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左 六四反思与释疑之：北京人与六四 2004-6-15 07:22 [Click:76]


六四反思与释疑之：北京人与六四


北京从契丹辽立燕京以下，金、元、明、清历朝和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都以北京为首府，有近千年历史了。至近代，西风东渐，中国南方沿海地带最先开风气，所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其后蒋介石的所谓“国民革命政府”都把首府从北京移回大明朝最初的首府南京，甚至改北京为北平，以压制北方“野蛮”势力。1949年中共建政，到底建都北京或者南京，据说也有很大争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都是“南人”，却最终选择“保守”的文化中心北京而非俯瞰中原的南京建都，这其中已经看出中共领袖们日后的倾向了。

中共行事作风很封闭。但北京作为中共首都，却是中共向外展示的花瓶，另外首都聚集了中共高级干部－－近十几年有民谚说“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总之，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等级社会，北京是占了全国各地的好处了。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有国家重点投资的“十大建筑”。六、七十年代全国供应紧张，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文革”后期东北由陈锡联上将主管，陈上将有”陈三两”之称－－因为每人每月只限量供应三两（150克）食用油，比较而言，北京市民则有比较好的食品、日用品供应，至少事实上肉类供应是不限量的。八十年代比较明显的不公平是考大学，北京考生录取率是1：2至1：4之间，外省则在1：20以上。所以上重点大学的北京考生的成绩在有些外省即使是”中专”（中等技术专科学校，相当于“高中”程度）也不够格。直到现在，一张京城户口，还值几十万的价钱，且有价无市。所以，我觉得北京人一出生，就算有一个“原罪”。以前，我见了外地人就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才想明白：“人的出身不可以选择，但作为可以选择。运气好不是罪过，为非作歹才是罪过。”

北京做了几百年的帝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有一些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好处。最大的一条就是整体来讲北京居民“知识水平”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所以民谚说“北京人什么都敢说”。这也不奇怪，在北京当官的多，在外省是“国家大事”，在北京就成了居民身边的“日常生活”了。

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暴以北京为中心也是理所当然了。六四过去十多年了，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发“学生年轻不理智、方励之太阴险”之类的论调，我说这些话连“马后炮”、“事后诸葛亮”都算不上。当年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就公开威胁学生，不要上了“长胡子的人”的当，“长胡子的人”就是指方励之、刘晓波、王军涛之类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当年『北京日报』还专门长篇大论指刘晓波为“幕后黑手”。现在还重复这些调子没有一点新意。刘晓波最后只判刑四年，可见是中共临时找的“替罪羊”。而方励之、王军涛等“幕后”人物也没有被中共“严惩”，只是被流放在外而已。当事人们的回忆至少证明了，即使这些“自由化”精英人物有意干预“运动”大方向，他们也没有能力达成他们的意愿。

这些发“马后炮”都不够格儿的“知识分子”往往还爱标榜自己“独立思考”。其实在“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上，1991年就有上海学生领袖指责在北京拼命的学生“不理性”，这才叫勇敢，这才是“独立思考”。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也是美国教授级的人物了，“教科文”家庭出身，“文革”中深受迫害。1989年也在学校参加了六四抗议活动，可这位仁兄1991年在美国学校读书时，就敢冲上台去大骂“民运人士”误国误民，支持中共镇压换取“稳定”。那时正是“民运”高潮的时候，这位仁兄被台下口水哄的立身不住，但还是坚持把自己意见说完才下台。这才是勇敢，才是独立思考。在海外“民运”人士已经臭不可闻之时开骂，无论你骂出多少花花肠子，也不过是“人云亦云”食人牙慧罢了。

我不同意那位好朋友的主张，但我佩服他的勇气、他的正派、他的“说自己的话”。可那时我不能理解，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白痴”的念头。后来我在网络上见到了更多的“高等华人”，才觉到这是“高等华人”中很普遍的想法。比较早的如ACT时代的方舟子，他是六四时科大研究生，后来美国名校生物博士。当时很多网人以为他是太子党或者网特，但其实都不是。比较晚的如在『天下论坛』的“汗青”，他自称在欧洲，是六四学生且因六四而做牢。可十年之后，他也说“中共镇压有理”了、还专门和自由派人物作对头。为什么会这样？我开始时百思不解，后来一天忽然“顿悟”，于是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北京小左”，从此我不再低头，我为我是一个北京人而骄傲－－直到今天，我遇到的为中共“六四”行为辩护的网人和朋友中，几乎没有当时亲历其事的北京人，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我在『华岳』之类的左派论坛上，确实和若干自称的亲历者打过交道，但他们所说，往往似是而非，没有完全的可信性。

北京人沾尽全中国人的好处，也自然有些特殊的地方。第一是学历高，1989年前北京人口中就有10%以上是大学学历。而全国平均水平大概在1%以下。学历高倒不意味着“独立知识分子”，但相对来说，这些人“见多识广”，对外面世界了解多些，这也是事实。第二教、科、文组织多，这类自由职业者最不安份。第三就是北京人比较关心政治，因为是政治中心嘛，当官的多。好像我，从小听到、看到的就是毛主席送芒果、江青阿姨穿布拉吉之类的事情，根本逃不开，怎么能不关心呢？说了这许多废话，只是要说明一个事实－－89年这场风波的主力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是运动的发起者和领袖，但市民才是主力。没有北京市民的支持，学运不可能维持那么久。

请让我举以下事实说明这个观点，
第一，在4•22胡耀邦追悼会过程中，不仅有数万学生静坐在天安门广场，而且有数十万北京市民在西长安街两侧等待胡耀邦灵车通过。
第二，4•27第一次学生大游行中，特别是在城里，围观的市民帮助学生镇住了堵截的军警势力。
第三，学生绝食后，多次上百万市民游行声援，并且捐钱捐物，维持学运后勤，使运动持久化，这才使中共紧张，不得不采取戒严下策。
第四，戒严后，自发堵截军车的是男女老少的市民。大学生只起到领导、指挥、组织的作用。
第五，六四惨案的牺牲者中，普通市民大概占了八、九成，大学生和研究生大概只有一成多。
第六，之后的大清洗中，中共出于对外形像考虑，对学生处理比较松，比较而言对市民的迫害则严重的多。

如果把北京市和外地情形比较，北京市民的反应明显比外地人积极，
第一，北京市有教、科、文以及其他机构以组织名义出面组织活动，如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都发表声明，十大学校长联合声明。而外地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组织名义的表态。
第二，北京市除教科文全面罢工、罢课外，产业工人基本上支持学运，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罢工，但很多工厂都打出旗帜，走上街头。相反，根据教委编辑的《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中记录，全国一般城市中只有教科文组织形成支持学生的游行，而多数产业工人都拒绝支持学运，很多城市出现学生在工厂门前阻止工人上班的情况，双方情绪对立。
第三，据我了解，外地积极参与学运的大学生大批进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当地难以开展运动，但积极学生的离开又进一步消弱了外地学运力量。而外地学生的行动策略，也普遍有“看北京”的心态。

以上事实说明，北京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中心城市。1989年的中国就好像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大陆，若干中心城市已经接近现代化社会水平，但周边地区还是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中心城市人民起义成败就决定了国家走向，但无一例外的，当时欧洲中心城市的人民起义都失败了，因为君主和官僚们控制着以农民和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国家雇佣军。中国也一样，五、六十万大军压境，和平的北京市民运动一夜就被摧毁了。但北京市民自发的建立起路障、堵截军队，全中国只有北京需要邓小平动用军队，并且要坦克开路、大开杀戒。在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市政府可以动员工人去拆毁学生设置的路障。如是，当然不需要军队镇压了。这就是北京和外地的不同。可是，不需要军队镇压绝对不意味着中共的宽容，相反镇压可能更为惨烈。湖南省邵阳市的女教师茉莉不过跑了倘北京，公共场合里演讲几次，这在北京根本就算不上个事情，但在邵阳茉莉就成为罪不可恕的“反革命犯”。最后真把一个“小地方”不关心政治的茉莉变成有全国影响力的“人权斗士”。中共就是这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下一次还会只有一个北京吗？

我一直以为，如果中国有三个北京，邓小平就将无兵可派。如果中国有一个城市在六四镇压后能公然宣布和邓中央脱离关系，邓李政权就极可能垮台。但是这一切都是“如果”，我知道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人民就还要再受一次苦难折磨（自作自受？），等下一次吧。中国现代化道路还长着呢！

1989年春夏之交的这场人民运动的主体是北京市民并波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如香港市民积极参与）。很多人把运动叫做“学运”、把参加者仅局限于学生；又或者认为市民的行动只是同情学生的消极反应、市民并无自己的特定目标，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事实，北京市民积极和主动的参与并主导了这场运动。否认市民参与，这是降低这场人民运动的意义、缩小人民与中共统治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