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横扫》出笼日 灾难降临时——人民日报“6.1社论”出笼前后
余焕椿
1）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人民日报就一直在揣摸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行为、举止和情绪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凡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此报设置陷阱：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社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第99页)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摩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 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猛烈攻击，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对彭真等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党中央机关 报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2）
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搞起所谓“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继续保吴冷西，出了一个有名的“保旗论”，胡绩伟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则积极组织抓右派，策划“民主运动”，提出要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他们玩“引蛇出洞”老一套花招，估计“民主”一运动起来，有人就要说话，就要行动，那时“黑线就自然出来了”。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虽，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己，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所以，陈伯达要继续对吴冷西施加压力，直到把他压垮。此时，陈伯达已拥有很大权力，能够为自己制造一次次机会，搞得吴冷西寝食难安。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当众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口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第104——105页)
当天下午，中央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己把自己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 舞，兴奋异常，主动讨好吴冷西。W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X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
1966年5月31日晚，人民日报部门以上干部在三楼会议室已坐等多时，大家 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候中央工作组的到来。
6时左右，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以及其他工作组成员和“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井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说：“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领导也要调整，按巴黎公社原则推选新的负责人，我们不包办，但要报工作组批准。”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打断了。
这时，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也赶到报社同工作组汇合。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新闻界宣布人民日报工作组名单中并无唐平铸和胡痴名字，他们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立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相信这是陈伯达的刻意安排，他需要有懂得办报又与军方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来协助他接管人民日报。从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里来人民日报上班，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和器重。
后来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当上新华社代社长都仰赖于陈伯达的举荐。唐平铸当上代总编后，在办公室里贴过两张陈伯达亲笔书赠的条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名之家，鬼于其室。”据说陈伯达也送过一张条幅给胡痴，上曰：“伯达不达，胡痴不痴。”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讲的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从此陷落了。
3）
报社夜班工作主要在二楼，总编辑办公室、总编室、评论部、值班室等都集中在那里。事前，报社巳为工作组人员腾出了两间大办公室，一间更大些的是总编辑吴冷西的，另一间小一点的是副总编辑胡绩伟的。不知何故，陈伯达不进吴冷西那间，选择了小的。10几个参与社论修改、定稿的人扎在一起，显得有些拥挤。工作组另外的一些人，则在大办公室里审阅第二天见报的新闻、文章和版面。
从表面看，人民日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内部反而显得异常平静，除了二楼走廊上多了几个陌生人影，工作气氛比往日紧张、压抑外，井无什么特别变化。自从《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以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苦撑了半年多，现在终于从迷惘、困惑和傍徨中清醒过来：批《海瑞罢官》并非学术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权力斗争。
“6．1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前所未有的口气和煽动性宜示了这一点：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进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这篇社论是5月31日下午，中央向新闻界宣布中央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前几个小时，陈伯达在钓鱼台授意钱抵千、尚力科和朱悦鹏起草的。陈伯达对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陈伯达还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
起草工作很顺利，上午接受任务，下午动笔，晚上起草人就将初稿带到了人民日报，等候修改。据朱悦鹏说．他们三人根据陈伯达口述整理、编撰成文。起草过程中．钱抵千特地加进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关于政权、政变的一段话。钱抵千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第四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1-723页)
参加修改社论的有王力、关锋、唐平铸和胡痴，陈伯达最后定稿。社论内容都是陈伯达和林彪的话，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在题目上兜圈子，或许陈伯达心中早有打算，在那里故弄玄虚。社论原题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了好几个题目，最后他自己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就这样，社论大功告成。排版前，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头版最上方。这是陈伯达夺了吴冷西权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旗帜鲜明”的“得意之作”。他的阴险和毒辣就在于：第一，将《5.16通知》和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以党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形式散布出去，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第二，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置全国于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社论刚一发表，编辑部就接到无数抗议和批判的电话，直斥炮制社论的人是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乱。很快，批驳社论的信函接踵而至，有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逐段批驳，称社论是株真正的大毒草。此信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来自陈伯达要亲自控制的舆论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使他有点恐慌，感到舆论阵地内部不稳，于是，他带着工作组的人，到新华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大会，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军队中调干部．以记者名义到中央三大新闻单位去掌握情况．以便牢牢控制。
尽管有抵抗的声音，但太弱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毒素，还是像瘟役一样很快蔓延开来，噬蚀灵魂，摧残生命，造成难以估量的恶果。
人民日报在“文革”中算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单位，从未发生过武斗。8月24日，人民日报突然掀起丁一阵揪斗“牛鬼蛇神”的狂风恶浪，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被揪到五楼大礼堂，“造反派”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此时已被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也名列其中。“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人民日报回忆录》336页)
同一天，现代中国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在腥风血雨中自沉太平湖。7月间，老舍在上海还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可这一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这场劫难。
8月23日，北京市文化界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苟慧生等三十多人，连同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和道具，被红卫兵一起装车拉到了国子监。在一块空地上，红卫兵一边焚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被他们当作“牛鬼蛇神”的作家。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并离开现场。
回到文联，老舍又被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揪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丘示众，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乱揍一顿。后转移到当地派出所，那里又有红卫兵轮番打他，一直折腾到深夜，并命令他第二天必须自己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接受批斗。
第二天即8月24日一早，老舍独自离家出去了。行前，他拉着三岁孙女的小手说：“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径直到了城北的太平湖，就再也没有回来。
也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哲学家李达在武汉逝世。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李达成了武汉大学第一个牺牲品。红卫兵在他家屋里屋外贴满了大字报，专门安装高音喇叭对着他家不停吼叫，还组织队伍绕他家游行示威，随时被揪出去批斗。这样闹腾了70多天，8月13日他的胃大出血，红卫兵不准他去医院就诊。9天后他晕倒了，才被送进医院。他妻子抓住救护车门，要求跟去护理，却被红卫兵打了下去。
8月24日夜里，病痛使李达滚到床下，死时身边连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仅仅是8月24日一天的几个例子，谁说得清楚，“横扫”以来，有多少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被打死、被摧残致死、被逼自杀身亡!
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起草和修改社论的人，后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牛鬼蛇神”，包括陈伯达自己。有鉴于此，陈伯达后来“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陈伯达传》下4-28页)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审判员问：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吗?”陈伯达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分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甚至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当人们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何时算起时．自然想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不是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算起，虽然毛泽东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之日算起，虽然提出“文革”政治纲领，向全党发出开展“文革”号召是从《5.16通知》公布之日开始的。在人们心中，“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虽然没有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为根据，但是灾难降临之日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中华大地变得混乱污浊和没有理性，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6.1”社论是块界标。《人民日报》从此为自己“横扫”出了一条罪恶之路，领导舆论，一步步走向深渊，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才获新生。
□ 原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