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

心上的秋天

五十多年前，一个瑞典小伙子因为读了林语堂先生英文版的《生活的艺术》，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好像一个远游的人被一条大河所吸引，不由得想沿河而上去看个究竟，看看这条大河到底是从哪儿发源的，看看河上到底还有些什么奇特的风光。于是，他从一本叫做《道德经》的古书开始。于是，他找到一位叫高本汉的老师作向导。或许连这个年轻人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条大河，他花了自己一生的时间在这条大河上寻觅，考证，阅读，翻译，思索，徘徊……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近代，从近代到当代。那双原本年轻火热的眼睛，从新奇，而渐渐平静，从平静，而渐渐深沉。终于有一天，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家，当他把自己心爱的中国妻子安葬在墓地里的时候，看着墓碑旁边那棵秋叶落尽躬身伏地的白桦树，望着不远处广漠无语的大海，他忽然意识到原来已经消逝了很多很多的时光……自己在大河中，大河在时光中，滔滔不息，一去不返……一位中国的智者曾经感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五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人终于穷经皓首，著作等身，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他把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让同胞们和他一起分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现代、当代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外国人像他这样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的语言和声音。当马悦然先生回首一生，追忆往事的时候，他用中文写下了这本书，书名叫做《另一种乡愁》。在我看来，穷经皓首，著作等身，只能算是一个学者，只能是学术的证明。而一颗被乡愁缠绕的心所流露的却是情意满怀的人。一个人如果不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连在一起，一个人如果不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传播，一个人如果没有深深的眷恋和寄托，他是不会把中国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的，更不可能体会到中国人悠悠千载的乡愁。

1950年夏天，经过十几天的颠沛周折，悦然终于坐汽车从成都到重庆，又坐轮船从重庆到武汉，再坐火车从武汉到广州，等到箱子和人都过了罗湖桥来到九龙的时候，他满心惆怅地问自己：“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儿？”那时候，还有一个障碍隔在命运中间。等到那个障碍终于消失了，悦然立即拍了一封电报到成都，向他的房东陈行可教授的女儿陈宁祖求婚。那故事浪漫得像一部电影。

2000年春天，我从巴黎来到斯德哥尔摩。悦然带我到一家鲜花店买了两盆花，然后带我来到宁祖的墓前。圆圆的一块石头，静静地掩埋在草地里，在1931－1996这两个年代之间镌刻着宁祖的名字。10年前，我第一次到瑞典，就是宁祖和悦然一起冒雨到机场去接的我。到瑞典的第一顿饭，就是宁祖亲手做的热汤面。那天晚上，悦然的茅台酒，宁祖的热汤面，和她爽朗的笑声，让我如归故地，一下子回到了家里。可现在，这一切都静静地埋在那块石头下面。石头上，把一个人65年的生命，缩写成那简单的一行字。悦然把墓碑前枯萎了的花挪开，用手铲把新买来的花轻轻埋在土里。然后把旧花放进附近的垃圾箱，把墓碑旁飘落的枯叶拣拾干净，这一切他做得熟练而又细致。等到都做好了，悦然指着那棵躬身伏地的老白桦说，这棵树真好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白桦。悦然告诉我，为了能靠宁祖近一点，他特意退了城里原来的大房子，搬到这里来住。他每天都坚持散步，每天散步都要从宁祖的墓前经过，每天都要和宁祖待一会儿。

我曾经在不同的季节三次到过斯德哥尔摩。也许是因为高纬度的原因吧，我在斯德哥尔摩看到的总是如水的斜阳，明澈宁静的斜阳，悠远而又慈祥，总给人说不出的慰藉和伤感，总让人觉得那是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总是让人深深地想起秋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记下了这个无以名状的感触：“在中国，秋天是怀念和伤感的季节，一颗‘心’上放了一个‘秋’字，就是愁。就是中国诗人不绝如缕咏叹了千百年的情怀。”

现在，悦然要我为他的书写一个序言，一篇篇地翻过悦然的短文，我看见又有一个人加入到这千年的咏叹当中来。
（《另一种乡愁》，马悦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