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见证人——序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苏晓康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1966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后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制作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时，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还敢说话？请你不要再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他妻子的一个背影，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受难者的线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采访卞仲耘惨案，追寻到对面的邮电医院时偶然发现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打昏了老师都送到这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顺便提起，说有一次红卫兵用三轮车推来一个女教师，竟然问：“是不是每一具尸体卖八百块钱？”医生发现那老师还没断气，才救了下来。那次追踪采访未得，但这个“卖尸体”的细节却一直深嵌在我记忆里，来到海外，见王友琴正在遍寻中学受难教师，便对她说“你们女附中有个女老师还被当作尸体去卖呢”，未料她却纠正于我：这位女老师叫韩九芳，不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男八中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她活是活了下来，脊背上被红卫兵军用皮带的铜头戳了两个大洞，终生再也站不起来。
与记忆相关的一切文革细节大量流失着。王友琴不顾一切地寻访、保存它们。她是受难者的一个活资料库。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记得我采访时让女附中的人指认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里想象曾发生过的举世罕见的“少女希特勒现场”（因为最接近的一个类比是纳粹组织“少年希特勒”，Hitler 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开的，叫“德国女青年团”，后合并），而我却缺乏另一种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长身后，将有一个女学生要站出来为她讨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个血腥现场，先成为一个目击者，以后再变成一个见证者，多少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谈到她“心底的召唤”。《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的杰伊·诺德林格（Jay Nordlinger）如此描写王友琴：“文革中她读到《安娜·弗兰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本书启示她去记录那严禁披露却日复一日发生着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样跟一本日记秘密交流心迹，也把那本日记叫‘Ki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刚刚写下不久就必须销毁，那时候有人仅仅因为日记就被打死。”
无疑，诺德林格是在一种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范围之内解读王友琴，虽然，对暴行的见证应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国与中文范围内还只能看到一个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报道中再次提到她：“……索尔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诉你们另一个奇人，而且是一个女人，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讲师，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献身于见证文革受难者……她上北大时读到索尔仁尼琴，那时全中国只有几本《古拉格群岛》，她读得彻夜难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业：她向受难者承诺，一定要让历史记住他们。我仿佛看到，她身后站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见证人：安娜·佛兰克和索尔仁尼琴。”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范围内，王友琴的出现难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吗？她的内驱力可以简单地归为一个学生在为她的老师讨还公道。王友琴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79年全中国的高考状元，但她的优秀不止于此，她把所有死难于文革的教师视为同类，可以听到他们的哀鸣而无法平静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对教师夫妇的长女，也许因此而使得她赋有另一种“心底的召唤”，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鸡之间” 的那种强烈感受：牛会哀伤同类而鸡却不会。在这个意义上，王友琴不仅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颠覆者，也是从最传统、古典的中国立场来否定那个革命，讨回师道尊严，而这几乎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基。
王友琴与沉默大众的对话，是她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当下中国人文环境中的特殊遭遇，是一个应由旁人来见证的课题。我们的尴尬，不仅是见证人极罕见，而且也不能见证见证人。王友琴所面对的沉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水车薪的努力则是精卫填海式的。文革禁忌，由于体制性封尘遗忘，而年深日久地成了人们心底不自觉的趋避、弃绝，加上“伟大领袖”曾挟持整个人民成了“同谋”，因此这场浩劫从未停止过，它只是暂停在一种集体性遗忘上：抛弃受难者。王友琴经年累月置身于压抑下的倾诉、风干了的血泪、恐惧中的拒绝、无助里的无助……她的见证，与其说需要的是勇气，毋宁说是坚韧。自不必说，她寻访出来的七百个受难者，从线索、姓名、时间地点直达情节主体，皆引领她反复经历心灵的炼狱；她与受难者亲属以及知情人之间劝导、宽慰乃至逼迫、拒绝而使双方付出的心理代价，在在珍贵无比，将是中国个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即使在社会学意义上，个体与庞大体制性谎言的对峙，受难者被主流话语封杀而借由见证人发出声音以抗拒淹没，势单力薄的见证人身陷周遭冷遇却又吸引同样稀缺的“历史义工”，等等，王友琴都是开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创性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如何在中国开启了受难者见证历史，又如何被流传、被抄袭、被曲解，这个过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见证，在成书之前只能放上电脑网络，其实只反映了受难者仍被歧视，而这座“网上文革博物馆”依旧被中国当局封锁。
第一个倡言“文革博物馆”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将就木。巴金的这个夙愿，几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个象征，是无数人对政治清明的一种憧憬，并无几人怀疑它的可行性。经过“六四”大开杀戒，人们回头去看，觉得整个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议，已然有了见证的含义，老人并不天真，他领教过“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他呼吁见证。我们幸亏有巴金，也幸亏在他之后来了一个王友琴。
（苏晓康，六四流亡者，《民主中国》编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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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现代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和中国作家苏晓康为此书作序，高度评价这本文革研究专著的史料价值，记录迄今被「体制性封尘」的残酷暴行，描述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为文革浩劫作出惊人的见证。
《文革受难者》 收集六百六十余名死难者在文革中遭遇的迫害和死难经过，大部分是不知名的不被记载的小人物，作者对这些受难者寄予深切的人道关怀，开启中国现代史研究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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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2004 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