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台湾小朋友chichu，这是安田对于“绝食”的评价
应该反省的“不要命主义”
不要命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很有市场。而在政治斗争中，“不要命主义”的经典之作，无过于“绝食”。提起绝食，楚远就不由想起“六四”。正是由于绝食把一场有理有据的学生运动带进了无退路的死胡同，最终引发了悲惨的血案。从此以后，提到绝食，心里怕怕：这样极端的不要命手段，真的有效果吗？
而偏偏台湾大选后，又来了一次不要命的绝食，台湾的大学生们以绝食要求事实真相。在为他们的健康担心之际，楚远只能寄希望于司法系统快点介入疑云密布的台湾大选，澄清事实真相。
很奇怪，楚远并没有寄希望于陈水扁出面接见大学生。何以？这样说来，89年中共没有尽快平抚绝食学生，李鹏拒不出面接见跪在大会堂外请愿的学生，不是也可以原谅了吗？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区别。就象专制社会的法制代替不了民主社会的法治一样，人民的请愿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专制社会里，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有了冤屈，必须冲堂击鼓拦轿呼号。这样的情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民心所望的，也只是一个清官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间文学殿堂里塑造了一个包龙图的形象：断案如神，铁面无私。这样的清官当然是多多益善的好。但即使有了这样的清官，你还必须让他直接听到你的冤屈才成，所以还必须去衙门“撞鼓”，或是做盗贼拦住清官的去路：小人比窦俄还冤呀。
但由于人的自私天性，在一个专制社会里，这样的清官却是可遇不可求。中国古典启蒙读物《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误人子弟的教材，可能无出其右者。婴儿吃奶的时候，小手总是不自觉地抓住妈妈的另一只奶头。这应该是人的天性吧？与刚出世的小猪又有什么区别？真是不明白，《三字经》如何把这“人之初”就说成了个雷锋（看最近的报道，雷锋似乎也有造假的嫌疑呢）。人性的“善”虽然有，但自私和贪婪却占据了人性的主导地位。至于后来的“克己复礼”，也纯粹是后天学习得出的道理，而不是人之天性。
作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限制人性“自私”的公器，即使一开始凭借“克己复礼”的自我约束或是掌政者“平家治国齐天下”的雄心而可以做到暂时的清平，社会最终的结局必然还是脱离不了腐烂溃败。由中国引以为豪的几千年历史看，这样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一个雄心勃勃的“始皇”推翻了旧有的腐烂朝廷，开创了自认为“万世不灭”的基业。但哪个朝代也脱离不了毁灭的命运——社会上层最终腐化到下层不得不揭竿而起的地步。于是，另一个新朝代诞生。
这样的循环，是专制社会的必然归宿。专制社会行政司法的统一，就是它毁灭的墓穴。“始皇”志得意满于一家天下时，哪里会想到正在为子孙们打造着一口不得善终的棺木？自以为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其实完全没有看到根本的原因正是这“家天下”的体制，纵容了人的私念。
当然，为了约束行政系统的权力，中国的封建王朝相继建立了监察系统。从周代开始设立“小宰”一职，到了秦汉在中央设“御史大夫”，直到后来各朝的“御史台”、“都察院”。无不说明天下家长的良苦用心。一言以蔽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
但这样的监察系统并不没有让各朝代“始皇”的基业万世永存。根本原因就在于监察系统所效忠的依然是凌驾于法律的贵族皇室，这样的系统也只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除非监察的人都是比干、方孝儒这样冒死上谏的亡命徒，否则，哪里可以指望这些卑躬屈膝在上级的面前的人，凭着良心，替看不见摸不着的基层大众说话，主张社会公义呢？即使一些历史有名的“死谏”案例，说穿了，也不过是皇室的一些鸡飞狗跳大宝登基的家天下私事而已。凭此足以说明，专制社会的“家天下”本质。
专制“监察”只不过是依附在黄袍上的金色镶边罢了，与民主社会的法治的有天壤之别。那是皇帝们自以为是，给猩红热患者吃的退烧药。表面看，解一时之痛，却让大夫混淆了病情。而对于今日之中国，继承了“都察院”衣钵的所谓“纪委”，也不过是另一副涂了现代高科技糖衣的退烧药而已，官官相护的专制定律哪里是这样的“纪委”所可以动摇的？看看对岸台湾，走上了民主法治的道路。虽然起步崎岖，但已渐入佳境。楚远如此说，一定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在他们看来，这次大选根本就是民主的失败。可不，甚至出现了和89年天安门一样的学生绝食，而总统不出头的场景。陈水扁与李鹏岂不彼此彼此？民主与专制，半斤八两。
楚远决不会为陈水扁辩护，政客就是政客。楚远也满心地希望，他能够以在职总统的身份出来安抚一下学生。但这只是出于情，而非出于“法”之必然。于法理上，对待台湾绝食的学生，总统根本无须出面。如果那样，不满意这次大选的人都去绝食两天（可有好几百万人），堂堂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是要成专业的绝食治疗师了吗？还没有银子挣。天下不会有这样的傻子，总统也不例外。
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总统只是三权分立中的一方。司法执法，绝非他可以控制的事。否则，何谈法治的“自治性”？有冤屈，自然应该去法院投诉而不是到衙门那里鸣鼓告状。因为现在的衙门，是一个不管案件的小衙门，里面坐的也不是“青天大老爷”，而只是民选的办事员而已。当初选他的时候，选民已经见到了他点头哈腰低人一等的身段，那干嘛还要倒过头去求这样的人呢？难道你不知道，他轿子的重量完全地担负在你的选票上吗？为了这样的小“民选的办事员”绝食，实在不值。饿坏了肚子，到了法庭开堂时，连举证的力气也没有了，可就真成了大大的冤大头了。
89年大陆学生绝食，面对的是一个专制的政府。虽然在这之前，他们已经用游行罢课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但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以保证他们的诉求最终可以得到解决。在专制官僚体制下，如果仅仅停留在那样的过程，最终可能也只是一个皮球，在冠冕堂皇的言词推诿后，消于无形。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人的思维。所以，当时绝食的学生中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我就是要用我的声明来看看李鹏到底出不出头。其实李鹏也只能算个包皮而已，谁不知道真正的龟头缩在哪个角落呢？这就是专制制度的悲哀：所有的赌注押在一个人身上。不仅他把全国押在了自己身上，全国人民也把赌注押在了他的身上。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双方都押错了宝。但在专制社会下，也别无选择。就像中共的各级选举，等额的不说了。即使是差额的，哪一次没有上级领导为意选中人向投票的木偶们打招呼？偶尔一次，木偶们“错”用脚代替了手，“差”掉了领导中意的好同志，那真是反了天！你有选择的权利吗？
相对而言，今天的台湾显然是另一样的天空。人民不仅有选择总统的权利，也有选择立法委员的权利。如果你觉得大选出了一个错误的总统，大可以在年底立委选举的时候，选择另外政党的候选人搞平衡。如果你觉得大选有阴谋，也可以“击鼓鸣冤”，起诉对方，但一定要记得去法院而不是“衙门”。因为民主，就是让你的冤屈不因为你地位的卑下得不到伸张的机会。三权分立，保证的正是你权利。遵循法律途径解决分歧，而不是行政干预，是每一个公民在民主社会中应尽的义务。
如此说来，一定又有人耻笑楚远：难道你要剥夺人家不吃饭的权力吗？
说得不错，如果楚远有这样的能力，到真想试一试。可惜，个人没有干涉他人行为的自由。那么，那些绝食的人是否一定有凭此要求别人“如何”的权利呢？当然没有，即使那人是总统，是李鹏。所以，绝食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性途径。它凭借的依据，不过是中国民间的“不要命主义”一句名言：有钱怕没钱，没钱怕无赖，无赖怕不要命的。
89年的专制社会告诉我们，世界上除了“不要命的”，还有不怕“要人命的”。所以，从那以后，楚远就建议“不要命主义”者们千万加上一条：不要命的怕要人命的。绝食对于专制的无奈可见一斑。那是因为专制的本质就是“天下为家”。你不吃饭，难道也想不让我这家长吃饭么？而今天台湾的绝食，也让我们深思“不要命主义”的食物链是否已经被“法治”的独立性打碎了呢？在现成的司法独立体系里，是否一定还需要如此悲情的作为呢？望绝食的台湾同学们三思。
Apr 9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