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中学岁月


　　　　　　　　　　　　　　　　·虹　山·

　　江岩声先生在此间发表的《“文革”万花筒：文艺班》勾起了我对我在文革中的中学岁月的回忆，在此不妨也把我的那段历史跟大家分享。

　　我这半辈子，踏入的学校门已不下八九家，但只有中学最让我感到温馨和奋进。要说起来，我在中学的整个时期并非那所中学历史上的黄金年代。我１９６９年进入贵州安顺地区二中，１９７４年毕业，这期间正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学黄帅、反修正主义路线回潮都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篇章。要说在这种反文化的年代里，我们是极难学到真正可以算着知识的东西的，但回头冷静地回首那段学生生活，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许多知识以及能力都是那时候获得的。以至于我惊奇地发现，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学习直至留美深造，我在安顺二中所奠基的一切都那样决定性地影响着我。我因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缅怀在二中的那段珍贵的岁月。

　　一进二中，我便很幸运地分在曾文兰老师任班主任的一连七排。那时候讲究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所以我们的班级也都统统叫排。一个年级则叫连。进校之后，经历过一段学语录代替学一切文化知识的时期之后，我们的学业便即转向了正轨。曾老师是教英文的，写英文一丝不苟。先在黑板上用大尺子画起三横格的标准英语书写格式，然后再工工整整地把英语单词和句子写上去，我关于英语语法的基本概念就是来源于她的。曾老师治学甚为严谨，课堂间课堂下教训人常常疾言厉色。激励学生也是曾文兰老师的拿手好戏，她关于努力学习，成名成家的教诲至今还言犹在耳。今天，这一类鼓励已是平常话，但在文革时期听起来，就觉得格外亲切振奋。下长劳动一月两月在那时候是必然的事，学生们大都觉得很新鲜激动，至于学业荒疏一类的事却并不挂在心上。然而，曾老师却不让学生偷懒倦怠，在学工期间，她仍然支起大黑板，让大家ＡＢＣＤ。她在教学上的苛酷让学生都很敬畏她，而我也在这种敬畏心态下开始了学英语的初步。到了高中的时候，担任我们英语老师的是黄国华老师。黄老师与曾老师的严厉形成另一个极端，她慈眉善目，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要好好学习，并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补习。每次考完试后，我们总爱围在她的周围让她当堂判卷，并不时讨价还价，但她微笑着并不妥协。高中时，在黄老师的组织下，我们曾参加过许许多多英语书法比赛，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推选入年级的专栏里供展览，心里就充满了美滋滋的荣誉感。７４年的春天，因为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张玉勤自杀的事件，学英语成了一桩很臭的事，英语也不再成为考试科目，黄老师好长一段时间也是一脸阴云，可惜我们那时候还自以为有些解脱，不懂得老师的心境，所以也不知道去安慰她。

　　英语现在已成为了我的工作语言，无论听说读写，我都可以找到从二中积下来的痕迹。不知道曾黄两位师长现在何方，我在太平洋这边向她们遥遥致谢了。

　　在二中我聆听过教诲的语文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而在以后的日子里，那段时间所吸纳的知识则很深远地影响着我。

　　初中教我们的第一任语文教师是蹇永新。每次一上新课，她总是要我们用几句话说出某一段的大意，可怜我们小小年纪，怎能简明扼要地去叙说一个段落。但她总是殷殷地看着你，直到你好歹说上几句。后来到大学学哲学，才知道当初蹇老师其实是在培育我们一种叫概括的哲学能力。

　　到了初三的时候，张子达老师教我们语文。〖捕蛇者说〗就是他讲授的。记得班上有个普定来的同学叫上官敏，张老师让他朗诵，他的普定口语把捕蛇者“戚然”而叙述的语气渲染得极富感染力。张老师相当生动地讲解了该文，苛政猛于虎这个著名的道理就是那时候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的。

　　到了高中，先是胡安忠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戴一副金丝眼镜，天然卷曲的头发，俨然一个旧时代的海龟从荧幕上走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讲授课时从来都用普通话，而且还要经常很夸张地妈麻马骂地示范一下四声，这让我们学生觉得他很有些洋味。一次到他家，听到他与家里人说安顺话，把我吓了一跳，这才知道普通话不是他的母语。离开了安顺，我也开始操普通话了；儿子进中文学校学习，回到家里自是要辅导他一下，还要时时地矫正他典型的鬼子发音，这时候当初胡安忠老师抑扬顿挫地念四声的神态就不由浮现在脑际。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大着胆子教过美国人的中文，经常模仿着胡老师的神态甚至腔调纠正着人家。这时候就不由不佩服胡老师的勇气，在一片家乡口音中去操弄京片子。在说方言的人群中说普通话在那时候也许还不免为人在背后讪笑，而现在则已成为经济一体化大环流中的天经地义的事。胡老师真有些超前。

　　洪阜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古文功底极其深厚，一篇〖石钟山记〗上得有声有色、图文并茂。有声有色就罢了，为何我还说图文并茂呢。这是因为他在讲解苏东坡去考察石钟山的动因时，一边声情并茂地讲解苏东坡不轻信其他人对石钟山的定评，于星夜乘舟前往的情景；一边就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一弯新月，那新月悬于万仞之上，轻舟之上立着苏东坡迎风潇洒的身影，顿时一种清新悠远的气氛烘托而出，让我们在堂下静静聆听的学生对远古的清幽和古人的洒脱心向往之。〖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也都是洪老师讲授的。于今，洪老师模仿着祥林嫂的木讷腔调反复念叨的“我真傻，我真傻”的神态和语气还历历在目。而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多次使用的反语的技巧自那以后便被我铭记在心。我在洪老师授课时所进入的那种沉醉的心境在走出二中校门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总觉得以后所上的课大多不是沾染上了实用和商业味，就是显得沉闷而枯索，哪里能够与洪老师授课的轻灵的诗意和多彩的画意相比。

　　那个年代是一个政治气氛极为浓烈的年代，我们所耳濡目染的差不多都与政治相关，既然每天都在呼吸着政治的空气，所以学校里老师郑重其事讲授的政治课反倒有些印象模糊。初中时教我们政治课的老师先后有两个，一个是胡德伦老师，另一个是张忠琴老师。胡老师拖长声调模仿领袖大声说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成为了一个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很深的印象。张老师给我们讲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又在班上提问谁是美国的副总统，我正好知道是阿格纽，便迫不及待地举手回答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在那堂课中的得意忘形。

　　到了高中的时候，胡达辛老师先当我们的班主任，同时又是我们的政治教师。他肯定给我们讲过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哲学原理，只是我记得不甚分明。后来复习参加高考，已是高中毕业六年以后，幸得胡老师高人指点，我在高考中政治得了高分，不然是否能读上重点大学也还是一个问题。胡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全班教学颇富力度的管理，每次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他都严加督促，考试结果都被他统计出来，算出每人的平均各科得分，然后张榜公布。现在据说这种张榜公布的方式已被国家教育部明令禁止，原因是没有排上前列甚至第一名的学生会受伤害。所幸那时候我们大家似乎既在意分数又不至于走上极端，即使名落榜尾的同学也一样乐得其所。后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二中也轰轰烈烈地响应了，所幸的是胡老师安然无恙。

　　说到这里，我都在谈文科，好象我那时读的是文科，其实我们那时候是不分文理科的，我们接受的是综合教育，而这种教育以后我就没有再获得过。

　　阳汝祥老师从初中一直到高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教我们物理。杠杆原理、欧姆定律、反射原理、浮力定理至今都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讲杠杆原理时，阳老师一笔勾画出的人样不仅有物理意义，也有美学意义。初三时，学校里在一个仲夏夜破天荒地举办了一个科技晚会。阳老师指定我与另一个叫卢玉森的同学一起上台展示麦克斯韦滚摆原理，我们一边做实验，一边则讲解，那天晚上颇有几分踏入了神圣的科学殿堂的感觉。

　　我想我今天的数学知识并没有超越我那时在二中所达到的水准。初中时，我们很系统地学了代数。记得那时候经常会有数学竞赛，封忠犹老师循循善诱地为我们讲解各式各样的解法。一次因式分解竞赛一共出了十五题，我做对了十四道半，那一半没有完成的分解以后还是耿耿于怀。到了高中，曾朝月老师给我们很透彻地教了三角函数，对数以及解析几何。用胶泥制成的轴承以及为之所画的三视图至今我还珍藏着，因为我们花了足足一两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个课外项目完成。

　　直到今天，我还会小为得意地在化学博士的面前卖弄我的化学知识，比如横背竖背化学元素周期表，比如写出硫酸、氢氧化钠等等的分子式，又比如阐述分解　反应、中和反应的过程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很素朴的化学原理，在化学领域里何足道哉。然而，我不能不感到欣慰的是，我是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汲取了这些化学ＡＢＣ的。而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犹如三年困难时期居然有一些吃肉的经验一样。

　　谈起化学，就不能不提起杨恩滇和尤连钧二位老师。在初中时，他们教的无机化学让我感到有趣已极，在配平一个化学反应方程式的过程中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怡悦，而在一个个的化学实验的操作中，我看到了世界万物结构的绚丽和奇妙，以至于到读大学讨论是物理应该包容于化学之中呢，还是物理应该高于化学时，我感情上竟然倾向前者，拥护大化学主义。当然高中的化学老师兰以鑫和丁国栋也应该提及，虽然他们教的有机化学已经有些复杂和艰涩，碳链结构和醇的分类还是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兰老师的慷慨至今我还记得。每次考试完毕，我们到他家零乱得有些潇洒的家里看他判卷子，常常向他多争几分，他笑眯眯的也就给个一两分作奖励。而丁老师的严厉与他在足球场上的凶悍交相辉映。一次，与我同座的同学上课捣乱，他立刻把手中残遗的粉笔头猛地砸了过来，吓得大家顿时大气不敢出。那时其实是很师道尊严的，虽然那是一个造反有理的年代。

　　后来读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哲学。哲学都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既然如此，学哲学必须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底才是。社会科学还好说，多看书，博闻强记则是。自然科学则谈何容易，而我所凭借的就是二中时学到的那些知识。还别说，看哲学书时所遇到的自然科学的例子和阐释其实都没有太大地超出二中时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除了有优秀的师长之外，还应有杰出的同窗。我想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同时享有了这两个条件。

　　我们高中那班里聚集了很多相当聪明而又勤奋的同学。大家经常在一起切磋砥砺，考试时大家聚在一起算自己的平均得分，有说有笑地竞争着。王小平数学好，大家便呼他华罗庚，他也不分辩，大大咧咧一笑也就接受了，似乎那恰如其分得很。卢玉森物理突出，大家给他一个封号“虎克”，他还一脸不高兴，大约嫌虎克还不够出名，应该叫他牛顿或者爱因斯坦才是。熊维民那时就开始苦攻唐诗宋词，很多同学笔记本上的警句名句诗抄都源于他那里。班里演一台话剧，居然是他与李小新写出的剧本，我那时简直是佩服之至，因为打死我，我也编不出剧本。毕业以后，在等待上山下乡的那几个月里，我从熊维民那里借来了大学用的唐宋元明清文学课本，精读且仔细写心得和读书笔记，后来虽然没有进中文系，但等于自修了好几门大学中文系的课。以后又与熊维民、李小新胡乱写诗填词唱和，平仄的道理才略知一二。直到现在，我见了熊维民还用他当初自勉诗中的两句：“吾居山城十七年，至今亦觉还新鲜”来打趣他。李小新的家当时是我们聚会的场所，每次到了那里，他要么吟唱暗慕淑女甲才女乙的长篇抒情诗，要么就是把模仿鲁迅笔调所写的杂感拿来朗诵，我简直认为他才气横溢，以后注定要成为大文豪。

　　可惜，我们那时男女同学之间界线很分明，彼此极少交流，就是说话也是罕有。少了些少男少女的怀春和钟情，多多少少让我在回忆中学时代时有些苍白和遗憾。

　　后来，我们全班五十四人在恢复高考后有二十二人考上大学。这个比率在今天的二中以及其他的重点中学已经不算什么，但在我们七四届高中那一级里，即使与全国相比，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

　　每每想到我是曾经怎样地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年代里获得了良好的知识启蒙，我就有一种乱世逃生的幸运。正因为如此，我对那些老师们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感激，对我昔日的同学怀有出诸心怀的亲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能与中学同学们一道一齐坐在旧日的黄楼里，再一次聆听老师们睿智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