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岩声·
很早就想写一写我高中上的那个所谓文艺班，一个专门为学校出宣传差的班级。那时虽然还在“文革”期间，但实际上已经属于后“文革”时代了。在我的感觉上，真正的“文革”已经随着武斗的平息而结束了。那些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参加的、整个社会因之而动荡的运动已经中止，生活渐渐地回到了沉闷的、索然无味的轨道，大人们上班，孩子们上学。至于上班的干什么，上学的学什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以我们班为例，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３年的两年里，学工、学农大约用去了四分之一的时间；另外那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我们每天要花去半天或排练、或走出校门演出文艺节目。也就是说，我们用来读书的时间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班上有二十男生，二十女生；有自己的小乐队，配置有笛子、手风琴、小提琴、二胡等轻便乐器；表演的节目有独唱、合唱、表演唱、相声、舞蹈、小话剧等。那个时候，在我们市，每一所中学都有这样的班级；每一家稍有点规模的工厂或企业都有这样的宣传队；每年都举行全市汇演。
（图一）文艺班演员集体造型：工农兵学商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这样问道：“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时年五十二岁的十二军军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站起来答道：“就是大造舆论。”与会的人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而后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那么多队伍。”注①
我们文艺班的队伍参加了制造舆论，同时也被舆论制造了，其影响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深远的，比如说，我的话语，我的文字，我的为人，我的观念，直到今天，依然散发着那种舆论所带来的狐臭。
假如我不是现在这个岁数，而是年轻许多，写那段历史就不会太难，我可以把它写成纯真岁月、激情年代之类的东西。两年的时光里，二十对少男少女在一起，歌之舞之蹈之，这足够激发人的想象力。我可以虚构出一条爱情主线，加上一条路线斗争的副线，串上几个三角恋爱，山朦胧，水朦胧，月亮代表我的心，或小资，或无产，或奋进，或颓废，取名就叫“文艺班的故事”。可如今，我太老了，老得就像西湖岸边的亿年顽石，对柔嫩的东西早已漠然，无论湖水如何浓妆淡抹、清漪微涟，都不为所动。人年轻时可以充老，老来却不可再假冒年轻。
可是，那些大造舆论的年月，那些“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又分明萦绕在胸，挥之不去，总得留下点什么吧？要说呢，其实也没什么故事。两年里，没人死，没人疯，甚至没人谈恋爱，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恋爱。有什么好写的呢？靠什么拉住读者的眼球呢？怎样才能把四十个人的故事浓缩成三千字条，好让读者在１５秒钟内扫描完？还有，语文专家们都说，散文，要形散神不散。可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我该怎样翻检，才能划拉出来那个“神”？所以，想了很久，一直没落笔。最近的一天，偶然地，到书架上翻书，无意间，在夹缝中发现一个绿皮本子，塑料封面，豆腐干大小，１２８开。抽出来一看，是高中同学通讯录，１９９４年春节回国探亲时得到的。扉页上写着前言，很有味道，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那个“大造舆论”的年代。
“亲爱的同学们：
光阴似箭，转瞬我们高中毕业已有２０个春秋了。根据部分同学的提议和全体同学的心愿，在１９９３年之春，我们迎来了马鞍山市第六中学七三届高中第五毕业班学友联谊会的隆重召开。
此次盛会，既勾起我们对遥远同窗时光的美好回忆，又激起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怀念高中时代那无忧无虑，欢乐多彩的学习与生活，我们崇敬教予我们品格与知识，指点我们踏上人生之路的各位导师，我们珍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纯真质朴的友爱，友情和友谊，我们向往更能竭诚相助，携手共创的辉煌未来。
平凡之处见精神，悠悠岁月存真情。亲爱的同学们，无论我们在何时何地，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成就与贡献，都莫忘记我们这个光荣的集体，高二（５）班的每一位老师与同学。
值此同学联谊会之际，我们将各位同学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汇编成册，使今后我们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更迅捷。
马鞍山市六中七三届高中（５）班同学会，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６日”
那次聚会我没去。我在国外，不知道。
这本通讯录在我的书架上躺了十年，积满了灰尘。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经过数次搬家，竟然也没弄丢掉。是铅印的，每人占一页，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住址，电话。我拂去灰尘，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不期然，眼前就浮现出一些音容笑貌，有些清楚，有些模糊；就想起一些往事，有些好玩，有些不好玩。我心生一念，何妨就按通讯录里的顺序，写写这些人？都是些普通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中，不读书，学造反，观武斗，打群架，可以说，是喝过狼奶的一代，每个人都值得写上一段。可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也能算作文章吗？不知道。不过它至少可以算作档案吧？文章不一定能千古，档案可是生来就为了存世的。至于用处，暂且不要管它，因为，“除了自娱以外，如果我对写作还抱有其它目的，我就是个双料的傻瓜了。”注②
开始的时候，还挺顺利，很快就写了一半，可是，越到后来，越难写：几乎有一半的同学，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任凭我把照片看了，脑门拍遍，也无济于事。这时，我就痛悔，为什么当年没写日记？！我曾千百次发誓要养成这个习惯，然而，每次都是虎头蛇尾。也许，即使写了日记，也没用，那上面可能什么也找不着，因为根本就没什么可写的。我从来不是领袖人物，不是群众中心，不可能跟所有的同学都发生值得记述的关系。甚至，二年里，和大多数女同学根本就没说过话，更没想过有朝一日要写班级人物志。莫言说，写散文、随笔也可以虚构。对此，我不赞成。而且，我是在写档案啊，怎能不以诚信为本？于是，对于想不出其事迹的那些同学，我就为他／她保留了一个空位置，就像门捷列夫制作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所做的那样，以备将来的回想和发现。
本来可以给同学们编造假名，以免涉嫌隐私。可是，名字也是历史。一个人的名字蕴含着他生活那个时代的特征。比方说，一看到章建国三个字，你就会想到这人应该是建国那个时期生的，于是就可以估计他的年龄，猜测他的经历。所以，我又决定，除笔者以外，都用真名。如果因此引起隐私问题，责任当然在我。
张月华老师
张老师教数学，也是我们班主任。我当时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也不会估算。不会。刚下乡的时候，村里的农民喜欢要我猜他的年龄，这常把我难倒。有一次，望着对方的一脸麻子，我猜有４０岁，其实那人才二十几岁，闹个大笑话。现在，我猜年龄可以百发百中，可是没有人再让我猜了。推算起来，张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应该在３５岁左右，因为１９９４年我见到她时，她刚刚退休。今年我虚岁５０了，想想３５岁的人，是多么的年轻啊。可那时，却觉得张老师非常的老成，比我父母还老成，因为张老师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她是个神。张老师来自东北佳木斯，师范专科毕业。“文革”前１７年的教育是她有意无意间津津乐道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被她奉为人生楷模。她是从“让我们荡起双浆”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满脑子青春啊、理想啊之类的东西。她喜欢训话，通常是在早自习之前，以时间状语“将来你们走上社会的时候”开始。久而久之，我就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学校不是社会，家庭也不是社会，在学校和家庭之外，有那么一大片酱菜园子，门楣上写着“社会”，里面充斥了大粪缸、烂菜叶、苍蝇和蛆。后来，不知不觉中，真的走上了社会，发现并没那么可怕，至少不像学校那无聊、不像家里那样无奈。张老师以时间状语引起的训话，内容大都是有关纪律、人生、栋梁、理想的学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都或多或少地从她那里继承了理想情结。至于到头来什么是赤，什么是黑，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她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也不会乐器。为什么学校让她领军文艺班？我不知道。可能是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吧？若论教学水平，张老师在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里不算最好的。高一下学期，大家忽然都重视起学习来了，史称“教育回潮”，还风闻高中毕业的时候每个班有直接考大学的名额。那次期末数学考试的题目比较难，许多同学考得不好。暑假里我们班到一个居委会给老头老太们演出结束后，就有几个女同学提出要换数学老师，说教另外两个班的老师好；说原来初中时的一些同学，本来不如她们的，在那位老师的班上，都考得比她们好；说长此下去，我们都要完蛋了；说如果我们男同学没意见的话，大家一起写份申请递交学校领导。
这就是我们班上的“驱张运动”。最终被我搅黄了：我和另一个同学，赵铭力，到张老师家里告了密！想不起来我俩是谁先动了这个念头，但我不赞成“驱张”则是肯定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与老师无关。这个观点，当然可以讨论。即使反对“驱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应该光明正大的反。现在想来，只有仰天长叹：江岩声，你也曾经这么无耻过！
老师终于没换。高二那年，北京出了个黄帅，全国反“回潮”。之后，大家就毕业下乡了，连毕业考试都取消了。换不换老师，的确无所谓。
⒈马春英，马钢生活服务公司食饮厂，职工（单位和职务抄自通讯录，下同）
马春英是我们班上的女侠，来去都像一阵风，在班里不常见到她，因为她跑得极快，经常去市体工队集训。她从不参加演出，是作为笔杆子编进文艺班的。马春英的女侠心肠还可以从另外一件事情上看出来。１９７８年，我三哥考取清华。我的准三嫂就闹了一场危机，自然是怕他不要她，差点害了三哥的前程。后来，经众人斡旋，那场危机得以化解，三哥上了清华；二年后，准三嫂扶了正。算起来，两人经八年抗战，方才修得正果。１９８１年，我大学毕业回家，曾见到马春英。她告诉我，当时写过一篇稿子，后来见我三哥没当陈世美，就没投给马鞍山日报。事实上，我三哥和三嫂根本就不认识马春英。她若知道，十年后，我三嫂发达了，每次吵架必要离婚，又该做何感想？
马春英让我想到一个定义：侠者，乃喜欢狗逮耗子之人。
⒉周华庆，马钢初轧厂江东金属加工厂，职工
周华庆和我同桌，坐我左边，是我的好朋友，拉二胡的搭档。他二胡拉得好，为人讲义气，但是读书，却始终不开窍。我们都在学二元二次方程组的解法了，他还搞不懂一元一次方程。不光是数学，其他学科，诸如语文、物理、化学、英语，他都不行。有段时间，我俩结成“一帮一，一对红”，每天下午放学后，我给他补课，从初一的东西补起，但也没见什么效果。不是他智力有问题。动手操作的事情，他很灵光。是从小学起就没打好基础，脑子里没建立起那种逻辑，以后就乱套了。这可以归罪于“文革”。他如果现在还在那个金属加工厂里当工人的话，一定是个好师傅。
⒊周军，马钢医院脑骨科，主治医师
⒋张晓洁，马钢公司党办秘书科，职工
张晓洁是文艺委员。能在文艺班当文艺委员的，可想而知，相貌和气质得有什么样的水平。事实上，她和她姐姐是我们学校公认的两朵校花。当然，那时并不流行“校花”这个词。张晓洁和下面这位排号为５的唐伯虎结为夫妻。
（图二）文艺班部分女演员化妆照
⒌王嫩，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讲师
王嫩画画得好，学校大门口的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有他画的一只手；歌也唱得好，常和女班长二重唱；舞也跳得好，是班上演出时的台柱子；乒乓球打得也不赖；性格开朗，一天到晚笑嘻嘻的。我一看到王嫩这名字，眼前就浮现出一张白净粉嫩的笑脸，眼睛眯缝着；耳边就仿佛响起他的笑声，声音尖细而稚嫩，是介于男声和女声之间，更靠近女声的那种。１９７７年，王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
⒍周萍，马钢日报办公室，职工
⒎戴维坚，马鞍山钢铁设计院热力室，职工
按说应该能为戴维坚写点什么事迹，因为她与１号马春英、１１号姚露是三驾马车的铁姐妹，可是，奇怪，就是想不起来什么值得一叙的事情。
⒏李萍，Ｓ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高中时和李萍没什么交往。１９９５年，我父亲住院，李萍照顾过我父亲。我回去探望，在医院里和李萍说过几句话。她说，上中学的时候，整天瞎玩，不知道读书，不像我。我那时读过什么书吗？
⒐张建林，马钢房产处第一单管所，职工
是我们班第一小提琴，典型的小白脸长相，人见人爱，以至于张老师有一次拿着一块演出用的红头巾包在他的头上，把他打扮成村姑。
(图三）文艺班乐队
e排右起：沈卫东（班长），吕诚，姚佰原，张建林（第一小提琴）
Z排右起：周华庆，陈迪克，白建军，葛铁，卢建成（笛子），肖胜德，笔者
⒑郭幼青，Ｓ公司七公司财务科，会计
我认为，在人的一生当中，高中是最令人腻歪的一段日子。在这个阶段，人，作为一种动物，生理上已经完全可以传宗接代了；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主观上却故作纯洁状，因而承受着百分之百的性压抑。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性压抑会导致心理变态。如果要我选一个字来概括我的高中时代的话，那就是“假”。假作真来真亦假的“假”。假的语言，假的文艺，假的理想，假的情操：假，贯穿着那个阶段几乎一切形而上的东西。当然，特例还是有的，在我的记忆中，在假模假式的高中二年里，在所有需要说假话的公众场合，只有郭幼青说过一句真话：“我选林萍！”他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选林萍当三好生。那无疑等于表白，他喜欢林萍。林萍长得漂亮，舞跳得好，学习也好，自然引人注目。相信喜欢她的男生不在少数。但敢于当众说出来的，却只有郭幼青一人，而且空前绝后。郭幼青的父亲是个照相师，家住铁道旁一条臭河沟边上的小平房。林萍的父亲是马钢处长，家住包浩斯式的楼房。这样的家庭差异，是不会有故事的。但我佩服郭幼青的勇敢。假如我有他一半的勇气，或许会走上另外一条生活道路。
⒒姚露，中学教师
姚露值得单独写一篇东西。从小学起，她就是我的单相思。初中同校但没同班，可我仍然关注她的消息。校宣传队演出舞剧《白毛女》，她伴唱“北风吹”。虽然比不上朱逢博，但在业余水平里，算得上凤毛麟角。我挤在人群里，听出了是她，却看不见—我眼睛那时已经深度近视。高中时我们又同班了，而且坐前后排，她就在我前面，是英语课代表。我那时学英语比其他同学舍得花功夫，自然就学得好一点儿。时而，她递过来纸条，写着某一句英文是否该如此这般，我就自以为是地指点一番。下放的时候，我和她在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两个村子一南一北，鸡犬相闻。有一次，我生病回家，她出差顺道送我。两人一起走过十里长堤，一起上的渡轮—那小火轮在长江里开了好几个小时，一起回到马鞍山市，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家，一毛五分钱的车票还是她买的，——她可以报销。那时，离《庐山恋》还有好几年，不知道“Ｉ ｌｏｖｅ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ｓｔｅａｄ。于是，过了那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后来，一切都晚了，一切都消失了，连那张旧船票都找不到了。据说，是她妈不愿意，说我在大学上的专业不能留城。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她老人家要是知道我现在不务正业，每天写些不能换钱的酸文，一定会说：“闺女呀，看见了吧？听妈的没错儿！三十年前妈就知道！”
⒓夏绿化（女），Ｓ医院手术室，护士师
⒔卢建成，马钢第二机械制造厂金工车间，职工
卢建成是高二那年插班进来的。他全家从和县下放回城。他也会吹笛子，他来后，班长沈卫东就改拉手风琴了。
⒕．顾雪明，马鞍山钢铁设计院工会，职工
是女班长。不知为什么，高一整整一年没参加演出，我还以为她只会突出政治。暑假里听说她去了一趟青岛。再一开学，她一鸣惊人，领唱、独唱。在那之前，我们班女同学没人敢上台独唱。当时走红的歌曲，比如“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岛遥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响。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是她最拿手的，唱来韵味十足。她的缺点是音量小。每次到农村演出，打谷场上经常刮着风，但从来没有麦克风。虽然她唱起来非常卖力，脸都憋红了，但几步之外，听起来就像蚊子哼似的。我们乐队给她伴奏很不过瘾，前奏和过门刚一拉完，就赶紧把琴声减至最小，小到连自己都听不见自己拉琴的声音，乐队此时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高中毕业后，顾雪明没下放，家里给她找了个理由。身为女班长，她心里一定不是滋味儿。那时的家长，总要干涉孩子的事情，而且大都鼠目寸光。
⒖曾惠，马鞍山市远征五交化商店，职工
⒗王秀瑛，马钢机修厂双退办公室，职工
我和王秀瑛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互为“同桌的你我”。本来，一直是男女分开坐的。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张老师忽然命令男女生搭配着坐。女生倒是比较听话，扭捏了一阵子，进了教室，每人走到一张桌子的半边坐定，静等男生去填空。可男生却都在教室外扎堆起哄，没人敢进去。后来，班长沈卫东第一个进去了。下一个该谁呢？我，学习委员，班主任的好学生啊！于是，自报奋勇，第二个进去了。为什么就坐到了王秀瑛身边？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张老师在学习上的考虑。现在想来，觉得有些好笑，也有些不平，从小学到高中，不知换了多少茬班主任，不知换了多少个同桌，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比我大的，比我小的，不管哪一个，都有一个特点：学习不开窍，而且经常是班上最不开窍的。王秀瑛也不例外。坐到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同学身边有什么感觉？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想得起来的，就是当时那份虚荣心。
那些班主任里，如果有一个懂得一些心理学的，让我和一个学习上比我强的人坐一起，对我的性格发展肯定会有不可估量的好处。个中道理，是我走进社会以后才逐渐明白的：一个人，如果不善于和比他强的人相处，一定会处处碰壁。
⒘刘有山，马钢高速线材厂，职工
刘有山也是我的好朋友，为人正派，嫉恶如仇。数理化不好，但在语文、政治上狠下功夫。哪位同学的作文若得到老师好评，他必拿去仔细研究。下乡时，入了党，当过生产队长，是埋头苦干的知青。回城当工人以后，很快提了干，当了科长，官运本来也算亨通。还上过“电大”，比较文学专业。可是，在国外施工期间，为争取工人的利益，得罪了领导，从此运去如山倒，一再下岗，一再离婚。如今守着老父、老母和一堆书过日子，写了２６０万字的作品，却没处发表。
像刘有山这样的人，如果生在旧中国，他可以搞革命；如果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可以从事工人运动；可他偏偏生活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不伦不类的商品社会，他能干什么？我想不出来。
⒙郝景涛，马钢机动部备件计划科，职工
学校有个农场，有一百多亩水田，种地就靠我们学生。每个班轮流去，一次两个月左右。文艺班也不例外，高中两年里，我们去过两次。所以，高中毕业下放插队的时候，一般的农活，像挖泥、挑担、插秧什么的，我们都会。高一去农场劳动那次，一天中午，张老师把我们几个班干部叫到一起开会。是个夏日，天很热，其他同学都在午睡。我们几个开会的人坐在屋檐下，凉风习习，除了发困，倒也不很难受。会议没什么正经内容。前面说过，张老师喜欢训话，而且喜欢隔山打牛，话里有话，让你爆竹听声，锣鼓听音，勤了望，费猜想。那次她说的话，只记住一句，和郝景涛有关。他是体育委员，不知为什么那次开会没到场。张老师说我们都应该向郝景涛学习，因为他的品质好，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张老师却没明说。这个谜，让我想了三十年。是哪个女同学情窦初开，郝景涛坐怀不乱？或是得了情书上交了？而且，大中午的，不让我们睡觉，跟我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警告我们没有被表扬的人心里不可有不可告人的小九九？２００２年我和周鹰在瑞士会面，他告诉我说，郝景涛升了官，在马钢一个部门当部长。我就想到那次开会张老师说的话。她的确没看错人。
(图四）男女声表演唱：参军的喜讯
Z排右起：郝景涛，郭幼青，王嫩，周鹰，周军，李安文
⒚白建军，马钢高速线材厂信息档案科，科长
白建军这个名字连着我的一个耻辱。其实，他倒是个安分守己的大好人，不爱出风头，和谁都处得来。高二那年，到农场劳动，老师指派我看秧田。是中午吃饭和午睡的时候，广阔天地别无他人。离秧田百米之外有一条小河，是农场与周围生产队的界河。河对岸有一些猪，隐约可见一头猪爬在另一头猪的屁股上。我那时已经是１８岁的大小伙子了，可是，除了在我妈的《赤脚医生手册》里看到男女生殖器的文字描述，以及公安局布告上关于强奸犯、鸡奸犯的宣判以外，并不知道男女那事儿到底如何进行，从没看过，也没听说过。不仅人的没见过，生活在城市里，甚至连动物的都不甚了了。我回头看看场部的几所房子，无人走动，同学们一定都在午睡，就一溜小跑，到了河边，隔岸观火。看着趴在上面的那公猪一拱一拱的，还直哼哼，我的心怦怦直跳。正看得入神，忽听有人叫我的名字，一回头，是白建军！就站在我的背后！是来换班看秧田的。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小偷掏人兜时被拿住了脏手、凶犯杀人后被搜出了血衣。因为我是张老师的好学生，人前人后的表现应该是一样的纯良，岂可在无人之处偷看如此龌龊的表演？而且如此投入？
⒛林萍，马鞍山钢铁设计院土建室，职工
下放时，和我在一个公社，同在公社文艺宣传队里呆过一段时间，但也没什么交往，也没说过什么话。
２１.张晓莉，Ｓ公司材料处，职工
是个大大咧咧、心直口快、没心没肺的女孩子，学习挺费劲，演艺也不高，很少见她上台演出。我和她是小学、初中和高中三届同班。这样的同班，只有她和下面要提到的２３号沈卫东。１９９４年，我回国探亲，参加过一次部分同学聚会。男女同学大都在跳交际舞。我不会跳，就坐在一条冰冷的板凳上，张晓莉走过来跟我闲聊，告诉了我一些轶事。说到１７号刘有山时，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他犯了错误，下放到江边看水泵去啦！说完了，脸上笑嘻嘻的，仿佛那是令她高兴的事情似的。
２２.李金萍，马钢铁合金厂秘书科，职工
和下面２３号沈卫东结为夫妻。
２３.沈卫东，马鞍山市Ｙ区法院，院长
我对沈卫东的感情比较复杂。他当了我九年的班长：从小学三年级起，到初中，再到高中。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去他家玩，和他摔过跤，被他摔倒过，吃过他的亏。这算不了什么。感情复杂是因为大人之间。我父亲因为历史问题挨整，降了工资，下放到一个仓库当起重工。１９７１年我家被迫搬离Ｓ公司干部楼，沈家占了我家原来的房子。搬家那天，我的脚还没出门，他三哥就搬着个箱子抢进来了。这便很有点相煎何急，渔翁得利的味道。其实，也没沈卫东什么错儿，但是，从那以后，和他在一起，总是感到不自然。
沈卫东学习成绩一般，但文体素质好。不管体育哪一行，一练就会，而且比别人做得好；不管什么乐器，一摆弄就懂，尤其笛子吹得好。“文革”之初，不知从哪儿刮来的风，“大块楼”的几十个孩子一窝蜂地学吹笛子，沈卫东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很快就掌握了“单吐”、“双吐”、“三吐”、“滑音”、“颤音”和变调的技术。大人们游行的时候，都要请他去，坐在彩车里吹笛子，吹“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大家一起刚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一回到家，他抄起笛子，就能把主题歌吹得响彻“大块楼”：“拉嗦咪嗦拉希多希拉—，拉嗦咪嗦拉希多希拉咪—，咪咪咪嗦拉嗦咪咪来多咪—，多咪咪咪多，多咪咪咪多，希来多希拉—”。可惜的是，那时的家长，不仅自己不重视艺术，而且对孩子的艺术兴趣和潜质，大多也是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如果沈卫东当年能得到高手指教、正规训练，那么，马鞍山市今天虽然可能会少一个正襟危坐的法官，但中国的历史上可能会多一个魔笛陆春龄。
２４.陈迪克，Ｓ公司正大玻璃钢金属制品厂，厂长
这人比较有趣，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都有趣，都有些不正常。陈迪克之不正常，在于他太聪明了，那种小聪明。所以，他入团就遇到了困难。开团会讨论的时候，大家说他是赫鲁晓夫。我那会儿被他贿赂过。他请我看日本电影《军阀》；陪我打乒乓球，下象棋；学工的时候，下了班，饿着肚子，拉我到Ｓ公司下属的机运公司食堂义务劳动，给人擦桌子，抹板凳。我知道他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团里讨论的时候，就为他说好话，说他的缺点可以在入团后大家一道儿帮他克服。这个观点，是从我妈那儿学来的。那时，我三哥和准三嫂之间正在经历几年河东、几年河西的变化，原因是我父亲恢复了工程师的工作和工资。准三嫂的缺点就提上了家庭讨论议程。我妈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比较软，在她看来，准儿媳身上的缺点，可以在过门后的天长日久中，得到改正。
赫鲁晓夫也能改正吗？我那时没想过。
下乡以后，陈迪克是我们班少有的几个入了党的同学之一；回城以后，也是最早提干的。７７年高考，他没考上，或者没参加考试，我记不清了，反正那次没上大学，但后来他也是大学学历。我在武汉上学的时候，他出差来看过我一次。后来就没见过他了。听人说，他在水泥厂当厂长的时候，因为安排工人下岗的事情，被人打上家门，抬到窗台上，要他答应某些条件，否则就把他扔下楼去。我曾在那个水泥厂当过工人，知道那厂里颇有些身手不凡的家伙。
两年前，得到消息说，陈迪克在调遍Ｓ公司所有的下属单位后，辞职到南京跑单帮去了。
２５.孙辉冬，马鞍山市木材公司办公室，职工
（图五）女声表演唱：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
领舞者孙辉冬是我家楼（不是“大块楼”）下的邻居。
２６.陆伟芳，马鞍山市无线电厂物资科，职工
２７．李玉萍，马钢职工大学，职工
２８.陶萍，马鞍山市玻璃纤维厂医务室，医生
本文的六幅照片是陶萍帮我找来的。那是三年前我在瑞士洛桑时的事情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２９.周鹰，马鞍山市科委计算机中心，部长
我与他在瑞士重逢过，曾着文《三十功名尘与土》予以记叙，就不重复了。
３０.肖胜德，马鞍山市玻璃纤维厂，驾驶员
二胡演奏员。他的二胡的音色是班上最好的，但他拉得并不好，仅能滥竽充数，平时也不用心练琴。肖胜德功课不好，也不想学，也不是懒，是什么，我不知道。或许中“读书无用论”的毒太深，或许是天生得了老庄之道，我从没见他为任何事情着急过。家住小平房，父亲是工人。他在家是长子，没下放。我下放比一般同学晚了半年，那段时间里常到他家玩。
３１.谭素英，马鞍山市党校函授办公室，教师
是语文课代表，班上现在唯一还与我有那么一丁点儿联系的同学－－今年春节收到她一个电子贺年卡。谭素英是班上的笔杆子之一，可能也是现在唯一还对文章有点儿兴趣的。班上一共有三支笔杆，都是女生。二年里，三支笔杆没创作过任何节目，但写过不少感谢信，用毛笔抄在大红的纸上，在与工人或农民惜别之际，由一个同学高声朗读，在其身后，我们排成两行，像士兵一样，笔直地站着。我知道，那同学朗读完了，一抬头，看世界就像戴着墨镜似的：黄里发绿。那些感谢信都是一个模式，就像前面摘抄的通讯录的前言。我觉得，所有的前言都是精彩的历史，值得记在档案里。
一次学农期间，我从谭素英那里借读了苏联小说《怎么办？》。那是我在“文革”开始以后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所以留下一些印象。
３２.李安文，马钢公司党校，主任
李安文是男同学中最有文采的。“博大精深”这个词，我最初就是从他嘴里听来的。是在一次语文课上，学习毛主席的“橘子洲头”，李安文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解说这首词的伟大意义时，用了“博大精深”。我从此把这四个字记得牢牢的。出国以后，每次听到别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时，我就会想到李安文。
通讯录的前言就是出自李安文的手笔。
３３.赵铭力，马钢医院，主治医师
赵铭力也是我的好朋友。人很聪明，大聪明，小聪明，都有。有一次，陪他到医院看他住院的父亲。他父亲不在，他拿起床上的一根毛发，问我：“你知道这是头发呢？还是阴毛？”我看了看，是根黑色的毛，长约两寸，但想不出来自何处。他说：“是阴毛。头发因为经常理，上下一般粗。阴毛是不剃的，所以，一头细，一头粗。”我再看看那根毛发，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一头尖细尖细的。
赵铭力的父亲是我妈她们医院里的党总支书记。我妈在“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他父亲是走资派，双方自然心怀芥蒂。这也影响到我对赵铭力的态度，在一起玩的时候，心底里总是设了一道防线。
赵铭力的聪明不大用在学习上。他坐我右边，学习上的事儿经常要问我。学英语老是记不住单词语法。有段时间，让我住到他家，早上一起背单词。但他要是用起功来，学什么都能学好。１９７７高考，他只突击复习了两个月，就从农村考进了安徽医学院。
聪明不是赵铭力最大的特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是个情种，而且是泛爱的那种。他对班上许多女同学都表示过好感，不是赤裸裸地向人家表示爱，他还没那个胆量，也不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他是向人家表示体贴入微的关怀。譬如，文艺委员指挥大家排练节目辛苦了，就送去一包胖大海给她润喉—他妈是医生，那东西得来不难。下乡的时候，他那里的插友传看《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他耳濡目染，便得了些《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真传。但是，学习了爱情，还得理论联系实际吧？阿罗可以去找小裁缝操练，他能去找谁呢？马春英！本档案名列一号的那位女侠。她没下放，在家待业，有的是时间。我估计，马春英当时是有些矜持的：一个是城市户口，一个是农村户口，差距何止天壤之别？赵铭力到马春英家就有些不自在，他打怵马春英他妈，所以，有时要我去传话，约马春英出来，因为我家住的楼紧挨着她家住的楼。有一次，赵铭力要我去帮他扯谎，说哪一天没来找马春英，是因为他回了农村，而实际上，他并没走。我那时性格比较内向，说话轻度口吃，临场一紧张，扯不出来谎，便照实说了。马春英嫣然一笑，那种明察秋毫的一笑，我到今天都想得起来。
他俩到底没成，也不知道是否由于我那次没说谎。二十年之后，１９９４年，我回国探亲那次，赵铭力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俩还一起探讨过这件事情。
３４.吕诚，马钢陶庄派出所，副所长
吕诚和２号周华庆有些相似，在学习上都是稀里糊涂的人。但又有所不同，周华庆是脑子不开窍；吕诚则是懒，对什么都不认真。我很难想象，他当警察如何能破得好案子。吕诚是班上第三小提琴手。下放前，我曾跟他学了一阵小提琴。
３５.刘唯希，马鞍山市人民医院小儿科，主治医师
是班上的笔杆子之一，女同学中的一个奇迹。一次物理测验，有一道题班上只有两人做出来了，一个是她，另一个是下面这个排号３６的姚佰原。两人后来结为夫妻。
３６.姚佰原，华东冶金学院化工教研室，讲师
是数学课代表，第二小提琴手，我的好朋友。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政治条件比我家还糟，他父亲被打成右派，一个人去了青海。高一入学的时候，姚佰原是班上唯一没有加入红卫兵的。姚佰原是那种品学兼优、聪明、而又不卖弄聪明的人。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不用设防，你会有一种感受“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的舒心，久而久之，你自己的格调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在学习上，姚佰原最值得一记的事情，是他编过一道好题。那是高中毕业前夕，张老师说不考试了，每人自编自解一道题，交给她，她给个成绩，高中两年的数学课就算了结了。这看起来容易，其实比作考卷还难。你总不好意思编个１＋２＝３交差吧？实际上，学习好的同学都互相攀比，看谁能编出更难、更有创意的题。难题不难编，但你不一定就能用高中学的那些东西把它解得出来。姚佰原编的是同学们在学工劳动中捡了一块废铁，旋转体，母线为抛物线，试求其体积。解法用的实际上是微积分概念，但不用积分公式，没学过。姚佰原“捡”的那块废铁经微分离散处理后，得到一个恰好能用初等公式求和的无穷级数，他就求出那体积来了。这有些偶然性。如果旋转体的母线不是抛物线，而是其它什么曲线，不用积分公式，就很难做出来。我的创造性思维不行，没想出更有创意的题目，那次作业没完成，至今有一点耿耿于怀，所以就记住了。
１９７７年高考，姚佰原没考好，被录取到非志愿的淮南煤炭学院地质专业。但他总算离开了农村。１９８１年毕业，分配到山东一个地质队。一年后，考上研究生，改行搞化工。后来调到华东冶金学院，很快搞出了名堂，申请了专利，个人也发了财，人称姚百万。一年前我去巴西白水大学的时候，姚佰原还给我来过信，建议我去海南工作，那时他在海南大学理工学院当院长。
３７.姜宏伟，Ｚ市环城美怡乐食品总厂动力科
在女生里，姜宏伟在学习上是佼佼者，跳舞也是。穿过一种钉子袢儿的皮鞋。毕业后，响应张老师的号召，下放到生活条件最艰苦的淮北农村。除此而外，想不起她什么事情了。
３８.葛铁，冶金进出口总公司
葛铁也是我的好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讨论功课，也一起拉二胡。他是蒙古人，蒙古名字是乌日铁，高二下半年转往内蒙包头，没有下放，是我们班唯一的工农兵学员，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
３９.蒋振东，房产公司，总经理，深圳
蒋振东说的相声很受欢迎，羽毛球打得好，英语也学得好。下放在马鞍山市郊区，张老师曾带着我和两名女生到他下放的生产队看望他。１９７８年，蒋振东考取华东冶金学院。
４０．江岩声，比利时列日大学博士，工程师
这人是我最厌恶的，不必再多说了。
（图六）前第二排左五位起是三位老师：黄婉君（语文），张月华，杨存良（语文）。
这最后一瞬间之后，文艺班就散了，下乡的，留城的，大家各奔东西。两年后，“文革”正式结束。又一年，１９７７年高考，文艺班有七人考取，占总人数四分之一强。１９７８年高考，又有两人考取。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文艺班４０人当中，有五个主治医师，一个法院院长，一个警官，两个大学教授，一个中学物理教师，一个房地产老板，若干机关干部和职员，若干工人，若干下岗的，若干退休的，还有我这样的无业游民。但，没有一人从事文艺工作（我是说，拉琴、唱歌、跳舞之类的演艺）。对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第六中学来说，文艺班是其历史上的一个孤本，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她是一朵遥远的文艺泡沫——外表是“文革”的五颜六色，中间却是空的。
注①《李德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前后》，欧阳青，《人民文摘》（２００３年第十二期）
注②《月亮与六便士》，毛姆
□ 寄自比利时
华夏快递04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