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对张钰的质疑无瑕回答，说是请他先去看文艺批评史。在老古看来，这对于没
有看过文艺批评史的很多读者未免太过忽视，既然老古是看过的，不妨先代答一番，
不当之处，等茉莉有空时再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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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断言“百年缺席促成一人优势”，既没有证据也不合逻辑
1)既然大家都是“矮子”或“猴子”，这“百年缺席”启非给众人都提
供了更大的机会，怎么会只“促成一人优势”呢？

代答：因为老高是长的最漂亮(或最丑)的“矮子”或“猴子”！

2)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他“瑞典文学院的评委说他们‘终於松了一口气’”，
因此这“也许就是”的猜想又有了八倍的虚拟（获奖至少需要过半数的八票）。
《多远》虽只在“他”后面加了个“们”字，但在“合理猜测”的逻辑上是否已走
得太远了呢？

代答：不远！别说八倍就是万倍的虚拟，也是文艺批评史中的常态。

3)可不可以套用《多远》的说法：只要看看过去“亚洲语言和文化”的诺奖得主有
多少比例名至实归，就可以知道《多远》的理由“为什么这样青涩”呢？

代答：不可以，因为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因此，尽管茉莉（或别的什么权威）比那十五名院士，“也许就是”具有更高的
理解力和判断力，“也许就是”更懂得八位作家所涉及的不同国家（中、法、美、
荷、比、印度、南非、秘鲁、阿尔巴尼亚及瑞典）的“语言和文化”，“也许就是”
更能解读他们的主要作品，“也许就是”一周胜数月以至数年。但是《多远》却没
提出哪怕一个证据，又靠什么来肯定他们“比高行健更具资格获
奖”呢？

代答：无须证据，茉莉即使不懂这八国“语言和文化”也不看他们的作品，也比那
十五名院士高明，当然可以肯定他们“比高行健更具资格获奖”。

5)至於《多远》所谓“高行健的一个最大优势：即中国文学百年缺席”，对长期
以来就被认为更有竞争力的北岛同样成立，对所有其他被提名诺奖的至少十位中文
作家--据传今年还有巴金、王蒙、李敖、郑义、莫言、李锐、杨炼、金庸、周而复
等也同样成立，何以会只“促成一人优势”呢？

代答：上面已回答，因为老高比“这至少十位中文作家”长得更漂亮(或更丑)！

二、是“回到诺贝尔的遗嘱”，还是回到道学干预文学的旧传统？

代答：回到这种“旧传统”，就是“回到诺贝尔的遗嘱”。

1）在诺贝尔遗嘱以及《章程》中，“理想倾向”并无明确定义，如何可以看成“关
键性的标准”呢？如果确实“关键”，诺贝尔本人何不在遗嘱中像对和平奖那样详
细定义呢？或者哪怕只多加个把能定性的字，如后人推测的“高尚”、“博爱”等？
如果确实“关键”，历任的遗嘱执行人又为何不在《章程》中像“文学”一词那样
加以阐释呢？

代答：因为茉莉可以自认是“诺贝尔遗嘱”的法定阐释人，她说是“关键性的标准”
就无须理由了，因为老诺本人预料有茉莉这等高人能正确阐释而不必“详细定义”，
“加个把能定性的字”花钱太多，而“历任的遗嘱执行人”都不如茉莉懂得老诺的
本意。

2）“根据这个遗嘱”，哪里又能证明“我们”（即公众）“有权质疑”诺贝尔奖的
得主“离这样的标准差多远”呢？

代答：因为，茉莉同时也可以作为民法权威判定：“我们”（即公众）的质疑权正
是由“这个遗嘱”赋予的。

3) 其它奖项都没有道义标准，连更应该包括“道义”的“和平卫士奖”都没有这一
限制（於是有些负有战争罪责的政治家竟因实现了和平而获奖），难道诺贝尔唯独
对文学家提出额外的道德要求？

代答：当然，因为茉莉作为“诺学”权威，断定老诺认为文学家应该比科学家和
“和平卫士”更高尚。

4) 如果硬要说诺贝尔就是唯独要求文学家“德才兼备”，那他在遗嘱中为何不干脆
换一个词，用“道义倾向”来代替“理想倾向”呢？

代答：因为老诺写遗嘱时有点词不达意，预料有茉莉这等高人能正确阐释，而不
必为“换一个词”太花费。

5) 至於文学奖得主中有“道德文章并重”的范例，也与“回到诺贝尔的遗嘱”毫不
相干，这正像科学奖得主中也有德高望重的爱因斯坦一样，岂非科学奖也得加道义
标准？

代答：当然！

三，是分析作品的“理想倾向”，还是对“羽毛尚未染红”者诛心？

代答：“诛心”就是“分析作品”的根本！

1）上纲上线：高行健以“索尔仁尼琴的困境”为例说明流亡文学家囿於“流亡”主
题的狭隘和缺失，《多远》却归结为“对与极权制度抗争的流亡作家这样表示其轻
蔑”。且不说高本人也属於这类作家，即便不是，难道对索尔仁尼琴就评不得吗？
评了他就是“轻蔑”了某类神圣？如果《多远》把索尔仁尼琴“认作一只红脯鸟”，
那么轻蔑此鸟的早已大有人在。中国流亡作家曹长青前不久还写了专文，不但轻蔑
索尔仁尼琴现在向俄罗斯的当权者献媚，而且也轻蔑他当年流亡美国时的爱国偏执，
甚至还轻蔑他作为“异议作家”“与极权制度抗争”的本质病根--“视群体重於个
体，视国家利益高於个人自由”、“而不是把自由作为终极目标的‘普世价值’”
--正是在这一点上，高行健反对“屈从於任何形式的压迫”，显示了他跟索尔仁尼
琴的区别，这样的区别又有什么不好？

代答：对索尔仁尼琴当然评不得，他当然是所有诺奖得主必须效仿的神圣，有了
“这样的区别”就不够格诺奖了。

2）以偏盖全：对高行健评索尔仁尼琴的话断章取意，曲解为“明确声明排斥其与极
权抗争的责任”，完全无视他的一贯态度。我们不妨先看看高行健更为直接的言论：
“我反对政治对个人的压迫，不仅仅是针对中共今天这种极权政治，还是明天可能
出现的某种大中华民族主义。凡是泛集体的名义，诸如祖国或民族、人民和群众，
政党和宗教团体、乃至种族和家族，变成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个人都是压迫。诚然，
个人的自由也得限制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而文学需要的恰恰是个人这表述的自
由。”（《为什么写作》）他的这种反对任何极权政治的“道德承担”，也同样
“艺术地表现”在其剧本《逃亡》和小说《一个人的圣经》等文学作品中。法国
《解放报》的专栏文学评论家莫达尔认为：“《灵山》是个人面对一切压迫的辩护
书。”以文学的形式表述“反对政治对个人的压迫”，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何家的
规则，竟又成了“排斥其与极权抗争的责任”？

代答：根据茉莉制定的老诺家规则。

3）胡说乱编：“为了自己的‘出息’，高行健放弃与腐朽的政权作战，这似乎也被
中国政府所称道”。“这似乎”已不仅是“莫须有”，而是公然不顾事实了。事不
过三，对这样随心所欲的抹灰手法还有必要再一一列举吗？

代答：当然还需要列举，因为还没有“过三”。

4)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钟馗”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这其中的主客观因素早
有许多专家论及，也轮不著笔者来多嘴。笔者“新发现”是：鲁迅实在难以合乎
《多远》的“鸟标准”。鲁迅抱著苏共的“无产阶级文学”高论至死不悟，不但一
直“排斥其与极权抗争的责任”，而且更以“遵命文学”为荣。对那些被苏共极权
钉上十字架的人，他全然“回避正在发生的人间苦难”，那怕像陈独秀等托派被国
民党当局逮捕及审判，他也不置一词，仿佛是只爱惜羽毛的鸟，根本不去为那些遭
到两面夹击的人“拔刺”；而对哪怕只是非议苏共文艺理论的作家，如胡适、林语
堂、梁实秋、沈从文等一类“个人自由主义者”，他岂止“表示其轻蔑”，更是
“投枪和匕首”齐上。鲁迅反对文坛的“费厄泼耐”（fair play，正当竟争），至
死也不宽恕他的任何论敌，显然也不符合《多远》归结为“人类大爱”的“理想倾
向”。鲁迅的所作所为，尽管很可能像许多研究者断定的那样，是出於绝对高尚的
动机，但他在文学上和为人上的这种党性原则，比起高行健的“消极自由主义”来，
显然使《多远》的“鸟标准”降得更低，或“党性标准”升得更高？

代答：错了，鲁爷的“党性标准”升得更高显然使《多远》的“鸟标准”也升得更
高，老高不学鲁爷“投枪和匕首”齐上来对付“个人自由主义者”，正是他不够诺
奖标准之根本所在。

5)争取自由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怎么能要求别人来承担呢？《多远》又有
什么权利追究高行健的义务呢？“法国护照上的中国血迹和泪痕”，“许多专制下
受难的同胞”，“西方政治庇护”，东扯西拉地罗列在一起，除了作为《多远》的
诛心之词，难道还有别的意义吗？

代答：但能要求诺奖得主承担，因为他们要领老诺遗产生出的钱，因为《多远》的
作者自认是执行老诺遗嘱的法定监护人，也是“法国护照”颁发机关的鉴定人，
“许多专制下受难的同胞”的代言人，“西方政治庇护”的监督人，有“诛心”的
职责，无须其它意义。

6) 北京当局至少比“受难的同胞”代言人更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西方的“人权攻
势”下，可以让一个个重量级异议人士到西方去“享受自由”，但就是不能接受高
行健这类令《多远》看不上眼的“隐逸文学”，就是不能接受他这样的作家获得诺
奖，难道不是已从反面回答了代言人的质问吗？高行健的创作获诺奖，是否就比假
设他也写出一本《古拉格群岛》的价值更低？比假设他也热心参加所有的人权活动
的价值更低？

代答：不是，因为北京当局言不由衷，他们内心里其实很欢迎老高的作品，因此他
的作品价值只会更低，甚至是负值。

7)如果《多远》的“鸟标准”真的落实，不但萧洛霍夫不够格，苏俄出身的其他四
名得主中至少有两人也不够格：流亡诗人蒲宁与高行健差不多同一层次，屈从於当
局而拒绝诺奖的帕斯捷尔纳克更在其下。所有向极权献媚的左派的得主，包括世界
公认的大文豪萧伯纳和萨特，也都得排斥在外。日本的两位得主中，唯美主义的川
端康成是绝对要淘汰的。再看前十年的得主，墨西哥的帕斯、圣卢西亚的瓦尔科特、
爱尔兰的希尼、波兰的辛波丝卡、意大利的弗等五人，都不见得就比高行健更合乎
“鸟标准”。按这个比例推下去，诺奖得主至少得去一半，其中还会包括世界公认
的文学大师。那么，诺奖的威信又从何说起呢？这岂非又回到文学奖初期排斥托尔
斯泰等大师的“道德至上”？

代答：只要回到文学奖初期的“道德至上”，诺奖才能重新获得威信。

8) 在这个多元道德世界，无论独尊哪一种主义为“道德价值参照系”，都不免沦为
“文化专制主义”，哪怕它是自命为“人文主义”或任何更动听的名字。共产主义
“解放全人类”又何尚不曾被认为是“对於整个人类的大爱”呢？当年难道不比
“人文主义”更动听得多？以“人文主义”来反对“个人主义”，难道就比“共产
主义”的压制“个人自由”更有道义力量？或者比当年的基督教“博爱”标准更能
保证诺奖的权威与公正？

四、“世界文学”就是“瓶子和酒”的问题吗?

代答：当然是！

1) 把歌德、马克思和诺贝尔串在一起，也不知是“老马”或“中马”还是“新马”
的习惯？或许只是想说明，“世界文学”应该是浪漫主义加共产主义再加慈善主义
的混合体？

代答：是茉莉所熟悉的“中马”习惯，即诺奖的文学标准必须符合“革命的浪漫主
义”加“革命的人道主义”。

2) 从文学院公布高行健获奖到《多远》完稿还不足10天，除了北京官方的无稽轻
蔑以外，当时并没有任何严肃的文学批评出现，如果不是出於极大的偏见，何来
“在中文世界里却激起极大的反感”的极端结论？

代答：北京当局本来就是“中文世界”的“三个代表”嘛！

3) 既然“他的创作丰富了世界文学”，其作品如何又“少有内在的普遍价值
少有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学体现”？

代答：虽“丰富”却“少有”并不矛盾。

4)如果仔细考察“瑞典文学院自八十年代以来”所表彰的“世界文学”，几名非西
方得主的作品也基本符合上述逻辑，同样可以“不太适当”地比喻为“西方的瓶子
装本土的酒”。如果《多远》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影响对那些得主的赞赏，那又有什
么理由因此非议高行健一人呢？

代答：因为对老高和其他西方得主的作品不能用同一个逻辑来判断，必须使用双重
标准。

5) 说佛的《西游记》和谈禅的《红楼梦》，并没有装《多远》所列举的那些思想
“西药”，谁又能否定它们的精神内涵是“中国的佳酿”？。

代答：即使它们是“中国的佳酿”，老吴和老曹若活在现代也不够诺奖标准。

五、误导之一：是高行健逃避现实，还是《多远》逃避查证？

代答：“逃避查证”是文学批评史的常态，根本不是误导。

《多远》讽刺说：“有趣的是，高行健的成功，却正是因为他挑战了社会写
实主义。”还是没有显示任何文本依据，而《公报》中也找不到所谓“社会写实主
义”一类的提法。事实上，“社会写实主义”是台港用语，其对应的大陆术语当为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多远》的作者来自中国大陆，

难道真的不了解高行健挑战的是官方的“主义”，其主要作品却仍然是“社会写实”
的？

代答：无须了解，只要茉莉判定老高的“社会写实”不是挑战官方的“主义”就够
了。

六、误导之二：到底是谁在“玩语言的杂盘菜”？

代答：当然是老高。

1) 除了诺奖最初的几届文学院以外，有关“他本人就是极讨厌唯美主义的”的观点
早已不被认同，1968年奖励“世界文学”的第一次尝试，恰恰就是给了公认为“唯
美主义”大师的川端康成。何况，至今为止，也无人将自称“没有主义”的高行健
划入“唯美主义”的行列。更何况，“唯美主义”又怎么会变成“语言的杂盘菜”
呢？

代答：茉莉有权定义“唯美主义”就等於“语言的杂盘菜”

2) 至於《多远》声称：“在本人的文学审美经验中，语言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所表
达的对象--思想之美，即语言只是思想的载体。”本来只是“萝卜白菜”的事，但
用来批评高行健和瑞典文学院，未免就霸道得不自量力了。审美经验本来就是很个
人的事，《多远》有什么理由以此来衡量瑞典文学院的评奖呢？莫非其经验真的具
有“普遍价值”？

代答：理由如上所述，茉莉有权自认是老诺标准的法定阐释人，其审美经验就是有
“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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