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15日，坐落在长沙市芙蓉中路的湖南日报社，大门内外，红灯高挂，彩旗飘扬，装饰一新的办公大楼，分外鲜亮：好一派喜庆吉祥！湖南日报职工，曾经在湖南日报工作过的同志，以及各方面的客人，聚集在三楼礼堂，欢庆湖南日报创刊50周年。
在送给每一个与会者的礼品中有一个玻璃板座，玻璃板的一面印制了50年前的湖南日报（当时叫新湖南报）创刊号整个一版版面，虽然由对开缩小为16开，但金黄底色上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照片，以及大大小小的宋体字，清晰可见。头条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发的与全体人民约法八章布告，头条前为发刊词《庆祝新湖南的诞生》。读着这编排得体、印制精美的创刊号，不禁使人回想起那给人以不尽遐想的胜利的岁月。
人们注意到：在这个版面上十三篇文稿中，除约法八章由毛泽东、朱德签署，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布告由警备司令部负责人签署外，十一篇地方报道中署名的就只有一篇，那就是蔡克诚写的通讯：《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长沙粤汉铁路员工护车护路护桥斗争》,这真是一种殊荣！
他是一名老新闻工作者，虽然此时还不到25岁，他1942年就进入衡阳大刚报，还先后在衡阳力报，长沙国民日报、新潮日报、晚晚报任过记者、编辑。
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十天前的8月5日，才从残酷的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由他来撰写这篇文章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正是那场血与火的斗争的英勇的参加者与见证人。
在创刊号上发表署名文章--这种殊荣他是当之无愧的！
环顾会场，从台上到台下，从前排到后排，怎么没有见到蔡克诚呢？他完全应当来参加这个盛会的呀！
"蔡克诚同志，你到哪儿去了呀？"
"老蔡呀，等着你哩，马上就要开会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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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远而近传来了汽车马达声音，在月黑风高的夜色中，一辆吉普车急速驶进了湖南日报社大门，向左拐在一所四层楼房前停住，有四个人下车：前面一个矮个子，后面中等个儿的一男一女，中间的那个稍高，戴着近视眼镜，瘦削而又憔悴，他显然是被押解着：呵，那不是蔡克诚吗？他怎么落到这种地步呢？他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呢？
这时是1968年2月3日夜11时许。
从这个时候起，蔡克诚就失去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自由！因为他是个摘帽右派……
他被安排在二楼一间房子里。
一个小时后，吉普车再次在这个楼房下响起。这是原班人马在蔡克诚家抄家回来，他们在蔡克诚家里翻箱倒柜，抄走了大批所谓黑材料。
紧接着，这时已是2月4日凌晨了,蔡克诚被从二楼带到一旁的澡堂，勒令他跪在潮湿的地上，一个头目宣布：老实交待罪行，不许乱说乱动。在一旁的打手顿时拳脚交加--算是小小的见面礼了。
在湖南日报，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为之贡献青春，也同时承受打击，但也怀抱着希冀的地方，怎么是这样暗无天日？！
头晕目眩，天旋地转--他不知道是怎样度过2_月4_日凌晨余下的几个小时的。
他开始写那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了。
他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中。
半年多来 _，可以说,是以他为首的一批人，在三湘大地上作出了惊人之举。那时节，他简直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他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终于一炮打响。
请看来自北京的"联字（67）第0029706号"文件吧：
湖南省革筹小组：
严伯嘉等三同志于9月13日来中央反映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问题，现介绍去你处，请接谈处理，并请调查处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秘书厅 1967年9月13日（盖章）文件中说的"前省委迫害前新湖南报革命群众"，是指前中共湖南省委中个别负责人，乘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机会，把抵制其错误，在两种办报方针争论中坚持正确观点的一大批编辑记者打成右派分子的问题。
蔡克诚作为新湖南报的编辑委员，与包括前社长和副总编辑在内的其他七位编辑委员，都被打成反党右派集团的成员。蔡克诚受到对右派六项处理意见中最严厉的一项处理，即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1962年6月，他被解除劳动教养，并同时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9月，被安排在长沙市真知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直到被抓之时。
在1967年5月间，所谓"革命大批判运动"蓬勃开展时，蜗居在真知中学一间斗室里冥思苦想的蔡克诚，拍案而起：我们也应当进行大批判，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立即串连前社长邓钧洪，以及严伯嘉、何新明、陈望岳、宗柏生、刘皓宇等人，共同回顾当年两种办报方针争论情况，并分头搜集当年那位省委负责人在新湖南报的亲信总编辑官键平和副秘书长孟树德的历史情况。他们获知这位稍后还当过省委统战部长的官键平，竟是打杀过共产党人的反动分子。他的履历表上只有姓"官"与性别"男"是真实的，其余都是伪造的。他们在湖南省图书馆查阅长沙解放前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发现孟树德在1946--1947年期间以共产党员身份充当中央日报特派员和采访部主任，写作了大量反共文章，他在文章中竟称蒋介石为"明灯"，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共匪"。他们把有关材料写成大字报，交给已经摘去右派帽子仍然留在湖南日报社的同志，以他们的名义一批又一批地在湖南日报院内张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到了8月下旬，蔡克诚观察各方面情况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上访中央。他找来两个年轻人严伯嘉和何新明，由他口述上访报告，由严、何等人携报告立即进京。这样就有了上述写给湖南省革筹的那封信。
湖南省革筹接信后，其负责人于9月下旬两次接见前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支持他们进行革命大批判。
省革筹斗批改小组还批下一笔经费，供受迫害同志出版报纸之用。
严伯嘉、何新明两人在京期间，由中央文化革命接待室介绍，还去中央监委进行了申诉。中央监委接待室同志在谈到受迫害同志恢复党籍问题时说，一待各地党组织恢复活动，湖南省监委恢复工作，就立即将你们的申诉批发下去。这不仅给了当年曾是共产党员的蔡克诚等一大批人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使他们萌发了不尽的企望。
从10月10日出版第一期报纸后，接着又在11月10日和1968年1月20日出版了两期报纸。
第一期对开六个版的报纸，除刊登中央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给省革筹信和省会群众组织成立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团消息外，还重点发表了以《撕开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的黑幕》为题的长篇报告。
第二期报纸同样为对开六个版，重点介绍新湖南报1956年关于两种办报方针争论情况，并评析当年省委那位负责人在办报方针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第三期报纸为四开四个版，着重揭露孟树德为恶霸地主涂脂抹粉、为蒋家王朝歌功颂德的嘴脸。
这些报纸出版后，群众争相购阅，并通过各个群众组织和各种渠道流传到全国。
新湖南报只不过是一份省级报纸，但它在1957--1958年期间打出的右派分子多达54人，比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这三家全国性报纸中任何一家所打右派分子都要多得多，而前两者在1957年则是在全国范围内被点名批判的报纸。
随着这三期报纸的出版发行，在湖南乃至在全国的新闻界知识界造成的震动是巨大的，引发的思考则是深远的。每当蔡克诚想到这一点，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他认为他和他的伙伴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湖南日报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把他抓来，要他交代半年多来所作所为时，他的心地坦然，他认为自已是光明磊落的，他一五一十地讲了写了。
然而，现在他所面对是"右派翻天，坚决镇压"。这种严峻的形势，他早已风闻。前社长邓钧洪的夫人李茵同志，曾经悄悄来到他家，告诉他"红色新闻兵"已经把邓钧洪抓去，进行了残酷的批斗，被打伤了。他还得知，"红色新闻兵"正在四处搜捕苏辛涛--这位当年的副总编辑至今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去年11月间他只身到北京上访，之后即被通缉，他只好四处流落躲藏，等待他的肯定会是一场无情的暴风雨。 1968年1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美好节日春节。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这几天，蔡克诚和他的一家人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不知道厄运将会何时降临？2月3日夜，也就是春节假期刚过，他终于被抓了。他主要不是为自已担心，他想念着半年多来共同进行申诉和共同进行大批判的同志们，前后参加活动的当年右派达到20多人呀，他们肯定又要遭受劫难的。当年把我们打成右派，是对我们的政治迫害，于今，我们按照正当的渠道进行申诉，在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支持下进行大批判，怎么竟然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呢？
他为半年多来与伙伴们一道进行工作所取得的各方面支持，以及产生的积极效应而高兴，他是没有后悔的，但是，他又是矛盾着的：他为目前的处境而深深忧虑。
1967年8月间，蔡克诚他们把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送到湖南日报大院张贴时，仍留在湖南日报工作的李茵，感到再以个人名义署名不能适应当时发展着的形势，建议是不是起个什么集体名儿。蔡克诚脱口而出："就叫一往无前战斗队吧。"
好一个一往无前！这正是他那勇于开拓敢于进取而又刚毅顽强性格的反应。他思想敏捷，接受新事物快；他原则性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爱憎分明；他又富于组织才干，能够在复杂情况下打开局面。
在新湖南报创刊后的几年中，他是经常担当重任的。他迅速由一般编辑、记者擢升为工业部主任、农村部主任、编辑委员，并出任党总支书记。担负一定领导职务之后，他依然锐意进取，人们赞扬他为革新家。
省委中那位分管报纸工作的负责人，强调突出他个人，他所主管的农村工作的报道，也要在版面上压倒一切。这位负责人独断专行，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社长邓钧洪对他这种作法有所抵制，便被调离报社--这种情况，蔡克诚是看到了的。
新调来的官健平和孟树德，处处顺着这位负责人旨意办事，他们作为这位负责人在报社的亲信和代理人--蔡克诚也是心中有数的。
在几年办报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宣传中央与宣传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经验技术宣传的关系问题，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以及如何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原则，亦即"天线"与"地线"关系问题。围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编委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邓钧洪、苏辛涛等人为一方，长期相持不下。支持官健平、孟树德意味着支持能够呼风唤雨的权威与权力，蔡克诚也是明白的。
但是，蔡克诚崇尚的是真理！
1956年4月，他出任农村部主任，到任后发觉3月份的农村报道中经验技术方面的稿件多达66.42%，其中重点是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如3_月1_1_日刊出的《长沙县合心乡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将1_6_9_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一至七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数字。文章透露，定额公布后，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他认为，三包定额具体作法登得太多，三包定额中的政策问题和群众思想问题 _，以及增产爱社教育、劳动竞赛等，则报道得很少。孟树德在部署这一年春耕生产报道时说："今年春耕生产，突出的抓三包定额经验和双季稻技术，把这两条抓好了，春耕生产报道就成功了。"上述报道情况，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下的产物。他认为，这种报道思想是片面的。他建议编委会对如何进行农村报道，如何进行经验技术宣传问题展开讨论
省委那位负责人当时正主管农村工作，而此时农村工作又被当作中心工作。上述报道正体现了中心工作报道在版面上压倒一切的要求；其中有的稿子就是他本人交来要发的。指出这一报道存在问题，并要求就此展开讨论，是要担风险的。但是，蔡克诚没有顾忌，勇敢地提了出来。
编委会也真的进行了讨论，并几次开会，累计会议时间长达17个小时。编委中只有孟树德一人因下乡采访未参加会议，包括官健平在内的与会者的认识最后达成一致，并同意作出决议。随后由编委兼秘书长傅白芦定稿的《编委会关于改进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在肯定报纸进行先进经验与先进技术的宣传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同时，指出"对于有重大价值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应当从它们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着眼来进行宣传"，并指出要使我们的党报有别于一般的内部刊物和技术杂志。决议没有提到3_月份农村报道，但它是由3月份农村报道存在问题而引发的争论后的产物，则是明摆着的。
这个决议又经由编委们看后表示赞成，官健平并说："我同意，就这样吧！"官健平本意是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和作出这个决议的，但他又讲不出能够站得住的道理，只好点头了。
事情并没有终结，围绕着3月份农村报道和上述决议的是是非非，以及前面提到的办报中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其他多数编委为一方，在编委会中进行了长时期的争论，直到1957年6月。
那位省委负责人于1957年2月，对在争论中不支持官、孟一方的一位编委说："匈牙利的问题，报社的问题，一码事。"匈牙利问题，指发生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已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报社争论与匈牙利事件等同起来，这位省委负责人的话语中已经露出杀机了，或者说正在磨刀霍霍了。
机会终于来到，1957年夏季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办报问题争论中没有支持官、孟意见的八个编委全部被打成右派，那个关于改进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被打成反党决议；蔡克诚的一项重要罪名是"挑起关于3月份农村报道的争论"，作为反党急先锋，成为第一个被揪出的党内右派分子。
一夜之间，由左派变成了右派，让他感叹唏嘘不已，而被打入"另册"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这倒促使他进行一种痛苦的反思。原来，他曾经担任过新湖南报肃反五人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湖南报职工中有十多二十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查和批斗。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湖南报并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错案率是百分之百。如朱正、钟叔河、张志浩、俞润泉四人一开始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批斗，因为没有材料证明他们是反革命，退而称为反动小集团，但仍没有材料证明其为反动，最后便硬性定案为落后小集团。肃反运动是从上而下向全国范围部署的，在新湖南报不进行这一运动，大概是不可能的。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健平，他本人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历不明的人，他一定要大肃特肃，把水搅浑，一则取悦上级，二则好让自已蒙混过去，这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在左倾理论的指导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原则影响下，蔡克诚那种由一往无前气势派生出来的偏激情绪，必然对肃反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伤害了一些同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初期，当年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对象，有几人又被打成右派分子，而此时他正担任新湖南报反右办公室主任。
历史有时也真会捉弄人，在他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时，在所在劳动教养单位，就有他当年组织批斗的肃反对象和右派分子。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之间相处得很好，对以往的反省与谴责，尽在不言之中。
被抓来报社有十多天了，妻子和儿女们都来看望他，差不多每天都有他们中的一人或两人来到身边，这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对妻子说："大不了再戴上右派帽子，再改造十年，我们还要过上好日子。"妻子刘连安是他在地下斗争中结识的，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俩相恋结合，感情是十分深厚的。她的两个哥哥都是中共地下斗争的英勇战士，大哥刘东安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哥刘国安在1957年以莫须有罪名被开除党籍。她自已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但还是保留了党籍，担任长沙市长征学校校长。她对丈夫的思想、为人，以及被打为右派的全过程，都是非常清楚的，她迅即回答道："十年前的冤案是肯定的，只是你们翻案翻早了点。"他感谢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动情地回说："只是苦了你了！"含着凄凉的泪水，他们默默相望，传递着苦涩的温情。几天之后，他们每次来探视，都有人监视，说不上几句话，便被逐出门去。到了2月15日以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没有一个亲人来看望他了--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被阻挡在大门口了。交待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被认可的；在专案组内的审讯，像连环套似的，一轮又一轮，精神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肉体上的摧残，有增无减。这一日，他被强行从这栋楼房的二楼搬到一楼，他听到有人窃窃私议："什么不安全，是怕他跳楼嘛！"他不由得一阵寒颤：这一切是不是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这一刻终于来到，他被押解到办公大楼的三楼大礼堂，虽然是大白天下午，礼堂内灯火刷亮，已经聚集了三四百人吧，满满的一屋，只听得口号声狂叫。他被拉到台上，胸前挂上一块大板牌--这是一块铁制牌子，用铅丝系着，那铅丝深深陷进颈部肌肉，他感到疼痛不已，他咬紧牙关，不一会儿，便挥汗如雨。主持会议的L君和Y君说了什么，右派问题专案组的人员包括一位H女性的揭批发言，他只是断断续续听进了一些，是"右派翻天，坚决镇压"之类的内容吧。接着是让他交代罪行，他刚刚讲了几句就说他不老实，站在台上的打手们一拥而上，皮带抽，木棒打，拳头锤，脚踢……他立刻被击倒在台上……
此时，在湖南日报正掀起批斗右派的狂潮。前副总编辑苏辛涛被从湖北某地缉拿归来。苏辛涛的夫人廖意林，原也是新湖南报副总编辑，由于丈夫右派问题的株连，于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省委宣传部贬到省新华书店，此时也被抓来报社批斗，不久即被迫害致死。前社长邓钧洪，以及前编委柏原、李冰封，还有前反党右派集团成员李均、刘皓宇，也都被抓来报社，除李均趁机逃走外，统统进行批斗，先小会斗，升温就到大会斗，大会斗了小会还要斗，有时单独在大会斗了，还要作为陪斗对象再到大会上斗；留在报社的李茵、杨澍、伍国庆，也因参加过蔡克诚组织的活动，都挨了斗。他们之中的重点对象则是蔡克诚和苏辛涛，被斗的次数最多。报社有两大群众组织，这一派抓住某某斗了，另一派为了显示其革命性，不甘示弱，也抓来批斗。
在湖南日报大院，批斗时打人，大都是把被斗人的眼睛蒙上，打手们轮番上阵，有时甚至还借用外单位的打手，这就是说，他们还有所顾忌。只有对右派，不管你是否已摘去右派帽子，则是放开手脚斗，放开手脚打，没有任何避讳。打手中工人居多，但平日斯斯文文的干部和编辑记者，甚至女性，也大打出手。有人在动手以前公然叫道："你认识我吧，我叫某某某！"顺势就猛猛一拳。打手的凶残，被打人的惨叫 ，使得场上有的人不寒而栗，晚上睡觉做恶梦。
由湖南日报向长征学校提供材料，蔡克诚的夫人刘连安从2月20日起失去自由，接受批斗之余，就是写交待材料。丈夫被抓，子女们去看望又不得其门而入，这使得一家人焦急万分。还是十二岁的小儿子有办法，趁着夜色，混过了大门关口，来到了父亲的身边，浑身伤痛的蔡克诚立即紧紧抱着儿子小牧亲过不停。他让儿子陪睡在床上，让他抚摸身上青红绿紫伤处，他说："你给我摸摸，爸爸就不觉得痛了。"当儿子抚摸到颈根上被系挂沉重铁牌的铅丝深深勒出的伤痕时，禁不住号啕痛哭，作爸爸的再一次紧紧抱住儿子，赶忙叫他小声点，有铁汉子之称的蔡克诚，不由得泪水涟涟。他还有一项难忍的伤痛，没有向儿子说及，就是几天来小便便血，每每钻心般痛，这大概是肾脏等内脏器官受到严重伤害而引起的症状。他不想让孩子的心灵承受过多的创痛。
在湖南日报这么多右派受到猛烈冲击的时候，有一个人一定在暗喜，那就是孟树德。半年来，他与蔡克诚他们展开大字报战，他无法抵挡对方有理有据的凌厉攻势，便求助于当年打右派时颠倒黑白的材料，这一招被揭批后，又抓住血统论，通过亲友关系，以某某大学造反组织名义散发传单，把当年所打右派排列名单，特意突出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或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等情况，标题是"他们是一家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孟树德在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两项斗争中功勋卓著，于1960年2月被提拔为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虽然靠边站了，但他的两面派面孔还能迷惑人，此时的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一派正拟以革命领导干部名义，把他结合进新生权力机构。因此，有人怀疑：湖南日报其所以如此狂抓狂斗当年的右派，似乎不能排除孟树德在背后扇阴风的因素。
23月3日，蔡克诚被抓来湖南日报恰好一个月，这天是星期日，在湖南日报，又一次组织了对蔡克诚的批斗。晚七点多钟，已是遍体鳞伤的他，被带到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由P_君主持批斗，"红色新闻兵"的部分负责人，以及右派问题专案组人员也都在场。蔡克诚照例被强行挂上由铅丝系着的铁板牌子，先站在这个小会议室西头一侧，继而叫他跪在室中乒乓球台上。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他要上山打游击的问题，这种耸人听闻的荒唐问题，蔡克诚自然无法回答，他刚说了两句，就吼他不老实，于是，木棒、铁棒、皮带、拳头等雨点般落在他身上，他的头部在流血。他已经动弹不得。至此批斗会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不能动弹的蔡克诚，被三四名打手架回他的住房，已是夜晚快10点了。
他躺在床上，全身钻心地疼痛，他咬紧牙关，不使自己发出呻吟来。冥冥之中，他觉得那块沉重铁牌牌好像还压在胸上，使得他透不过气来，但他的思绪却在激越翻腾：
他想起了他的祖父，在广东普宁老家，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民，却好打抱不平，老是挑乡中公账的毛病，引得乡绅们的忌恨，后来，连同他的同伙，被乡绅们豢养的恶人诱杀在荒山之中，尸首割碎，以致不能成殓。他想，祖父呀，你是以你的公道、正直和嫉恶如仇，而不容于旧的时代旧的社会。
正是基于对压迫和不平的憎恨，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迅速投入到争取解放的斗争，于1947年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地下斗争期间，他出生入死，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对于新中国，有着无限的热爱，并且寄予了最美好的希望！他记得第一个孩子出生是在1949年3月，满月那天4月2_日正好是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的日子，他和妻子--两个中共地下党员，多么高兴呵，干脆给孩子取名为"渡江"！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12月，正是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地区进军的时候，他们便给孩子取名"放西"，意思是"解放西藏"。他相信祖国的明天是美好的，也相信自己以及自己一家人的明天也是美好的，他全心全意地工作，1956年，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省先进工作者会议；就是在蒙冤受屈劳动教养期间，他也因表现良好，多次立功受奖；在真知中学任教，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哩。他是无愧于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这个社会的！
然而，他却坠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我难道也会像祖父那样：不能见容于所在的社会吗？
他的心在剧烈颤抖，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亲爱的妻子了，1957年夏季之后，她受到的屈辱痛苦，不是过来人，是无法想象的。他知道，许多时候她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吞的。
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五个儿女了，自己蒙难的时候，大女儿渡江才八岁，最小的儿子才两岁，他们得到的父爱太少了，他们幼小的心灵承受了过多的压抑与摧残。
也许，也许，可以找到让亲爱的妻子和亲爱的儿女得以解脱的最好的办法……
也许，也许，可以找到抗争这种非人待遇、抗争这种暗无天日的最好的办法……
他强忍疼痛，挣扎着起床，移到对面开着门的厨房，取来了一把菜刀……
1968年3月4日凌晨，这位一往无前的钢铁汉子--蔡克诚同志走了，到那遥远遥远的永远没有忧愁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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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7年初，蔡克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办报方针争论问题最后可能要到中央去才能解决。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周小舟同志身上，他当过宣传部长，也常来报社，对办报熟悉，中央现在强调第一书记抓思想工作，他应当把报纸抓到自已手里来。但即算小舟同志来抓，我还要看一看，因为他虽然是第一书记，但是他不能不受到省委其他书记和委员的影响。"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
他和邓钧洪、苏辛涛等人都认为，第一书记周小舟是同情甚至支持他们在办报争论中的观点的。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后来说过，从1953年起，那位省委负责人逐步掌握了省委的实际大权。由这位副政委（即副书记）当家，在省委大院里是尽人皆知的。连第一书记周小舟的秘书张式军（曾任新湖南报部主任，同情和支持邓、苏等人的观点），由这位副政委一张条子到报社而被打成右派，大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势。周小舟能到报社正确解决办报争论问题吗？
只有到了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问题才得以解决。包括蔡克诚在内的1957--1958年所打54个右派分子，全部改正，亦即平反。错案率也是百分之百。1979年3月3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的"湘宣政字（79）15号"文件指出：
蔡克诚同志1957年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给予改正。撤销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作因公死亡对待。
3月下旬，在蔡克诚被迫害致死近十一年之后，湖南日报举行了隆重的蔡克诚同志追悼会，湖南日报负责人为蔡克诚在年仅44岁的壮年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位负责人宣布：当年"蔡克诚同志和邓钧洪、苏辛涛、傅白芦、柏原等同志的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们在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中，积极发表自已的意见，是为了改进报纸，不是什么反党宗派活动"；"所谓党内右派集团的问题已经全部改正过来"。关于1956年办报方针争论问题，这位负责人说，蔡克诚在"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中的言论，属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是两种办报意见争论，不是方针之争；肯定"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另一些意见呢？正确与否未作说明：似乎还留有小小的政治尾巴。
到了1984年底，湖南日报编委会就邓、苏等54位同志被错划右派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这个《复查结论》说，邓、苏等同志在"1 9 5 6 年办报方针争论中"提出的意见，"是坚持了1 9 5 4 年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也是与1 9 5 6 年 《人民日报》改版的精神相一致的……除个别同志意见中的有些提法值得进一步探讨外，总的说是正确的。"
一场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在近3 0 年之后才划上句号。
关于新湖南报那一时期的是是非非问题，据说当年那位省委负责人说过："俱往矣，我错了。"
蔡克诚同志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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