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中的林枫、罗瑞卿与“五虎上将”（上）
余汝信
“高饶事件”发生于１９５３－５４年，距今年恰好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时间已不算短，惟这一事件仍被重重帷幕所遮掩，令人不明就里。笔者关注到张明远《我的回忆》最近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正是因为张明远是中共历史上这一最诡秘事件的重要见证人，他的回忆录，使我们在不经意间窥见了这一事件的真实的冰山一角。
一、初到东北局
《我的回忆》的作者，１９０６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一个“老实庄稼汉”家庭。“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处于２０世纪前期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变革时期”，“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拉开了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一切对我的家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救国的种子。”〔１〕
１９２５年，作者成为共产党员。此后，长期在华北从事中共地方党的领导工作，成绩斐然。１９４９年２月，在冀东行署主任任上，根据陈云、高岗的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调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
其时，“鉴于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林彪、罗荣桓已随大军进关，陈云即将到中央工作，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１日，中央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作了新的调整，高岗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１９４９年５月东北局正式通知所属各省、市委），东北局其他常委有李富春（副书记）、张闻天（辽东省委书记）、林枫（主管政府工作）、张秀山（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李卓然（宣传部长）。”〔２〕
然而，张明远到沈阳后，“我的工作没有按调令安排，而是任副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主任，也不是东北局常委。后来张秀山多次向高岗提出要我担任秘书长，起初高岗不同意，直到１９５０年５月才正式任命我为东北局常委，８月任命为秘书长，此时离中央电报任命的时间已相隔一年半之久了。这里边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以前没有和高岗一起工作过，他对我不甚了解，需要一段观察考验，另一方面，恐怕与我长期在白区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１９５０年冬或１９５１年初，李富春调中央工作后的一段时间，东北局没有副书记。１９５２年秋，中央决定调高岗任国家计委主席，仍为东北党政军第一把手，林枫、张秀山和我增补为副书记。这年８月，中央任命我为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１９５３年１月，任命我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但实际上我没有管政府方面的工作，那里主要由林枫负责。此外，我还先后担任东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工作部部长，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抗美援朝初期，曾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中朝铁路联合运输司令部政委。从以上任职情况可以看出，我的工作可算是个‘不管部’的部长了。”〔３〕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１９５２年８月，中共中央任命高岗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林枫、张秀山为第一、第二副书记，免去李富春副书记职务，当年１１月，任命张明远为第三副书记。〔４〕
二、高岗印象
虽然张明远到东北前并没有与高岗一起工作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考验”，高岗对张明远是信任的。
“当时中央规定，每两个月须向中央作一次书面的工作报告，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些报告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的。当时，以东北局名义，或是以高岗名义发出的报告、讲话、指示，以及一些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章等，我大都参与研究，或经过我审查修改，也有些是我起草的”。
而张明远对高岗此时期在整顿党风和干部工作方面的一系列措施，也作了正面的肯定。提及干部工作，张说：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东北局对干部工作的确十分重视，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得当的，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很明确，那就是：德才兼备。当时认为的‘德’，就是拥护党中央的领导，作风正派。‘才’，就是要有能力，有干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个人的资历、‘山头’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可以说，在干部工作中，东北局继承和发扬了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坚持德才兼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五湖四海，不讲‘山头’，不论资排辈。因此，东北的干部虽然有的来自全国各地，有的土生土长；有老干部，也有新生力量，但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各尽其才地为建设新东北做贡献。这是东北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岗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些原则。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很受器重的‘秀才’，如马洪，善于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才思敏捷，文笔很好，高岗的许多文稿出自他的手笔。高岗的秘书中有好几位都是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质相当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如华明、安志文等。华明后来是鞍山市委书记，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安志文与王鹤寿同为工业方面的负责人，在东北局的政策制定和干部调配等工作方面，高岗也常常徵求他们的意见。安志文和马洪后来担任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１９５２年，高岗专门为自己配备了一位外语水平较高的秘书，每天收听国外广播，向他介绍国外的消息，以便他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及各方面的动向。
“在高岗身边还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级干部。在东北局的常委中，张闻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理论造诣深，注重调查研究，常常对现实中的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高岗对张闻天很敬重，说他有学问，‘是个翰林’，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在制订方针政策时，东北局很重视张闻天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重要文件常由张闻天起草。他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份及我党的方针政策的论述，深受高岗的赞赏，把它作为东北经济建设的政策依据。东北解放前后，张闻天一直任辽东省委书记，１９４９年调整东北局时，高岗曾提议让张闻天担任组织部长，但据说有人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后来张闻天又因为供销社和私人工商业问题而受到批评。高岗认为张闻天在东北未能得到重用，颇为遗憾。张秀山是来自西北的一位资历很深的同志，是党中央派到东北的第一批领导干部之一，东北解放后担任组织部部长。李卓然也是西北局来的干部，抓宣传工作很有一套，在经济计划工作方面也颇有才干。沈阳市委书记凯丰同样是一位老同志，高岗说他理论水平高，能力强，对他也很尊重。总之，东北局的领导班子很得力，大家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东北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在东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说，‘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１９５１年，刘少奇曾对陈伯村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几年来东北地区培养了大批经济干部，如果以１９４９年４月工业干部的基数为１００，到１９５３年６月就达到１０３６，壮大了１０倍还多，不仅保证了东北地区提早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且只要工作需要，东北局就毫不犹豫地派最好的干部支援其他地区，帮助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在干部问题上，东北地区对全国、对中央的贡献有目共睹。
“１９５２年秋，高岗到中央工作前后，中央对东北局的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调整：增补林枫为第一副书记，高岗不在东北时，由他代行书记职务，张秀山和我分别为东北局第二、第三副书记，郭峰（原辽西省委书记）任组织部长，赵德尊（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高岗曾对我说，他走以后，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叫他管全面，叫秀山和我多注意财经工作。高岗还说秀山政治上很强，在延安时毛主席很器重他，要我多帮助他，要注意搞好东北局的团结，把工作搞好。我表示，一定加强东北局的集体领导，按党的原则办事。
“总的来说，我认为东北局在干部问题上基本遵循了‘五湖四海’和用人唯贤的原则。”〔５〕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论述，是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公开出版物对高岗“野心家”、“阴谋家”反面形像的第一次认真的、全面性的颠覆。书中还有更多的对高岗肯定的话语，本文不再一一转述。惟以此观之，《我的回忆》对这段被颠倒的历史的再颠倒，实在是具里程碑的作用，值得史学界重视。
三、两个张明远
朝鲜战争中国后勤战线的领导人中，其实有同名同姓的两个张明远，多年来不明真相者常常将两个张明远混为一人。
“我们两个张明远，他是甘肃人，我是河北人。他长期在部队工作，而我基本上是搞地方工作。早年，他曾参加宁都起义，我曾领导玉田农民暴动。朝鲜战争爆发前，他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我是东北局副秘书长。１９５０年８月，随着朝鲜战争不断扩大，中央军委决定加强东北边防力量，将东北军区后勤部改为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并任命他为副司令员，我为政委。这样，我们两个张明远就到一起，并且闹出不少笑话，不是把‘张司令员’的信送到我这儿，就是该找我办的事找到张司令员那里去了。更有趣的是，我们两个都戴眼镜，有时还一起乘车去下边视察工作，连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难分谁是谁了。
“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之前，前方的后勤工作由志愿军总部和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的前勤部负责，暂定我为政委，另一个张明远任副部长。
“１９５１年２月以后，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洪学智任司令员，那个张明远任副司令员，部队的周纯全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杜者蘅分别任正副政委。第三次战役以后，前线推到三八线以南，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贺晋年任司令员，我任政委，从此两个张明远才分开。”〔６〕
据有关资料，另一位张明远是甘肃人，１９０９年出生，１９３１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他年龄比本文的主人公小，党内资历也较浅。１９５５年４月，这位张明远接替洪学智任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同年９月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５８年随部返国后，历任总后汽车拖拉机管理部、车管部、运输部、军械部部长，文革期间１９６９年９月至１９７１年９月擢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在“９·１３事件”后似乎受了点影响被免职，至１９８６年方办理离休手续，１９９６年３月在北京逝世。〔７〕
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无论如何，这位军人张明远后来的命运比我们的文人张明远还是要幸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