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恭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在四十年后含悲来写这篇悼念文章，真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大约在1954年初，江西钨矿工人报停办，有五个同志调来新湖南报工作，他们是刘清圣、戴本坦、罗葹、谭一、李长恭。其中李长恭分配在工业工运部，和我同事，这样我们有了一些接触。当时我负责编辑外地的来稿，他主要跑长沙市新闻，各干各的。时间久了，我发现他很能干，采访写作都来得快，发稿也多，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新闻工作者，因而逐渐往来也就多了。

他大约和我年纪差不多，山东人，高高的个儿，圆圆的脸，一头乌黑的青丝，长得挺帅。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为了适应长沙的方言，也学着说那南腔北调的塑料长沙话。他为人豪爽、直率，喜欢聊天，有时为了争论一个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爱好文艺，业余除了打篮球，就是看小说。他写稿是个高手、快手，还写写新诗。记得一次他去湘西采访，写了一系列报道，很受读者的欢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通讯《沅水，我要为您歌唱》，他在文章中叙述了湘西物产的丰富、人民的劳动热情，也反映了他们的疾苦。他报道长沙水泵厂工人王金龙创造改进水泵的先进事迹时，字里行间充满激情，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智慧与主人翁的精神，稿子在编辑部被评为优稿。他在报社为时不长，在三年多的工夫里，做出的成绩是优秀的，也是卓越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彼此都忙于工作。到了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接着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报社的总编辑官健平便一再动员大家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积极提意见，帮助领导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党是充满热爱、一片赤诚的，觉得党已经发出了号召，就应该争先恐后地响应。官健平此刻也煞有介事地反复要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并且嘱咐详细记录。李长恭本来就是个"炮筒子"，只晓得直来直去，既然总编辑一再动员向领导提意见，他便把肠肝肚肺都翻出来，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当时在工业工运部的小组会上，有两个人发言最积极，一个是钟叔河，另一个就是他。他滔滔不绝，慷慨陈辞。的确，我在当时觉得自己在响应党的号召方面，远远落后于他。恰好在此之前传达了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批评了《人民日报》对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积极，说是"死人办报"，主张另外办一张报纸，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新湖南报编辑部的干部对在官健平、孟树德领导下的这张报纸办得死气沉沉，早已意见纷纷，又听说在攸县蹲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批评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这更加激起大家另起炉灶，办一张像解放初存在的《民主报》那样的民办报纸的热情，好与《新湖南报》比一比高低，促进新湖南报改进报纸。李长恭生性豪爽，不知乖巧，信以为真，便跟唐荫荪、钟叔河、朱纯、郑昌壬等一起商量，主张筹办一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然而这仅仅是个模糊的意向，至于办报的经费从哪里取，人员由哪里来，地址在哪里，在哪里印，谁来负责，谁来发行等等问题，都还没有个谱。可以说，这张报纸只是个腹中的胎儿，能否出世，谁也没有把握。可是谁能料到这期间的整风鸣放，克服三大主义只是个幌子，是个阳谋，实际上并不是让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在新湖南报整风鸣放小组会开了不到半个月以后，形势急转直下，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便由整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矛头指向了原先鸣放提意见的人。接着又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说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趁整风之机，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民主同盟就是主帅，表现得最恶劣，章伯钧、罗隆基是他们的头子。从此全国各地便不再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个个单位便大抓起右派分子来了。在新湖南报，官健平也不再装做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的样子，而是满脸凶光，杀气腾腾。他把原来的整风反右办公室副主任蔡克诚撤下，换上他的帮凶孟树德当主任，在报社内部大抓特抓其右派。省委书记周惠更叫嚷："新湖南报就是个'小匈牙利'，抓右派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抓多少。"由于唐荫荪是民盟的盟员（他是报社编辑部唯一的一个盟员，而且是共青团员），既然民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唐荫荪顺理成章自然也成了民盟黑线安放在报社编辑部的"坐探"，加之他们还打算办一张报纸跟《新湖南报》"唱对台戏"，这就更加罪莫大焉。李长恭参与其事，能够逃脱灭顶的厄运吗？

官健平在作反右派斗争动员报告中，首先便点了唐荫荪、李长恭的名字，号召全体职工向他们开火。随后，把商量了办报的五个人（唐荫荪、钟叔河、朱纯、李长恭、郑昌壬）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同人报小集团。李长恭由于发言积极，又参与议论办报的事，于是罪加三等，被划为极右，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最严重处分。这一批受最严重处分的计有蔡克诚、柏原、傅白芦、钟叔河、郑昌壬、周艾从、朱正、张志浩、刘凤翔、易地、李长恭共十一人。这十一人中，除个别自谋生路、没有去劳动教养的外，多数人去了长沙麻园湾劳动教养集训队。经过一段集训后，李长恭和周艾从被送到强迫犯人劳动改造的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干体力活。后因该厂要办一张油印小报《新生快报》，便把他和周艾从留下，其他人员调到株洲白石港新生工程队去了。

在临去接受劳动教养之前，李长恭在江西的一位女友（护士），不相信他是个坏人，写信勉励他好好改造，等着他摘了帽子以后，与他鸳梦重温。

李长恭留在新生电机厂的工作是编报，事实上编一张并不天天出的油印小报，对李长恭和周艾从等来说，是区区小事，不要多久就可以应付了。很快，他和周艾从调到了技术组，学着绘制工程图表，李长恭还当上了副组长，真想不到副组长这个头衔给他带来了天外飞来的横祸。在这段时期，由反右派开始，极左思潮弥漫全国，接着掀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带来的后果是三年饥荒。在这种形势下，新生电机厂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供应制度。1960年的一天，技术组搬房子搬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想吃夜餐充饥。本来厂里每天给夜班干活的开一次夜餐(_技术组因系临时加班，不在开餐之列)，技术组的人便想用第二天的餐票去吃当天的夜餐，向食堂厨师提出要求。厨师不同意，说："夜餐是事先预定好的，你们没有报餐，就没有准备你们的。"他们认为自己凭餐票吃饭，而又加班到深夜，开个夜餐是合情合理的事，可以变通办理。厨师说：" 你们去找食堂事务长，他同意了，便可照办。"于是他们去敲事务长的门。没料到这个事务长从睡梦中被吵醒，怒气冲冲，不但不同意，反将他们训了一顿。按常理，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哪知这个事务长向厂里汇报，称他们聚众闹事。厂里不分青红皂白，第二天立即组织全体劳教人员讨论这件事的性质，人们众口一词说是反改造行为。过了两天，厂里突然上纲上线，宣布：这是一起利用粮食困难的反革命暴乱，是罪上加罪。为首的技术组组长彭一农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副组长李长恭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就这样，在"莫须有"的名义下，他由劳动教养改判为劳动改造，由新生电机厂押解到望城县坪塘新生水泥厂劳改队服刑去了。

不久，郑昌壬也由株洲新生工程队调到坪塘新生水泥厂就业，他和李虽在一个厂，但因为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劳改，不在一起。据郑对我说：李长恭几经挫折，但他仍是"炮筒子"性格，"虎死不倒威"，在劳改队中是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除了劳动起来出大力，干重活，走在人前外，劳动之余还演相声、说快板、排活报剧，他对生活一直是满怀信心的。同监的一个青年见他文学修养好，主动要求向他学习，他也就乐于手把手地教他。
过了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潮来到了，开始姚文元写了《评三家村》的文章，点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名，于是到处抓"三家村"，居然荒谬到在劳改犯人中也抓起"三家村"来了。于是，李长恭、那个小青年、连同另外一个人便成了新生水泥厂劳改队里的"三家村"。在那个不讲理的荒唐时代，人性完全受到了扭曲，人与人之间只有仇恨，只有猜忌，谁还讲道理呢？有人举报：他写的一首旧体诗是反动诗，要狠批狠斗。一个堂堂的硬汉，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打击，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这种精神上的磨折，实在逼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忍无可忍，觉得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他想到绝路上去了。

在一个出工的清晨，他在劳改队后面开凿石头的一个深坑里正挑着一担石头上来，同劳动的犯人谁也不知道他会干什么。他慢步走到最高的石山上，将箢箕放在一旁，又把戴的眼镜放在石墈边，望着足足有十多丈高、怪石嶙峋的大坑里，猛的纵身一跳，便跌得血肉模糊，粉身碎骨。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就这样，在受尽了凌辱之后，一个年轻的、还不到三十岁的生命永远殒灭了。当劳改队的监管人员通知他唯一的亲人、一直等待他的江西女友来收尸时，那位姑娘几乎哭得痛不欲生。这真是"可怜石头坑里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啊！

数数日子，李长恭含冤死去已经四十多年了。那时出生的人现在已是孩子的爸爸、妈妈，有的还出任各级领导，他们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旷古的悲剧。李长恭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已越来越模糊。可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热血青年，活在人间不到他正常生命的一半（连婚也没有结）就受尽迫害，过早地饮恨而死。这难道正常吗？设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也刚七十出头，他该能替国家和人民做多少事，作出多少贡献啊！可能他写的通讯和文艺作品，足够出好几本书了。他本是一个清清白白的青年，是在新社会长大、党的教育下成长的，为什么新社会竟不能容许他活下去，而要逼得他走上绝路、血溅牢狱呢？这是谁之罪？回溯起来，在革命的途程中，有无数革命烈士前赴后继地付出了血的代价：既有江姐、许云峰等一大批烈士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牺牲在敌人的炮火前，可还有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坚持真理的好儿女死在自己的国度里，死在"四人帮"法西斯统治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啊？李长恭的死难道不也一样么？李长恭由响应号召提意见到开除劳教，又由劳教到判刑劳改，由劳改借抓"三家村"大搞文字兴罪，逼得他走上绝路，这样血淋淋的惨事，至今还令人怵目惊心。难道不应该痛定思痛地反思历史，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朝后看"就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毛泽东曾经说过：要培养五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但这只说了事情的一面，光要别人"不怕"，像唐·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去受屈辱，去坐牢、去死，但为什么就不能营造这样的环境：以宪法和法律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整个国家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让人的正常权益得到保护，不让正常人遭受杀头、坐牢、离婚、撤职、开除党籍的冤枉呢？在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冤枉死去的人该有多少？又牵连到多少家属与亲人？给国家的人才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对于这些，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在保障人权的制度上有哪些问题与缺陷么？今天我们老是说人才缺乏、人才流失，如果我们根本不把人当人来对待，那又怎么会人才辈出呢？当我想到李长恭的死，想到上述这些问题时，久久地陷入迷惘的沉思之中。

鲁迅在悼念亡友时曾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李长恭也真死得太冤枉，死得太年轻了！如今，我们这些活过来的人，想起他的死，还想起廖意林大姐和蔡克诚、欧阳楠的死，想起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冤魂，只能仰天长叹，欲哭无泪，但我们又该怎么在他们淡红的血迹中继续奋然前行呢？　（写于200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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