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受难者的位置──《文革受难者》前言（4）


4，生存者的创伤

实际上，即使不写出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他们也依然以另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创伤之中。

我曾经采访一位1966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 1966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文革时代的中学老师。他曾经被关在红卫兵设立的牢房里三个月，曾经被打被侮辱并抬过被打死的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的尸体。他说，他从来没有想他的经历应该写出，既然大人物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了那样惨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员受的不算什么。他说得真心诚意。

我很想向他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紧。高官们本来就身处权力场中，他们进场时就知道各种可能。你作为一个中学教员，凭什么要让他们的争斗牵动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说过“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无处说出事实和无法寻求公义的漫长岁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

我知道的一个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车祸暴死，在悲恸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没有帮助也没有去收尸体。他们想要补救，想要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一个葬礼，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因为尸体早被丢在不知何方。一家人处在惶恐之中，最后他们决定要到死者尸体被丢弃的荒野地方取土装入骨灰盒，并在那里举行一个仪式。

事实上，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们的亲人的作恶者还并未受到报应，如果这是老天的惩罚，他们也应该是下一轮才对。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判断，这显然是因为尽管三十多年以前他们没有去收尸，他们对受难者采取了当时常见的“划清界限”的态度，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但是他们的心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恐惧，不但是对革命暴力的恐惧，也是对自己的胆怯行为而感到的恐惧，所以他们才认定他们遭受报应。我希望，他们能在后补的葬礼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惧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责带来的焦虑和紧张，长远地纠结着文革的生存者。虽然心理的创伤不像肉体的疾病那样有明显的疼痛和症状，但是也需要治疗。抹杀和压制对受难者的记忆，不会使得这种隐藏的创伤康复。对文革受难者的记录、叙说和思考，其实并不是生存者给受难者的恩惠，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给生存者的精神创伤的一种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