出生在北京。后来美国刮起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的黑风，韩丁1953年回美国后护照被没收，不能离境了；中美当时成了交战国，中国国内也越来越“左”。卡玛跟着母亲，在北京长大，经历了“文革”高潮，一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父亲应邀重访中国。(chinesenewsnet.com)

　　我们的话头就从“文革”的经历扯起。(chinesenewsnet.com)

●“内外有别”：对我就得有别(chinesenewsnet.com)

　　多维：卡玛，请你先介绍一下你本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吧，“文革”开始时你应该是上高一。 (chinesenewsnet.com)


　　出生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卡玛（右）对中国情有独锺，摄影镜头始终对准中国，去年与高富贵（左）等人拍摄完成“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

　　卡玛：对，“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101中上高中一年级。我是北京的外国孩子中唯一一个考上自己选择的中学的──我在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大，我考初中的时候，还没有规定外国人准许怎么样，不许怎么样，所以我与中国孩子一样，报了三个志愿，参加统考，就这么考进去的。 (chinesenewsnet.com)

　　北京101中不像外面传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只不过1953年以前它是干部子弟学校，有些干部子弟就因为这个传统，愿意上这个学校。实际上像我那个班，清华北大的教授、右派的孩子，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都有，干部子弟并不占多数。现在对“文革”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了，涉及任何一个题目，都有不实传言。 (chinesenewsnet.com)

　　不断激进的倾向，从“文革”前的几年，六三年、六四年就开始了。我进初中时一二三班学英语，四五六班学俄语，我本来被分到二班，但这个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一看来个美国人，他不知道怎么管理，就把我推到了五班──五班班主任老师是政治老师。就是这样偶然的政治原因，让我学了俄语。当时我一不在，班主任政治老师就找我周围的同学谈话，“跟她说话要注意”“不要拿她的东西”。我在学校经常被挑出来：“这个政治报告你不可以听”，因为你是外国人，有时就在全校众目睽睽之下得离开。也有人一天到晚找我的碴。初二写作文“我的志愿”，我是喜欢在外边野跑的人，写我想当个勘探队员，就有个同学质问我：你为什么想当勘探队员？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中国的宝都探走？！（笑）这种荒唐事“文革”前越来越多，给学生做关于农村四清成果、阶级斗争尖锐的报告，要求“对内要做到家喻户晓，对外要做到内外有别，绝对不允许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情况”。我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外国人，就得对我“有别”。不过我有些好朋友，听了报告转眼就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怎么感到孤独。有些同学对我非常好，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后来“文革”气氛越来越恶化，他们不顾对自己政治生命的影响，继续和我作朋友，没有疏远我，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些人。 (chinesenewsnet.com)

　　继我上中学之后，别的外国孩子都被统一分配到北大附中，“文革”一来就让他们回家了。“文革”工作组到我们学校时，本来是要我回家的，后来朋友们给我出主意，我写了封信要求留下受教育，工作组就让我留下了。 (chinesenewsnet.com)

　　工作组搞了一段运动，组织学生去军训，我不能去，和一个同学留在学校看桃园。这个孩子的爸爸“文革”前就是关押着的所谓“反革命”，也不许参加军训。那事我都记不得了，她后来对我回忆说：你当时说，凭什么他们都走了就咱俩看桃园，走，咱们玩儿去！就去颐和园，游泳横跨昆明湖，一直游到龙王庙，游泳衣里掖着几毛钱，上了岛上还买爆米花。往回游时忽然又打雷又下雨……你可真会玩！(chinesenewsnet.com)


这样的镜头是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不会陌生的。卡玛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锺，摄影机的镜头始终对准中国。最近她与高富贵、白杰明合作，拍摄完成“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卡玛提供）

　　66年7月底突然工作组就撤了，学生回来了，我也回到学校。我们班几个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成立了红卫兵，自认为是领导一切的，把我们同学划分左中右，谁谁是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划到我这儿，不知划什么好，就写个大零蛋。“文革”中我没有被人打过──有些人有过极端的经历，但我没有。顶多有些老红卫兵对我破口大骂：你别想在学校呆着，滚回家去！(chinesenewsnet.com)

　　现在有些人一说起来，好象所有干部子弟都非常蛮横，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班就有干部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在66年7、8月份联合写大字报批评“自来红”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能够接受我的同学有各种不同出身，对当时极端的“血统论”非常不满，我们就成了一个小圈子。 (chinesenewsnet.com)

　　多维：你在“文革”中参加过什么学生组织吗？ (chinesenewsnet.com)

　　卡玛：那时参加组织没什么手续，我当时要好的这帮人到了67年春天都是我们学校“毛泽东主义公社”这个圈子的，我也就算是吧，属于“四三派”。那时候组织也非常松散，一派内部山头也多，除了有些核心骨干，我们这些人比较逍遥，只是大的观点上近似。有个“公社领导”很做作，一副“领袖”作派，我们也很看不起。有一次他和对立派的人辩论起来，我们在一边看热闹。吵到激烈处，对立派的那个人鼻子一哼，说，“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满脑子领袖欲，还做伟人状，走起路来这样─”他停顿一下，抬起两个胳膊肘，将两个拇指插在胸前假想的坎肩袖口处，踱来踱去，目视远方，接下去说，“但并没有使人想起列宁！”我们都哄笑，大家都熟悉《列宁在十月》中的形象。那时确实有不少年轻人臆想着自己要成为什么伟人，可以说遍地是“小列宁”、“小毛泽东”。 (chinesenewsnet.com)

●戴上帽子装新疆人参加大串联(chinesenewsnet.com)

　　多维：你参加过“大串联”吗？ (chinesenewsnet.com)

　　卡玛：当时按规定可不行，外国人哪能随便走啊，当时只有几个“开放城市”，象北京、上海，但还有个四十公里的圈，立了些岗，写着“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准超越”。要想出去，得到公安局去申请旅行证。所以我后来不能去插队。一帮同学步行到内蒙去插队了，如果能允许我去，当时我就去了。 (chinesenewsnet.com)

　　但串联的时候同学给我出主意，也都帮我撒谎，说我是新疆人，给我戴了个帽子，把头发都罩起来，从后面看着不显眼，从前面看要是看出我跟大家长相不一样，就说是新疆人，蒙混过关。人家有时候说那你说句新疆话，我就说我很小就到北京了，不会说新疆话。(chinesenewsnet.com)

　　有个初中同学，父母调动工作高中考到长春了，66年8月底回来说，长春那儿冷冷清清，你们还不去我们那儿点火？我们就在火车上站了十九个小时去了长春。不过我们中间有几个有思想的，尤其是有个高三学生，到长春那个学校看了两天后说，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指挥别人怎么革命？我们对原来的旧教育制度不满，那么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改进，建议？什么都没有，跑这儿来瞎闹什么？我们就回去了。 (chinesenewsnet.com)


“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将观众中带进六十年代举国狂热的氛围。（卡玛提供）。

　　这时候学校也走空了，我们就全给进京串联的外地学生服务，后来有同学说，邢台地震区房子还没盖起来，咱们到那儿干点活去──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接触社会，深入群众，就这么去志愿帮着盖房子，打井。在邢台我学会了一种中国最原始的打井方式。在那儿，1966年9月，我看到了“红海洋”──很穷的地方，村里土墙全刷上红油漆，用黄油漆写毛主席语录。我们非常反感，觉得这样是劳民伤财，背叛了毛泽东思想。 (chinesenewsnet.com)

　　过了一个多月，报上又登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步行串联。我们当时认为那些坐免费火车出去游山玩水的都是“挥霍劳动人民血汗”，步行串联倒可以做──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非常正统的。 (chinesenewsnet.com)

　　多维：你们步行串联去什么地方？ (chinesenewsnet.com)

　　卡玛：我们本来跟别人一样，想从北京走到延安，走过了河北特别穷的一些地方，我们住在老乡家，一脸盆水冻成一大砣子冰。翻过山头到了山西，就说去大寨看看吧，后来又到了阳泉。这个时候又出来一篇社论──原来学生不可以到工矿企业串联，当时有些老工人也说学生反党，甚至来打学生。但是六六年深秋，我们走到半路时，中央文革又根据什么需要，说要“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新高潮”，学生可以去工矿企业了。我们就去煤矿，呆了好长时间，每天下矿井──现在想起来就后怕，真危险！──有些坑道像滑梯似的，有些坑道里只能一条腿跪着，拿镐刨煤…… (chinesenewsnet.com)

　　多维：你们不是去串联点火发动革命，是干活？ (chinesenewsnet.com)

　　卡玛：每天都挖煤！当然我们也关注革命，是抱着一种向工人阶级学习了解的态度，想知道社会实际是怎么回事，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知道得多。那儿有很多“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很多出身不太好的职工找我们这些北京学生诉说他们怎么受到歧视。矿上也成立一些组织，我们也想弄清他们谁对谁不对──哪里弄得清！67年元月份到处夺权，矿工也跑到阳泉市里夺权，我们也去看，到各个办公室里看他们怎么抢大印。 (chinesenewsnet.com)

　　后悔当时没有记日记，有些事现在印象就模糊了。人的记忆总是不可能非常清楚的，现在许多人写“文革”回忆录，太不严谨，怎么记得的就怎么写，很多人和事都弄得满拧，想当然的东西到处都是，越弄越糊涂，连学者都胡乱写！你倒是查查当时报纸啊，又不是查不到，总得把人啊事啊时间啊弄得准确点儿。(chinesenewsnet.com)

　　（未完待续）(chinesenews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