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岂可任意胡编乱造
－－读温相文有感

丁凯文



　　近来看到最新一期《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增刊（第３８２期），刊登有温相先生一篇大作《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中的较量》。温先生喜读历史，在“文学城”自己的地盘－－温相专栏，发表了不少长短不一的文章。温先生尤喜畅谈文革期间上层人物的关系、矛盾以及各类事件的来龙去脉，更以自己曾参与《叶剑英传》编写组而自豪，给人的感觉是温先生熟知各种文革内情，其文旁证博引，引人入胜，乃至甚为严肃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也予以转载，更显温先生文革史研究之“地位”。然细读温先生的各类文章，笔者却发现温先生的文章，大多华而不实，其信口开河，胡编乱造之处比比皆是，有些甚至达到令人喷饭的程度。现就温先生所言提出一点个人的拙见。


　　温先生撰文一大特点就是高谈阔论，但却鲜少给出其文章资料的来源与出处，偶有在文 章列出某些文革大人物的谈话或发言出于政治局会议记录者，却未能指出该记录是以何种面貌出现，而温先生又是如何找到这些珍贵资料的，仿佛温先生手中就握有这些中共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会议原始记录。特别是温先生文中常常引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的谈话、指示等，更是活灵活现，宛如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须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史家尤其忌讳这种文笔，因为那已经不是历史，而是凭空想像和臆测，洽可媲美京夫子笔下的“红朝演义”。除非，你所写的内容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亦或真的拥有别人没有的过硬的资料，倘非如此，你不如干脆就明言其文不过就是普通的坊间所谈，难登大雅之堂，乃茶余饭后之聊资，属街谈巷议之范围。如果先生非要以野史充当正史，则不免要受到史家的检验与批判。


　　举例而言，温先生在《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中的较量》说，“杨余傅”事件后，毛泽东表态由黄永胜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然后又让康生、谢富治去了解黄的历史。温文最后说“从一开始，毛泽东根本不同意让黄永胜来做总长”云云。短短几句话就显示出温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无知。黄永胜何许人也？黄乃最早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而后杀上井冈山的毛系嫡系人马，井冈山时期黄就勇敢善战，并曾屡建功勋。后来黄在林彪麾下南征北战，特别是在东北、华北战场和南下江南的战斗中，黄都有出色的表现，是解放军中的一员猛将。１９５５年官拜上将。“杨余傅”事件后，当林彪推荐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时，毛当即表态就不必代理了，直接做即可。可见毛对黄的了解和信任。毛何至于让康生、谢富治去调查了解黄的历史？自然也根本不存在毛“根本不同意让黄永胜来做总长”的问题。


　　温先生还说“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以后，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这显然不是 事实。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为了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先揪出了“彭罗陆杨”。在揭批罗瑞卿的过程中，叶剑英、杨成武“跳”得最高、批判得最卖力，罗由于不堪批斗而跳楼自杀未遂，叶竟然高兴得改古诗一首“将军一跳身名裂”云云。事后叶杨二人瓜分了罗在军中的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军委秘书长直至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逆流”之后。温先生自称在《叶剑英传》的编写组工作过，怎么会忘记了叶剑英在罗瑞卿之后出任军委秘书长这么重要的情节呢？怎么会如温文所言毛“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其实，对毛而言，军队里的关键不在于设了什么职位，而在于谁担任该职，担任该职者必为毛信得过的人才行。


　　同一篇文章中，温先生还说“李作鹏死前有一个简单的关于自己在１９６０年以后的活动的说明，已经由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这显然又是温先生自己在创造历史了。李作鹏将军现在依然在世，不知温先生从何得来李作鹏已死的这么一条消息。事实上，李作鹏也根本没写过什么“活动说明”，更不可能由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仅此一条即可看出温 先生是如何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了。


　　温先生不仅在这篇文章中出乖露丑，别的文章中也同样显示出温先生对文革史的一知半解。温先生在《杨尚昆和窃听器事件》一文中说“最早向毛泽东和林彪说明窃听器的是中办的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之一的王良恩”。众所周知，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是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的事情，而王良恩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才被任命为中办政治部主任，在这之前，王不过就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而已，王怎么可能在１９６５年向毛泽东和林彪说明“窃听器事件”？而且王本人在历史上也从未担任过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可以说，杨尚昆的去职与王良恩在中办的任职风马牛不相及。温先生如有兴趣，可以参考余汝信先生发表在《枫华园》的文章《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反政变措施》（见《枫华园》第４３６期，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读读此文，温先生对这段历史的原委应能有所认识。


　　温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内幕》里说“林彪极力推举王出任中办负责人或者警卫团负责人”云云。这明显又是对历史的无知。毛泽东最看中自己的“禁脔”，根本容不得别人插手自己身边人的任免事项。王的任职中办与林彪毫无关联。林彪也从未插手过中办和警卫团的工作，根本不存在什么“王良恩这时和林办他们正走的火热”。温先生不知又是从何得来的这些“内幕”？关于王良恩是如何被江青上海帮和汪东兴迫害致死的，笔者曾撰文《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见《北京之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号）予以辩析，正是由于汪东兴的推波助澜，打击迫害，王良恩被当成林彪余党遭受无辜批判，王才含恨自杀。温先生竟然说“早在华国锋在任期间，汪东兴就为王良恩的平反提过几次，后来在汪的动议下，中央有一个态度。”可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年６月，汪东兴把持的中办还作了《关于反党分子王良恩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撤销王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这就是汪东兴的“杰作”。对照一下事实，温文对王良恩事件的所言纯属无稽之谈。


　　温先生在《揭开“设立国家主席之争”的历史迷雾》一文中，依然不顾史实将毛泽东南巡讲话中给林彪的“欲加之罪”拿来说事，不断重复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的这一谬论。温先生除了将林彪曾几次提议毛出任国家主席翻来复去的重复外，却举不出任何有力证据证实林彪确有争当国家主席的事实。可就是这样，温先生竟然下结论说“林彪这个人在文革后期已经是有些急不可待了”。温先生举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毛泽东的谈话“林彪是有野心的，他不甘心只是当副主席、副统帅”，其实，毛就是为林彪事件极力洗刷自己与林彪的关系，为自己的倒林找台阶。温先生将毛泽东在批林整风时的所谓言论倒装回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只不过为毛凭空倒林的把戏涂脂抹粉而已。温先生的文章不仅没有“揭开”任何历史的“迷雾”，相反该文完全重复了当年的中共中央文件和八十年代“两案”审判中的结论。如果还用当年专案组搞出的所谓证据来判断是非，温先生根本不必去揭什么“迷雾”，因为当局早有现成的“标准化说辞”了，何用温先生来揭这个“迷雾”呢？事实上，真正的历史“迷雾”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了毛的心腹张春桥，毛为此大为光火。为了打倒林彪，毛泽东御驾亲征，南巡各省，活脱脱就是当年倒刘的一个翻版。毛在南巡途中故意将火烧到林彪的头上，给林彪戴上一顶“谋反篡逆’的罪名，而“设国家主席”不过是毛泽东倒林的借口而已，是毛玩的又一次“欲加之罪”的最充分的表演。时至今日，如果温先生仍然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当局的口径为黑白，那么，历史的“迷雾”就永远无法予以揭开。


　　温先生“大作”颇多，然而其谬论也举不胜举，还有如《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中将谢静宜说成为谢富治的女儿这等笑话。总的看来，温先生对文革史的放言高论，大多是拾人余唾，将当局或别人的东西拿来，再加上自己的丰富联想，添油加醋的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演义”式的文笔。可惜，温先生的“大作”不仅不是对文革史的辩析，反而人为地制造出新的“迷雾”。对文革史的深入研究本是一件好事，但网上也不乏鱼龙混杂，确使不少不知情者眼花缭乱，真假莫辨，乃至造假者当道，为害无穷，温先生的这些所谓“大作”就是绝好的一例，连带着类似《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这类严肃的网站也身受其害。一叶而知秋，笔者希望温先生在今后谈论文革史时，多点认真钻研的务实精神，少些哗众取宠的卖弄噱头，则史学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