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因信仰获罪的死难者之二：蒋贻庆

（幽灵游魂根据匿名者提供的资料编写）

蒋贻庆, 又名蒋贤清, 浙江虾峙岛人。长期在浙江宁海一带的海岛传道。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蒋贻庆知道自己就要被捕了。有两个便衣跟著蒋
贻庆在岛上转了好几天，在一个早上，将蒋逮捕。与此同时，舟山县公安
局到虾峙岛抄家。他们除了抄出两箩筐的属灵书籍之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抄家的人失望地说：“想不到这么出名的人连一块金子、一块银子也没有，
只有一箱子书。”

逮捕后，蒋贻庆被判刑3年。法院问他：“要不要上诉？”他平静地回答：
“不上诉，交在主的手中。”过了几天，有一位妇联主任(是蒋贻庆的亲
戚)急于在新政府面前立功，就收集、整理材料，来到杭州市中级法院，
要求给蒋贻庆加刑。

于是，由于“判刑太轻，群众愤怒，呼声很大”，蒋贻庆又被加刑2年，
共判5年。当蒋贻庆被押送到内蒙古去时，有许多犯人一同坐在运送货物
的闷罐车里。当火车开出山海关时，关外一派荒凉景色，车内哭声一片，
其情其景极其凄凉。但蒋贻庆那时很喜乐，因为他有心灵的平安。

1959年，他得到特赦，正好刑满三年。仇人所加上的两年刑期就未能落到
他身上。1960年，蒋贻庆本来可以回家，但厂里需要他的技术，不能放他
回浙江家乡，就将他全家都迁到了内蒙古。直到1962年，他向政府部门请
假探亲蒙准，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回到舟山群岛看望荒凉已久的教会和那众
多的教徒。这一次的走访也成为他后来第二次被捕的罪名。

1966年，局势改变，狂风暴雨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华大地。呼
和浩特钢铁厂解散了，蒋贻庆带著全家来到乌兰浩特科尔沁右翼前旗，开
辟农场，并开始和其他基督徒聚会。这样过了两年，蒋贻庆把家搬到了农
机厂，在那里又开始了十五、六人的聚会。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斗私批修”，“铲除一切牛鬼蛇神”。有一位姓徐的教徒被发现后，经
不住威吓逼迫，把聚会、蒋贻庆讲道的内容和他家里藏有圣经及属灵书籍
等情况，都供了出去。蒋贻庆回到家中，向妻子讲述了遭遇的环境。教徒
们都被告发了，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从那一天起，蒋贻庆每天都要挨批斗。
但是，因为他是七级板金工，技术高，人品好，为人得到众人的称赞，所
以肉身并未受许多苦。1969年，农场又被撤销，而改为军马场。农场给蒋
贻庆路费，让他回家。但这时，舟山老家正值文革武斗，两派之间打得很
凶。蒋贻庆只好下到内蒙古的农村。1970年的冬天，又一次政治运动的狂
飙刮过。凡是有历史档案、阶级问题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分子，
都在所难逃。蒙古人亲连亲，都是本地人，相互包庇；于是把“下放户”
当作了箭靶子，蒋贻庆再次受到批斗。1970年春天，蒋贻庆带著妻子、女
儿回到老家。回到虾峙岛家中后，许多教徒都来探望他。这些行动又引
起群众的不满，向上级反映说，他们是搞“反革命串联”。蒋贻庆又在六
横、桃花等各海岛之间走动探望，在1972年文革的高潮期间，引起执政掌
权者的注目。虽然环境这样险恶，蒋贻庆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不顾许多
亲友的劝告，一直在外奔跑传道，坚固劝勉，直到1972年7月再次被捕。

蒋贻庆在监狱中被打得遍体伤痛，不能站立行走，连上厕所也只能爬著去。
同监的犯人实在看不下去，说：有点人道主义吧！要么枪毙，要么给他看
看病吧！于是，他被手铐铐著带到普陀人民医院就诊。有同村的渔民正好
看见，说他被打得不象样，头肿得有水桶那么大，许多人看得流泪。
　
蒋贻庆虽在监狱中，仍然在大患难中放胆传教。有同牢的两个犯人信了教。

1972年9月28日，当蒋贻庆第二次在虾峙区公所宣判监禁劳改十年时，长子
新城正在张网队做义务工。他听说父亲要来接受判刑，就向队长请假。他
恳求说：我父亲在宣判，让我去见一面吧。但他们不允许，嘲讽地说：哪
有那么自由让你随便去？下令叫他开船。等到船靠拢了岸，新城拿著被子
给父亲送去时，只远远地看见公安艇慢慢消失在起伏的大海上。

判刑后，最后一次家属接见，新城与姑姑、表弟和几位老姊妹一起去探望。
蒋贻庆头旁的淤血生疮，身上伤痕累累；但他心灵里很是喜乐，没有一点
痛苦的样子，没有眼泪，只说：你们不要流泪。他对亲人说：我口很渴。
外甥马上跑出去，买了五块钱的苹果。蒋贻庆只吃了一只，看守就不许他
再吃了。在外甥的哀求之下，蒋贻庆才被允许再吃，共吃了三只苹果，其
余的都被看守人员收去保管了。

蒋贻庆对新城说：要好好照顾家，听主的话，要敬畏神。并且嘱咐新城，
要把读书时所借的学费，共五十多元钱，还给叔叔；另外向弟兄姊妹所借
的油、蕃薯干，也都要一一还清。这一次交托，竟成了父子最后的见面。
从此等候在国度里的相会。

1973年正月，蒋贻庆的妹妹和大女儿前往监狱探望。那时，蒋贻庆非常劳
累，力不能支。他在狱中及在安吉劳改农场，仍然传福音、作见证，建立
了教会，偷偷地聚会。看守人员发现之后，称其在政法机关仍从事反革命
活动，并召开犯人大会，又给他加刑2年，共计12年。

别人下雨可以休息，蒋贻庆不论刮风下雨，都必须干活。在内蒙古留下的
关节炎使他两膝极其疼痛。在最痛的时候，他连洗脚的力气也没有，每夜
带著满脚的泥巴入睡。
　　
1973年9月15日中午12时15分，蒋贻庆在安吉狱中被害，走完了他艰难血
泪的人生路程。领导通知蒋新城去处理后事。家里没有一分钱，他每天都
是做义务工。新城向领导借了50元钱，与大妹一同到了安吉监狱。监狱领
导把蒋贻庆留下的遗物交给他们，有：一条全是由血结成硬疤的被子，一
床血迹斑斑的被单，满了补钉的衣服与鞋，一样样日用的劳动工具，还有
女儿在过年时带去的一点豆子、花生，未舍得吃，仍放在那里。 兄妹俩睹
物思人，触景生情，禁不住一直地哭泣。犯人们看见他们哭泣，都手把著
铁窗，交头接耳地讲述蒋贻庆死时的光景。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他
们说：死得这样怪，凶手也不知道是谁！

第二天，安吉县公安局与当地的公安人员都到了。新城再三地说：“我有
个要求，我要见见凶手的面。”但是他们再三地说：“不用你看，要相信
政府，已经处理好了。”新城问他们：“我父亲虽然是‘反革命’，在这
里劳动改造，你们为什么不保护他的生命呢？你们这里一道道岗，一道道
围墙，怎么会有杀人犯拿著刀杀人呢？”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言
以答，只能说：“你要相信政府，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所谓“处理好”
的见证，只有监狱处理后事时某某医生、某某队长的手稿，并没有任何关
于凶手的材料。新城问：“我父亲在这里表现怎样？”“你父亲在这里表
现很坏。他在政法机关还一直宣传宗教、发展信徒、聚会、讲道。” 他
们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早已写好的纸，上面盖著安吉县劳改局的公章，解释
说：“你父亲被杀后，送到半路时，因大动脉割破，流血过多，抢救无效
而亡。”又补充说：“他的尸体在牛头山火化了。你去那里看吧。你的路
费给你报销。”新城最后再次请求说：“让我看看凶手吧。”他们拒绝：
“不用看了，你要相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