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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便笑:“阳光并不灿烂的日子”系列之一——林园杂忆

送交者: dok-knife2004/04/14 15:0:51 [文革探索]


“阳光并不灿烂的日子”系列之一——林园杂忆


               ·开口便笑·

“回忆是一滴露水,细小轻微,却能折射出一个时代。”——开口便笑

1964年,我随父母移居山城重庆。新建的军事通讯学院就设在林园。林园地处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上,山下就是著名的渣滓洞白公馆。此地原是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因车祸辞世后,这里又成为蒋介石在重庆住地。园内有蒋介石的住所和宋美龄的舞厅。环境清幽,林木茂盛。有奇花异草,碧泉清溪。重庆是长江四大火炉之一,夏日闷热难耐。林园的温度却要比山下低好几度,是山城的避暑佳地。接风宴上,还没尝其它食物。我就被面前的一盘红红的辣椒吸引。见其非常可爱,不禁拿起筷子夹一只入口,顿觉一团火在喉咙口燃起。欲哭无声,泪流不止。这是重庆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学校一下不上课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玻璃很快都被砸光。高年级同学成立了各种红卫兵战斗队。我认识的一个五年级学生,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他自任头儿。他来拉我去凑热闹。队部好办,砸开学校的一间办公室,门口贴上一张“XXX战斗队队部”的牌子就成。但是没有钱,连个袖章都没有。头儿来找我商量,打我们班级的羊的主意。这头小羊是我们班为了响应学农的号召养的。在班里养了一年。上学时,羊就放在学校,每天大家轮流喂它青草。放暑假时,我把它带回家。每天带着它满山乱跑,给它找各种各样的食物。我还记得我从收过的白薯地里刨出残留的白薯根,用小刀削成薄片,喂给它吃。小羊特别喜欢吃,吃完了就用黑黑的眼睛感激地看着我,满意地咩咩叫。我虽然舍不得它,但是革命和友谊好像比一只羊更重要。就只好看着它被牵到市场去了。小羊卖了8元钱。头儿用这钱印了十几个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三字。头儿自己是001号,给我发了002号。这个袖章我没戴几天。后来就被用来包灯泡做暗室红灯用了。

我们的战斗队什么事也没做。只记得有一次,和另一个战斗队辩论十六条,无胜负。约定以摔跤定输赢。当然不是打群架。就像是古代打仗一样,由双方头头单挑,小喽罗们只是在旁边呐喊助威。赢者欢呼雀跃,输者一哄而散。结局是我们的头儿将对方摔倒在地。当然算是我方立场得胜。很快,我们觉得战斗队不好玩,大家做鸟兽散,回家玩去。

不时就传来消息,在中央隐藏很深的走资派、特务、叛徒被一个个揪出来。刘邓陶之后,就是王力、戚本禹、杨成武、刘志坚。毛主席的红卫兵眼睛太尖了,新起的走资派隐藏都超不出三个月。身边的阶级斗争更是触目惊心。我家住在红楼,那里住的都是院里的高层干部和教授。这时红楼成了重灾区。今天这家,明天那家,只见一户户,门旁,窗下被刷上了大字报,大标语。不是叛徒特务,就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看看左邻右舍一个个落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哪天轮到我家。终于有一天,家里窗下也贴上了标语和大字报。父亲作为教研室主任,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大字报上赫然一条,反对毛泽东思想。说父亲反对每节课不管相关不相关,都要引用几条毛语录。父亲被打倒之后,我的心情反倒安定了。就像等待注定会发生的灾难,等待的过程比灾难本身更让人难受。这么多认识的人都被打倒了,被倒觉得打倒也不那么可怕。我的朋友们的父母也很少有人幸免。有一次母亲与造反派发生了争执。造反派用带铜扣的皮带抽在母亲的背上,留下了一道血印。还不肯罢休,一大群造反派们闯进我家,动手抄家。母亲被他们押在窗台前批判。窗台外一群孩子在围观。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母亲让我别哭,不要害怕他们。当时我很为我的流泪而羞惭。他们把我家的书扔了一院子。还抄走了一些书和笔记本。临走时一脚把碗柜踹倒。只听轰然一声巨响,柜里的瓷器都粉碎了。

毕副院长是我家的邻居。1947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美国留学时,他得到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博士,和袁家骝吴健雄都同过学。他是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创始人,国家一级教授。文革开始后,他就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打倒,长期关入牛棚。他事父至孝,一直奉养老父在家。老父亲在他被抓后,惊吓病重而亡。他被造反派押回家,只能在父亲尸身前磕一个头,说了一声“父亲,是我连累了您。”没来得及给父亲办后事,就被押回牛棚。造反派也抄了他家,说是为了搜查特务的收发报机。抄家的第二天,他夫人就悬梁自尽。毕教授有一独子。1958年中共“拔白旗”运动,大整知识分子。毕教授首当其冲。当时其子正在上大学,和班上的一女同学在热恋中。毕教授的问题被内查外调,捅到儿子的学校。因此儿子的女朋友也和儿子分手。其子竟不堪失恋之痛,精神失常。毕教授为此深深自责。只好为儿子用重金聘了一个农村姑娘做媳妇。他上养老父,下抚疯儿。儿子不发病时也还正常。毕教授终于抱上了孙女,得享四世同堂之乐。现在却赶上了文革,闹了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媳妇抱着女儿回了娘家。疯儿子无人照管,每日在街上乱走。饿了在垃圾箱里翻点东西吃;困了随便找个地方睡觉。好几次在街上看见他,衣衫褴缕,赤足蓬发,脸色黝黑,皮肤上厚厚的泥垢。被一群小孩子,叫着“疯子”,追赶着扔石头。不久,他就死在街头了。文革后期,毕教授重新工作,媳妇已经改嫁,他和小孙女相依为命。虽经如此人寰惨剧,毕教授仍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被评为工学院院士。

文革十年中,穿插着各种整人运动。大的有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清队由军宣队工宣队领导。清队期间经常在礼堂开全院大会。开会时,所有已被揪出的“阶级敌人”都站在台上,每人脖子上都用铁丝挂个大牌子:无非就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主持人宣布,革命队伍又取得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经群众检举揭发,内查外调,我们又挖出了一个定时炸弹。现在把大叛徒,特务XXX押上来。这时预先在目标左右埋伏下的骨干分子就把目标的领章帽徽扯下,架起胳膊,把XXX一路小跑押上台去。戴上准备好的牌子。然后大家高呼口号,“打倒XXX。”这样的大会两三天就有一次。渐渐地台上已站不下了。只好改为每个系各自开会。父亲有一天也被押到台上了。罪名是特务。被揪出的人都隔离起来,不能回家。每天写交代材料,监督劳动。军宣队,工宣队也把我们这些无学可上的小孩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我们对着毛像,边跳边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话儿要对您讲……。”我们的学习班有一次遭遇了清队劳改队。看着父亲推车的身影,我感到了被排除出人群之外的孤独和屈辱。几个月后,父亲被解放回家。全家在家里包饺子庆贺。父亲说:他的罪名源起于青萍之末。解放前,他找工作时,从报纸上得知一个机构招考技术人员。要考试。他就报名了。考了一天,发现考题和自己的兴趣不符,就没有参加第二天的考试。后来得知那是中统在招考技术人员。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人因为受不住逼供,把他咬了出来。

造反派们很快地卷入了打派仗。一般的牛鬼蛇神也被他们遗忘。重庆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叫八一五,一派叫反到底。重庆是文革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几家大型兵工厂,造枪造炮造兵舰造坦克的都有。除了飞机,所有武器都用上了。每天都能听见炮声隆隆。谣言也是满天飞。一会儿说一派要血洗山城;一会儿说另一派要炮轰江北。我们晚上则爬上山头,俯看山下的战火纷飞。夜幕下的嘉陵江,一串串的曳光弹慢慢横过天际,象节日的焰火。再加上扫来扫去的探照灯光柱,非常好看。有时探照灯几乎要扫到脚下。我们赶忙把头往草地上一趴,担心被发现,引来一串炮弹。

武斗要武器,各派都在挖空心思搞枪。我们院外就是一条公路。有一天,一支军队换防经过此地。早已获得消息的八一五派们聚集在公路旁,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几面横幅迎风招展,上写“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热烈欢迎xx军”。军车停下,造反派就往车上拥。手里拿着水杯,鸡蛋就要慰劳我们的子弟兵。战士们则你推我让。好一副劳军景像。看得旁观的我们感动不已。突然大喇叭里一声令下。八一五派们把水杯,鸡蛋一扔,一起去抢战士们怀中的枪。战士们措手不及,又没人下令反抗。一会儿,就全部被缴械了。再看当兵的,已是军衣散乱,有的无帽,有的丢鞋。八一五派得胜回朝,好不高兴,一激动就对天鸣枪庆贺。却发现所有的枪都打不响。原来当兵的早已料到,把枪里的撞针都拆掉了。

我们曾经在学校捡了一颗真手榴弹。偷偷带回家后,想把它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用锯子锯手榴弹木把。怕手榴弹爆炸,我们把身体躲在一颗大桃树后面。希望万一手榴弹爆炸时,桃树能保护我们的头。还没把手榴弹木把锯穿,就被一位家长看见,制止了我们的行为。

有一次,反到底派来我院表演节目。我们也去看。演到一半,八一五派来捣乱,往场子里扔石头。有人被打得吱哇乱叫。警卫连是支持反到底派的,就抓了几个捣乱的人到警卫连驻地。八一五派纠集了一大帮子去要人。演出演不下去了。我想跟着去看热闹,被我姐姐叫住。刚回到家不久,就听见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再过了一会儿,就听说邻家的小三子被子弹在右侧脑袋上擦了一道。原来那天晚上八一五派冲进了警卫连。要抢枪。这时警卫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齐开火。步枪冲锋枪一阵扫射,打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当场打死二十几个,伤得不计其数。可怜好些跟着看热闹的小孩子也被殃及池鱼。我认识的一个大孩子肚子都被打烂了。听说送到医院后,肚里的蛔虫都爬出来了。第二天,815派在院里展览对立派的罪行。灵堂设在大礼堂里。我们也跟着大人排队进去看。礼堂里,哀乐低回,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弥漫。五具惨白的尸体停放在舞台上。其中一个是十七、八岁的女孩,脸蛋白净而清秀,子弹在她的太阳穴上打了一个碗口大的洞。听说她是815派头头(那时叫勤务员)的女朋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而且是被子弹打死的人。

院里有座依山而建的林森墓。陵墓虽比不上中山陵宏伟雄壮,但也有几十阶台阶和高大的墓碑。我每天上学走小路都要上下台阶经过墓碑。因为统战的需要,林森墓一直保存完好。为了纪念这次事件中死亡的人,815派把林森墓毁掉。利用原来的基座,修建了烈士墓和纪念碑。打开墓地时,我们都在场看热闹。那墓地十分坚硬。造反派锤砸棒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怎么也打不开。只好找了工兵来用炸药炸开。硝烟散尽,墓道洞开。露出一付棺材。我们引首翘望,期待着开棺后现出无数金银财宝。棺材打开了,却并无任何财宝,只扯出来一个身材短小的老头。仍然可见其摇曳的长髯。老头被扔进火堆里。难闻的气息窜起,我们立刻逃散。

武斗烈士纪念碑在毁掉的林森墓上耸立。它比原来的墓碑难看了许多。不过这座碑比旧碑寿命更短。七八年后,它又被炸掉。林森墓又按原样在原址重建,当然是为了统战的需要。林森的在台和海外的家属还时时来此扫墓凭吊。只是墓穴却已成空。

不上学了,整天都是玩。革命时代的娱乐带有革命的色彩。文革前集邮,集烟盒,糖纸。现在那都是四旧,改成集毛的像章了。为了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各单位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像章越造越大。从指盖大小发展到盘子大小。越大表示对领袖越忠心。材料开始是铝,后来越来越新奇。曾经见过塑料,陶瓷,竹制的毛像章。后来又流行绣毛主席像。把一张木刻毛像贴在一个塑料纱窗布上,然后全家老少坐在一起用各色丝线按照木刻上的线条用针穿在纱窗眼。绣的时候,要诚惶诚恐,忠心一片,沐浴在领袖的无远不届的光辉下。再后来又流行木刻剪纸。木刻是刻毛的头像。剪纸是用剃须刀片在铁铅笔盒盖上刻样板戏英雄人物。四川多竹,我们把竹子砍倒,挖洞削节。制成笛子。竟然也能吹出东方红来。打扑克也很快流行起来。拱猪,争上游,升级,可以从早晨打倒晚上。珍宝岛之后,全国同仇敌忾。柏油马路上刷上了大标语:“火烧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每个字都是一米见方。战争气氛很浓。我和我哥还有邻家的小孩雄心勃勃,筹划秘密建设一个地下长城。平时在地下玩耍,苏修打过来,既能在地下躲过原子弹的攻击,又能在地下打游击战。计划一定,说干就干。我们选定在荒野上的一个土丘后面开始了我们的战备工程。一个愚公能移山,我们三个愚孩还挖不出地道吗?我们三人轮流分工,一人望风,一人挖土,一人运土。先向下挖了一人多深,再向水平方向平挖了数米。这时一群小孩捉迷藏。一个小孩跑到土丘后面把我们的地道盖板踩翻,掉进了地道之中。地道的秘密暴露了,我们也停止了每天的挖洞不止。

动乱频仍,天府之国很快就陷入了物资匮乏。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缺肉少油,饭量大增。粮食定量不够了。世界观成为食物观。观万物皆以可食与否视之。林园多花草果木,多半可食。先是树上的桃李杏,半生不熟时就被摘光了。然后是地上的野葱野蒜,用酱油蘸泡后食之,味颇鲜香。把大头针弯成钩状,针尖砸平,锉出倒钩,便是一个很好的鱼钩。用竹竿尼龙线,穿上鹅毛剪成的浮漂。系上牙膏皮做的沉子。挖蚯蚓做饵,这种简陋的渔具居然钓上了五六寸长的小鱼。池塘中的青蛙肉也很诱人。于是在竹竿头绑上磨尖的铁丝,做成一把叉子。可是青蛙太灵巧,不易捕捉。眼见青蛙一动不动的地趴着,扎过去,青蛙已经在最后一瞬间跳到一边。半天,只捉住一只。又为如何吃讨论了半天。僧多粥少,只好剥皮后煮成一锅汤。每人一口,觉得味道特别鲜美。有一次,看见稻田水中有很多小虾。回家后用旧铁纱窗折成盒子,在田中打捞到很多小虾,用油盐一炒。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虾。房檐下有很多麻雀窝。我们常常去掏鸟窝。掏得的鸟蛋用火烤熟,可与鸡蛋媲美。除此之外,我还捕食过田里的泥鳅,塘中的螺蛳,沟里的螃蟹,草上的蝗虫。

造反派忙于打派仗。我们的生活一度平静。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家家户户都养了鸡鸭。父亲也从集市上买回十几只毛茸茸的小鸡。邻家的老猫不会捕鼠,只会偷鸡。不几天就有几只小鸡雏葬身猫腹。我们把小鸡关在屋里,但是仍然难以避免不时有小鸡溜出门外,而那只老猫似乎时时就等在门口,溜出散步的小鸡,都是有去无回。气愤之极,我拟写了一个讨伐邻家老猫的判决书。宣判此猫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兹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贴在邻家门口,引起众人围观,人人称快。唯有猫主人心中恼恨。但惧于众怒,不敢公然表示。只好将老猫关于家中,小鸡们得到了几天太平日子。但终日有强敌虎视眈眈,小鸡们难以苟活。最终只有两只小鸡猫口余生,长大成鸡。一只芦花黄,我叫它小黄,一只黑母鸡,我叫它小黑。小黄小黑身躯虽小,却是生蛋能手,几乎每天一个蛋。后来流行鸡瘟,家家户户的鸡都死了。小黄小黑也被传染了。看着它们闭着眼睛,萎靡不振地躺在地上,我去央求父亲想办法。父亲把黄连素,土霉素碾碎,用水灌进小黄小黑嘴里。小黄没有救过来。小黑病好了,但是却瘸了一条腿。小黑少了自小相伴的朋友,每日拳着瘸腿踽踽独行,没有多久也死了。我还养过一只鸭子,这个鸭子很聪明。我每天给它喂食。它和我很熟。老远一叫它的名字,它就会嘎嘎地叫着跑来。时间长了,我们和它有了感情。到了鸭子长肥的时候,父亲决定杀鸭子吃肉。平时杀鸡杀鸭的任务都是我们兄弟俩的任务。那天我们拒绝杀鸭子,从家里跑出去。在外面玩了一天,连午饭都没回来吃。晚上我们偷偷溜回来,扒在厨房的窗台往里一看,鸭子一动不动,脑袋耷拉歪在一边。原来父亲已经把它杀了。

文革开始时破四旧,除老毛的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书都被查禁了。我们家里藏书颇丰,包括许多文艺书籍。文革初起人心惶惶,担心被抄家,父亲挑出了许多书,在柴灶上架锅,量米加水,灶下举火烧书。我负责将书一页页撕下,送进灶中。看着炉火跳跃着,将书页烤焦,卷曲,终于烧成灰烬。我感到既有趣,又可惜。可惜的是,这么多书还未读就被烧掉了。两三本书烧完,一锅米饭已熟。尽管烧得烧,交得交。家里仍剩下四木箱再加三麻袋的书。记得小时候最激动的事就是和我哥趁大人不在时,两人卯足力气,把死沉的书箱抬下来,一本本地寻找有趣的书。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名著我就是在这时读的。象《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说唐》,《说岳全传》等等。我们还在这里找到了许多文革前出版的“收获”杂志。看完后,我们把书借给朋友,最后都丢了。

文革前我常常在放学后到院里的图书馆看民间文学。这时图书馆已经被封了,大人们忙着搞武斗,图书馆已经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有一次,我们经过那里,偶然发现门上的气窗没锁。气窗不大,只能让我们小孩钻进去。进去一看,里面有四五间屋子,门都锁着,但上面的气窗都没关。屋里有很多书架,书却被扔的满地都是,想必文革时这里被破四旧的人光顾过。显然造反派们当时情急,曾把这里当作厕所,陈年的屎尿味混杂着旧书味弥漫室内。不过对着一屋子书,这种味道也觉得是美味。我们就象老鼠掉进了米仓。从此我们经常从我们的秘密通道爬进图书馆里看一天书。临走时也不忘背一书包挑好的精品带走。

这样的岁月直到70年,我们离开重庆,一家随父母去江西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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