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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受难者的位置──《文革受难者》前言(3)

送交者: 幽灵游魂2004/07/21 10:22:26 [文革探索]
回应 王友琴:受难者的位置──《文革受难者》前言(2) by 幽灵游魂 于 2004/07/19 12:58:11


王友琴:受难者的位置──《文革受难者》前言(3)


3,记录每一名受难者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帜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导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皇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460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记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关于受难者,却几乎没有提到,不过有些时候,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我是从学校作起的。我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访问所及的学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我写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她被害已经二十年了。后来,我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记录,于是,在我的笔记本和电脑里,写出了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更多的人,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作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份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

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像的要慢要难的工作,其间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骚扰,但是我还是继续作着。

1998年,当我开始为文革受难者一一作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小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总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不详细记载受难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作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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