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受难者的位置──《文革受难者》前言（5）
5，被禁止的纪念
尽管有种种压力，自从有受难者产生，也有生存者一直在试图记忆他们。本书中的卞仲耘，一个中学副校长，是文革中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她被害一年多后，抄家风潮稍有平息，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女在家中的衣柜里面为她设了一个灵堂。他们在衣柜里壁上挂了她的照片，在照片前放着一支清水供养的鲜花。衣柜的门总是紧闭的。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文革后，着名老作家巴金在1986年撰文建议造一座文革博物馆，记住历史，取得教训。近20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看不到任何一丝进展。不仅没有真的博物馆，而且也没有博物馆的蓝图，甚至也不见要开始绘制一个博物馆的纸样的口头讨论。
2000年10月16日，当我把近千个关于文革受难者的电脑文件送上互联网络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现代科技的感激之情。终于，当在现实世界里无法为受难者建造纪念馆的时候，新技术提供了一种普通人比较容易使用的方式在电脑空间得以实行。这个新网站的名字是“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无数远在天边的读者可以随时上网阅读受难者的故事，并且通过网站上的电子信箱即时送回他们的反馈。
17月之后，2002年3月，这个网上纪念园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如果在中国境内输入网站网址，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字样是“此网页无法显示”。
所谓“无法显示”，完全是谎言。这个网站一直存在并且运作良好。当然，说谎的并不是电脑。
尽管不是出乎意料，我仍然感到震惊。受难者们已经死亡三十多年。当年他们死亡的时候，大多数人的骨灰都没有保留，更谈不上安葬。三十年后，在电脑网络的虚拟空间里，都不容许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是为了什么？是谁，做了决定禁止受难者的名字在网上？
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一个破案方法是，当谋杀案件发生的时候，侦探们考虑什么人可能具有作案动机，谋杀会对什么人有利，以此来寻找作案人。非常明显，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能证明文革的罪恶，而隐瞒和抹煞受难者的名字，则有助于缩小文革的罪恶，从而也消除了文革领导人的罪恶。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尸体和画像仍然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上，受难者的名字甚至在电脑网络上都被禁止显示。
这就是本书形成的漫长而艰难的背景。由于这种背景，我分外珍惜这本书的出版，而且也希望读者觉察到这一点。
6，资料来源和编排体例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我的调查和采访。文革的大量事实从来未被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电影纪录片来作研究的方法。第一手材料的调查，虽然极其费时费力，但是至关重要。我和上千名经历了文革的人谈过话。文革时代，他们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省里；有的住在大城市，有的住在乡村。被访者中有一部分是受难者的家属。
除了与被访者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问卷调查。2000年网上“受难者纪念园”建立之后，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其中有的主动提供了新的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为这里写到的死亡和事件查阅了个人的或工作单位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但是能够得到允许查阅官方档案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一些曾参与暴力活动的人拒绝和我谈话。克服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大量事实，在赞美文革的同时，对暴力迫害和死亡却不置一词。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这些残暴的行为最多也只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和死亡的看法与心态。
我也使用了文革后的发表物中的有关材料。这些引用的材料都一一写明了出处。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和采访。
本书中各篇受难者传的长短不一，完全取决于作者能够了解到的事实的多少，而没有别的原因。我希望详细写出每一个受难者的故事，但是实际上，了解事实非常困难。多年努力没有结果，很多人的名下至今仍然只能写出寥寥数语。
659名受难者的名字按照拼音字母顺序排列。除了已知姓名的受难者，还列入了一些不知道名字、但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死亡情节、地点、时间、或者他们的亲属名字的人，归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之中。
本书后面，还有以地点为顺序的受难者人名索引。这一索引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受难者的地理分布密度和广度。
7，没有被谢者名字的致谢名单
一本书的前面应该有一个“致谢”，因为书的完成一般并不仅仅全靠作者一人之力，作者应该在书前感谢帮助过的人。这一本书尤其应当如此，因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上千人的帮助，这个数字显然远远多于大多数别的书籍。
帮助过本书写作的人中，有的和我见过面，有的却至今没有。他们所作的，大多与本书内容即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有关，有些人则提供了技术性的帮助。对我来说，他们的支持不仅是实用方面的，而且是心理方面的。在一般的工作中，每一个进步的获得都给人带来欣喜，在文革历史的研究中，工作的进展却意味着发现更多的死亡和不义，只能使人悲哀和痛苦。在这种性质的研究工作中，心理上的支持变得分量更重意义更深。
有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当我向其道谢的时候，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我记住了这个说法。我对所有帮助过本书写作的“义工”们心存感激。我也以这“义工”中的一员自居。
所谓“义工”，就是做了好事而不得报酬的人。所以，诚挚的感谢当然应该献给“义工”们，书前的致谢当然应该包括他们的名单。这不只是为了遵循惯例，而且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谢意。
我本来会在书前列出一个长长的致谢名单，向每一位帮助者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也会说出许多令人温暖的关于支持者的故事。这些故事闪烁着人的善意和正义感的光彩，值得和读者分享。
然而，现在我只给出了一张没有名字的致谢名单。这是因为帮助过我的人们如是要求。这也是因为我不想给帮助过我的人带来麻烦，也不愿意给那些躲在黑暗中封锁了文革受难者网站的人提供情报。
我想告诉读者，是有一张非常长的致谢名单存在的。我也抱着希望，将能发表这份“义工”名单，以及本书写作和发表过程中的种种感人故事。
我也想告诉读者，尽管本书的内容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是一本作者写得非常痛苦而读者也将读得非常痛苦的书，我却希望你们加入我的工作。请你们提供调查线索，或者亲自动笔，把你们了解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写出来，以后结集出版，作为本书的系列作品。从一开始，书写和纪念受难者，就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只能是幸存者们的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