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出悲剧兼闹剧。它还是多幕剧，一幕戏接着一幕戏。曲终奏雅，“清查五一六”可算是最后一幕，其惨酷诡奇尤甚。全国皆如此，我所在的那个报社也一样。
我从进报社不久就是老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都沾边，常常陷入交代不出、检讨不深的窘境，直到文革初期，仍是最先揪出来的少数“牛鬼蛇神”之一。这次清查中我却比较轻松，列不上主角。为什么呢？据排长邢某告诉我：“你不是五一六，因为五一六要的是根正苗红的人，你还不够格。”
虽然不够格当上主要挨整的人，可也不能忝列真正的人民群众之中。因为此次牵涉到了我的老伴老胡。他在历次运动中虽然常常“右倾”，一般还是处于审查别人的地位，此次却成为运动的中心之中心，不但被指为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还是报社中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地位显著。于是，我有根据“蛛丝马迹”揭发他的责任。后来因五一六罪行的不断扩大，我也沾了边，又必须“交代”自己在老胡的推荐和包庇下也曾为五一六效过力的罪行。不过总的说来，我所受的压力不算太大。
我处在这么一种边缘地位，既不能整人，也没有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对这个运动并不能有深入核心的了解，耳闻目睹的只是些表面场景，但就是我这些零零碎碎的见闻，也有不少是超出常人想象所及的，记录下来，也免得湮没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挖出了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
“五一六”当时是个新名词，据说是个极秘密极精干的反革命组织。想必在一个报社里最多也就是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坏人，谁知不然，揭发出来竟是铺天盖地，成员如蚁。记得开始挖掘出来的是些工人同志，有以宋某为首的四大将，后来就多了，每天都有人被揪出来或自愿坦白。最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竟占了报社全体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人数虽多，据说组织仍不失其严密，参加者都是个别履行手续，要填表，各有介绍人。
揪出五一六的办法除了惯常用的大会轰，小会斗，大字报敦促，高音喇叭尖叫，扩音器上门喊话外，对每个个别人主要是开小组会“画像”，组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虽不指名，闪闪烁烁，却让被指的人心里明白说的正是自己。“黄泥巴涂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虽然明知是假，仍不免恍恍惚惚，心神不安，手足无措。以后开会便怀着鬼胎。度日如年。不过这尴尬状态也容易摆脱，出路是有的，自己赶紧承认了便可了事。马上就又成了“好同志”了。有位李姓工人曾告诉我，那两天他正在苦苦难捱的时候，忽在路上碰见小郑，小郑问他：“这几天挨着你难受了吧？”“是呀！怎么办呢？”“你承认了不就得了？”“承认就承认，可我没介绍人呀。”“你就说我是你的介绍人。”（小郑已经“坦白”过了）“不知道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怎样填的呀。”“随便说说不就得了。”后来，仗着小郑义气，这位李姓工人果然过了关。
出来“坦白”的人形形色色。有的是坦白了就坦然照样劳动生活，反正是无奈说谎，大家都明白，能谅解。有的还挺得意，像我们排有两个人，本非重点，整人者似乎也还不曾向他们动手，自己跳出来坦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典型自居，喜孜孜地，两人常在一起商商量量，思有突出表现。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气氛中，人们也无暇顾及，只不过觉得滑稽而已。
但是另一些人对于说假话就不那么轻松了。例如小苏，他是我们排的党支部委员，按他的地位，“坦白”以后须在排里亮相“讲用”。那天会上我看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神情呆滞，言语无序。排长邢某在会上说：“小苏不知怎么回事，本来是个很精干活泼的小伙子，在这件事上却呆若木鸡，可见这五一六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呆若木鸡”这一评语，对当时的小苏的确非常恰当。“害人的五一六”把人弄成这样，简直像今日所谓的“邪教”一样。
后来，时间过去，小苏也慢慢随大流恢复了常态。有次，我偶然和他单独走在一起，忍不住说（他虽是个排领导，对人态度却比较温和，还曾鼓励我“立新功”，所以对他我尚敢暴露真思想）：“说老实话，对五一六这个事我就是想不通。”“我也想不通。”我惊奇了：“你不是交代了是五一六吗？”（那时我还相信真有这个组织，想不通的只是人们不该咬老胡）他不再做声，只苦笑了一下。显然，他对我这样的人还不能完全敞开心扉，刚才那一句话只是不经意间漏出来的。
坦白交代中最热闹离奇的一幕是揪出了一个“心里美”。大会是在木工房里开的，揪出的是一个姓王的记者，可能小组画像和个别劝降不能解决这个人的顽固态度，必须在大会上斗一斗让他尝尝利害。会前王似乎并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唱主角，也和大家一样的在会场上坐着。大会上也照样是画像，敦促，画着画着就把王簇拥到房子中间站着了。主要的揭发者是孟，也是记者，自说是王参加五一六的“介绍人”。据孟的揭发和其他人补充，我们知道了如下的故事：
一天，孟到王家串门。两人本来有相当深的交谊，都是文革初期报社成立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且同一小组。孟那次到他家的目的就是要动员并介绍王参加一个“更加革命的”“由中央文革亲自掌握的”五一六组织。孟见王的孩子们都在房中，觉得不便，暗示有重要话说。王领会其意，便对孩子们说：“你们到厨房去削一个心里美萝卜给孟叔叔吃。”孩子们离开后孟才把来意说明。王初听时不解，说是已经有了原来的造反组织不就可以组织群众革命活动了吗，再搞一个组织干啥？孟给他解释了这个组织的重要，见王还在犹豫，就说：“我先把表格放在这里，你再想想，同意就把表填好交给我，不同意就算了。”几天后，王把填好的表送到孟处。
孟现在认识到自己是犯了错误，已经坦白交代，他希望王也好好交代，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这个故事讲得合情合理，孟的态度也好，不但全场人都觉得真实无疑，就是王本人也目瞪口呆。但是他仍是一言不发，拒不认账。这只能归之于他的“顽固反动立场”了。
此后王就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他没有别的话说，只咬定一句：“没有参加”。每次开会，他都郑重其事，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干净的衬衫（这在干校环境就算礼服了），站在挨斗的位置上。人们对他的反应不一，有人说他装腔作势，有人怀着尊敬的心情。
这个“心里美故事”在全报社脍炙人口，谁知这么言之凿凿，竟全属子虚乌有呢？编这个故事陷害同志的人，当时竟能泰然自若，脸不红心不跳，也算了得。王本人后来也自笑：当时明知是假，只顾“顽固否认”，怎么就没想到辩驳呢？他编的那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根本不是吃心里美的季节呀。
像孟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例如还有一次开个什么揭发“黄包袱”的大会，中心人物也是两个：姓刘和姓王的两个工人。刘是原来造反组织的核心领导之一，给人以大胆豪爽的印象，工人中佩服他的人还不少，王也是造反派，声誉可不怎么样，是个吊儿郎当的浑人形象。这次斗的“黄包袱”罪行，到现在我也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也是假的吧，斗争形式当然也是勒令他们交代。奇怪的是，总是先问王：“某事如何？”王答没有，然后叫刘说，刘说：有的。接着交代出一串情节来，于是，就有“群众”上来打王一顿嘴巴。如此循环多次，王挨的嘴巴不计其数。批斗和交代的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问题：“你和刘是怎么定攻守同盟的？”“没有。”“有的，在水井边………”又打一顿。这个会刘算是安然度过，却在人们心目中大跌份量，王呢，人们倒觉得这个浑人还不说瞎话。
从“心里美”、“黄包袱”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一个人是善良还是卑劣往往看不大出来，到关键时刻可就表现出来了。下面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
这是在批斗女刘的时候。女刘是位编辑。平时工作还好，稍爱提点意见，并不显山显水，不知为什么在文革中两口子都被特别重视，把他们看作大奸巨滑的人物。五一六犯下的“罪行”似乎许多都与他们有关。因此被斗得特别惨。一次在斗争会上叫她读毛主席语录：“你不能一手遮天……”，读到“遮”字时她说看不见，几遍读不下去（她是深度近视，可能后来几遍也有抗拒心），就把饭桌、椅子、凳子架起来，叫她爬上去凑着汽灯认字（也如阿Q晚上舂米时赵太爷家允许点灯一样，干校晚上斗人时可点汽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观之惨然。还有一次挖塘泥，一部分人在下边抽净水的塘里挖，把车拍得满满的，一部分人拉车往田里送，车往上坡走，路上有一条用木板搭成的小桥，突然卡嗒一声，车没过好桥，连车带驾车的人都摔下坡来。下边挖呢的人都本能地惊叫：“谁？摔坏了没有？”一看是女刘，就谁也不啃声了，任她自己收拾好再上路，所幸并没有摔伤。我不知道她是否会为人情的冷漠而感伤，或许不会，因为她这段时间受到的冷漠凌辱已经够多而麻木了吧。她也时常受到推搡殴打，一位江记者，四十来岁，精力充沛正当年，平时文质彬彬，批斗这个疲累的女同志时竟用脚踢踩。
这里我还想提一个小张。这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工人，在干校时是个班长。他看到江的表现，起了怀疑，曾向排长反映这样打人不大好，提出：“江和刘是同派，为什么阶级仇恨竟这么深，其中恐怕有假，是不是江本身也有问题？”小张和五一六们不同派，从他的话可知他是绝对相信有五一六这桩事的，他也有“阶级仇恨”，但他在运动中从不打人，坚持“文斗”，并能提出对江的怀疑，这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江后来果然也被批斗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当然也是假的）
“文革”为害重重，但也有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人都现出本质。平时差不多的人，此时善恶毕现，平时觉得他是模范人物，此时却作出丑恶表演，看来很平常甚至不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出人性的善良和羞于说谎。
上访的悲剧
前已谈到，有很多被迫说谎和咬人的人并不是都那么轻松泰然的，特别是咬过人以后，眼见别人因自己咬了他而受苦受逼，也揣度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即使有同情也是鄙视的，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但是，你既然“坦白”了就必得咬人不可。你本人既是五一六，难道就连一个同组织的“同志”也不知道吗？连介绍人也不知道吗？
有一次我在田边路上走，下边田里正有一人在轰麻雀。那时轰麻雀常是手拿一面锣哐哐敲，口里还嗷嗷叫，这人一面叫着，突然高唱起来，用他的河南口音大声喊：“说假话，说假话！真难办，真难办！”反复不断。我触耳惊心，立刻知道这是有意唱给我听的，不由得感慨系之。此人正是“坦白”了而又咬出了老胡的人之一啊。
还有一次，排里开批斗胡的会（那时他在各排轮回游斗），在露天，大家散坐，我坐在一个干粪坑边上，旁边坐的人中有一个是养牛班的班长刘。这人是当年造反组织的第一号“服务员”，过去当记者时给人的印象是勤奋老实，文革中却成了一派头头。他当然必是五一六不可，也“坦白”了，首先咬出胡的就是他，因“态度好”现已官复养牛班班长原职。我当时很恨他。在大家散坐着等待把老胡押到的时候，他正无聊奈地拨弄着一根小树枝玩，无意中弹了些灰到我裤子上，我当即厌恶地避开，说：“别把自己的脏洒到别人身上。”在干校，谁还会在意身上落点灰呀，他当然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脸上出现了畏缩的表情，悄悄地换了个地方坐。这件事，我当时觉得解恨，后来却懊悔了。我不该给已经满是创伤的心灵再加一道创伤。
这刘，后来我听说，在“坦白”之前是受了许多折磨的，程度远在前面所说的女刘之上。大会斗，小会斗，二十四时车轮战，白天的劳动照旧。还传说有一个姓马的主持斗人的“马王庙”（一个离本部较远的独立小屋），人们曾听见传出惨酷的批斗声。我没听见这声音，不敢证实，但传闻亦非空穴来风，正如运动中一句常说的话：“事出有因”。而且早在去干校之前，一位副总编辑就曾在一派“审查”中被那姓马的毒打，我也曾挨他一巴掌，脸上留下几根手指的青印，老胡一次被揪去时被人皮带抽打得猛一下坐下来，折断了木椅上的两只木脚，这些都可作为旁证。
刘是在经过九十多天这样的斗争后才不堪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终于被“突破”的。在听到人们告诉我这情况时，我眼前突然闪过了“黄包袱”大会上的一幕。会上两个主要人物，虽然处境有“荣辱”的不同，从身体状况看，毕竟还都是长得结结实实的两条汉子，正斗时，突然又从场外押进一个人来被勒令交代和作证。此人就是这个刘。好久不见，不知扣押在何处，现在那样子令我吃惊得几乎不认识他了，那真是“揪”，揪着后领如提鸡鸭一般脚不点地地掷向会场中央，身躯瘦弱，脸色灰败，就像《抓壮丁》里那个被抓拎出来的鸦片烟鬼一样。这样的对人态度，还能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一级的新闻机关里吗。
对刘的突破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个大胜利，运动的主持者当时一定高兴非常。因为刘是原来占报社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的总头头，掌握全部组织成员的名单，这些人正是清查运动主持者心目中的五一六们。果然，刘交代之后，咬人便必然随之而至。不多日子，就咬出一大片。下至普通成员，上至骨干、高参、后台，一切齐备。
这时，清查运动走上高峰，刘也因态度好而被视为“好同志”，官复班长原职，可是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祥度日，见人不敢看，低头而过。
后来，可能是实在忍不住内心的痛苦了，他开始“翻案”。那阵子，“翻案”是常见的事，五一六们一会儿承认了，一会儿又翻案，翻不过来又再承认。记得有一个人在“讲用”时还自我批评式地总结过，说是当过五一六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翻案。其实，套用孟子的一句话：“余岂爱翻案哉，余不得已也。”
但刘的案是绝对翻不过来的，这么个关键人物，让他翻了案那整个运动的成绩不都泡汤了吗。他于是暗地里串连，他向许多人道过歉，对老胡是再不敢接触了，也托人带过口信来道歉。串连的目的是想找到个把心思一致的人一起逃往北京上访告状。终于找到了一个，就是在轰麻雀时唱“说假话真难办！”的田。
刘和田在干校消失了，这件事领导们当然会觉察到的，一般人却并未觉得。可突然有一天，记得是6月1日，麦收正忙的时节，开大会宣布，刘死了，在干校附近的小清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刘是怎么死的？自杀？他杀？失足落水？被人陷害？没作调查，会上没宣布。只记得那天会上的气氛很严厉。总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他是用芦席卷了草草掩埋的。埋得很浅，埋人的薄薄一层土很快就被猪狗拱开，尸骨暴露。
刘在清查五一六之前当养牛班班长的那段时期工作勤谨，常利用放牛的时间教老乡的孩子们读书识字，送给他们一些纸笔，因此和四乡的老百姓颇有人缘，不少人认识他。现在刘落到这个下场，老百姓也有耳闻，小请河的尸首就是农民发现的，他们惊诧：“这不是刘老师吗？”赶紧到干校来报信。后来尸骨抛露的也有人看见了。农村的人是重死的，谁看见这情况都不忍，说“干校人的心真狠！”
又过了些时，又有轰动，原来田回来了。走的时候他和刘本来约定夜间在小清河会合，到约定地点不见刘，想必有什么意外，就独自去北京了。上访告状，当然是无结果，北京和干校原是一脉相承，不过那时我们普通人不懂得，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执行有偏差，刘、田也是这样想。
于是运动的中心转向批斗田。那天开大会时，田开始还是一副理直气壮舍得一身剐的样子，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情况，说这次清查运动中揪出一大片五一六是违背事实的，其中有假，说他和刘在这方面认识相同，所以相约去京上访，途中未见到刘只得独自去了。说话中当然有人吆喝有人质问，毕竟还是侃侃把话说完了。后来告知他刘已死了，问他刘现在何处？他才有点慌了神，意识到这事显然会牵扯到他身上。这时，突然走出一人（可能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姓范的军代表，记不清了），啪的一声，把一张纸掷在他面前，田一吓，本是站着的，看一眼后突然就跌坐在身后一个倒立着的竹篓上，几乎要把那竹篓压塌。于是全场轰然。这戏剧性的一幕真是惊心动魄，我这不明真相的人当时简直觉得是田谋杀了刘，那张纸就是铁证。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张擦大便的纸，从上面的字迹可看出纸是田所有。可能是田在小清河边等刘时肚急，在那儿拉了一次大便，回来却没有“交代”。那张纸摔出来的声势真如山崩海啸，珍藏这一证据的人居然也不嫌脏。这张“铁证如山”的大便纸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嫁祸于田么？能证明田是谋杀犯么？但是毕竟实现了它的戏剧效果，把田和观众都吓了一跳。
斗田告一段落，把他弄成跳梁小丑形象以后，接着还有好戏。由于刘、田准备上访时曾进行过一些串连，于是这些被串连者便得纷纷坦白交代，有些扮演得好的还要深刻分析自己被他们选中为串连对象的思想根源。其中最精彩的一个情节便是后来传颂一时的“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的隽语。那是曾被田串连过的周在检查交代时说的一句话，周说：“黄鼠狼是要咬鸡咬鸭的，健康的鸡鸭它不敢咬，专咬没抵抗力的病鸭子。田这个黄鼠狼为什么找到我呢？就因为我本身不健康，有翻案思想，是只病鸭子！”检讨得又生动，又深刻。
事隔多日，这事情已经过去。有一天，发生了一个事故，周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跌伤了，可能伤得还不轻，他们班的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务室，大夫忙着，一堆人在围观。我去食堂烧火时恰好经过，知道了原委，一看，抬担架的一位是田，穿着一件破旧的黄雨衣，原来他俩是同一个班的。我突然生出灵感：“这不是黄鼠狼抬着病鸭子吗？”想笑，极力忍住，跑了开去。我这人确实有伤忠厚，人家受伤了，我怎么还闪出这么个刁钻念头呢？可是“念头”要闪，有时候本人是管不住的，奈何？
一件大罪行：整周总理黑材料
挖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反革命组织，揪出那么多的五一六反革命，这成绩算是够大的了。但是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如果单是每人填了表格并有少数人参加了社会上抢“黄包袱”的事件，那这个组织就未免大而无当、白费气力了。必须有一项大罪行才能与此相称。这罪行果然就挖掘出来了，原来这帮五一六竟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这可是事涉党中央的大罪。
具体事实是：这伙人先在报社甲楼宿舍三层某个房间里开黑会，密谋搞这个材料来打倒总理。材料分三部分，按周总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分三阶段写，由黑后台指定三个黑秀才（都有名有姓）执笔。初稿写成后，由胡先看后修改，然后再交另一姓赵的黑后台审查定稿（文革前胡是编委，赵是副总编辑，官高一级，当年干革命新闻时就是按这程序审稿，现在干反革命也一仍旧制）。此后，他们还利用报社原有的排字房设备设立黑排字房，胡并根据他当年“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设定了暗号，谁要进入黑排字房，必须按此暗号执行，里面的人才能辨识是自己人。至此，经过排印，黑材料大功告成。
批斗这件事的大会，也如“心里美”事件一样，是在木工房里开的，但内容却丰富得多了。揪“心里美”像说相声，主要是两人对说。此次却有更大的群众场面，揭发者分布于房子的四方，发言此起彼落，揭出的事实也环环相扣。被斗的人除了胡这个第一号对象外，还凑上其他被点名者。真是热闹非凡。
因为这次会前胡早已被揪去隔离，所以我对此的内容毫无所知。按说我应是“知情人”，却是直到会上经过层层剥笋似的揭发才知道他们竟进行了这么一件反革命的大工程。此会的戏剧性极强，先是揭黑会，从会场一角跳出一个人来质问：“那天你在甲三楼那个房间坐在什么地方？”胡茫然不知。“你就坐在我的对面，还想赖吗？”另一角又跳出一人补充：“我就坐在你旁边。”纷纷揭发补充以后，那天每个人所坐的位置就如《红楼梦》里“开夜宴”一样都明确排定了。其他情节也都如此由多人细细说清。例如对写材料的黑秀才的人选时如何斟酌，三段文章的内容如何安排，进入排字房敲门时如何敲法，敲几下等等。最有趣的，是连胡改稿时所用的墨水颜色也说到了，是紫色。确实，往日做编辑工作时我们大都爱用毛笔蘸红墨水改稿，胡却有他自己的习惯，爱用一种紫色染料兑成的紫墨水，干反革命勾当时还用老办法，积习难改，忘了地下工作时改变笔迹的“经验”，被揭出来，真是活该。
总之，事实合情合理，发言错落有致，叫人无可怀疑。胡被问得目瞪口呆，我听得惊心动魄。
但胡很顽固，斗了半天，毫无效果，一概说不知道，不承认。于是引起众怒，一个个撸拳扎袖，一拥而上，要打。有一个女的，文革前对胡是很歌功颂德过的，这时也奋勇挤上前去，她虽然也体格健壮，毕竟是女人，被一个大汉挤到一边，那人两个胳膊横架着，为了抢得最佳的打人位置，左右摆动排开他人，一胳膊拐撞到那女人的胸部，痛得她皱眉皱眼。当时我已吓得退到外围角落里，这件事没有亲眼看见，是另一个女同志因鄙其为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又惊又怕，也没心思去幸灾乐祸了，
这“黑材料”事件当然又是假的。但我始终没弄明白这场戏到底是怎么编导出来的。情节是那么周密，严丝合缝，戏又演得那么前后有序，既有中心，又烘托以横枝密叶，演员也是那么进入角色，表情毫不虚假，叫人不得不信。当时连我也将信将疑，认为虽必有夸大，但也一定是事出有因。我竟全无所知，大约是胡对我这个“牛鬼蛇神”划清界限保了密吧。
这么精彩的玩艺儿是怎么弄出来的呢？“心里美”是一个人说谎，还好办。这回却是一大群人“理直气壮”地说谎，怎么组织呢？若说是主事者事先都编好再逼供信所致，我想那些领导人还不至于此（希望我不是以笨人之心，度智者之腹），若说是“五一六”们“串供”，主事者们再“顺藤摸瓜”凑成的，这些“五一六”制造这么大的罪行对自己又有啥好处？总之，百思不解。恐怕只有当时那些主事人才能说清楚。他们当然决不会说，
此后运动的中心就是斗胡。胡这个黑后台的地位和作用到了这个阶段才突出出来。大会斗，小会斗，各排游斗，内部秘密斗，车轮战，日夜连轴转。一天就是被人领来领去，在会上直直地矗着。斗的内容，除了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问题外，还涉及他其他的问题，什么当年参加了反苏游行啊，写小说骂共产党啊，一贯污蔑党和党员啊，甚至是不是个真共产党人也是个问题。不过凭良心说，对他比对死去的刘待遇还是要好些，除了一次内部斗争时挨了一个泼妇的一巴掌外，主要的还是文斗。有一次大会斗争，主题是“一贯污蔑党”，老胡本来有突然晕厥的毛病（一会儿就好），这时又发作了，他有预感，就把背紧紧顶着身子后面的桌子，幸好没有跌倒下来，但已是满头冷汗。主持者高兴地说：“看他满头大汗，这次真正触及了他的灵魂。”
胡在文革初期确实有过些派性倾向。由于报社运动中第一个打出的“政治扒手”是冤案，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为首先出来“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造反的一派所喜，为与其对立的一派所恶。他也未能免俗，对亲我者亲，疏我者疏。造反派头头刘对他尊敬，常来“请教”，他也出过一些派性斗争的主意。这些，作为当权派之一，当然都不妥，他后来也多次检查过。但是现在这些检查都不行了，现在说的不是派性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反革命组织和罪行问题。这些不存在的问题，他当然一概否认。
起先是硬顶：“没有这事。”后来七斗八斗，众怒难犯，只得改了词儿，从“没有”改为“我不记得了”。问这也不记得，问那也不记得，口气倒是缓和些，听多了也有些滑稽。当时有位刚解放的走资派副总编辑，人是善良的，过去对胡也有好感。这位走资派不是五一六，运动不涉及他，只列席旁听，他当然也相信是有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听了反复多次的“不记得”以后，竞笑起来了。他说：“胡，你平时虽然不是特别敏锐，多少也是个编委，怎么现在跟白痴一样了。”
胡说的任何话都“不老实”。每次人们都这样骂他，他总是不啃声。有次忽然接了一句：“不老实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我那时坐在会场群众堆里“受教育”。因为次数多了，我已减少了初时惴惴不安的心情，有时可以胡思乱想，突然听到胡这句话，心想，“他平时是不大会说俏皮话的，这句话倒别有意味。骂自己还是骂别人？谁不老实，谁没好下场啊？”真想笑，赶紧忍住。幸亏没笑，否则“妖婆陪斗”，不是自讨苦吃吗。
胡这种过于老实坚决否认虚假的态度，不仅在报社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全总也极少见。后来果然“没有好下场”，成为军代表在全总大会点名的两个顽抗份子之一，罪名也从“黑后台”升级为“现行反革命”。那时大字报多如黑海洋，高音喇叭里天天都嚷着对他的“敦促投降书”。胡此前曾被干校派往附近村里工作，那个村的农民老是在吃饭时端着碗听干校的大喇叭广播，惊奇“那样好的人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后来情势缓和时他们还来过干校探望安慰。
在此我还想提一提一位姓邹的同志，即前文所说女刘的丈夫。他也是那段时间的一个中心人物，挨斗的次数大约仅次于胡。每次领他到各排游斗的时候，总是首先由领他来的人发问：“邹，这是你第几次挨斗了？”“第四十五次。”“那你为什么还不老实交代？”“……”因为这是每次斗他必有的开幕词，所以他把次数记得很清楚，只要每次加一个数就行了，每问必答，又快又准确。
邹其实是可以不受这种待遇的。他在造反派里并不算重要角色，后来七斗八斗，斗出来的也无非是说他看了抄家抄出来的社长笔记本，掌握了许多“党国机密材料”。但这些材料后来也未见泄密出去，不过是作为当时在社内批判“走资派”社长之用罢了。和这件所谓整周总理黑材料的大案，他并没什么关系。他的问题何以搞得那么严重呢？后来才知道，主事者本来是叫他揭发胡的，一再动员启发他都无所贡献，最后只落得把自己推向审判台前，在开大会斗胡的前夕，军代表对他说：“你失去了时机。你本来是可以处于揭发者的地位的。”
当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他流露出感谢之情时，他说：“其实我并不是想保护胡，只是我没有材料，要揭发也揭发不出。”
是的，没有材料不能胡编，这本是平常的事，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高尚品质，可是在当时，却是那么难能可贵。
三 个“后台”
这次运动中出场的共有三个“后台”。两个黑后台：胡和赵，前文已经提及。第三个虽也是“后台”，颜色却好，是“红”的，文革前也是一位副总编辑，由于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现任连长之职，和军代表们一起，主持整五一六的工作。“黑后台”是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由“组织上”定性加的帽子，“红后台”却未经组织加冕，是由五一六们私下称呼的，五一六人多，所以他这个光荣称号也流传得很广。
赵和胡都曾支持同一派，但支持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胡是在文革初起时同情造反派，从而置身漩涡之中，而赵则是在那一派“夺权”以后才“站过队来”的。当时他比胡更激烈，曾说过“革命不革命应以是否站在造反派一边划线”的话。所以人们特别是有些被打倒的当权派们和对立一派的人都觉得他有投机之嫌。但是这个“机”他却投错了，本来好好地闲置在那儿可以逍遥的一个当权派 ，后来却以“假党员”的名目被揪，进入牛鬼蛇神一伙，受到种种不良待遇，直到清查五一六时还脱不了身。
但是投机比顽固总还是好些。如果事事采取“顺竿爬”的态度，至少可以做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例如在清查五一六时他对所有的揭发出来的事都基本承认，过关就比较顺利。当然这对胡就不利了，不但有群众揭发，上面还有不论在革命时还是“反革命”时都比他职务高的人的证明和补充，处境更糟糕，百口莫辩。
关于赵，还有一个较为有趣的故事，是赵的妻子王告诉我的。王是赵在农村时娶的妻，贫农女儿，是报社电话员。她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正直，对赵是恩爱甚至崇拜的。但对赵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有些失望。清查过程中，赵也和胡一样被隔离。主事者认为他妻子阶级觉悟高，就动员她去说服赵，要他“听党的话”。多时不得见面，王也同意了，还带去些衣服食物。见面时，主事者抱着很大希望，谁知王却朗朗地说出一番话来：“赵，你是老党员了，要对党忠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说真话，上次你瞎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害得组织上到处外调，费钱费人力，你这回要好好接受教训。”一番话说得赵无言以对，主事者也奈何不得。
王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感到深深敬佩。
至于“红后台”郭，现在虽是红黑不同，他和胡文革前的关系却是不错的，胡曾是他领导记者部时的副手。郭从来都是一副立场坚定、作风朴实的工农干部形象。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挨过整，只有一次因一事弄巧成拙，在编委以上的小范围内被批判，胡也参加了批他的会。胡对这批判并不以为然，只随便敷衍了几句，会后郭还提醒胡说：“你不要太轻描淡写了，对你自己不好。”可见两人的关系。
这次情况就不同了，一为阶下囚，一为座上“主”。胡自从被揪出以后，一再请求这位主宰全连之事的连长接谈一次，话传上去了，一直不理。直到有一个关键时刻，突然表示可以接见了。
这态度的变化在于胡的一次小小动摇。人们都知道胡从来没有违心承认过什么“罪行”，因为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存在，胡自己心里明白，揪出以后，心中坦荡，能吃能睡。所以监视的人批评他说：“我们为了解救你，吃不好睡不着，你倒好，睡得呼呼的，吃馒头还要蘸糖。”终于有一天他们忍不住发话了：“这样死顽固，明天带你到少年班门口斗去，看胡友平的脸往哪儿搁！”少年班，是随父母前往干校的孩子们的集体宿舍，我们的儿子也住在那里。
这一发话，使胡破例地一晚上没睡着觉，辗转反侧。确实，十一二岁的孩子，本该是最天真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了这么两个“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心中隐痛可知，早已和父母没多少话说了，现在还要带到他面前去，当面斗给他看，他怎么受得了。
第二天一早，胡“交代”了：“我参加了五一六。”这真是一个大突破。不一会儿，监视“小组”就带来了“红后台”的话：“大进步大欢迎，小进步小欢迎！可以约谈一次。”
“小组”于是接着做工作：“参加五一六，是谁介绍的？”“刘。”（这不必费思索）“还知道哪些五一六成员？”“……，不清楚。”“××，××，………是不是？”（话都递到嘴边上来了，对于点出的这几个××，××，只要点点头就可以了，可是，承认自己，不过是拼着丢了脸，咬人，可是另一回事。）“……，不清楚。”“那么，还了解哪些情况？”“……。”“你不能到此为止，再继续好好想想，向郭交代也行。”
终于得到了和红后台一见的机会。但还是老一套的谈话。胡向郭说了专案组逼他承认的情况，最后只得摊牌： “我本来不是五一六。”
这下子一切告吹。突破的“成绩”告吹了，对“小进步”的“小欢迎”也告吹了。好在到少年班批斗的事他们竟忘了再提起。
因为事涉自己的亲人，我在这里的叙述就不免噜唆。过去的友情付之东流，利用人家的父子之情逼人说谎，从当事人来看，是够残酷的了，但若站在另一“正确”立场，作为“红后台”，这怕也是顺理成章的吧。所以事后思量，我也不太怨恨。真使我耿耿于怀的倒是前面所说的刘之死。连里死了人，听说红后台不但毫无畏惧不安，反而理直气壮。但老乡们的话：“干校人的心真很！”却始终烙在我心头。
赵和郭都是文革前作为年轻有为的干部刚被提上副总编辑岗位的，那时领导和群众对他们都较有好评。记得整风反右时曾有一人鸣放，说是整个报社那么多党员只有两个半是够格的，其中有一个半就是郭和赵，至于谁是一个谁是半个我就记不清了。鸣放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可见即使是“对党不满”的右派，当时对他俩印象也还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懂得，看人论事 ，只看平时的言行还是不够，在非常时期，人的本性往往更易显露出来。如从这次运动中看，这“一个半真够格的党员”并不够格。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码要具备两条：一是求真，不为私利而说谎话，更不逼迫别人说谎话；二是求善（不是伪善），对人要有同情心，要有人性（我赞成人性论，赞成周扬文革后说的“人性总比兽性好”。）。
最后胜利在“排除”
清查运动终于结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吹得这么神的反革命大组织、大罪行，却原来净是泡沫。挖出来的人和罪行一个也不成立。
我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很有意思，每次总要创造些新名词出来。例如被错挖错打的人，到最后证明罪状并不存在的时候，历来叫做“平反”，文革中却不存在平反，叫“解放”。对“右派”也不存在平反，叫“改正”，此前还有“摘帽子”一词。清查五一六的最后也不叫平反，叫“排除”，意思是排除了对某人的不信任，还算他一个“好同志”。按说，全部“反革命分子”都挖错了，这次运动该算失败了吧？不，据那位伶牙俐齿的范代表说“这次运动最大的胜利在排除。”因为这使党更了解了每个同志，也使这么多同志都甩掉了包袱，更使大家增强了团结。我听了这话不免又失笑（爱失笑是我一个严重的毛病），暗暗地写下了一首“黑诗”，其中运用了这位军代表爱用的许多词句，什么“板上钉钉”、“网开一面”等等（这位军代表很文雅，爱在讲话中用四六句），小标题“最后胜利在排除”就是我黑诗中的最后一句。
“排除”虽是胜利，做起来想必不像抓人和铸案时那么痛快。内情我当然不知，但这一个一个人的个别谈话就很别扭。事隔许久，曾听一位 做此工作的同志抱怨，当他找一个人谈话，说“你的问题不存在，组织上已经排除了对你的怀疑，”并把那人的检查材料退还时，他自己觉得态度非常温和，那人却并不感谢，一言不发，只当面把材料撕得粉碎，扬长而去。
这位审查人的同志很委屈，我理解他的委屈。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参加清查工作的人都曾参与罗织构陷罪状之事的，他也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一场，凭什么来受这种“噎”呢？但如果把对方所受的罪一比，我想他也就会心平气和了。
胡当然也被排除了，不过他的地位不同，不能草草谈一次话就了事，还得做一次检讨。按说这个被军代表在整个全总“唯二”点名的人物应当到整个全总干校范围检讨才是，不，不但不在干校，也不在连里，只需在他所在的排里检讨一次就可以了。这为什么，是对他宽大？是觉得不在话下，只须几十个人对付一下？还是为了少扩散影响。不得而知。那晚上，胡在排里念了检讨稿，无非又是过去说过的“亲我者亲，疏我者疏”那一套，念完，拿起笔准备记群众发言，但全场无声，人们知道这只是一个过场，不感兴趣。排领导正准备说几句“检讨还可以，较前深刻。可以解放”便准备散场，突然有一个人叫了声：“我不同意解放胡！”大家诧异，一看，是孙大夫。孙大夫说：“按长时期的揭发，胡的罪行很大，这次检讨全没涉及。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这检讨就通不过，如果没有那些事，就得说明白。”有人笑起来，接着就七嘴八舌，闹嗡嗡了。胡拿着笔没法记，排领导也紧张了。当然此事嗡一阵也就罢了，人们不过是开个玩笑，发泄发泄而已，谁也不指望能说清楚。
前已说过，由于我处于边缘地位，不了解内情，只能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公开场面。这个小小范围的运动是这样的波澜起伏，如果让真正策划此事的人写来，一定会比小说还好看吧。但那些人是决不会写的，所以我不得不越俎代庖写一写，目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医一医一些人的健忘症罢了。（作者说明：此文全部纪实，绝无一人一事之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