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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周贤维、周家丰,赵连柏之死与湖南武斗

送交者: 夏雨天2004/02/01 13:55:1 [文革探索]


扎在熊丙恩眼中的一颗钉子

一九六七年,整个中国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高潮中。道县是湖南西南部都庞
岭下一个荒僻落后的小县。这个小县的夺权斗争是在两个人中间进行的。一个道县
原县委书记石秀华,一个是原县委副书记熊丙恩。一月夺权风暴后不久,石就被打
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边站了。而熊丙恩表态支持“红联”,被捧为革
命领导干部,成为道县党政大权的第一把手。
熊丙恩打倒了石秀华之后,就在道县的党政机关中来了一个大换血。他自己亲自
担任道县文革小组组长,县生产指挥领导小组组长,县贫协会主席这三个职务,其
余部门大小头目,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和“红联”的头目担任。于是,熊成了这座
山区小县的太上皇,他一跺脚,道县就会地动山摇。
可是就在熊丙恩的眼皮底下,有一颗拔不掉除不去的钉子:道县第二中学红卫兵
造反兵团。这是省造反派“湘江风雷”的一个分支组织,是“红联”的死对头。装
在道县二中教学大楼屋顶的四个高音喇叭对着过往行人叫个不停:“熊丙恩是道县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与熊丙恩血战到底!”熊丙恩的所谓罪行材料一批一
批从二中红卫兵的油印机里印出来,散发到道县各区各县,揭得熊丙恩心急火燎,
如坐针毡。
熊丙恩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他指使“红联”组织了数百名人的武斗队,装备了洋枪
土炮,包围了道县二中。可是从七月到八月中旬,这座武装起来的堡垒却屡攻不下
。熊丙恩无奈,只好采取围而不打的战略,把注意力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
办法解决问题。

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随着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和给“湘江风雷”的平反,道县部分群众组织中出现了对
熊丙恩二月上台的质疑,有人甚至提出了石秀华的问题。熊丙恩感到焦虑和恐惧,
他知道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的宝座就会在一夜之间颠倒过来。零陵地区,
衡阳地区好几个二月份成立的新政权,就是这样垮掉了。
于是,他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
原来的“贫协”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八月十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
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
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
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
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
会后,道县城镇居委会一夜之间准备好了两千条绳子。并把记录在案的二十一种
人全部看管起来,只等攻下道县二中,就全部处决。

从知识分子头上开刀

八月十三日,熊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
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只是
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六区武装部长郑友志与县法院干部周仁表两人闻风而动,立即组成杀人现场会,
争取在全县抢个先手,立个头功。
六区各公社民兵营长集合在区公所开会。久佳公社的武装部长蒋百柱一面组织手
下的干部鸣锣集合群众,自己亲自动手,把本公社团结大队一生产队的民办小学教
员唐义(当时唐正放暑假,在家劳动)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插上死刑犯标子,押向
刑场。
杀人现场选在一面是山坡,一面是池塘的开阔地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四五百
男女老幼散乱地坐在山坡的草地上。会场用两张方桌搭成了一个监斩台。“坚决镇
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唐义”的白底黑字大横幅用绳子扯在会场中央,被风吹得呼呼作
响。
唐义押到之后,会场响起一片“打倒”的口号声。郑友志和周仁表走上监斩台宣
布镇压反革命现场会开始。接着,蒋百柱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写好的材料,读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唐义,出身地主家庭,思想一惯反动,文化革命以来,上窜下跳,
书写反革命口号,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生产队担
任教师期间,多次向学生宣传封资修黑货,多次在课堂上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恶毒攻击新生的县革命委员会。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两个民兵架起跪在地上的
唐义,向山坡下的池塘边跑去。池塘早已干枯,只见蒋百柱挥起一棒,朝唐义后脑
打去。堂义顿时象个肉团似的滚到池塘里,蒋接着又补了几棍,把唐义打得脑浆迸
裂,嘴脸稀烂,血肉模糊,满身烂泥。山坡上,妇女的尖叫声,孩子的哭声夹杂在
稀稀落落的口号中,令人秫目惊心。
六区开了杀戒,其它各区也不甘落后,于是在一场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惨绝人寰
的大屠杀在道县的各公社瘟疫般地蔓延开来。

百人杀人团与打“土围子”

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后提升为纪检委秘书)在六区的示范下深恐落后,立即在该
区的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
的。他们还莫名其妙,衣衫不整,打着赤脚,根本不知道犯了哪条王法,糊里糊涂
还以为是去挨一场批斗。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甚至还来不及见上亲人最后一面,就
被绑上了刑场。
宛礼甫在上渡的现场会一下就杀掉了七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
,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祥霖铺区在那段日子里整日阴风惨惨
,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屠场。
宛礼甫杀红了眼,从八月十三日到八月底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他自己注册上
报的名单,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屠杀的方式叫人不忍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
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
害。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
与祥霖铺区相邻的公霸地区也不甘落后,来了一个杀人竞赛,在那段时期也杀了
一千多人。这两个地区地处潇水上游,这段时间内,沿潇水漂流而下的尸体堵塞在
双牌水库的大坝前。双牌水库电站因此而中断发电半个月之久。沿河居民,三个月
不敢吃水。
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四十多人,当数字报到熊丙恩这个杀人魔王面前时,他
顿时凶相毕露,厉声斥责道:“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
?”于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补杀人课。
在这位杀红眼的魔王的督促下,油乡公社跃进大队支部书记何方前竟然一个晚上
就杀掉了九十多人。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杀人团的凶
手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据该村的老
百姓说,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
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则采用更简单的办法。他们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
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据调查资料,道县屠杀的一个特点是,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
株连族人。这很有点封建王朝“诛九族”的味道,为的是斩草除根,免除后患。熊
丙恩和他的手下把这称为:“铲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可是这句话在道县那些
还没有见过资本主义为何物的土包子眼里显得洋味太足,他们不习惯。所以在大小
的杀人会上,他们还是喜欢用带有土味的“国货”,叫“打土围”子。只要杀人团
说打“土围子”,就意味着要将被害人全家一窝端了。
莲花塘,一个多么美妙的地名,这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先生的故里。就是
在这里,在周先生身后的一千年后,共产党的父母官们举起了屠刀。这个大队总共
有六百余人,而被杀的高达一百二十多人,占全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周姓就
有二十多户被端了“土围子”。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
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到道县来
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
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谓之格杀勿论。这些被杀的外地人就达七百多人。真是杀得
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三个不同的统计数字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同支左的四十七军派出刘
兆丰副参谋长于八月三十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
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熊丙恩在散会之后示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
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统计数字:第一次统计,共杀四千五百人;第二次统计,共杀
六千五百人。第三次调查是由四十七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
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注册的人和本地
和外地失踪的人。这最后一次调查因为是由军队的代表负责,同时还有原来就反对
杀人的阎维胜等人参与,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把皮球踢来踢去

道县的乡村已经被杀得鸡犬不宁了。当熊丙恩等人回头去“包围城市”,攻打道
县二中时,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
八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着一项生死攸关的调查。他们走访了一百多名当事人和
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
的经过。最后写出了道县屠杀经过大事纪三百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
者的全部材料。前后半年,用多种方式向湖南省委和党中央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
人魔鬼的罪行。
然而,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们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六千
多个冤魂冤沉海底。
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
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
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
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
年。于是,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野蛮、最无人性的大屠杀,就这样草率地了结了。


调查者的下场

我们没有看到刽子手的下场。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了那几位冒死上书者的悲剧结局

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
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
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
迫害死去。
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十年。
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二十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前面几位,在
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后获得平反,但刘香喜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一九七零年,有人在株州把一封匿名信直接寄到北京,控诉道县大屠杀的罪行。
此人大约是对地省两级共产党组织失去信任,却仍然相信党中央。中国人一次又一
次相信这样(删6字):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尽管它的局部可能会烂掉
,但它的总体还是好的。写匿名信的人就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投出了一颗毁灭自己
的炸弹。
这封信被送到了康生的手上,又被批转湖南省委。湖南省委遵照康生的密令,组
织大批人在株州在道县对照笔迹,最后终于把道县和平小学教员赵连柏抓获,从重
、从严、从快地枪毙了。赵连柏是道县大屠杀泛起的波澜中最后的一点点余波。他
的一条命,为道县那六千五百个死者打了一个句号。
事过两年之后,(删3字)在一片申冤的呼声中,复查此案,定为错杀。于是,给赵
连柏的家属赔了八百元,并把赵的儿子安排在供销社任职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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