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彬彬：质问《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编导卡玛女士

美利坚和

1966年我还很小。一天，哥哥再看一份红卫兵小报，我凑了上去。小报的标题好像是“欢迎宋要武同学来我校宣讲彻底革命精神”之类。我当时看不太明白，但对这位宋要武同学的慷慨激昂还是懂了点，于是随口说了句“了不起呀”。哥哥立即把报纸收到他的抽屉里，盯着我问：“如果她要打死的是妈妈爸爸，她还了不起吗？”我当时自然回答不出，但宋要武（宋彬彬）这个名字却是难以忘记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个长期生长在中国的外国人卡玛女士编导了一部讲述文革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从小就有幸闻其名的宋彬彬也是影片的客人之一。

出人意料的是，影片中的宋彬彬竟成了文革的受害者，娓娓动听地叙述着她令人同情的过去。而作为编导的卡玛女士也对宋彬彬的不幸给予母性的关怀，极力为宋的“杀人问题”开脱。

作为当事人，宋彬彬要取信于人不太容易。但卡玛女士是“第三只眼”，并以揭示文革真相为己任。她的话，人们易于接受。

但是，卡玛为宋彬彬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任何人，包括卡玛女士在内，都改变不了的。

这里，我要质问卡玛女士：

一、“我在当年就听说过的各种有关‘宋要武打人’不着边际的传言。所谓‘学者的书里’根据的也只是这些，传言一经懒学者引用便成了‘正史’。” 卡玛女士，凭什么那么多人指责宋你不相信，宋彬彬本人的话却你却深信不疑。卡玛女士，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二、“指控一个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严重的事情。” 卡玛女士，虽然你在中国住过，但你并未深入中国社会，才会说出如此“不中国”的话。当时的情况是，大批“地富反坏右”向破烂般被屠杀，大批民众向苍蝇般被饿死。打死个把人，更不是很严重的事情。王友琴女士长期搜集文革受害者的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她搜集的只是“当场身亡”，还是冰山之一角。那些因为文革遭到毒打，身体被摧残，以致以后陆续因此而去世的又有多少？卡玛女士，你告诉我，当你提“打死人”的时候，你可曾想到这一点？

三、卡玛借宋彬彬之口，说宋在插队时如何受当地人的喜爱，暗示宋不过是一个纯真的女孩子。这使我想起躲藏在世界各地的纳粹杀人犯，当他们被捕时，他们的邻居所表示的惊讶：“怎么会，那么好的人？” 卡玛女士，你告诉我，“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仍然是杀人犯！

宋彬彬是被伟大领袖捧过的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过这种光环的宋彬彬不做出疯狂的事反而是奇怪的。我在塞上形容过一类人，他们是“杀人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宋彬彬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这里，我要再次质问卡玛女士：

一、宋对她成为“要武”十分自豪，曾到处宣扬“要武”精神，这是铁的事实。卡玛女士，为什么你对这些基本事实视而不见？

二、宋说她根本不知道报纸发表她的文章，“要武”之名是别人强加给她的。卡玛女士，你为什么相信并传播这种公然的谎言？

三、在宋所宣扬“要武”精神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下，多少人含着冤恨离开这个世界。对此宋彬彬从未做过认真反省。卡玛女士，难道你不认为宋应该对那些冤恨而去的人诚恳地说声“对不起”吗！

昨天，论坛上就宋彬彬是否要对卞仲耘之死负责的问题有过激辩。其实，这种辩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双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以澄清基本事实。当然，这种事还是搞清楚好。但由于中共封杀一切有关文革的研讨，在求证方面困难很大。不过，这不要紧。假如宋彬彬因此上了法庭，而法庭对她与卞仲耘之死的判决无非是无罪或有罪。无罪，并不能抹杀宋在文革中的其他罪行；有罪，只不过在宋的罪行中再加一项而已。

中共封杀文革研究，鼓吹“向前看”，是希望人们忘记他们的罪恶。但是，我们曾从那个时代走过，目睹了人摧残人的惨剧，我们怎能忘记！在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之后，在成百上千的人完成了杀人的使命之后，今天有几个人出来就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行为做过忏悔？就连臭名昭著的宋彬彬，现在都要洗脱得干干净净！

我尊敬卡玛女士，她所讲述的文革和六四，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她有关宋彬彬的言论，置基本事实于不顾，令冤死之魂于不安，为不肯悔过的罪人开脱，使心术不正的人有机可乘，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