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当年的具体决策主张，现在看来错了就是错了（所谓“错”，不是说“非正义”、甚至“难道我们这样都不行么？”，而是说如果当年不那么做，结果会好得多），错的永远变不成对的，这就是历史。

如绝食，等六四将来平反正名了,只怕国人会更加客观地批评这类错误的，到时候连“为弱者讳”的回避动机也不会有。

当然学生们当年的这种错误情有可原、甚至难以避免，因此不能作为马悲鸣们丑化污蔑整个六四运动、说明中共镇压有理的借口。。。不过作为六四的当事人来说，我们却不能因为担心马悲鸣们找茬，就拒绝对六四运动期间一些重大策略性失误的总结和反思；更不能因为自己当年曾犯下过这样那样的天真错误，如今为了证明自己“绝对正确”，就不仅拒绝承认这些具体失误，反而用高调煽情的那一类笔法去营造话语霸权，有意无意地把批评者们全部归入“审判领袖、诋毁六四”的那一类敌人范畴，从而达到拿整个六四运动的道义正当性去遮掩、粉饰自己当年明显策略性错误的个人目的。

六四已经过去了十五年，面对丁字霖等“天安门母亲”们这么多年来所流过的痛苦泪水，面对中国大陆今天的政治黑暗和倒退。。。不用任何人提醒，我们当年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尤其是郑义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当年的运动领袖，仅仅出于自己的基本良知，也应该客观地去分析、总结、理性反思六四运动的全过程，看看我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哪些地方存在严重失误？哪些错误可以避免哪些错误又不可避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六四运动的宝贵经验教训留给自己和后来人，让我们或者他们“下一次能做得更好”。

可惜，在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郑义先生却仍然似乎认定自己当年主张绝食、一贯激进是无可指责的。。。其实这样一来，本来不必为六四悲剧负什么了不起道义责任的他（虽然当时他已经属于学生的长辈，应该比学生更成熟理性才对），却不得不为自己十五年后居然还拒绝反思自己当年无知错误的顽固表现，为他的这种“俺就是啥错没有、谁指责俺谁就是企图代表中共审判六四运动”的高调可能会继续在那里妨碍海内外对六四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从而贻害后人，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