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义工王友琴

寒山

在本周的日历上﹐"五一六"是一个浸透了中国人的血和泪的日子。三十八年前的这个日子﹐被毛泽东把持的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造一切代表旧思想﹑旧制度和旧文化的人和事的反。这些充满了暴力暗示的文字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这场"大革命"中﹐数百甚至数千万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株连和迫害的人更是不可胜数。
然而﹐今天的中国人中﹐究竟有多少人对"五一六"这个日子还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或者起码的历史知识呢﹖如果做一项社会调查﹐相信一定会有相当比例的人对“五一六"这个日子反应茫然﹐尽管他们可能并非对文化大革命毫无了解。但如果对一个历史事件没有具体生动的记忆和知识﹐那么这种了解就不能不是抽象的和肤浅的﹐作为集体意识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记忆就不能不是薄弱和空虚的。对文革的这种并非空白但却十分苍白的集体意识﹐正是中共二十多年来蓄意淡化和压制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的恶果。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苍白的集体记忆已经变成一种集体遗忘症﹐渗入了中国当代文化。

反抗暴政也就是反抗暴政所强加的遗忘。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师王友琴女士耗费了二十多年的光阴和对文革的这种集体遗忘症作斗争﹐这个月她将要在香港的开放出版社用中文出版一本题为《文革受难者》书﹐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在这本书中﹐王友琴追踪了七百名文革死难者和受迫害者的经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她第一手采访的结果。

王友琴对文革历史和真相的这种执着的追问﹐开始于她的中学时代。在1966年夏天﹐她目睹了自己的同学和红卫兵殴打和侮辱老师和校长。这些青少年不但用皮带和带钉的棍棒将老师和校长们打得死去活来﹐还用开水浇他们﹐强迫他们吃粪便。很多师长不堪残害和羞辱而自杀。这些血腥和残暴的场景在她心中留下的震骇和愤怒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反而随着集体遗忘的强化而日益增强。她下定决心﹐要为文革历史用受难者的生命来作见证。她说"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我相信﹐在海内外形形色色有关文革的描述中﹐王友琴女士的这两句话﹐将会经受住真相的考验﹐成为文革最精炼和最经典的定义。

王友琴在书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同样是动物﹐在看到同类被杀之后﹐牛群会拒绝前往同类被杀的地方﹐哪怕那里青草肥美﹐并会发出悲伤的吼叫。而鸡群却不但仍然在同类被杀的地方嘻戏玩耍﹐还会争抢被屠宰的同类的内脏一饱口福。王友琴是从一个文革中下放到农村喂养牲畜的教师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她说﹕"对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研究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她为此付出的精力﹑时间和财力是难以衡量的。她先后在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工作过﹐但她的这项研究并没有受到任何基金会的资助﹐这在美国从事相当规模研究的中国学者中是不常见的。我想或许这正说明了她这项研究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王友琴在书的序言中感谢许许多多被采访者和帮助她完成调查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在回答王友琴的感谢时说他是历史的义工。王友琴说现在她也以"历史的义工"自居。我想﹐如果中华民族真的能够维系自己的历史记忆并从苦难中学到一点东西的话﹐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还有王友琴这样的“义工”在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地为我们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