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断简残篇------文革回忆摘钞
我收集的文革的史料终于差不多可以凑成一篇文章了，我想写出来试试看。说收集也都是从书报里看见零零碎碎的提到文革的几句话，就抄下来，其中好多文章本来不是为写文革的。还有很少部分是我忘了在哪里读到或听说的，只要印象深刻，就也写了下来，如果这部分史料有不合实际的地方，就由我负责了。
按着文革里常见的几件事情，我把史料分成批斗、屠杀、自杀、抄家、破四旧几个标题（有的读者要说文革里哪有屠杀呢，看了史料自然会知道说屠杀是不是我耸人听闻）。还有两段材料写得较成片段，就单列了出来，就是“错误的恋爱”和“北京一所中学老师的命运”。文革事后大家的态度怎么样呢，所以还有个标题是“事后”。一共是这么8个标题，其实分类也有点勉强，因为批斗、屠杀、自杀、抄家、破四旧这几件事情是连着的，有的是被批斗、抄家受不了了，就自杀了，有的是批斗时，体质好的没打死，就算在批斗里，体质弱的打死了，反正当时也没有人当回事，现在也很难归类。
大家并不把文革当作一回事，我说过材料都是零零碎碎钞的，专门写文革的书我只见过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听说过韦君宜的《思痛录》和王火的《在忠字旗下跳舞》。另外巴金的《随想录》里也有好几篇。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了。读者说这不就很把文革当作一回事了吗，可是我想15亿人民，20年时光，几万种报刊，每年也出版成千上万本新书，关于文革的就是这4本自传，平均3亿多人出一本书，比起日本2亿多人出一个东史郎呢?……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奖典礼上说“我来自暧昧的日本”，形容得很是恰当，那么中国该怎么形容，我就不知道了。
（一）批斗
一个30岁左右的女破鞋（有“男女作风问题”的女人------引者注）跪在地上。被打得披头散发，一声不吭。抽她的两个女同学累了，我开始接替。用的军用皮带是从一初中小孩那儿借来的，很宽，带铜头。我没用铜头打，那样容易打出血，很快就死。只是用皮带抽，可让她多受点罪。我刻苦练块儿，双臂悠双杠50多，远比女生抽得狠。每抽一皮带，女破鞋都疼得恐怖地望我一下。那目光是哀怨？是责备？是恳求？也说不准……但这张脸很一般，毫无动人之处。奇怪，她怎么能勾引男人？怎么能乱搞？不漂亮的破鞋，自然更招人恨。我毫无顾忌地挥舞着胳膊，当皮带抽在她身上时，她那嫩嫩的身体抽搐着，微微哆嗦。
可这女人自始至终没说一句求饶的话，默默忍受。
文革前打一架要受处分，现在可以随便开打了。越被禁的果子越想吃，怎不好好过过打人瘾？
我抽她，因为她是流氓。自己与流氓思想斗了多年，也没把流氓思想消灭掉。自然恨这流氓思想，它丢了我的脸，让我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内心无比痛苦……我把对流氓思想的仇恨，全倾泻在这个跪在地上的弱女子身上。
打她个破鞋，打她个化成美女的毒蛇，打她个腐化堕落的臭肉。
当然玩儿命打流氓，也可以证明自己不流氓，能提高自己在同学中的威信。
------马清波（笔名 老鬼）《血与铁》载于北京《中国作家》双月刊1998年第5期
还有一次，一个女村民因为饥饿难忍偷了队里的两个玉米棒子，被发现后遭到残酷批斗，还被剥光了衣服游行示众。周建人被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震惊了，这是解放前他和两个哥哥不断地抨击的丑行啊。
------黄乔生《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北京 群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空军学院副院长刘善本是国民党第一个驾机起义飞到延安的飞行员，此刻在空军学院被揪出来，批斗至死……
------马清波（笔名 老鬼）《血与铁》载于北京《中国作家》双月刊1998年第5期
1968年11月21日，上官云珠又一次被造反派传唤，两个“外调”人员轮番逼问，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搞阴谋。她每否认一次，就招来无数重拳，行刑者后来索性用皮鞋底猛抽她的脸。上官云珠回到“牛棚”时，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成为“难友”的黄宗英和王丹凤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只是不住地颤抖。
------游沙《泣血遗珠》载于1999年7月北京《中国演员报》
回到家里，方瑞正抱着我们的女儿小方子说话。小方子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13岁的孩子，她见到我喊了一声：爸爸……喊过就转身走开，坐到里屋的床边去了。我看见她流下眼泪。她觉出我在望她，就用袖子擦去泪痕，低下头玩手里的猴皮筋，一拉一松，一拉一松，一会儿就把猴皮筋扔到地上。
……
晚间方瑞低声告诉我，学校的红卫兵命令小方子每天一早去学校报到，报到之后就在教室外面坐着，不允许走进教室。这是对黑五类采取的办法。红五类还在教室的地上画一个圈，让这些黑五类的孩子一个个走进来，站到圈里。这是红五类们发明的一种游戏，她们玩得很开心。学校早已不上课了。
我和小方子说，能不能不去。
孩子说不行。她望了望我，转过身走出屋子。
我心痛极了。我有罪，把我抓去斗，狠狠斗死了，就算了；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连累我的孩子们！真想紧紧抱着小方子痛哭，但是孩子不干，她没有心情接受任何人的爱抚，连爸爸也不能勉强她。但我知道她是爱爸爸的，她湿润的眼睛对我闪出怜悯的光。她知道我在受罪，只是现在还没有被抓进去。
只有小欢子好些。她晚出生几年，还在上小学，因此比她的姐姐幸运。……
……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
姐姐冲到她面前：唱什么，讨厌！
妈妈说，随她唱吧，她不懂。
------曹禺《已经忘却的日子》载于上海《收获》1997年第3期（这是曹禺断断续续写在笔记本上的片断，约2000余字，曹禺去世后被发现，原文没有题目，巴金读后，为它写下了这个标题。）
附录歌曲二首：
革命歌曲之一（供红卫兵唱）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你妈的蛋，罢你娘的官！
鬼嚎歌（供牛鬼蛇神唱）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马清波（笔名 老鬼）《血与铁》载于《中国作家》双月刊1998年第5期（此歌亦曾见于新凤霞的著述------本文作者）
记得马先生被隔离期间，有一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手执鞭子，闯进所谓“黑屋”，命令里面的所有人都跪下，马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让他们逐个交代每人挣多少钱。然后大声斥责：你们挣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发给十二元生活费。叫喊一通以后，又风风火火地走了。过后，谁也不知道这个不知名的“红卫兵”是哪儿来的。
……
那年国庆节的时候，马先生被“释放”回家。就在回家住后不久，一天夜里已经十二点多了，马先生叫了辆三轮车，从民族宫对面的家里赶到了中和戏院。值班的开门后见是马先生，不解地问他怎么这么晚还上这儿来，马先生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里‘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当时马先生家已成‘红卫兵’‘西纠’总部）。等会儿他们好了，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打我，我可受不了，我就跑到这儿来来往往来了。”以后，他就住在团里，不敢回家了。
------王吟秋《痛忆兮！痛恨兮！------忆“文革”中见到的马连良先生》载于《马连良艺术评论集》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文革时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他的眼睛早就瞎了，又有疾病，但仍然被红卫兵批斗，红卫兵在他的床头安装了大喇叭，以便每次播音时都可以使他受到惊吓。最后陈寅恪吓得一听见喇叭响就尿裤子。
临终前，红卫兵还在逼他交代罪行，他交代了两点：第一，他认为珍宝岛属于中国领土（当时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争端）。第二，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本文作者
在孔庙发生的可怕事实，已被许多同场的受害幸存者、作家、戏剧家们详细地追述过（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北京成贤街孔庙焚烧京剧戏装并批斗老舍等文化界人士------引者注）。我也不愿再重述它们。总之，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
市文联（当时老舍是北京市文联主席------引者注）的人被授意设法先期单独接回老舍。谁知此举竟把他一个人由这个大灾难推入了另一个更大更黑的深渊。
市文联里早有一群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他们的皮带、拳头、皮靴、口号、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可怜的父亲命在旦夕。
------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载于上海《收获》1985年第4期
我们随即汇入了人流，跟着车进了市文联后院。……
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我们用力踮起脚跟，才勉强看清站在沙发前的那人，原来是个60多岁的老人，个子不高，戴着黑边眼镜，头上的绷带和渗出的血色，表明他刚挨打不久，虽然他全身污垢，脸色憔悴，白汗衫又脏又破，但仍不失学者的风骨。……
……
每走一步都有人在他头上猛按一下，屁股上踢上一脚，老舍先生一步三晃地让他们带走了。……等我们再次挤到前面时，才发现一块大木牌已经挂到了老舍先生的脖子上，上书“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大黑字。我们看到细细的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里，老舍先生满头大汗，喘着粗气，他头上的绷带已经在混乱中被撕开了，血布条挂在脸上，两眼微闭着。人群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出卖给了美国……”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群情“爆炸”了，许多人喊着：“快说！”“快交代！”“你老实点儿！”……红卫兵为显示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又把老舍先生的胳膊使劲往后一背，背后又踢来一脚，老舍先生终于支持不住了，跌到在地。左右反剪着老舍先生手的红卫兵，又“威风凛凛”地一人踏上一只脚，一只手揪住老舍先生的头发，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先生的脸，已经变得苍白，痛苦地抽搐着。谁看到那令人发指的暴行，都终生不会忘记。即使这样，我们仍听见老舍先生在一字一顿用力地说：“我没有卖国，事情是这样……”野蛮的岁月里，在失去理智的野蛮的人面前，正义的言辞只能换来无情的毒打和肉体的折磨。我们看不清老舍先生的面孔，只见掺着泥的汗水顺着脸颊一道道流下来，从那颤抖的双腿可以想见，老舍先生用最大的努力强撑着、忍受着。“你装死！”“到底说不说！”左边的那个女红卫兵还发疯似地跳起来按住老舍先生的头使劲往下压。
我们的心在流着泪与血，扭身想往旁边靠一下。人群的突然沉静，把我们的视线又带回到老舍先生那里，只见老舍先生猛地直起身来，这一突然的反抗动作，惊呆了围观的人群，也惊呆了压着他的人，恐怕这些人还没碰到过这么“顽固”的“黑帮”。瞬间，我们看到老舍先生目光中充满了愤怒，他挺直脖子，发出撕人心肺的呼喊：“你们让我说什么？”随着吼叫声，他突然猛一转身，将手中的木牌砸在刚才一直对他又压又打的女红卫兵头上。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当我们清醒了眼前发生的事情时，老舍先生已经被红卫兵围在中间，斥骂、质问：“你竟敢打红卫兵！”老舍先生被拳打脚踢包围着，台阶下的人往上涌，乱成一片。我们已被推挤出了中心。这时，不知是谁从楼内搬出一张桌子，几个造反派把老舍先生从人群中拉了起来，拖到桌子上，让他跪着。我们终于又看清了老舍先生：眼镜早已破碎，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是土，身上的汗衫已变成一条一条了，脚上的鞋剩下了一只，头无力地耷拉着，仿佛已是半昏死状态，只从他微微起伏的胸口，看出他还活着。
造反派们对奄奄一息的老舍先生厉声喝道：“你打了红卫兵知罪不知罪？”沉默，长时间的沉默，老舍先生仿佛刚明白了对方的话，头无力地点了两下。“把你的罪行写下来！”纸、笔已经摆在了老舍先生跪倒的膝盖前，老舍先生好一会儿才拿起笔，每写一笔似乎要付出全身的气力，“我打了红卫兵老舍”八个字，写了足有五分钟。写完，老舍先生目光呆滞，完全瘫倒在桌面上了。人群外，已经停好一辆吉普车，造反派和司机耳语了几句，车分开人群开到台阶下，几个人连推带架，把老舍先生扔进了车内。
我们竭力想看个究竟，于是跟着缓缓行驶的吉普车跑了起来。车驶出文联，开进电报大楼东侧一条胡同内，没走多远就停住了，听说是派出所。老舍被架进四合院北屋，人群被阻挡在门外。明亮的灯光下，我们隔窗望见墙跟跪着一溜“黑帮”，老舍先生被推了进去，一个好象打人打累了的小伙子站了起来，高高举起手中那无情的皮鞭……
------张林琪、白瑜《宁折不弯--追记老舍死前的一幕》载于1986年8月20日上海《文汇报》
母亲被通知将父亲接回家来。……临走之前，父亲被通知：早上他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
……
她（老舍夫人胡絜青------引者注）帮父亲脱下被血块粘在身上的汗背心，掀不动，她取来热水，用棉花团沾着热水一点一点地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棉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她的手不听使唤了，找不准地方了，因为心颤，手也颤，浑身都在颤。
------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载于上海《收获》1985年第4期
我看他难过得厉害，怕伤了他的身体，忙拧了块毛巾，请他擦一擦脸。这时他已经平静了一些，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我说，谢谢“您”。我忙说：“您怎么还跟我客气？”（ 欧阳中石是奚啸伯的徒弟------引者注）他郑重地说：“不、不，是我有错误，有罪……”我明白了，那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反省着自己的“错误”与“罪行”，所以一切行动举止都像是在受审。
他一再对我说：“你们都放心，我挺好，没受什么罪，大家都对我挺好。”他还说到，运动初期，他和与他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说：“你们别顾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们都拉家带口，顶不住，有什么事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他们问我什么我都承认。”他还说：“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可是说的与人家的话总对不上碴儿。所以，有时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
------欧阳中石《京剧艺术家奚啸伯先生艺史漫录》载于《京剧谈往录续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二）屠杀
自8月27日至9月1日（1966年------引者注）……而整个北京市打死的人数已超过1000。
------权延赤《贺龙与薛明》载于1996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手的“变天帐”，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它“四类分子”及有一般问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转引自张中行《流年碎影》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北安河村（属北京市门头沟区------引者注）可能有十几个五类分子。“红红红”一家一家地抄，抄不出变天帐、钱财就打。那么多十三四五岁的小孩齐动手，男女生相互激励地打，这些老家伙怎吃得消？很快就打死了一口子。此时，一贫下中农揭发有个瞎眼裁缝，是历史反革命，磨了一夜刀，准备行凶。一帮初中小孩被激怒了，与北安河村的贫下中农一起，马上扑向阶级敌人……接连三天，用白灰抹眼睛，棍子打，皮带抽，铁锹拍，几乎把该村的地富反坏右全部打死。其中有不少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跑了一老头儿。有位年轻的女贫下中农在批斗会上，激愤填膺地喊道：不能让地富反坏翻天，他们要杀死我们！上去就咬一老地主婆的奶头，活活把奶头咬掉，吐在地上。这地主婆几天后不治身死。
那跑掉的老头子，一星期后，被人发现吊在了鹫峰下面的一棵树上。
------马清波（笔名 老鬼）《血与铁》载于北京《中国作家》双月刊1998年第5期
张志新同志在长期的监禁中，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以至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但却被诬蔑为“装疯卖傻”、“抗拒改造”，并视为“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上，死党下令说：“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1975年4月4日，姐姐被加处死刑，立即执行，不给上诉期，不通知家属。凌晨，姐姐被秘密带到一个办公室，进来几个人，把姐姐按倒在地，头下垫一块砖，惨绝人寰地切割了她的喉管（张志新这时已在狱中被折磨6年，精神失常------引者注），剥夺了她最后呼喊真理的权利！姐姐满胸鲜血，忍着剧痛赴刑场。奉命押送她的女警心中激愤，中途晕倒。姐姐大义凛然，背绑戴镣，自己行至刑场，怒视苍天。10点12分，无比坚贞的女共产党员，倒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
------张志勤《姐姐，我为你诉说！》载于1979年6月17日北京《光明日报》
因为身体不好，他没去农村，很自然他的家成为下乡返城的知青的集散地。同学和同学的同学、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亲戚和亲戚的亲戚从山西、陕西、内蒙、东北，从兵团、从村里带来大量当地的新闻。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亲眼看到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场面，但是他认识的、不认识的知青们挨整、被斗、自杀、坐牢的遭遇使他感同身受。……他在给一个内蒙插队的同学的信中写道：“上午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我为他高兴，可是晚上回到家里又得知另外一个朋友被判处死刑，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又能怎样，这就是生活。”
------徐晓《永远的五月》载于海南《天涯》双月刊1997年第1期
（三）自杀
最值得认真具体分析的是十年内乱时的自杀现象。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新纪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了一切党派、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需再做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筱白玉霜、容国团……
------舒乙《死的呼唤》载北京于1986年9月6日北京《文艺报》
直到1968年春天，才由他（刘佛谛------引者注）女儿那里知道，是1967年后期，说清查出身，发现故乡还有几十亩地在他的名下。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这就要遣送还乡。也许就因为怕走上这条路吧（从本文的“屠杀”和“北京一所中学老师的命运”两节里可以大概知道被认定为“地主”，遣送还乡后将是什么命运------引者注），在1967年年底，他在西郊新迁的一间个人独宿的小屋里喝了滴滴涕，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了。据说死的几天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我的，但写后不久就烧了。又死前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他女儿说，这是怕脏了，孩子们不能用。
------张中行《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施叔青：提起周瘦鹃这位三十年代的作家，“文革”期间，把他打成“老鸳鸯蝴蝶派”，当时你怎么会被冠上“新鸳鸯蝴蝶派”？
陆文夫：周瘦鹃称赞我作品写得好，“文革”期间，每次他被揪斗，就拉我去陪斗，不是我和他的作品有任何关联，纯粹是因为我常和他在一起。后来周老挨斗受不了，跳进他家一口浇花井自杀死了，一园子的盆景也毁了。
------施叔青《陆文夫的心中园林》载于北京 《人民文学》月刊1988年第3期
在一个阴霾的拂晓，人们在龙潭湖里打捞上一具遍体鳞伤、四肢僵硬、但腹中并无积水而头盖骨却有一个窟窿的尸体，经过辨认，才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动艺术权威”叶盛章！
------叶盛长、陈绍武《梨园一叶》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因为听说，刘盼遂（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引者注）因为存书都被送往造纸厂，夫妇结伴自杀了。
------张中行《流年碎影》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经零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
……
当老司机嘱咐我当心太平湖有野狗之后，我向那位年轻人提出：请他们回机关后立即通知我母亲，说我在太平湖等她。于是，我便坐下来，一边看守着死去的父亲，一边等母亲的到来。
……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一位住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来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开湖边顶多有十几步。演员看见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附近没人，只有远处有几户湖边的渔民。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
……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声音了，我想，母亲也许应该来了，我便站起来跑到大街上迎她。谁知，就在这当儿，母亲和火葬场的人一同坐着车到了太平湖，她不知道父亲躺在什么地方，她便喊着我的名字往后湖的方向走。她的急切的嗓音感动了公园看门人，经他指点才算把父亲抬上了去火葬场的车。等我赶到火葬场补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被处理的第一位。”所谓“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载于上海《收获》1985年第4期
1993至1994年我在北京陈经纶中学上初三时，化学老师是一位非常负责的老太太。讲到“硫酸”一节，她说完硫酸的强腐蚀性，忽然非常沉痛地说，文革时一位老师喝硫酸自杀，尸体最后就剩一滩黑水在地上。虽然是几年前听老师讲的，但我至今有很深的印象，相信自己没有记错。
------本文作者
（四）抄家
至于抄家，仅北京市就达33695户，被轰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更多，共抄家84222户。抄家物品在公共场所堆积如山，一堆堆图书被投入冲天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一件件价值连城的文物被砸碎捣烂……
------权延赤《贺龙与薛明》载于1996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传来风声，是本胡同，像是由西端起，已经开始抄。没有人敢打听，更没有人敢去看，风声都是影影绰绰的。我仍须上班，身在外心却不断飞到家里，想，也许正在抄，把书籍等都拉走了吧？好容易挨到下班，火速往家里跑，到门口察看，看看有没有烂纸、杂物等，先推断是否有抄家之事。门外总是没有异状，走入蜗居之门，看看，也没有异状；心呢，当然都是不安，而且难于用语言表示，只好相视而不笑，装作若无其事。
终于风声紧了。我们那条胡同东西向，相当长，我住在中间偏东，路北14号，听说已经抄到20号（杂院，住户不少）。紧接着就传来确切而震撼人心的消息，是19号抄了，唐先生被捕，唐太太用什么刀抹了脖子，可能没死，详情不清楚。
……
不知以何因由，抄张家（文物专家张效彬，当时已经80多岁------引者注）是在夜里。因为与我的住屋只是一墙之隔，又其时我的耳之官还未怠工，所以不少嘈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像是未动武，只记得张老先生答：“我确是没有枪。我一生手没沾过枪。”抄张家，目的明确，是要文物。据其后的传说，是张老先生态度坦然，说原来就准备交国家的，希望细心包裹，慢慢装车，上交，千万别碰坏了。就这样，一直忙到早晨，听说装了两卡车，运走了。……想不到还有后话，是几个月之后吧，老夫妇二人同一天被捕，男从家里，女从街上，一去就没有回来。
------张中行《流年碎影》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我和谢保国还参加了一次抄家行动。我们10来个人乘坐着大卡车于深夜来到宣武门顺城街路南的一大杂院。东侧有两间小房，很矮，头几乎能碰到房顶。号称资本家的家穷得当当响，破破烂烂，比我姑姑家还穷，满屋子充满霉味。
我们翻箱倒柜地搜查，什么值钱东西也没搜到。发报机、变天帐、枪支弹药更是连影儿也没有。谢保国叹道：“现在晚了，要是早一点，可以赶上抄大资本家，金条一堆一堆。现在抄的都是小不出溜的，没劲。”
这个快50岁的精瘦男子，对红卫兵毕恭毕敬，弯腰屈背，非常配合。但大老远，什么值钱东西也没抄着，实在懊丧，有个女生用炉钩子轻轻敲了这男人头一下，他脸变得刷白，仍笑着解释：“感谢小将教育。我家已被抄了3次，确实什么也没有。很对不起红卫兵小将，受累了，受累了！”他脑门上印出一道淡淡的血印，似乎也不疼，只顾惨笑。
我觉得这家是北京市最穷的水平，整个一贫民窟。桌子上积了一层黑污垢，闹钟少了一个腿；破五斗柜，抽屉歪歪扭扭；空气污浊……什么都又脏又旧。凄苦的脸上继续挂着笑容，伸出大拇指，一个劲儿赞美道：“向小将们学习！欢迎你们多多帮助……”
我们失望而归。
------马清波（笔名 老鬼）《血与铁》载于《中国作家》双月刊1998年第5期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那位女头头揣进口袋的那块手表大概起了点作用。她厉声关照说：“不要打头部，得留下活口，好叫他老实交代问题。”及至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岁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直到二十四年后的今天还有后遗症，经常发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门就开在后院。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房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卧在地上了。（蹲在自己家屋檐下不许进屋，这就是当时常见的“全家扫地出门”------引者注）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凑合着给他们做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
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
周丰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间房中，有一间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间有门相通。靠东边的两间半则是用墙隔死了的，所以红卫兵便启开封条，叫他们呆在那里。至于周作人，只允许他睡在洗澡间。后院的东墙根下有两间平房。北边那间是厨房，南边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对自己《浮世澡堂》这部译作表示过满意，当他进入髦耋之龄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时，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
------文洁若《苦雨斋主人的晚年》载于《印象书系------周作人印象》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去世了。
------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载于北京 《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1949年以前，我的太外祖父（我奶奶的父亲）因为眼睛瞎了，靠算命为生。文革时，他被“扫地出门”，房屋被查封，他躺在自己家院子的地上，我父亲买了许多吃的给他，他拒绝吃，就这样过了几天，因绝食而去世。我不知道放在“抄家”一节里好还是放在“自杀”一节里好。
------本文作者
（五）破四旧
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922处被毁掉！
------权延赤《贺龙与薛明》载于1996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举亲闻的两次烧为证，一次是烧了一个明朝沈周的画卷，一次是烧了某碑的世间仅存的拓本，推想未闻之烧、砸必不少于千千万万件，愚昧至此，真是太可悲了。
……
我住在广化寺（北京鼓楼西侧的一座寺庙，历史当追溯到明代以前------引者注）之旁，红卫之风一起，就有某中学的红卫兵开进去，像是未打和尚，只除佛像。大约有一个月吧，佛像都砸了，变为碎块，堆在大门外偏东的空地上，成个小丘陵。……据说，除了碧云寺的罗汉堂，卧佛寺的卧佛（因铜铸，坚固，砸时震手疼而获免），少数铜佛，铁佛以外，所有佛像都毁了，只保留个信教自由的口号！
------张中行《流年碎影》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大革命中，我毁了不少书。毁的办法有三：一最急迫，是由孩子用自行车运出去，四面八方看看，无人，扔了就跑；二次急迫，得街道有权说话者的允许，在院里支起灶，烧；三是从从容容，当作废纸，八分一斤卖与废品站，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等就是这样换得人民币二十多元的。……
先是书札，都烧了。其它手迹，记得有用日文写的日本俳句，两纸，《侠女奴》和《玉虫缘》扉页上的题辞，等等，也烧了。连带一些印件，如《先母事略》和《破门声明》（明信片式），也烧了。还有个陶器花瓶，见于《苦茶随笔》的《骨董小记》，是在日本江之岛对岸的片濑所烧，因为上有“知堂”署名，砸了。
------张中行《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自己的心态，轻说，已经丧失了分析、判断能力，重说，已经接近精神失常。比如不少英文本，书名中有SEX，一个莫友芝墨迹手卷，上面提到“粤匪”，就都毁了，事后想，中学红卫兵会通英语吗？会知道粤匪指太平天国吗？
------张中行《流年碎影》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六）错误的恋爱
“文革”浩劫前的1965年，已经进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了。这天，一位剧团领导突然找我谈话：
“孙毓敏同志！”有名有姓的称呼代替了平素“小孙”那种习惯的亲切的叫法，领导本来就有些严肃的脸现在拉得更长了。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吗？我不禁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听说你有个海外的男朋友，是吗？”领导拉长了声音问道。
“是，他姓C，是香港一家公司的职员。我，我还没来得及向组织上汇报……”我腼腆地回答，但精神已经放松多了，心想：我还当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吓了我一跳。
“是‘没来得及汇报’吗？嗯？”领导的脸色更严峻了，口气也有点咄咄逼人。我意识到，我已经被放到不能信任的地位上了，心里不禁又凉了半截。
……
我惊呆了。这不是下放我吗？我已经按照组织的要求与C先生断绝了一切来往，为什么还要将我驱逐出北京呢？……
……
他们不许我睡觉，不许我休息。直审得我头晕眼花，心身抖颤，手脚冰凉，连签字也签不成了，才可稍停片刻。还有个别流氓，趁火打劫，借叫我低头、弯腰之机，在我身上乱摸。……
我已经记不住这是第几天第几夜的审讯了，总之，整整一夜的审讯刚刚结束，另一拨“尖刀班”的成员又闯了进来。接连几天几夜的不许睡觉我早已熬不住了，更何况又是处在极端的恐怖和不停的嚎叫声中，我昏昏沉沉，精神恍惚，站都站不稳了。可是这种马拉松又加上接力式的审讯，好象永远没有个完结的时候，只隐隐约约听到一连串的吼叫：
“说！你把特务电台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说！你的通讯密码藏在哪儿？你的密写工具藏在哪儿？”
“说！你泄露了哪些军事机密？”
“说！你进行了哪些特务活动？”
“说！你和你妈的接头暗号是什么？”
“说！说！说！……”
……
这是河南省委党校的三层楼上。从窗户到楼底是有十二米高，下面是洋灰地面。既要死，就要死个痛快，不能穿鞋，不能穿著棉衣棉裤跳。……
“快……快来人呀！她……她要出事了！”随着门口守卫的一声惊呼，砸门声随之而起！
啊！他们发现了，原来门上有个小洞。不！决不能再落到这些家伙的手里。“亲爱的妈妈，妹妹，我的亲朋好友们，我永远热爱你们，你们保重吧！永别了！”
砸门声、吼叫声响成一片。我迅即将棉衣一甩，猛地推开了窗户。一阵刺骨的寒风，呜咽着扑到我的脸上。我爬上窗台，心一横，双眼一闭，纵身跳了下去……
……
“他妈的，真是胆大包天，这么高就敢跳！”
“还没他妈揍你呢，就跳楼了！……”
这一声声的吼叫，震响在我的床前，我的耳畔。
啊，我明白了，我的生命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
我用左手撩开被子，呀，双腿呈黑紫色，圆滚滚，肿得象胶水瓶一般，里面充满了血管震裂后的淤血。啊，完了！我只能象一具死尸一样，在这间政治犯的隔离病房里直挺挺地躺着了，连再跳一次楼的能力都没有了，一切全完了。……我默默地滚下两行热泪。
后来才知道，我摔得很重。腰椎压缩性骨折，第一腰椎断裂，第四腰椎半块椎骨耷拉下来，挂在那里，整个椎体摔成了三角形；另外，双脚粉碎性骨折，脚跟骨碎成二十几块，右脚心还被树枝勾开了一个四寸多长的大口子，脚心的肉翻卷起来，露出了白色的骨头，鲜血淋淋；同时还伴有脑震荡。大概是因为我腰上缠着很宽的腰带，来不及放开（这是我们女演员为了保持体型，平素就常系的），而且在半空中又被树枝挡了一下，所以竟没有死成，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
……
这以后，我才逐渐知道了妈妈惨死的经过：
还是母亲来郑州给我送寒衣的那次，造反派们不仅不让母女会面，而且非法拘留她，进行隔离审查，大搞逼、供、信。妈妈是上海教会学校毕业的，又做过英语教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这些便成了被怀疑的依据。妈妈被打成“老特务”，被残酷揪斗，受尽凌辱。
在我跳楼半个月以后，妈妈被押送回北京，以“老反革命”的罪名，交街道和派出所管制。据押送者之一揭发，另一位押送者当时是向派出所这样介绍的：“这是一个老反革命、老特务，在旧社会干了不少坏事，有血债！她的女儿是特嫌，现已畏罪跳楼，自杀未遂。希望你们严加管制！”……
妈妈性格倔强，无法忍受侮辱性的管制。大年三十晚上，她做了一小奶锅米饭和红烧肉，但却无法下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写下了这样一份遗书：“天哪！我在旧社会从来没干过坏事，这次到郑州探亲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活动，他们偏要这样说我，我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啊！”然后毅然用剪刀剪断了自己的气管。立时鲜血涂地，顺着门缝一直流到了门外。街坊发现，推门而入，见母亲已倒在血泊里，粗声倒气，惨不忍睹，忙将她送往当时的反帝医院（即今“协和医院”）。
在那个血腥的年月里，自杀者屡见不鲜，均被诬之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医院里不肯收留。经好心的街坊再三交涉，才将她安置在过道的一张病床上，在她的气管上接上了“人造气管”。她只能用这个管子呼吸，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母亲孤零零一个人在过道的病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当小妹接到“生母孙杰畏罪自杀”的电报，连夜赶到病床前时，已经是第十天的上午了。小妹望着奄奄一息的母亲，悲痛的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因为母亲是“畏罪自杀”呀！
就在这天下午，当妹妹累得不行，趴在床边长椅上小睡一会儿的时候，妈妈不声不响地拔掉了人造气管，悄悄地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孙毓敏《含泪的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七）北京一所中学老师的命运
小孩打起人来，非常可怕。他们把打人看成象斗蛐蛐一样，是一种消遣，一种享受，毫无道德上的顾虑。比扔瓦、跳绳、夹包、玩牌、踢足球都刺激得多。尤其是让老师互相打，互相煽耳光……常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小孩们爱互相比，看你打得狠，我要打得更狠，否则好象我的思想就有问题，阶级感情不及你的深。反正对阶级敌人越残酷越好。
高中打人最狠的是高三4班的一农村同学。他对黑帮训话时，有位校领导陈英笑了一下，就说贼心不死，捏住陈英睾丸，逼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直给他捏昏过去。没有得逞，就带一帮子人把李书堂、陈英、耿寒利等黑帮押到学校浴池后的一土坑里假活埋。这土坑本是准备埋避雷针的。直到土都埋到了胸部，来了一群主义红卫兵，指责他不该胡闹，才结束了这场恶作剧。
有的拿老师当活沙袋，练拳击；有的要老师吃夹竹桃叶儿，不吃就抽；有的初中小女孩逼老师喝痰盂里的水，要洗涤老师的肮脏内心。一叫艾大仁的，踢了团委书记肚子一脚，给高秀铃踢流了产。大徐给打断了肋骨，脑袋让暖瓶砸开花。我们那位老挺胸昂头的语文老师姜文生，脖子打短了一截，给剃个秃瓢儿，以后就在学校失踪。石文厚老师的大分头也给剃了，幸亏文革前就交了校团委书记的官儿，篮球又打得好，没怎么狠揍。
学校生物老师王国扬，自幼丧母，与父亲感情深厚。因父亲是所谓地主分子，大字报揭发了出来。他感到实在没法活了，约好与父亲一起到京密水渠投水自杀。结果父亲淹死了，他会游泳，本能地挣扎了一番，没死，又被抓回，好一顿臭打。大皮带、棍子、把这50多岁的老师打得象杀猪般嚎叫，脊梁背上全是血印子。一时间他成为全校红卫兵解闷谈笑的话题。小孩子们逼他一遍一遍交代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详细经过，好奇地听他讲自杀的细节和感受。
抬筐挑土时，耿寒利老师见他的背心与血肉粘在一起，怕他疼，给他少装了几锹，他紧张地说："装满，装满，要不更打。"
学校美术老师白京武于8月自杀身亡。他出身于满洲贵族，齐白石的徒弟。1957年，因为画画讽刺校领导而被定为右派。头天还在南楼拔草，次日回家，见全家被扫地出门，轰走，连门也没进，走到安河桥，一头扎下去。
不过47中老师里没有一个被直接打死的，除了校医谢大夫的老母亲。谢大夫出身地主，母亲当保姆供她上学，毕业后，分到47中当校医。母亲有文化，有选民证，文革初期却被当成地主婆送回长沙，不服又偷偷跑回。路过校门口时，被人认出。在搜她随身携带的小包袱时发现一把剪刀，硬说她回来要搞阶级报复，行凶杀人，开始毒打……一群初中小孩给她推到校门口的桥下面，约有二、三米高，接着用石头砸，当场被活活砸死。据说最后一块石头是陕狗子扔的。有人找来担架抬尸体，又被这些孩子把担架夺走，不许用担架抬，逼教几何的米老师背着尸体到北安河派出所，说是不能让地主婆玷污了担架。
年轻漂亮的谢大夫神经受了刺激，学生一找她看病，就吓得哆嗦。“老让我划清界限，她是我妈，我还怎么划呀？”为免遭意外，别的老师帮她写了一份大字报，贴在卫生室墙上：坚决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铲除地主婆！
有个初中同学对耿寒利主任非常恨。把她胳膊拧了两个弯儿还拧，她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忍着。因为文革前她管同学很严，得罪了不少人，找她泄愤的特别多。无论同学们怎么打，她都一声不吭。那个小初中生天天拧耿寒利胳膊，拧到脑袋上，直到最后左胳膊被生生拧断，耷拉着，套上了夹板。这个小初中生还来拧。他一声不响，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扭胳膊。耿主任说：“我骨头断了，上夹板了，你不能再拧了。”但招来的是更狠地拧，还一把一把地揪头发，跟揪韭菜一样。耿寒利疼昏了过去。
老校长李开泰屁股上被扎了两刀。可能是人老了，神经迟钝。血染红了裤子，自己还不知道，仍蹲在地上拔草。
------马清波（笔名 老鬼）《血与铁》载于《中国作家》双月刊1998年第5期
（八）事后
高中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1949年以后的内容分为4章，1949至1956年为1章，占21页；1956至1966年为1章，占10页；1978年以后讲的和政治课完全重复，占了8页；文化大革命1章占了7页，其中有2页是讲周恩来、邓小平使经济好转的，有1页半是讲“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覆灭的。只有作为“选学内容”的小楷体字里有一句话：“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文化科学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各地各单位的基层领导，横遭批斗、抄家和残酷的人身迫害。”至于对并非“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知名人士”、“基层领导”的人，譬如对那些“五类分子”、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老人、婴儿、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就象灰尘一样，被从历史书里抹去了。
------本文作者
五花八门的收藏珍品，收藏趣事往往会给人带来一段不平常的回忆。在我的藏品中有一枚保存多年的塑料红小兵臂章，闲来把看，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将近30年的往事……
……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那枚红小兵臂章一直珍藏在我身边，当年入兵宣誓的那情景也时常在我眼前闪现，象《宣誓》中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艰苦朴素、勇于牺牲”那几条，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还在履历表政治面貌那栏中填写过“红小兵”三个字，引起了人事干部们的哄堂大笑。
------墨娃《“红小兵”臂章背后的故事》载于1999年8月1日《北京日报》“家有珍藏”栏目
“四人帮”垮台后，我参加过一位著名学者的追悼会，他到底怎么死的？低头默哀的人都心里有数。可悼词怎么讲呢？说他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当时我就想，别在这儿瞎扯蛋了，“四人帮”认得他是谁呀？还不是叫你们这个单位的人给整死的。中国那么大的悲剧，四个人够演一台吗？
------李零《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我们要把千仇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身上。
------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点名责问：“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在他们的小说里，却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的？”韩石山则借题发挥，批评“知青作家”奏了20年“青春无悔”的主旋律，是“对中国的国情和人性没有基本的认知。”
韦、韩两位向“知青作家”提出尖锐的整体否定评价，这是20年来头一回。有没有道理？当然有。虽然，“知青作家”并非个个“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但知青文学一概回避自己和同龄人文革初期的思想行为蜕变，全无巴金式真诚的自省与反思，他们打的是文革擦边球。这不能不说是群体性的“文革失语症”。也许，正因为如此，“合时宜”的知青文学才获得20年持续的辉煌。
但是，倘若梁晓声、阿城、张抗抗他们不写《今夜有暴风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自己如何受苦”的眼泪鼻涕，而是在七十年代末就写出他们的“随想录”和“思痛录”，我想绝对不可能发表出版，因为“不合时宜”！即便是德高望重如巴金、韦君宜也同样，《随想录》是“出口转内销”，《思痛录》先有《黄河》摘发，今年5月才获准出版。
本人于1987年写了篇5万余字的《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把自己送上解剖台，解析自己“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一切，以打砸抢为光荣的”，发表在《东方纪事》杂志上。当时激起了很大反响，先后被好几家出版社的集子收录，最近又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之《1966我们这一代的回忆》收录。但是，《东方纪事》却于1989年被勒令停刊，错误之一就是发表我的“自白”。1989年春，我把“自白”扩写成十余万字的《噩梦启示录》，以自我作标本，坦诚地反思十年浩劫，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审三校后付梓，又在“六四”后停版。
------《真话不合时宜？》载于《粤南风》1998年第11至12期
就我所能知道，中国没有一个关于文革的纪念馆、纪念碑，没举办过一次关于文革的纪念活动，没有公布过文革中被杀害和自杀者的数字（也不知是否统计过），没有公布过文革中全国毁坏文物古迹的数字，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以外，没有一本全面研究文革历史的著作，《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六四”后被禁。
------本文作者
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也是结束“文革”灾难的22周年纪念日，《大学生》杂志做了一次大学生对“文革”认识情况的调查，其结果令人震惊。
80%的同学自认为对“文革”的了解仅限于“听说过一点”；不少人不知道“文革”的起止年月及标志；在问及“文革”产生的原因时，有人答：由个别领导或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在问及未赶上“文革”有何感想时，有人说遗憾，失去了一次锻炼机会；在问及再来一次“文革”时，有人说未尝不可，“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方式可以抑制当前的社会腐败。对于今天总结“文革”的现实意义，有人说没什么现实意义，有人说它的意义不过是段历史而已，有人说在于为发动真正的“文革”做准备。
------刘新征《这该怪谁？》载于199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
1999年7月22日至8月9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断简残篇------文革回忆摘钞(续篇)
《文革回忆摘钞》写毕，又陆续知道些新的事情，所以我想写一下续篇，仍依前例，所收集的都是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中零零碎碎回忆文革或是提到文革的事情。港澳台或海外有关文革的著作普通百姓很难看见，自然无法钞录。互联网上本来也有很有价值的文章，譬如王友琴女士发表自己文革研究成果的“中国文革浩劫遇难者纪念园”网站(网址为：
我想做的只是把“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时提到的点滴零碎的文革史料汇集起来，以免他日烟消云散。所以如果是整本写文革的着作，或写文革为主的著作，即便为大陆公开出版，我也就只存书目，不再重钞了。除了《文革回忆摘钞》里提到的《牛棚杂记》(季羡林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随想录》(巴金著，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北京第1版)、《思痛录》(韦君宜著)、《在忠字旗下跳舞》(王火著，后两种著作我没有，不知具体出版社和出版日期)外，近两年又看到了遇罗文的《我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记述遇罗克一家在文革里的遭遇和见闻；郑实、傅光明合著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是与老舍自杀有关诸人的事后访谈录；另外湖北《今日名流》杂志2000年第2期刊载了张元勋《最知情者的回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和高晓晖《愚蠢和野蛮：30万斤古钱币一古脑儿扔进熔炉》，前者记述文革中被枪杀的林昭女士和她北大(北京大学)同学的经历，后者记述1967年湖北鄂城县西塞山出土的自西汉到南宋30万斤珍贵古钱币文物，于1970年被抛进熔炉炼钢铁的经过；《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刊登有《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作者 陈少京)，2000年6月23日刊登有《张志新蒙难之后》(作者 陈少京)，2001年4月19日刊登有《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作者 余刘文、韩平藻)，都很有意义，但篇幅很长，读者既可以买到或在图书馆查阅，我也就不一一钞录了。
在钞录的时候我有点感想，就是这里的受害者好象都是以名人和知识分子为主，至于文革里太多默默无闻被害的农民、工人、教师、妇女、老人、儿童，他们的遭遇却少有记录。大概是知识分子在写作和发表方面更方便一些，所以他们在文革的遭遇也更容易被大家知道。这不能怪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大众在文革中的苦难。因为当时他们是被批斗、孤立、关押起来的，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或见闻，对于当时其它人的苦难，自然所知寥寥了。而事实上文革后在忌讳高压下仍然坚持采访调查，收集文革史料，为工农大众的苦难存铁证，留信史的，正是王友琴、遇罗文等等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些言论，竟然把文革中工农大众所受的深重苦难一笔抹杀，说知识分子看不起工农大众，是文革帮助工农大众翻了身，地位在知识分子以上，所以知识分子憎恨文革。我觉得现在有些越是骨子里鄙视人民到极点的言论，越是以“工农大众”和“人民”的代言人的名义发表，象这样关于“文革”的言论，不但把工农大众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际视同草芥，还好象工农大众从文革中得了好处似的。我想提醒读者诸君，象“我们广大人民”、“你们知识分子”这样的口吻，挑拨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小，而其不承认人民独立思考，独立发言的权利，要由他们代表人民发言的狂妄性格是大，我们吃冒充人民的野心家的亏不能算少了，真正的工农大众不可不察。
（一）批斗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帮”，那天打斗了5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7年。……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不到13岁的小学生打死。
------《二十一世纪》杂志(转引自余杰《火与冰》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那年正值“文革”初期，也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不平静的一个夏天。空气里处处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周围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大字报满天飞。当时我还是个9岁的孩子，在海淀区暂安处小学读三年级。记得那天课上，班主任申老师说，现在的革命形式发展很快，又揪出了很多“小爬虫”、“变色龙”!不知是故意，还是失口，她又接着说了一句：“林彪也是变色龙!”当时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我就象侦察兵探听到重要情报一样，未及深思便感到异常兴奋。下课铃声一响，我便迫不及待的拉起同桌的手到学校革命委员会去报告“敌情”。革委会主任对我们说，你们反映的情况真是太重要了，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先回去上课，不要打草惊蛇。受到表扬，我们心满意足的回到课堂。谁知，正是由于我等的“告密”，一场灾难降临到申老师头上。
几天以后，申老师不再给我们上课了，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那天的批斗大会我还清晰的记得，申老师的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站在三层叠放的椅子上面，两腿直发抖。不知是汗滴还是泪滴，老师的脸上直往下掉水珠子。很多高年级的学生用鞭子、砖头打她。我亲眼看见，弹簧鞭每抽一下，老师的背上就掉下一块肉，后背几乎被打烂了。或许就从此时起，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什么事，才明白为什么妈妈知道这件事时用笤帚打了我，还骂我“缺德”!每想到这一切，我幼小的心便会象针刺般疼痛。
批斗会结束后，申老师被关在了学校一间满是粪水的废弃的厕所里。一天，我忍不住去看申老师。我无法忘记那一幕。透过墙眼，我往里看，一股又臭又热的气流扑面而来，熏得我直作呕。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申老师正趴在厕所中间的几张破桌子上写着什么。乌黑发亮的长发被剃光了，脸上、胳膊上都是皮带印，青一块、紫一块。两只裤腿挽得很高，两条腿已被漂满粪便和蛆虫的水泡得溃烂和肿胀。
我低声唤了一声：“申老师!”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到。她还是看见了我，蹚着粪水朝我走过来。我从兜里掏出几个西红柿，递给老师：“老师，我错了，我对不起您!”说完，眼泪便止不住的淌了出来。这是我一连几天憋在心里的话。申老师却说：“这不是你的错，你还是个孩子，我不怪你……”听到这里，我更加内疚。
……
今年春节前夕，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真想给您拜个年”的小栏目。于是，多年寻找老师的迫切心情又一次涌上心头。在刊有我儿时照片和姓名的文章见报的第二天，我就意外的接到了申老师的电话，一时间，我惊呆了，只喊了声：“申老师!”就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史国良《三十四年的忏悔与宽容·忏悔篇》载于《辽宁青年》2000年第17期(转载于北京 《青年文摘》杂志2000年第11期 绿版 总第228期)
1967年秋，华北平原上的一个芥豆小村，即我故里的某个邻村，发生了一桩“史无前例”的恐怖事件：一伙“造反派”为了实现“彻底消灭剥削阶级”、“世界一片红彤彤”，要将“四类分子”统统活埋。造反派们(特别是本地中学生或曰红卫兵，以及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青年文盲)，究竟是出于假意的恫吓目的，搞一搞不当真的恶作剧，还是果真要“体验杀人快感”，已经不得而知。反正那时村外挖下的十余个坑是真的，老老少少的一串“四类分子”也真的被牵来了。围观者(本地人和路人)涌了来，也是真的。时值我在我的原单位被批斗得太苦，偷偷逃亡一次，真切的目睹了这种景观------当然是混杂在路人中。
关于那种场面，我已在另外的文章中写过，不相细述，总之是可怕极了。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位救星，是她的疯狂抗议兼之拖延了时间，引来了派出所的警察，才避免了这场令人发指的悲剧。
这是一位孤寡老人，六十多岁，姓冯，人称冯二奶奶。在我的印象中，解放前她四十多岁的时候，村民就称她为冯二奶奶。她早年丧夫、无儿无女兼之贫穷，只有一间草房。解放后土改时也分得了两三亩地(冯二奶奶的身份是“贫下中农”------引者注)，也是经常荒芜的。冯二奶奶靠什么活着?只靠“穷横”。谁家地里的庄稼熟了，她总是抢先拿着筐篮去“拾”，无人敢管。谁家过年过节，改善一点伙食，哪怕某家偶然的摸了几条鱼、捉了几只鸟弄回家炖了，她也凭嗅觉追了去，坐下来便吃。尤其是大小“财主”家，她非但进门就喊“我饿了”，而且一再强调：“我不吃剩饭，给我另做!”有时甚而一连三四天住下来。由于她辈分高，连许多已经做了奶奶的人实际上也比她低一辈或两辈，因此她到谁家都要大耍长辈气派，没人敢惹。
……
“文革”来了，斗“四类分子”越斗越凶，终于演变成那场活埋人的恐怖剧。
那日，那时，那样的人影，那样的声音，都闪烁着鬼怪世界的特殊颜色。鼓动者和参与者都红透了：红色的标语，红色的袖章，红色的喊叫，红色的眼睛；近观者、远看者都有灰色(近于枯木、泥土之色)的面孔，灰色的眼神，灰色的瞳孔，灰色的呼吸。只有从作恶者喉咙里发出的兽哮兽吼，伴之以铁锨与沙砾的杂乱磨擦声，没有任何同情的呼应。待毙者早已麻木，连哀乞、哭泣都已冷凝成僵尸，任何喉咙都不再发出声音。
就在这个像是从来没诞生过人类世界，或是人类世界早已死去多年的可怕的空隙时刻，一个人的斥骂声音由远及近。最后的巨声是：“王八蛋操的们!兔崽子们!驴配马下的们!造孽吧你们!老天爷打了一万年的盹儿，胡乱养了千万百万的狼羔子，我活了八辈子也没见到过你们这样的活畜生!二奶奶我管不了你们，坐下来哭他们(指被埋者)一场谁也管不住!”
冯二奶奶扑了过来，坐了下去，大哭的声音响彻数里，似哭似唱。她拍一下大腿，哭骂一声。
……
由于人们(包括所有在场者)的惊愕、好奇，也包括冯二奶奶的嗓门大，声音高，邻村的人也陆续聚来了。加之冯二奶奶猛的跳进一个坑里，死活不起身，拖延了时间。不知什么时候，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一场凶险总算过去了。
------毛志成《抚摸经典罪徒的化石------百年世相拾稗》载于《读者》杂志2001年第4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和其它一些单位比起来似乎“文明”一点。远的不说，同一座楼的人民出版社，打人就打得很厉害。他们的副社长、副总编辑、老出版家范用，就被打得相当惨。那是有计划的打，真打，好几个人围着他，在房间里，从这头打到那头，打得他惨叫不已，都不想活了。可是据我所知，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这样打过。造反派脾气一发作，跳起来打几个耳光是有的，那只是爆发式的打，不象人民出版社那边是有准备的打，往死里折磨人。
……
“早请罪”、“晚请罪”在别的单位可不得了，就是集中打人、整人的时候。先点名，点名之后，宣布一些吓人的决定。谁犯了什么事，就是一顿痛打，或者大声辱骂、训斥。有的时候念“请罪词”念得不对，疙里疙瘩或者念错了，管理人员上去要么一脚、要么一耳光。这在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倒是从没有发生过。
------舒芜、许福芦《舒芜口述自传》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洁若(文洁若女士，萧乾的妻子------引者注)反对我在客厅墙上挂那些英国版画，说别忘了1957年骂你是洋奴的话。她带着孩子们去买来毛主席像，装在镜框里，把英国版画都垫在后面。其中一幅主席标准像足有二尺半宽、四尺长，挂在客厅正中央。她要让孩子们白天看，晚上看，时刻想到的，只有红太阳。没想到她的这份苦心孤诣，在风暴来时，反倒成了罪名。
……
多谢那场反右，老早就把我降了若干级，成为一名不值一提的小人物了。到7月下旬，我们当中就有不少被揪出来挨斗的了，有的已经打得皮开肉绽，可我缩着脖儿躲在一边，连块皮也没蹭着。
8月的一天，大卡车来接了。这回一上车就觉出，本单位来接的人气势汹汹，和往常大不一样。只是上车前还没象音乐、电影界那样先斗一通，打个死去活来。
车刚开进机关大院，就听到一片口号声。一下车，我们中间的旧党委就全给戴上高尖纸帽，并且把一个年轻党员打扮成小丑，给他一面小锣，由他鸣锣开道。我跟在这游楼队伍后面，由一楼游到四楼，又转了回来。各层楼都挤满了革命群众，声嘶力竭的喊着打倒的口号。
游楼之后，还准许回家。一到家，仍旧是一片温暖。如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仍愿意拥护。
没几天，“黑帮”集中了。也就是说，扛个铺盖卷，关在机关里。与此同时，发动全体同事来贴大字报，对我们进行揭发。事后知道，正是在这段日子里，洁若和她的三姐也受到压力，非揭发我不可。
……
在机关里当靶子，我是估计到的。万也没料到街道上还不饶我。8月23日中午我正在啃着馒头，主管我们的那位“狱吏”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就是原来我们那个世外桃源的领导用过的单间，通知我1点钟我家对门的塑料厂工人要斗我，要我思想上先有个准备。
几个横眉立目、臂上戴红箍的彪形大汉叉着腰在大门口等着我了。我同他们一道蹬上自行车，就朝我家骑去。
土改中，我看过斗地主。镇压反革命时，我看过斗南霸天。这回该轮到我了。可我统共在那里还没住上四年!我们一直关上门过日子，谁也没招惹，凭什么斗呢?我一边骑，一边在纳闷。
到了门口，就看见两边墙上都贴满了打倒我的标语，左不过是大洋奴、老右派等等1957年就骂够了的话。
可是被押进去之后，我愣了。彼此从未谋过面的塑料厂工人挤满一院，振臂高呼口号。我一眼就看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小花园成了一片废墟。墙上爬的，扯下来践踏；盆里栽的，连盆一起摔个粉碎。连这一年刚结了几个青果的小苹果树，以及葡萄架，也未能幸免。往屋里一看，柜子推倒了，凡能砸碎的都砸碎了。满地都是玻璃碴儿和书稿。连墙上的镜框后面都搜到了，版画被扯个稀烂。批判会上，说是用主席像来掩盖资产阶级货色，罪大恶极!
廊子上并肩站着两个吓坏了的娃娃。他们眼睁睁看到爸爸的前胸上被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木牌，三姨也被勒令和爸爸一道跪到院心的八仙桌上。
事后才知道，那次的斗争会只不过走走过场，既没什么揭发，自然也谈不上批判。但我还是从会上一位妇女的发言中，听出了斗争的用意。她说：“凭什么我7个孩子一家9口人，住一小间屋，他们才两个孩子，住这么一大片瓦房?这难道不是修正主义!”
斗争会就是以她搬进这栋瓦房，我们被勒令迁进附近一个大杂院里的纸顶棚小东屋来结束的。
斗完了，我又蹬上车，由一个戴红箍的大汉押回去机关。临走，我呆呆的望瞭望廊子上我的两个娃娃，他们都已哭成泪人儿了。事后才知道，高中即将毕业的老大，那天抱了一床待拆洗的棉被回家。到了门前，看到标语，听到院里的阵阵呐喊声，吓得扭头就跑。那时还有护城河。后来他告诉我他想跳，但没跳，只在河边坐到天黑。一个没了家的孩子!那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戴红箍的一定要我继续挂着牌子。我就这么骑着车游街示众。一进机关院子就看到洁若正戴了顶高尖纸帽，站在一辆平板三轮上挨斗。她周围一簇振臂高呼着的群众------其实，就是些同一部门，甚至同一办公室的同事。
……
当时，我们那个革委会对“黑帮”分子有一种很“文明”的惩罚办法，就是如有过失，在早晨排队请罪时当众掴两个响亮的嘴巴。“文明”，是因为既不拳打脚踢，同时又起了惩一儆百的作用。
------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从此开始了对《刘志丹》一案的长期审查，波及人之多实为惊人。首先，习仲勋被撤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受审16年，关押8年。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受株连关押6年。当时的一机部副部长因为作者提供素材，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在“文革”中受尽侮辱，最后批斗致死。还有一个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在“文革”中被不分昼夜地批斗，含冤而死。出版该书的工人出版社社长也被捕，用“车轮战术”折磨至死。工人出版社一普通干部因与此书有关系，被打成内伤，另外一位也受电刑术折磨。此书责编何家栋，全家被赶到农村，6口人每人每月只发5元的生活费，他的母亲及儿子生病时求助无门，在病困中死去。更不可思议的是，刘锦华等两位普通群众因作家采访时好心地给他们带过路，就惹下大祸，最后含冤而死。习仲勋吃过饭的一家饭店经理，也被作为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开始滚雪球，株连到烤鸭店经理、湖南饭店经理……整个饮食行业被株连有59户，被捕了19人，其中被折磨至死的有5人。《刘志丹》案从62年开始到79年长达17年中，陕甘宁边区被诬为“彭德怀、习仲勋、高岗黑爪牙”而遭迫害的有万人之多。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 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1966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象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道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象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6月10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余杰《火与冰》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在“文革”中，他(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冰心的丈夫------引者注)自然又成了打击对象，“革命小将”命令他用鞋带把脱下来的皮鞋挂在脖子上，勒令他去打扫厕所。他被抄了家，多年辛苦积累的资料、写的文章都被拿走而后散失了。
------吴冰《教育原来在清华------追记我的父亲吴文藻》载于《读者》2001年第9期
在大院期间，我有时被单独叫去“审讯”，关于《乞活考》就审过不止一次。不少老教授被单独叫去挨打，以致鼻青脸肿，呼叫之声惨不忍闻。我的妻子曾在中午烈日之下被红卫兵叫到院中，被迫仰头“望日”。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文革”中的疯狂、凶狠与愚蠢，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
------《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回到祖国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梁先生(指梁漱溟------引者注)时为民盟领导人物，此来或与民盟政务有关。住在民盟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张志和先生家里。(张志和先生为川军刘文辉部下师长，本人实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为“右派分子”，“文革”惨死。)
------唐振常《川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
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的，而且三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三位安福才子，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起来真是令人辛酸。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到了“文革”时期，情况就更复杂了。当年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才说了那些违心话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心理。“文革”之初，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澍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页)范文澜是去过延安的史学家，延安的经历不可能不对他有影响，再加上50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在“文革”初期，他早已能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我批评了，这与其说是趋从，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学到的求生智能。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948年我同英籍老婆离了婚。为了避免蒙上里通外国的嫌疑，1949年从香港回北平之前，我就给所有海外友人发了函，从此停止往来。然而，里通外国这顶帽子还有可能给我扣上，因为我有位70开外的美国堂嫂安娜。我小时她对我很好。(萧乾父母早逝，在《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他把这位堂嫂称为“半个母亲”，少年萧乾被抓进张作霖的监狱里，也是堂嫂委托教会学校的校长营救了他------引者注)1949年一抵北平，我就向领导交代了。指示是不要往来。“文革”后期，我们搬到东四十二条旁边的一个小胡同，与安娜一家人住处近在咫尺。倘若在街头相遇，谈上几句话，可就有口难分了。街道肯定是在天天盯着我们。有一回我骑车经过十二条车站，老远就瞥见黄头发的老嫂子站在人群里翘首等着无轨电车。我硬是梗着脖子从她眼皮底下骑过去了。
------萧乾《后怕》(《关于死的反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2次印刷)
（二）狱中
董玉峰同志是在1973年开始主管秦城监狱的工作，他虽然也刚刚被摘掉“黑帮”的帽子，并且随时会被重新迫害，但是，他从进入秦城管理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详细的了解监狱“犯人”的生活情况和病情，希望在他获得自由的同时，给这一大批蒙冤的革命功臣做一点什么有益的工作。
当时，他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秦城监狱从1967年开始，就被实行军管，监狱中原来的干部，除留下一个电工之外，全部被下放“五七干校”，监狱的管理制度统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东西，一律被取消，对被关押的“叛徒特务，反党分子”按照被批斗时候的办法，订了一套管理制度，这其中包括打骂，侮辱人格，米菜不洗，打饭时，如果把饭掉在地上，就有人逼着受害者当场捡起来再吃，每天一杯开水，吃药也不再给水，睡觉只能面向门的一侧躺着，以便监视，其它方向不准躺，否则就要毒打，放风十分钟，每个人呆在一个小屋里过着独居的生活，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许多从秦城出来的同志，几乎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一切，董玉峰看在眼睛里，痛在心里面，他知道，这些受尽折磨的革命同志，许多都是建国前或者更早参加革命的，他们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没有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却在文革时期奄奄一息的活在监狱里。
……
于是，从董玉峰同志进入秦城开始，他就从“犯人”的生活方面入手，经过他和姚伦等同志的研究，他们汇集了毛泽东同志多年来对于预审工作的指示，比如毛泽东同志说：“把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嘛。”“勿用刑讯，严防诬陷”“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肯死”等等语录，组织监狱全体人员学习，批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危害，并且让每一个人对照检查，对于严重对抗改革的，调离监区。
另外，他们还延长了放风时间，让蒙冤的老干部能够增加一些室外活动的时间，当时的监房都是完全封闭的，放风的时候，“犯人”无法互相交谈，也看不见对方，但是他们可以看见阳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有的老干部甚至同蚂蚁交上了朋友，看着它们搬家，看着它们建筑自己的小巢，并且从这些正常的大自然现象中获得活下去的力量，这一些是离不开放风时间的。
当时，董玉峰对于监狱的伙食也下了不少功夫。在他到秦城监狱之前，这里的伙食是不能用文字表达清楚的。做饭的时候，有的人把伙房的鸡蛋、肉都吃了，故意把米饭中掺上沙子，老干部吃了这样的饭，就会得各种肠胃疾病，吃饭没有菜，给一点咸菜，上面有时候还会有蛆。监狱中的人吃不饱，有的人在去世前在墙上画满了可以吃的东西，例如猪蹄，鱼等等。
董玉峰来到秦城监狱之后，他每次在食堂工作人员做饭的时候，都同领导班子的成员蹲在旁边亲自监督，亲自看他们洗米下锅，后来干脆让这些人到大伙房吃饭，让公众监督，表现还不好的，调出去。在这个期间，个别几乎饿死的蒙冤者，会在自己监房送饭的小窗口看见一碗牛奶，或者其它什么食物，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宝贵的东西是谁送的，董玉峰不能与他们交谈。……他这样做，风险是极大的，他自己也是刚刚从笔架山的死亡地狱中逃脱出来，但是他的心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用整个身心关心着蒙难的战友们。
动乱年代，无法无天，由于冤狱盛行，而无法可依，秦城监狱中的蒙冤者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他们革命一生，却被戴上“特务，叛徒，反党分子”的帽子，长期失去自由，被人侮辱歧视，挨打挨骂，营养不良，在长时间的监押中，每到放风十几分钟的这段时间，他们就独坐在小床上苦思冥想，时间久了，神经错乱，有的傻笑，有的胡言乱语，有的撕破衣服，有的要上吊，有的甚至大声喧哗，打人骂人。而这些人却长期得不到治疗。
------张玲《在秦城监狱做党委书记的日子里------访公安部前政治部副主任董玉峰》载于北京(司法部)法律出版社《法律与生活》杂志2000年第9期
田汉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已经坐过牢。他因曾参加左翼作家同盟而被监禁于苏州监狱。共产党主政期间他理应得意称心，而最初约十年也确是如此。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仍不免再陷缧绁。1930年他曾写过一篇称慕蒋介石的文字，说蒋确有做文天祥史可法的气派，三十余年后终被检举。而实际的罪过则是他在上海期间没有照顾日后成为毛夫人江青的蓝苹。
田伯伯最后的出处至为凄惨。他被禁于秦城监狱，有病无药可施，他最后一信给他母亲易克勤老夫人，还望她能寄些钱来。他连日咳嗽不已，同被监禁的人说起一天傍晚时分咳嗽停止，他即于当晚去世，时在1968年。弟弟田沅早已在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淮海战役，以肺炎死于战场，也曾令戏剧界的母亲田老太太流过不少眼泪。
田汉案件平反后，中共领导人为他在八宝山致奠茔葬，但是所葬也不过是一座“衣冠冢”。他的骸骨在去世时如一般罪犯的处理，早已不知去向。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北京第1版
民主人士、国民党当政时期拘捕“七君子”事件中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在文革中的1966年11月21日被捕，1971年于狱中凄惨去世。
------事见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962年，76岁，(张东荪先生，学者，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日据时期北平地下抗日组织人士，曾遭日军逮捕关押------引者注)在孙辈一再催促下，动笔撰写历史性小说和自传，“文革”中全部焚烧抄没。
1968年，80岁，运动中与长子(昆虫病毒学家张宗炳先生，唐振常《川上集》中曾有记述------引者注)一同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
1972年，85岁，年底，家属获准到监狱探视。
1973年，86岁，6月2日病逝于北京第六医院监狱所属病区。
1978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注释中有“张东荪，美国特务”字样。
1995年，先生文选《中国近代思想家论道丛书·理性与良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着辑要丛书·知识与文化》及评传《张东荪传》等分别在上海、北京、济南、台北出版。
------《张东荪年谱简编》载于《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编者克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
（三）屠杀
如果1957年的反右把革命搞得阴惨惨的，到1966年8月，革命就变为血淋淋的了。
我们胡同垃圾堆上出现六具尸体，有人说还没断气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
------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966年8月18号，北大隔壁一零一中学的学生，他们到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要紧跟形势干革命。他们回到学校就开始讨论：怎么“革命”法呢?要找敌人啊，敌人是谁呢?有个同学想起来了，学校有个体育教员，这体育教员是个归国华侨，有海外关系，就可能是个特务。第二，他有男女关系问题，是个坏分子。这样一分析，这位体育教员就变成了“反革命”，而且是双料的，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年青人(还有些年长的老师)的“革命义愤”就这样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于是革命师生怀着革命的一腔豪情，怀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将这位体育教员抓来，把他扔在学校的池塘里，然后全校的老师和同学就欢呼着看着这个老师在池塘里挣扎。这位被视为“敌人”的老师几次挣扎出池塘边，这些红卫兵就拿石头把他打下去。最后这个中学体育教员终于沈没了，在全校师生的欢呼声中死去了。(美籍华人杨瑞的英文自述《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回忆》有《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由叶安宁翻译的中译本，其中提到文革时作者在北京一零一中学读书，她亲眼看到一个老师满头鲜血，在池塘里游动，周围的人一边欢呼一边用石头砸他，不让他靠岸，作者当时吓得逃离了现场，事后听说这位老师侥幸活了下来，但另一位美术老师被打死了。可以印证当时在北京一零一中学受到这种惩罚的老师可能不止一人------引者注)这样的在“革命的狂欢节”里的惨死，是令人震惊的。这些孩子(即使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今天)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手上有血，因为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杀“反革命”，而且是集体的杀戮，个人是从不负责任的(所谓“法不责众”)。……1967年12月26号，“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在唐山一次讲话时宣布，解放前我们党的冀东党组织可能是一个国共合作的党，可能是一个叛徒党。他这一句话就造成在全县范围内大抓“叛徒”，结果受到迫害的达84000余人，其中2955人死亡，763人致残。还有湖南道县，从1967年8月13号到10月17号，历时66天大杀人，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其中死亡4519人，被活活杀死的4193人，被迫自杀的326人。也在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达9093人，其中被杀的是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致残致伤2146人。而被杀的是什么人呢？都是被宣布为敌人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在死亡人数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被杀的未成年人826人，最大年龄78岁，最小的仅仅10天。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 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许多人通过一些“内部”途径，得知公安局要抓罗克(遇罗克，因撰写《出身论》抗争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做法而被捕遇害------引者注)。罗克听说后，无动于衷，谈笑如常。……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象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但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与家人永别了。
我和哥哥被关进监狱后，母亲和弟弟也分别被关进工厂和学校。当时姐姐因为“书写反动日记”被劳动教养，父亲逃到外地做临时工，家中已空无一人了。两个月后，弟弟被释放回家，家里还是搜查时的凌乱景象，只是落了厚厚的一层土，米面也生了虫。他先去看母亲，母亲还是被剃着阴阳头，穿著缝着布牌的衣服，正专心致志地扫地。她更惦记着儿女，让弟弟给我们送东西，再去看看姐姐。
……
姐姐被叫出来，见到弟弟之前眼圈早已红了，但是她不能让眼泪掉下来，否则队长会喝斥甚至中止会见--你哭？你觉得委屈啊？你说你，接受改造原来全是假的呀！她要装作高兴，象过节那么高兴，要拉着弟弟的手欢蹦乱跳，感染得他也不能让眼泪掉下来。让他明白必须装笑，才能让旁边监视的队长放松注意力，才能说上只言词组的心里话。更重要的，是一个小纸条，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全是她对哥哥的关心和思念，以及仅有的一次外调，她是怎样驳斥的。她希望能设法转告哥哥，尽管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在她拉住弟弟手的时候，就势塞给了他。相见只允许十几分钟，他们想要说的话却是那么多！“爸爸、妈妈都好吗？姥姥呢，她的哮喘怎么样了？学校对你们怎么样？”惟独她最担心的哥哥，却只字不能提！
十几分钟飞快地过去了。在分手时，她不知何时才能见到这可爱的小弟弟……当两个人都站起来，即将道“再见”的最后半分、几秒钟里，她抱住了他，哭了，连声音都没有出，只是簌簌地流泪，弟弟也只能这样，不得不分手了，姐姐一步一回头，招着手，直到进入教养院的大木头门；弟弟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盯着她，流泪摇着手。
弟弟当天没有走，就等着第二天还能相见的一次机会。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已来到路边。等呀等，终于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走过来。一队队的人流在凌晨黝黑的天幕下无声地走过去，只听到踢踢踏踏连成一片的脚步声和队长们的吆喝声。突然，他在一列队伍中发现了扛着锹的姐姐，他招手，姐姐也看见了他。他哭了，她也哭了。队伍很快过去了，姐姐也随人流一步没停地走了。走了很远，他还看见姐姐在用袖口擦眼泪。姐姐的泪眼时不时地回头望着他，直到他的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到了工地，她仍频频引颈张望，那绵延的土坝上，不是他么？他变得只有火柴盒大小了，还在那儿一只手臂高举，向天招手。他明明分不清人群中哪个是姐姐，却知道这样做姐姐能看见他。姐姐再也止不住，任凭眼泪直淌，跑到一个高土包上，也向他高高地招着手臂。也许他看见了，因为他好半天没有走。监工的队长装看不见。几个一块干活的女“教养分子”，有两个，泪水也出来了，不住地擦；另外的几个，眼皮全红了，忍着不哭。到车站的这十几里，弟弟是哭着走回去的。
……
罗克在80多次审讯中，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他得知我也被关进监狱时，更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我得到解脱。
他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1970年3月5日，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当罗克知道自己会被杀害时，摆脱难友李考良，将来替他看望亲属，还说：“我最惦念的就是姥姥和弟弟。”因为那时操劳一生，把我们从小带大的姥姥已经快70岁了，他怕她听到噩耗经受不住刺激。
在哥哥的遗物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因为自1957年家境一直贫寒，罗克从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后，把每月工资都交给母亲。有时母亲给他五元零用，他也只要三元，而这三元钱常常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背心实在太破烂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的背心给他时，他已知道要被判处死刑了。他想，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穿吧。他就穿著这样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为了安慰母亲，鼓励弟弟、妹妹和朋友，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最后两首诗。
------遇罗文《我们和罗克哥哥》载于《英才》杂志1999年第5期
1966年9月8日晚上，我们已经学习完了，正准备睡觉，管我们的人把我叫出去，冷冷的告诉说；二十五中有个通知，说你妻子畏罪自杀了，你马上去看看。我一听，五雷轰顶，简直就不敢相信，慌慌张张的先挤公共汽车回家，把我的儿子叫上，一道去二十五中。
我的妻子陈沅芷本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被“集训”后，她住到二十五中，一心一意参加“文化大革命”。她被造反派抓起来，完全是个误会。这得从我的家被抄开始说起。那也是很突然的事。当然了，也许根子早就埋下了。早在我搬到“豆腐巷”去住的时候，街道上的一些人眼神就不大对劲。他们盯上我那几只装书的大木箱。当我们从大卡车上一箱一箱抬下来的时候，街道上就有人注意了，以为搬来一个什么阔老，几箱子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
到了“文革”中间，机会来了。刚好，我的老家安徽那边有一帮大串联的红卫兵，找到胡同里。他们的矛头是冲着我母亲的，说我母亲是“逃亡大地主”。街道上的那些人一听这个，立刻积极响应，于是同安徽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抄我的家。当时我被关在“集训队”，陈沅芷因为天热，家里房子小，搬到她的单位二十五中去住了，家里只有我母亲带着我的几个孩子。红卫兵和街道上的人，一进门就把她们老老小小祖孙几人赶到一边，然后翻箱倒柜。
因为街道上这些人想找金银财宝，所以跟别的抄家做法不一样。他们既不象机关抄家，也不象一般群众抄家。那些抄家通常是在大白天，吵吵闹闹的去抄，而且都是把所抄的东西摆出来，让大家看，开斗争会。而他们抄我的家却不是这样，到深夜才来，抄的时候，还要把窗帘都关上，不让周围的邻居们知道。
后来据我母亲向我介绍，在抄家过程中，派出所还来人了，好象不知跟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他们又改变了主意，认为我母亲不是“逃亡大地主”了。我估计，大概是派出所的人跟他们作了解释，说明了我本人的情况。抄家的那些人口气变了，开始转移目标，对我母亲说：“原来你儿子就是舒芜，他是胡风分子，我们要把他揪出来!”结果一了解，我已经被关到了机关，又没法搞下去了。这样，金银财宝没找到，逃亡大地主也没着落，又揪不到我本人，那些抄家的人很不甘心。特别是红卫兵，觉得没有政治收获，于是仍在我家里不停的翻找。最后，找出我妻子陈沅芷的一本日记。
陈沅芷是个直性子人，心里有话喜欢说出来。在这本日记里，她有一段发牢骚的话，就是我前面谈到过的，1959年国庆十周年，九月份我在八达岭植树劳动，本来说好回来跟全家人一起过节的，结果临时宣布，别人可以回来，我们几个右派不能回来，要延长几天，等国庆节后在允许回城。于是我赶快通知了家人。全家人一听我回不去，都很失望。陈沅芷在日记中写了：讲好回来一家人过节，突然又不许回来了。我们这些人，总是受歧视，比别人低一等。就这么几句话，一查抄出来，就成了“反革命日记”。那些红卫兵终于有了“政治收获”，当即决定，连夜赶到二十五中揪陈沅芷。
当晚，我妻子陈沅芷被红卫兵从二十五中拉到豆腐巷，批斗了一通，又“押送”回二十五中。这一下，身份变了。原来她是以一名普通教师的名义，在学校住着，现在被当作“反革命”押解回去，成了专政对象。宿舍不能去了，直接关进一个教室。她是个性子特别刚烈的人，红卫兵骂她，她跟红卫兵对骂，骂他们连国民党的兵都不如，等等。那就可想而知，肯定就挨打了。关进去没几天，就被活活打死了。我跟我儿子挤着公共汽车赶到二十五中，见她躺在一个教室里的水泥地上，嘴角上还有血，像是被人擦过的，但是没有擦干净，根本就不是自杀，是被打死的……
那个冬天我们简直不知道怎么过，家里的东西被洗劫一空，大人小孩身上连一件过冬的衣裳都没有。几件好一点的衣服装在一个木箱里，全被街道上的那些人抬走了，根本就不发还，到现在也没还，早没影了。那么冷的天，全家老老小小身上没一件冬衣，怎么挨得过去?只好向亲戚朋友东要一件西要一件，勉勉强强过了冬。其它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也搬光了，什么大衣柜呀、留声机呀、收音机呀等等，一样也没留下来。尤其是我那个捷克式七灯大收音机，当时是质量最好的，是我们省吃俭用分期付款买的，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全都拿走了，就象刚解放时斗地主分浮财那样。他们可能就是那个心态。
……
那个阶段，我的心情非常非常坏。人住在“集训队”，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着。刚睡着一下，又被周围的打呼噜吵醒了，然后脑子里昏昏沉沉的，想陈沅芷这件事。那天晚上我跟我儿子赶到二十五中的时候，造反派的人也承认说陈沅芷骂他们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就把她捆起来打了几下。但他们马上又补充说明，说没有打致命的地方。这种谎话谁能相信?不打致命的地方，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是“牛鬼蛇神”，是不能说话的。当时，火葬厂的大卡车从二十五中后门开进来了，他们袖手旁观，要我们自己把尸体往车上抬。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儿子那时又小，两个人抬力量也不够，只好在二十五中“牛鬼蛇神”中喊了两个人，帮我们一起往卡车上抬。火葬厂的人找我收了火葬费，还说“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的人，骨灰不许领”。我妻子陈沅芷的骨灰到现在也下落不明……只有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着她用过的一支自来水笔，葬在老家桐城的公墓。
……
在我身边自杀的人有一个。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从社会主义学院回出版社的那天、主持“特殊”欢迎仪式、代表“革命群众”宣布对我们实行专政的赵光远。真没有想到，没过多少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个自杀的竟是他，这真有点戏剧性。那天，天还没有亮，我们还没有起床，忽然听到窗外“嘭”的一声响，大家都竖起耳朵，谁也不敢动，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阵，有消息传来，说赵光远跳楼了，是从四楼厕所的窗口跳下来的。落到地上，正好在一楼“集训队”住的那间办公室窗口。
据说，赵光远跳楼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他的老婆。他老婆原来是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突然间被判处了死刑，罪名是“恶毒攻击谁谁谁”，无非是说了毛泽东或者林彪的什么话。那时候，这类问题沾不得，沾上了就是死罪。还有一个原因是关于他自己的出身。他是从四川华蓥山游击队出身的。当时有个说法，华蓥山上没好人，都是叛徒。这就莫名其妙的把他框到里面去了。有几张大字报开始揭他的这段历史，两件事加到一起，赵光远选择了绝路。
------舒芜、许福芦《舒芜口述自传》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文革”中，我也曾目睹过这样的一幕惨剧。女的(博物馆解说员)由于被人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拥护刘少奇的大字报被枪决了；接着，男的(出版社编辑)因精神压力太大，也跳了楼。在公检法全面瘫痪的日子里，人间这类悲剧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屡见不鲜。(此事与《舒芜口述自传》里提到的赵光远夫妇的事很相似，可能就是指赵光远夫妇，也可能是另外一对夫妇------引者注)
------萧乾《一代的反思》载于《读书》杂志1992年第11期
这类“以暴易暴”，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文革”当中，大家知道，广西地区曾经出现食人的现象。据有关人员的专门调查，甚至出现了“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某县，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拿出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做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去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 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四）自杀
那阵子，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当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烂，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欧洲版画被扯个粉碎，当我看到洁若挨斗的时候，我对身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1966年8月下旬，我整天都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留在人间。后来，思想逐渐转入怎么离开它。蹲牛棚时，每次上厕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法和方式，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带，要是跳楼从哪里往下蹦。洁若挨斗的那天下午，我确实想从五楼跳下去，用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首来抗议。但走廊已布了岗，我没能上去。
一个出了大学门就进机关门的干部，一个新婚之夜还在看校样的编辑，她有什么罪呢?凭什么这么斗她呢?
完啦，全完啦------这就是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我有了生不如死的想法。
我不是没想过自己死后丢下三个孩子怎么办，然而死的念头总缠住我不放。9月5日夜里，我吞服了一瓶安眠药，还灌了半瓶白干。可第二天晌午，我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人间，躺在隆福医院的病床上。
当时，象我那种情况，医院完全可以拒绝收纳。就是收下来，也大可以马马虎虎敷衍一下了事。然而隆福医院没那么办。几年后从我自己的病历上看到“右派分子畏罪自杀”几个字，我完全理解他们当时这么写的必要性。关键是：他们收下了我这个“黑帮”并且救活了我。
……
洁若告诉我，由于她大姐与美国人结了婚，并入了美国籍，那些戴红箍的便硬说她母亲是特务。抄家时从她母亲屋里找出一架收音机，那原是在大同工作的小儿子替她装的，他们却一口咬定那是一部发报机，对她拳打脚踢，要她交代罪行。洁若是个孝女，当她母亲的住房门上贴满了大字报后，她还一早一晚跑去看她，给她送鸡汤，终于惹火烧身。
洁若知道戴红箍的是“天兵天将”，他们在院子里折磨她，她一直逆来顺受。到了午夜，他们才发觉，当他们对做女儿的施行私刑时，她的母亲万佩兰已在屋里自缢身死。洁若说她最不能容忍的是，她在那些暴徒脸上看到了兽性。他们竟然逼迫洁若当着她那尸首未寒的七旬老母，一遍遍的大声发誓：“万佩兰死了，世界上去掉一块烂皮------我死了，世界上也去掉一块烂皮。”逼死了老的，特务和电台的罪责便落到了洁若身上。戴红箍的累了，叫来了一帮学生，自己回家睡觉去了。洁若说，那些孩子大概是初中生，顶多十四五岁，他们用铜头皮带抽打她，一绺绺的薅下她的头发，异口同声的说：“这还便宜你了哪!你到一中去看看，一群群的死尸，眼珠子都挖出来啦。”事后我们从小报上得知，第一中学确实设了水牢，出了不少条人命案。
天明后，脸上被涂满黑墨，赶着她赤脚游街示众。被押解到机关后，接着又在那辆平板三轮上挨斗。
……
“文革”中没有批斗那么轰轰烈烈可有时比批斗更为残酷的，是外调。前者是响亮亮的挥起大鞭，后者却如用小刀剜肉。我的好几位友人在批斗后仍若无其事。经过几次外调的折磨，却寻了短见。
批斗的材料大都来自“内查”，外调则不定来自何方。正如三反运动中“老虎”乱咬人一样，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可怕的方面：自己倒了霉，就尽量拉上几个。因此，甘肃某人的交代材料中说你曾叛变，海南岛又有什么人说你投过敌。这类材料就都送到你所在的单位的革委会来。有时是革委会责令你交代，有时甚至是掌握该材料那个单位的革委会派人前来，直接审讯。方式大都相同：一、不告诉你是谁指控的，二、连告诉内容也不透露丝毫。只拍着桌子喊“交代”。老友范长江在已经得到解救并下了干校之后，竟又碰上这么个情况。他投井自尽了。
------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973年张东荪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颖，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张东荪的长孙张饴慈在致程朝富的信中说，他曾写过自传和许多诗，但在“文革”抄家前烧掉了，仅留下70多首旧体诗。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张东荪先生次子张宗燧教授则以自杀身亡(自杀时间为1969年，享年54岁------引者注)。
------唐振常《川上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
天下乱起来了，人与人斗起来了，俞振飞已经戴了高帽子，家里的东西也抄走了……批判、交代没完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言慧珠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严酷的现实，她想不通，想不开，想不明白。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她……应该怎么办啊?
她看见人家戴高帽子游街，就浑身发抖，她无论如何受不了……
是的，她是一位艺术家，对艺术，对事业，她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是她受不了别人对她人格的侮辱。她经受冲击的能力，等于零!
1966年9月11日上午十时以后，华园十一号里还是一片寂静。保姆见女主人还未起来，敲门又不应，起了疑心，搬了凳子，朝扶梯口浴室里一望------“啊”一声惊叫，几乎跌倒!
此时的一代红伶、梅兰芳的嫡传弟子，正直挺挺的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普通的睡衣睡裤，光着脚，拖鞋并排放在地上，头发整整齐齐。脸色固然苍白，但并不难看。一双眼睛，似开似闭，仿佛还在困惑不解。
“俞振飞!快!快!!!”保姆奉命“监督”“牛鬼蛇神”，早已不称“先生”了。俞才双耳失聪，外加思想毫无准备，隔夜又吃了两片安眠药，所以乒乒乓乓好一阵子，才睡眼惺忪的被喊下床来，看到半空中吊着的人，不禁浑身瘫软……
接尸车来了，来不及揩洗，也没有人揩洗，也用不着揩洗------因为她自己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来不及也不可能对遗体作任何料理，便被拖走------外面盛传“言慧珠戴上凤冠，穿上宫装，涂脂抹粉，然后上吊。”其实全系胡诌!
再检查，房内桌上放着一叠钞票，五千元上面写明，谁抚养孩子，钱就给谁。还有三封遗书：一给领导，一给丈夫，一给孩子。遗书回顾了自己一生，还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丈夫表示歉意；叮嘱孩子好好做人……
第二天，噩耗传开，熟悉或知道她的人们感到了一种淡淡的悲哀。此之余，也暗暗钦佩她果断------一了百了，可以少受多少屈辱!
被抬出华园十一号的时候她还光着双脚，连一双袜子、鞋子都没有。火葬后，骨灰也未让家属认领，弃置于上海南郊北桥一骨灰寄存所。幸赖其独子言清卿，孝心甚重，虽尚未成年，便转辗寻访，终算觅得。
------许寅《遥忆言慧珠》载于1998或1999年《中国演员报》
三十多年前，因为上小学三年级的史国良和同学的“汇报”，26岁的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从此，批斗、殴打、谩骂与我朝夕相处。全身上下遍体鳞伤，每次抽打，我就咬紧牙关，眼前一片昏暗。
突然有一天，一个噩耗险些将我击垮。我们的业务骨干杨素珍老师悬梁自尽了。我顿时傻了，麻木了，我想一切全完了。可这件事的突然发生又给了我反作用力，令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我被关进厕所后，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下血书：我不能死，我是好人，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这几乎成为我活下去的座右铭。可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在厕所里的那段日子另我终生难忘：每当夜晚来临，恐惧与死亡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并时常会被楼道里突然的脚步声和尖叫声惊醒。很快我就明白了，这是“造反派”们想要在精神上催垮我。后来还有人将用来自杀的小刀和绳子放进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将我摧毁，因为我知道，还有一群爱着我的学生在等着我回去。白天，他们常常象做贼一样给我送吃的。一天，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老师，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我便从门上最高处的一个圆洞里顺出根绳子，学生在外面系好后再吊进来。“老师，我走了。”我甚至不知道那孩子是谁。吃着吃着，我看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好老师，你死了，孩子们受不了，会疯的。他们无论怎么逼你，你也要坚强的活下去。我们家长都认为你是一个好老师……”
史国良当年的个子很小，他偷偷给我送西红柿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那天，门开了一条大缝，一个大头的孩子，忽闪着一双怯生生的大眼，递进来几个洗好的鲜红的西红柿。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西红柿，鲜艳的红色不正象征着鲜活而跳跃的生命吗?“老师，对不起!”听到一个孩子发自心灵的忏悔，我哭了。我要活下去。我必须活下去!后来我冒死从四楼厕所的水管爬下来，从海淀区到东城区会我的男朋友。经过短暂的见面，我决定回到海淀公安局要求拘留。因为只有拘留才能不随便挨打。但拘留也是短暂的，后来还是回校接受劳改。不知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等到了宣布无罪释放这一天。
------申世恩《三十四年的忏悔与宽容·宽容篇》载于《辽宁青年》2000年第17期(转载于北京 《青年文摘》杂志2000年第11期 绿版 总第228期)
张啸虎曾写过一篇《忆储安平先生与〈观察〉周刊》的文章，他说：“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都重新活跃起来，每当我从报刊上读到他们的言论，通过荧屏重睹他们的面容，备感亲切和欣慰，但又往往涌起一点怅惘，不禁心中默念：安平老师，您到哪里去了呢？这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储安平老师的文章，但究竟是‘怀念’还是‘悼念’呢？老是捉摸不定，因为我至今尚未确知他的下落，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尚在人间。”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关于储安平的最终结局，戴晴认为他于1966年在北京投河自杀，见戴着《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第226页。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615页收有“储安平”一个词条，该书认为储“1966年逝世，年57岁”。1993年《炎黄春秋》第1期刊载逸馥、邓加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详见1993年2月24日四川《文摘周报》第4版《储安平你在哪里》一文。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53卷第二期上发表《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中也认为储“还要被迫跳海”。第54卷5期载有《储安平“文革”受难死》一文中也持此说。冯英子说：“对于储安平的失踪，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新疆劳改时逃到苏联了，一是往东到青岛跳海了，但谁也说不清楚。”见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第8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董乐山在《闲话皇帝》一文中说：“储安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这可当何解呢？”见1993年第3期广东《随笔》第65页，可见对于储的生死尚有疑问。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已经不幸福了，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人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的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物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著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项目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询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项目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据储望华先生回忆，到了1966年秋末，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年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先生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迷’，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强牛”的个人性格，而且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原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作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编者谢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储安平的档案今天的研究者还看不到，根据他1949年后工作的变化，我们可以从4个地方去寻访储安平的档案，即民盟、九三学社、新闻出版署和《光明日报》社，因为他曾在这4个单位供职，有可能留下有关的历史资料。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编者谢泳)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派飞机到北大、清华抢运教授，他们都在其中，但他们都没有走。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后来的经历，我们就不多说了，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场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著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而关于饶毓泰的死，一直讳莫如深，许多资料都不言他自杀身亡，而是含糊其辞，其实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在那样的年代，老舍、傅雷、范长江、翦伯赞、储安平等等，自杀的人已经不可胜数了，多一个物理学家也不奇怪。吴大猷(物理学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引者注)曾给饶毓泰写过小传，他说：“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1968年)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台湾《传记文学》51卷3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一代师表叶企孙》的纪念文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位物理学家的一生，至于饶毓泰，至今还很少有人提起，饶先生有许多学生，他们该为自己的老师说几句话。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大公报》和它的同人，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干、陆诒、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年的厄运。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966年8月25日，“红色风暴”突然降临到千家驹家中。那天，千家驹在外开会，一群红卫兵冲到北京大羊宜宾胡同十九号千宅，进行大抄家，并且鞭打千家驹的妻子和女儿。
受到抄家之辱的千家驹，又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遭到批斗。批斗的重点人物共三人：章伯钧、吴晗和千家驹。章伯钧乃1957年“右派首领”，遭到批斗乃“理所当然”；吴晗是“大毒草”《海瑞罢官》的作者，当然是“批斗”的重点；千家驹则是“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所谓“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同盟，千家驹成为三位“批斗”重点人物之一，足见他处境之险恶。
在如此政治高压之下，千家驹自感穷途末路。就在他遭到抄家和猛烈批斗的第三日--8月27日，千家驹突然带了一瓶“二锅头”远行，只身前往香山。他上了“鬼见愁”，喝了酒，纵身跳崖，了此残生!
跳下去之后，千家驹神志昏迷，被人救起。他们从他身上所带的工作证，知道此人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立即打电话通知他的单位，单位派车把他接了回去……
此后，千家驹多了一条罪状，曰：“自绝于人民。”
……
在千家驹自杀未遂不久，妻子杨梨音去世，使正处于人生最艰难时刻的他雪上加霜。
千家驹遭到“批判”，其罪名可谓千夫所指：
20年代是“叛徒”；
30年代是胡适的“孝子贤孙”；
40年代是吴晗的“黑帮分子”；
50年代是“漏网右派”；
60年代是“现行反革命”……
此外，还有一顶“大帽子”，即“反动学术权威”。
在千家驹的六顶“大帽子”之中，有两项令人费解：
他在20年代，怎么会是“叛徒”呢?这是因为在“文革”中“揪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后，“叛徒”的帽子满天飞。凡是曾经被捕而活着出来，皆被扣上“叛徒”之帽。千家驹在十九岁时被北洋军阀逮捕(1928年千家驹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同案23人被枪决13人------引者注)，却“活着出来”，当然也被算作“叛徒”。
至于他在60年代怎么会成了“现行反革命”，则更是令人不得其解。据说，那是因为千家驹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损失不小，林彪则称“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而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也就是说，千家驹反对“林副主席”。按照当时的逻辑，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就这样，千家驹成了“现行反革命”!
------《名人传记》杂志2001年第3期 作者 叶永烈
（五）抄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闭门独居的父亲(熊十力，当时已82岁------引者注)也难幸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上了街，父亲住在淮海路2068号小楼，被复旦中学、建新中学的红卫兵轮番抄家，老人日夜被批斗，勒令交待历史问题，限期书写出来。抄家时所有书籍、手稿、信札，有扯毁、有拿走、有封存。而青云路家中亦被抄家，父子两代均受批斗。我去淮海路，将父亲接回青云路。而北京101中学红卫兵追寻到青云路，为调查刘少奇主席材料审问“XX年在庐山白鹿洞白鹿书院时，刘少奇在此活动。”老人回答“不知”，又被诬陷批斗。对此无人性的疯狂斗争，老人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正似他所写“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但仍书写不停，写了又毁，毁了又写，精神状态处于崩溃。后病不服药，突然高烧，送虹口医院时已病重垂危，心力衰竭。于1968年4月24日归天。超脱人间之烦恼。……
1979年落实政策平反，但淮海路的书稿衣物无法落实，只有不了了之。在红卫兵抄家扫荡后该区(长宁区)房管局造反队头头没收此房子，在已有查封字条上，加敲铁钉，从此家里人不得进此屋。
------万承厚(本名万玉娇，熊公子世菩之夫人，熊十力之儿媳)《存斋随笔·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岂知“文化大革命”开始，父母(学者陈寅恪夫妇------引者注)备受摧残，苍凉离世，终未能见到陈集出版。父亲生前已将出版文稿重任托付于弟子蒋天枢先生，不料文稿在“文革”中竟被洗劫一空，片纸不留。“文革”结束后，我们姐妹将历经曲折于1978年5月追回的父亲文稿，送交蒋天枢先生。蒋先生没有辜负父亲嘱托，付出艰巨劳动，于1980年主持出版了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这只是父亲文字的一部分。
……
而父亲晚年整理就绪准备出版的文稿，于“文革”中全被查抄，“文革”过去拨乱反正后，虽于1978年5月及1987年6月两次收回诗文稿，但仍未全部归还。即便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授课、研究之讲义、资料等亦未曾得见。
------陈美延、陈流求《父亲的文稿》载于2001年10月15日《北京日报》
我自幼于古代诗文之外，尤喜词曲。早年入室段无染先生槐屋，曾通过无染先生向陈玉谷老人请教诗词，玉谷老人诗为同光体，词喜梦窗。当时曾贻我新由香港出版其所撰宋诗百首讲解一册。书在文革中随被抄家时焚没。先师于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后，玉谷老人亦无声息，后请师兄段守德多方寻觅其后人，更杳无所闻。至今每按一曲则思之怃然。
------刘崇德、孙光钧《《〈碎金词谱〉今译·序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翁立同志的业余爱好是对北京史地与民俗的研究。这方面不能不提到他的父亲翁广心老先生对他的启迪、教导与影响。翁老笃好北京史地，一生积聚了六大书箱有关图书(地图尤为齐备)，踏遍了北京城区内外，写就北京史地稿本多种。惜在“文革”中，图书、手稿均化劫灰。老人亦郁郁没世。
------翁立《北京的胡同》(白化文《序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六）破四旧
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所以在此顺便报告，并剪附今天的《浙江日报》一纸。此事待有具体结果后再行报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它地方有所响应。
------胡乔木1964年12月2日致毛泽东信(载于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季刊1997年第3期 总第76期)
革命原属进步事业，在这伙人等的操纵下，革命却变成了邪教。一时挂忠字匾，设宝书台，扎忠字门，悬忠字旗，跳忠字舞。还要早请示，晚汇报，见面或打电话先得背一句语录，把毛主席语录糟踏成符咒。十年间，书肆里只剩下红宝书，舞台上只演那八个样板戏，文化成了沙漠一片。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那一代青年学的是打砸抢，科技大学造起枪炮。咱这东亚古国整个回到洪荒时代。
------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969年------引者注)出发前辞行，还有个性质非一般的，也想说说。这是听说，拆除西直门，竟发现瓮城城墙内还包着一个元朝的和义门。当然想去看看，其时已是8月3日(5日起程)，人总是不能抗爱好的感情，百忙中偷闲，还是骑车去了。门比明朝的小一些，已经打扫干净，砖淡青色，整齐光洁，简直象新建的。拱形门洞上无楼(估计是明初筑城时拆去)，成为平台，由两旁可以上去。我上去看看，记得还有记建门时间的刻石。穿门洞走一个来回，发思古之幽情，也许珠帘秀、谢天香以至马哥孛罗(新考证，马氏并未来中国)都走过吧?由好古敏求的人看，这是天外飞来的宝贝，如何保存、利用呢?后来听说，也拆了!
------张中行《流年碎影》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解放后，姚文清成了车耳营村的书记。1958年，北京市文物局的人来到大佛前，才确定这是北魏时的石刻，属非常珍贵的文物，于是立了一块石碑。“文革”中，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由于凤凰岭一带到处是大石碑、石刻，于是，红卫兵便一路砸过来。他们一家人在石屋里堆了好多柴草、蒿子等杂物，把石佛遮掩起来。还好，没有人来砸石佛。
------易飞《四代人守护石佛一百年》载于1999年1月11日北京《中国文化报》
“文革”之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朴老(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引者注)的关怀和支持下，北京居士林的佛事活动得到了恢复，林员们永远不会忘记朴老的功德。当时，北京居士林的原地被某些单位占用为家属宿舍，佛像、经书、法物也都散失殆尽。
……
朴老对苍虬阁的诗十分欣赏。朴老移居北京后，我曾持旧藏陈曾寿所绘松树中堂送请朴老题字。他在画的上端书写的陈曾寿的咏松诗一首，书画俱臻上乘，可惜这一个珠联璧合的珍品已经在十年浩劫当中风流云散了。
------牟小东(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敬悼朴老》载于(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诤友》杂志2000年第10期
（七）事后
近年有人说，应该查一查，当年谁下令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有人研究后说是毛远新的旨意。但又有研究者指出，在辽宁执行死刑时“享受”此种“照顾”的并非张志新一人，而有十几人之多。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就算毛远新亲自下过命令，但出这主意的，未见得就是毛远新本人；我估计很可能就是行刑队自己或公安部门的安排。为什么这么说?新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规、任何领导人规定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但此类现象何曾绝迹?再往前说，蒋介石大概不会亲自过问白公馆渣滓洞用什么刑具方法审问共产党员罢。把犯罪的责任推给上司，推给别人是我们躲避良心审判常用的招数。我自己的经验也许能提供一点左证。
1976年末，打倒四人帮不久，我所在的工厂里，有个青工，大概是因为失恋的刺激，精神失控，在厂门口的水泥柱上写了两条标语，攻击华国锋和邓小平，说他们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这当然是要被定为反动标语的。公安部门立即侦察处理。所幸这青工的父亲是个军队干部，经他努力，一再解释说孩子确实神经出了毛病，公安部门同意先由精神病院作鉴定，然后再处理。于是厂里派我和另一人带他去西安的医院鉴定。我们出发前，厂里专门开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万一他在火车上，在大街上再喊起反动口号，怎么办?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很方便的胶带可用，给我们两个监护者想出的办法是，腰里带一根绳子，几块手帕，一把大号扳手。如果他要喊，又无法劝阻，那就先一扳手砸昏他，再捆绑堵嘴。所幸病人一路很老实，没给我们机会施暴。当初他要真是喊起来，我大概非砸他几扳手不可。因为你不如此，就意味着你的立场有问题，甚至就成了同案犯，至少是纵容犯罪。
以己度人，当年残害张志新的人，大概和我的心理相去不远，他们未必完全出于革命义愤，或担心“反革命宣传”的影响扩大化，他们肯定有自保的考虑。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万一张志新喊起口号，产生了“反革命宣传”的不良后果，那么追究责任最积极的很可能不是领导者，而是一般民众。他们会对行刑队的责任心提出质疑，并进而追究其动机意图。五十年代初梁漱溟先生在会议上，公开要求跟毛泽东辩论，结果与会者一起呐喊，把梁先生轰了下去。毛泽东理直气壮的说，不是我不让你讲，是大家不让你讲。我觉得这件事很有典型意义。从那以后，大概再也没有平等讨论问题的可能了。再高级的会议上都可能一哄而上，围攻不合领袖意志的少数人、个别人。比如庐山会议，彭德怀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可能。“文革”期间的口头禅是，只许敌人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同样的道理，如果我那位患病同事在西安的大街上喊起“反革命口号”来，我们两人肯定要首先被西安的革命群众抓起来追究责任，你们居然让反革命狂呼口号，居心何在?
------单正平《儿童嘴巴与五四精神》载于 海南《天涯》杂志1999年第6期
浩劫之后，我同那些骂过我踩过我的人又见面了。这是人间一奇妙境界。除了当年文艺界一位大领导(他也许就因为公开忏悔而倒了楣)，一般都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茶余酒后，甚至还会叙叙旧：“算算看，一晃儿咱们认识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呢，当然知趣，笑了笑，本着“一切向前看”的精神，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从对方泰然自若的仪态看，当年朝这个那个阶级敌人争放第一枪的往事，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当然，听说也有私下略表歉意的。然而还不见哪位象丝韦这样有勇气回顾一下当年的英气，更不会有谁把那时义愤填膺的檄文拿出来再展览一番。
------萧乾《丝韦的自我反左》载于1993年1月16日《新民晚报》(转引自萧乾《关于死的反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1995年12月第2次印刷)
再说一位，是邻居，女性，年岁比我大。推想是出自开明的高门，民国初年就走出家门到教会学校上学。我开始认识她是七十年代中期，某某高位女士一手遮天的时候。有一天，这位女士到我们住的学校来(张中行当时住在燕京大学旧址即北京大学新校园------引者注)，说了表示慰问的话，她见着我就赞叹，今天听见谁说了什么，感到太光荣了，太幸福了。我只好说“是”。不巧，过了不久，那位女士不能遮天了，她像是忘了过去，慷慨激昂的说：“天下竟有这样坏的，真该杀!”我只好再说一次“是”。其后，有时我想到她的有高度适应性的正义感，颇疑惑她有个或者只是心理上的神龛，龛长在而神可以顺应时势更易，所以获得的福报是永远身安和心安。我呢，比她吃粮食不少，竟不能置备这样一个神龛，以致即使想顶礼而不能得。烦恼，自怨自艾，无用，只好又慨叹“难得胡涂”。
------张中行《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6次印刷
湖北一餐厅经营出怪招，竟以“文革”时铺天盖地的革命歌曲伴忠字舞佐餐!该餐馆名叫“幸福村”，餐馆前是个大院子，架着高音喇叭，反复播放“革命”歌曲。宽敞的大厅左首是一间“人民公社食堂”，对面则是十来间包房，包房门楣上用红笔标着“毛选著作学习室”、“公社书记办公室”等不同名称。一间包房墙上贴着一张“通知”：全体社员晚上集中学“毛选”，不到者扣工分0.5分。在一间名为“武装部”的包间内，来往穿梭的女服务员大多身穿草绿色军装，表情严肃。菜碗一律用黑色的土钵。饭吃到一半，四个小姑娘手持红花，在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伴奏下，跳起了“忠”字舞，引来不少顾客观看……
都说我们中国人缺乏幽默感，但我觉得一些中国人不但健忘，而且不乏幽默。想当年，整个中国陷入疯狂，如今，这一切都被浓缩成“革命歌曲”和“忠字舞”下的一餐饭茶，以及杯盘交错之间的一个玩笑、一场娱乐、一份神奇和一种“酷”。昨天刚刚发生的苦难和罪恶，转眼已如千年般遥远隔膜。人们的健忘和看客心态再一次在此展露无遗。但你能怪谁呢?怪餐厅老板?怪食客?甚至怪那些不谙世事跳“忠字舞”的出水芙蓉般清清纯纯的小姑娘?怪只怪我们对“人民公社”和“文革”的反思太缺乏也太肤浅。
对于那场最重要最丰富的苦难遗产，我们还没有怎么反思，而健忘症已经有意无意地“忘记过去”中潜移默化的深入人们的骨髓!所有的一切“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的被允许了”。(米兰·昆德拉语)
对于那场不堪回首又必须回首的往事，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几乎一无所知。不知者不为过，但是起码，我们不能往那些未愈的伤口上撒盐。“革命歌曲”“忠字舞”之类的“文革”产物也早该让它们寿终正寝见鬼去了!
------童大焕《拒绝遗忘》载于2000年6月23日《南方周末》
在首都北京的一些服装店内，印有伟人戴“红卫兵”袖标像的汗衫赫然悬挂在柜台上售卖。应该予以查禁才是。
其中有的汗衫上的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左臂上系着写有“红卫兵”的红袖标，头像下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厂家在产品设计上多一些创意，经销商在进货和销售上追求新奇，本无可厚非。然而，凡事总得把握一定的度。象这种拿“文革”做卖点的行为就有点儿“过”。无疑会使人们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那场灾难。
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侯文学《“文革”汗衫理当不卖》载于2002年7月8日《北京日报》
本报新闻热线日前接到读者反映，王府井小吃街有间服装店售卖的汗衫上印有伟人像和雷锋头像，有些游客对商店此举很气愤，认为服装店伤害了人民对领袖的感情。
接到线索，迅速赶到王府井。发现服装店位于小吃街内，一个小小的门面外张挂着许多汗衫。其中一件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汗衫悬挂在最上端，引来过往游客的指点议论。走进店内，墙壁上悬挂着很多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汗衫。其中一件汗衫上的毛主席左臂上系着写有“红卫兵”的红袖标，头像下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印有毛主席头像汗衫的旁边，竟然摆放着一件印有骷髅的汗衫。另外，笔者发现店里还有印有雷锋头像的汗衫，汗衫后面是毛主席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汗衫多少钱一件?”“80圆一件!”摊主介绍说，这些汗衫都是从广东等沿海地区进来的，买这种汗衫的多是一些年轻人，销量很好。
将伟人像印在衣服上销售，很多游客对服装店表示不满。住在东单外交部街的王老先生看着服装店如此招徕生意，非常气愤：“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心中的伟大领袖，怎能任由商家如此亵渎呢?”之后，笔者又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认为，商家此举严重伤害了人民对领袖的感情。
------李琦《摊儿上热卖“伟人衫”》载于2002年6月11日《北京日报》
增加新材料于
1999年10月25日
1999年11月29日
2000年增订时间未记录
2001年11月8日
2002年7月27日
2002年7月29日至8月5日
2002年8月9日
2002年8月12日至8月14日
2002年8月17日
2003年8月16日
2004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