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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云珠及其亲友的死亡

送交者: 夏雨天2004/02/01 17:23:25 [文革探索]


三十年回想——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韦 然·
  30年前——1968年12月13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于是向北京的奶奶报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车奔向上海。
17岁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着窗外苍凉冷寂的大地,火车仿佛一直围着远处的一个点在没完没了地转啊转,我的思绪也开始不停地兜起了圈子。

                 (一)
  一定是妈妈。
是病情恶化了?还是别的什么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在我刚刚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母亲从上海到了北京,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除了学校放假回上海以外,和妈妈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妈妈只要有机会到北京,一定会接我一起住上几天,共享天伦之乐。1962年,妈妈在北京拍《早春二月》,住在北京白塔寺当时电影局的招待所里,从上海来的道临叔叔、高博叔叔还有谢芳阿姨等几位主要演员也住在这儿,这段时间,我就和妈妈住在一起。平时,他们拍戏,我去上学,

星期天,大家一块儿去远足,沿着后海漫步,寻访大观园门前那唯一干净的石狮子;中秋夜,几个人分头采购食品饮料,摆了一乒乓球台,邀来在京的亲友,共享团圆。王文娟阿姨主演的越剧影片《红楼梦》上映,大伙儿一致推举我出面,要求道临叔叔买票请大家看电影……所有这一切,好象就在昨天。
1966年2月,妈妈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机会进行例行体检,发现乳房上有肿块,确认为乳腺癌后不久,在华东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快。但是两个月后,她突然昏倒,检查结果是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这次可是动了大手术,十几个小时,等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妈妈谁也不认得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术后一个多月,妈妈才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仍旧是她那向右倾斜的字体和习惯用的绿色墨水,告诉我,已经认识300个字了。
时隔30多年后再来追想,我倒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又有谁躲得过这场劫难呢?
就在妈妈第一次手术时,社会上已经在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了,是医生的干预,才把她留在了医院,没有过早地卷入汹涌的漩涡。她在华山医院动过脑手术,马上转入华东医院。但是,到了可怕的“红八月”,偌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妈妈是被一瘸一拐赶出医院的!一个刚刚动了癌切除大手术的病人啊,哪有半点人道可言!那时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半年内连续两个大手术,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马上又被投入更大的虎口。
  那些日子里,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妈妈病弱的身躯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随意进进出出的红卫兵,心中充满恐惧,头脑一片空白……
她到底怎么样了?

(二)
  到了上海,我立即去找姐姐。她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这时候,不用再多问什么,我只有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
妈妈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



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打得很重。
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但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
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
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同学、男友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我一直视他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那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送姐姐去部队农场之后,返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作出过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天文台被隔离关押时,他用最简单的物理方法——触电自杀,那一年,他42岁。
我的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四处奔波,在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全都走了。


(三)
30年前的11月22日,妈妈被逼迫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是不情愿的。 燕凯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愿的。
我不知道妈妈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么。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象妈妈一样义无反顾地辞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数不清的燕凯和叔叔们。中国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具有这样的传统——可杀,不可辱!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人民没有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起码权利。任何一个人,今天给你罗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其手法之残酷和恶劣,真可谓集世界之大成。面对这种非人性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辱,他(她)们只有以死抗争。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这成千上万以自杀来抗争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为数更多的被各种方式迫害致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对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他们的死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有没有人认真计算过?有没有人追根寻源去究其原因?巴金先生关于建立“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倡议,不是没有人去理会,至今没有下文嘛!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象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20世纪马上就要结束了。本世纪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如此罕见、触及了几亿人灵魂的大变故,为什么事隔30年还不能有一个彻底的交代呢?难道不该让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人汲取教训,不要让这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重演吗?
妈妈离开我们30年了,3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她,所有热爱她的电影艺术的观众也没有忘记她。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100年暨中国电影90年的活动中,妈妈荣幸地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为渴望的,是能够把妈妈为什么会遭此恶难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屈死的冤魂。 □ 摘自《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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