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者的最大痛苦


茉莉


正是欧洲充满迎接圣诞节庆气氛的时候，也恰好是旅美学者陆文禾准备回国转交“6．4”人道捐款的同时，我在瑞典寄出自己的一小笔钱──400美元──，送给我所知道的四个最困难的“6．4”受害者。杯水车薪，我只是想在普天同庆的时刻向他们表示：我们与苦难的、被人遗忘的你们同在！

这四位受害者是：死难者肖波的遗孀刘天媛，她的双胞胎出生才70天丈夫就遇难了，其中一个孩子患有轻度脑瘫，为治病花费巨大，生活艰难；清华大学遇难学生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她目前半身不遂；双腿被坦克压掉的原体育学院学生方政；因子弹打中腰脊髓导致下半身瘫痪的庞梅青。


§§杀人行凶后又公开抢劫

我丝毫没有想到这样一小笔私人捐款会有什么问题。我把钱寄给北京的退休教授张先玲大姐，请她代我转交这笔款子。对于海外一般人来说，“张先玲”也许是个生疏的名字。但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一位和丁子霖同样伟大的母亲。自从她那十七岁的儿子王楠遇难之后，十年来她一直忍着巨大的悲痛，默默无闻地帮助丁子霖寻访“6．4”遇难者和伤残者。我以为她还没有象丁子霖大姐那样被国安部盯牢，因此，寄钱走她这条路线会更安全。

一个多月过去，我在春节期间打电话向张先玲大姐问起此事，才知道这笔用挂号快件寄的、早该收到的钱，她根本就没有收到。这之后，我们获知从美国回国转交“6．4”人道捐款的陆文禾先生被拘捕、中共国安部并威胁他交出25,000美元支票的消息。

一个偌大的国家机器，在杀人行凶之后竟然又公开地行劫──从孤老孀妇那里夺去口中食，从伤残人那里掠去身上衣，从病人那里抢走药费，从孩童那里劫走书钱，……。这前所未见的恶毒行为告诉我们：中共有计划、有预谋的报复开始了。

1999年5月，以丁子霖女士为首的“6．4”受难者及其难属联名起诉李鹏。他们向中国最高检察院递交了控告书，请求对“6．4”事件中犯罪立案侦察、追究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他们并表示：绝不放弃此项诉求，直至诉诸国际法庭。长期来被残害、被欺凌的人们，第一次勇敢地站出来，表达他们伸张正义的愿望。

于是，亲手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的中国政府卑鄙地进行报复，干出了这种连黑社会和流氓都不屑为之的事情。


§§最难忍受的是人们的冷漠

不止一次，“6．4”受难者本人和他们的家属对我说：“经济上的困难、甚至身体的伤害，都不是最大的痛苦。最叫我们难以忍受的，是人们的冷漠和希望的渺茫。”

今天日本的右翼团体说：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早在这之前，纳粹德国的教授和法官们宣称：从来就没有犹太人在奥斯维辛被焚化。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烟囱，他们解释说，那不过是面包房的烟囱而已。

封锁了给“6．4”受难者的捐款，堵住他们与外界的来往，中国政府的目的是最后喑哑这个被残害、被欺凌的群体，使中国人忘记“6．4”的苦难与死亡。一个令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敢于这样肆无忌惮？为什么国安部敢于这样有恃无恐？

众多的因素纵容了中国政府的疯狂：世人的冷漠、知识精英的背叛、西方的市场利益、……。这是一场杀人者的胜利──手上沾满血迹的人毫无忏悔，而坚持记忆“6．4”屠杀的人，却受到嘲骂攻击。就象国安部人员警告陆文禾的：“我们能从网上把你搞臭。”由此可知，操纵网上舆论的是些什么人。

“6．4”的话题不再引起恐惧、愤怒和同情。人们说起它的时候已经非常轻松。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十年前的“6．4”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或者已是一件老掉牙不该再提的事情。激情、热血、真诚、牺牲，……真的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一颗颗漠然的心，怎么能让人相信他们曾经走上街头疾呼过？受难者的苦难被利用、被贬低──一张张西方各国的绿卡到手了，一些无耻的海外中国人说：“人血馒头真好吃！”


§§怎么叫受难者不屈服于绝望？

这样就再次伤害了死难者和幸存者。无人过问、无处诉说，他们成了被社会遗弃的人。一年又一年，绝望和悲伤在啃噬着他们。他们仍然在噩梦之中呻吟。

沉默意味着默许，冷漠意味着背叛。刽子手只能杀他们一次，冷血的社会却能一次又一次地杀死他们。为强权辩护的论调不断翻出新版本。就连台湾岛上的帮闲文人李敖，也多次引经据典地证明：中共处理“6．4”是对的。一位长期帮助“6．4”伤残者的女友打电话告诉我，很多次她想自杀，因为她发现人们的良知已经丧尽。听了李敖一再发表的高论，我理解了这位女友的心情。

不是抗争者，就是帮闲和帮凶，我们别无选择。那些高唱要把21世纪变成“中国人的世纪”的人，他们首先应该想一想：怎样使21世纪的中国更具人性？

“6．4”在十年之后继续。刽子手在继续杀戮。现在，他们杀人不再见血。面对一个这样虚伪和冷酷的世界，我们怎么能叫受难者不屈服于绝望？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对这一切负起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抢劫“6．4”人道捐款的丑行，让我们站在受难者一边，和他们一起承担被剥夺的痛苦、屈辱和辛酸！

（2000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