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烈士和刽子手》一文，意犹未尽。明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尽的话题，却还是有言在喉，不吐不快。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牵涉到我们国人的健忘，我们国人的“不以小善而为之，不以大恶而责之”的“纵恶”，我们国人的缺乏悲情意识的看客心态。

这是鲁迅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就责骂过的，而到今天我们国人不仅未吸取了教训反而沉沦的更甚。

芦笛兄再跟我的帖里说：“中共统治作的大孽，是建立了一种负筛选的机制，专门把无恶不作的人渣选上去作官，这可是传统社会没有的。因此，为卑鄙者发放通信证的正是统治者。在这种是非颠倒的社会中，人民不成‘犬儒’根本就不可能。”

可谓对中共统治术的见血评语。但在今日中国社会里，人民信奉的是否“犬儒”主义呢？我认为不然。

犬儒学派的创始人是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当他不再年轻的时候，才幡然醒悟，认为自己从前所重视的都是不重要的。他认为除了“纯朴的善良”外，他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他鄙弃奢侈与一切人为的对感官快乐的追求”。而到了他的弟子狄奥根尼的时候，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其人拒绝接受一切习俗，只愿意象一条狗一样地生活。这就是 “犬儒”主义的由来。狄奥根尼的最有名的话是回答亚历山大大帝问他想要什么恩赐时：“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

所以古希腊的“犬儒”主义是一点也没有我们现在理解的 “玩世不恭”的味道的。而我们可爱的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也绝非“犬儒”主义者的对“阳光”的那种热烈感情。恰恰相反，今日之中国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所追求的也恰恰是“犬儒”们所鄙视的俗世的财富感官的刺激。即使毛时代的对于私有财产的鄙视，也不能够说中国人是“犬儒”主义者，因为人们所追求的只不过是另一种俗世财富——政治的忠诚，而且更狂热。

如果哪一天，中国真的是“犬儒主义”了，也许国家倒是真的有了希望。即使是“玩世不恭”的现代版的“犬儒主义”。因为那样，我们才真正地明白：人生不是在对任何概念的简单的追求，即使那样的概念加了伟大的头衔或是镶嵌了琳琅的钻石。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怀疑主义”的。

这是由皮浪提倡的：我们不必为选择一种行为途径而不选择另外一种寻求任何合理的借口。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六四”镇压有理无情，但重要的是我们得继续地生存；所以说，我们当初跪拜在一个人的脚下，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等待那个和我们一样的臭皮囊的挥手的，也只是一个时代的仪式，和信徒在礼拜日到教堂去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他并未被激发起这些行动的宗教信仰；所以，我们照样在“伟光正”的领导下生活，即使它饿死了我三千万的同胞，即使它发动了自己也否定了的“文革”；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歌颂“胡温”的新政，就如当初我们赞颂“伟大的领袖”和“总设计师”以及“第三代核心”一样；所以，我们以伪“宽容”的“纵恶”原谅一切的过去，只要那样的“恶”没有在“我”的小概率范围里出现；所以，我们只喜欢喜剧，而不要悲剧——即使偶尔掉落了几滴沙丁鱼的眼泪，也会被第二天早上的洗脸水洗得干干净净。

因为我们是“怀疑主义”者，我们只要活着而不必烦神这样活着的方式是否合理。

在古希腊的时期，“怀疑主义”一出笼就成为了一付社会解忧剂而广受欢迎。因为皮浪说：“未来的一切都还无从把握”。既然我们完全无从捉摸未来，那么为什么不享受目前呢？

如果皮浪能够活到现在，到今日的中国看看他的怀疑主义的大行其道，他一定要后悔当初在希腊的时候没有申请国际专利著作权。不然在今日和国际接轨了的中国，他的版税收入一定可以让他“享受目前”中国所有的国粹娱乐还外带人类第一次金星旅游的往返太空机票。

这才是今日中国的真实的哲学基础：怀疑主义。

我们也实在应该给与这门实用主义分支的古典教主以不低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尊重：任其贪污腐化而不得追究，也不得公布其私人财产和家庭成员移居金星定居的情况。
Jan 1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