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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住现实政治的意大利牛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欧·佛和他尖锐的社会批判

送交者: 茉莉2004/02/29 2:25:10 [诺奖百年]








叮住现实政治的意大利牛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欧·佛和他尖锐的社会批判

茉莉

你以前肯定没有见过这样一位诺奖得主:

他把朵朵鲜花抛向空中,挽着他心爱的盛装的太太,单脚跳立在舞
台上,以身体语言庆祝他刚获得世界性的大奖。

七十一岁的老顽童毫不掩饰他的欣喜若狂和他道地的演员本色。他
在自己设计的表演庆祝宴会上大声宣布:

「我将这个奖与一切鞭笞和戳穿权威的奋斗者分享!」

祝贺和欢笑从全世界涌来。只有意大利官方保持冷冰冰的沉默。穿
小丑服装爱拿政治家开玩笑的达里欧·佛「严肃」地向欢乐的人们宣布:「
市长致电给我,说他没有时间参加这个宴会,因为他被迫驾车赶回去换内
裤。」


文学奖成了政治炸药

高贵的瑞典皇家文学院不知是否预料到,他们选择达里欧·佛作为本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这无异于选择了一包政治炸药。这包炸药在意
大利引起巨大的爆炸。

瑞典驻意大利大使馆收到了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抗议信。对
于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冲击,意大利上流社会也是一片愤慨、侮辱、嘲弄之
声。不仅是资产阶级右派对一贯用戏剧反抗他们的超级老敌人发出狺狺吼
叫,就是左派中的一部分人,也只装模作样地拿出一只手来为达里欧鼓
掌,因为达里欧对左派共产党的批评挖苦不比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得轻
松。

梵帝冈教皇的报纸指责达里欧·佛犯了宗教破门罪,右派党宣布这个
获奖是一个「羞辱」,得过诺贝尔医学奖的意大利科学家假装不知道达里
欧·佛是何许人也,而年轻的文艺评论家的言论则是优雅和意味深长的:

「这个颁奖是一个来自外国的强烈信号,它表示人们对九十年代的
意大利文学的认识是多么地贫乏不足。」

意大利「爱国」文人们无法掩饰达里欧获奖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他
们的拈酸吃醋的言论随处可见。如诗歌评论家基喔瓦里愤怒地说:「人们
可以怀疑,由斯德哥尔摩的法官们给予意大利的意想不到的姿态是奇怪
的,这并不完全是对我们国家的赞赏:似乎我们国家不再是神圣教皇、航
海家和诗人的国度,而是由一些盗贼和蠢货组成。」

在已有二十年未获诺奖的意大利, 无数生活在底层无权无势的小百
姓却在为他们自己的剧作家的获奖雀跃,他们由衷地欢笑着说:「多么令
人高兴的惊奇!多么美妙的消息!让那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失望去!」


属于人民的剧作家

达里欧·佛本人很清楚他的获奖使意大利文学精英们大为光火的原
因,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而做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正是他
自觉的文化选择。这从达里欧的自我表白中可见一斑:

「我不是阿斯匹林,不是那种人人为了抑制片刻的头疼都可以去取
的头疼药。在某些方面,我根治头疼。而在另一些方面,我想要显示它
们。」

「在文化上我站在普罗大众一边。我曾经与玻璃工人、渔民和走私
者紧挨着住在一起。他们所讲的故事对权势者和中产阶级的虚伪,对政治
家、律师和教师的双重人格含有尖锐的讽刺。我天生就有政治洞察力。」

这是一个出生于意大利北部湖滨小渔村的孩子,他在给贫苦渔民抬
渔网时,发现那些古老的故事的珍贵,也认识到人民是真正伟大的艺术
家,他把那些渔民和流浪艺人讲的故事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也许就是这些童年时代的故事,决定了达里欧一生的激烈、鲜明和
不妥协的政治立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少年的达里欧和介入抵抗运动的父亲一起,
帮助偷渡美国、英国战俘运去自由的瑞士。
与拉梅结为夫妻是达里欧人生中的最大幸运。拉梅是流浪演员的女
儿,她刚出生八天就被父亲抱上舞台充当哇哇大哭的婴儿演员。不论在政
治立场上还是艺术追求上,他们志同道合,带着他们永不衰退的激情和非
凡的艺术才能,为平凡的小百姓而写作、表演,为他们鞭笞现实,为他们发
出含泪的笑声。因此,他们夫妇几十年的历程伴着拘捕、禁演和人生迫害。
然而就是这个来自下层的达里欧终将穿上燕尾服和瑞典国王陛下享
受盛宴,瑞典戏剧界已经一片欢腾,因为这是人民的选择,瑞典皇家文学
院只不过是顺应了人民的所爱。


他的长鼻子直指一切

达里欧在舞台上高举起他的长手指,他的长鼻子直指一切与人们有
关的存在--一切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在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在道德与不
道德之间的对抗。
他的小丑般的喧闹嘲笑是一声声爆炸,在意大利沉寂的政治空气中
响亮地爆炸。不仅天主教会成为他讥讽嘲弄的对象,对整个巨大的社会建
制,他也时时投去犀利的目光,即使是意大利的法律机器,在他眼中也只
是一出笑剧。他永远让社会问题成为决定戏剧的主题,如意大利的腐败、
毒品乃自堕胎和妇女问题,他无一不在嬉笑中插进理性的钉子,把这些社
会问题深挖出来。他提供的爆炸性的笑料让人们从乏味被动的日常生活暂
时解放出来,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带有苦味的深思。
正如瑞典文学院的授奖颂词中所称:

「他仿效中世纪的弄臣鞭笞权威以维护被践踏者的尊严。其作品上
演之次数,可能为当代剧作家之最。他对‘弄臣’(gyclare)一词的真正含义
的领略比任何人都要深刻。他亦庄亦谑,将笑与泪揉合起来,让我们睁大
眼睛看到社会的不公和不义,在作品中展现了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

社会的不公不义几乎无处不在。意大利的贫富悬殊,就如达里欧说
的,「我们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总是表现得比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愚
蠢一些」。具有草根性的达里欧很自然的在他的青年时代成为共产党人,
对资本主义持激烈的否定批判态度。如翻译成多种语言脍炙人口的?我们无
力付帐,我们不想付帐?即是描写意大利南部贫苦消费者的联合抵制行动。

六十年代,由于意大利资本家只顾利润而忽略工人的人身安全,有
关工伤事故的报道接连不断。达里欧·佛在愤怒中产生灵感,他在一个电
视戏剧小品中半真半假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罐头厂一个工人的姑妈是个
大胖子,有一次她到工厂看望侄子,一不小心掉进正在转动的大绞肉机
里,可工头却以不要影响生产为由不准关闭绞肉机的电闸。结果,这家工
厂的肉罐头产量增加了一百五十罐。

达里欧的这个小品,无疑是用残酷的幽默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人
民的绞肉机」,使人想到马克思关于「资本来到世上从头到脚都带着血和
肮脏的东西」的著名论断。 他为这个讽刺资本主义的喜剧小品所付出的代
价是:由于意大利所有的罐头厂及其他工厂的强烈抗议,意大利广播电视
台对达里欧·佛禁演了十四年。

三十多年后,类似这种「绞肉机」式的讽刺小品却在打倒资产阶级
之后的共产党国家翻版上演,人们很容易记起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里深圳工
人被集体烧死的真实惨状。现实比达里欧的讽刺小品更讽刺。


与腐败的意大利共产党决裂

在青年时代相信共产党的人,往往是一些热情和富有同情心的人。
达里欧当时加入的意大利共产党还不错,他们至少在口头上尊重多党
制民主社会,尊重出版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曾经致力于反法西斯的
斗争。

然而在七十年代左右,意大利共产党一度在国内三个重要地区大权
独揽。掌权后的意共开始腐败,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并且和意大利黑社会
勾结。

作为以真实反应现实为己任的剧作家,达里欧的作品开始了对掌权
的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抨击。他的剧作?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背景
是1969年米兰农业银行的炸弹爆炸事件,当时人们把造成十六人死亡、八十
八人受伤的严重罪行归咎到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头上,一个无辜的铁路工人
被当成嫌疑犯,据说他在接受审讯时从十五楼的窗口跳下去。但后来的调
查证实。此人实际上是被有共产党背景的警察推下去的他杀。

达里欧·佛本人在此剧中亲自扮演主要人物。此剧的主人公在节目
表上只是一个无名无姓的「狂人」,剧情主要围绕这个狂人如何先后化妆
为一个法官、科学家和主教闯入米兰警察局,与警官辩难诘问,不断推翻
警官解释这一案件的漏洞和逻辑混乱,企图诱使警官承认他们的罪责。

该剧的演出,受到了意大利官方的重重刁难,首场演出只得在一家
工厂的简陋仓库里开长,结果场场爆满。剧作家却因此受到共产党内部的
批判,达里欧被说成是「有意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国际上对此剧的普遍
评论是:「意图使意大利共产党名誉扫地,挖掉它的普遍基础的墙角。」曾
经坚信过共产党的并且用通俗歌曲形式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达里
欧,不得不在共产党掌权腐败后与它决裂。

这个使意大利共产党名誉扫地的剧本, 却由于其内容的尖锐和形式
的独创,引起了国际剧坛的高度重视,十几年来演出不断,直到1996年还在
英国爱丁堡节上演。

达里欧·佛在该剧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说:「该剧的巨大的挑衅性的
撞击,是由它的艺术形式决定的:这出根植于悲剧的喜剧变成了一出笑
剧棗权力的笑剧。」


为什么把诺奖颁给小丑作家

当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启开一个历史性的大门,人们一时怀疑自己
的眼睛:站在门口的那个人是否有错?为什么高雅的文学奖颁给一个演小
丑的剧作家?

世界大部分文学精英一片惊谔,因为诺奖通常都是颁给长篇小说作
家和诗人。睥视这个平民戏剧家的意大利文化人更是出言不逊:「这是拉
尿拉在尿盆外,达里欧·佛与文学何干?」

这意味者我们都必须对自己头脑中许多有意无意的先入为主的偏见
进行反思: 戏剧文学难道就不是文学?戏剧和文学虽然属于不同的类别,
但它们却由诗歌和剧本相连。戏剧属于用身体说话的文学。重要的是,我
们必须能鉴赏好的戏剧,学会阅读身体语言。

达里欧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他的写作方法很特别。他很少坐下
来写作,而是通常去街道上去广场里,聆听公众的声音,然后在舞台上「
写」出来。他的写字桌是舞台,他的作品属于他和赋予他灵感的太太,属于
演员朋友们的集体创作。

其剧本在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四百多个剧院上演过三千五百场次的
达里欧获奖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达里欧能够打动当今瑞典,这不仅是
因为他的的社会关注和甘冒风险的无畏精神,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信念:小
丑艺术是来自人民的艺术,对于社会问题,嘲笑是最好的表现形式。

达里欧本人并不认为瑞典文学院的选择他是罕见的例外,他认为这
只是表明,今天的瑞典皇家文学院开始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文学
和戏剧。
达里欧一贯的艺术观点是:「没有什么能像讽刺艺术一样深入人的
心灵和理性。」他不是为戏剧而戏剧,舞台只是他的工具,他想用他的戏剧
去影响观众。他的作品生根于民间艺术传统中,在古代欧洲走江湖的流浪
艺人和游吟诗人及十八世纪意大利通俗戏剧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民间的流
浪艺人往往以俚俗歌曲、滑稽小品和短剧默剧逗乐农民村夫,讽刺地方伪
善的神职人员和权贵名流。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戏剧家因而成为无可争议的
艺术大师。

运用反语进行反讽是达里欧的拿手好戏,他 尖刻的舌头如利剑,戳
穿了一切假面具。比如他把意大利红白绿三色国旗指为官方用来掩饰「偷
窃、私人利益和无辜者的鲜血」的布条。笔者这里译出他的一句精彩名言
以飨读者:

「英国人、法国人和诸如此类的人,让他们自己垂头丧气好了,但我
们意大利人必须高高扬起头颅,因为我们坐在险些盖过脖子的粪便上。」

这些讽刺意大利社会腐败的言论可以说是恶毒之极,算得上崇洋媚
外,一点也没有同处在腐败社会中当今中国人的「爱祖国」(爱面子?〕
的「民族情怀」。

还有一点原因,旅居瑞典的笔者实不相瞒:达里欧之所以获奖,和
他的剧作早就被成功地译成瑞典文(一种欧洲小语言,但却是诺贝尔奖评
委们的母语〕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瑞典除意大利之外第一个上演达里欧
戏剧的外语国家,他的一些著名的剧本甚至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瑞典首
演。从六十年代起,达里欧的瑞典同行们便把他的剧作搬上瑞典舞台,至
今已上演一百多场次,广受欢迎,好评如潮。对于达里欧的获奖喜讯,瑞典
剧坛比他本人还高兴,男女演员们呼喊着达里欧的名字,一跳三尺高。这
个奖是给在高度现代化国家已经衰退了的戏剧事业的一剂振奋剂。


此奖只颁给理想主义者

诺贝尔先生在去世前一年给后来的文学奖评审委员们留下一个伤脑
筋的难题,他在遗书中规定:文学奖要颁给在文学上朝向理想主义而有最
优秀作品问世者。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代可怜的评委们不得不在这个理
想稀薄的星球上遍寻理想主义的作家。虽然对「理想主义」的客观标准不
易把握,因而争议很大。外界的激烈批评且不论,即使是令人尊崇的评委
们内部,听说也争吵到摔杯子摔笔闹辞职的地步。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竭
尽所能。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串长长的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获奖作家
名单。笔者在这里略举近年来的几例。

一九九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是
一位政治倾向十分鲜明甚至激进的作家。她的代表作?爱?是迄今为止对奴
隶制度最有力的控诉。尽管有少数评论家批评她的作品在塑造人物时「为
了传达某个政治观点」,但瑞典皇家文学院在获奖评语中盛赞她:「赋予美
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以生命。」
一九九四年获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被认为是「日本最尖锐的社
会批评者,从不认同日本官方和传统形象。」众所周知,他的破天荒的壮举
是声称自己是「战后民主主义者」从而拒绝日本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
他在瑞典获奖仪式上指责「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因而招致
日本国内右派人士在他住宅旁砸窗户的示威抗议。大江健三郎在中国「六
四」事件后一直坚决地表示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席莫斯·奚尼是获一九九五年诺奖的爱尔兰诗人,在他优美的浅唱
低呤中,充满了对祖国悲剧性的政治现实的关注。目睹爱尔兰现实的暴力
和疯狂,席莫斯把他悲壮的关怀之情投向全人类,他因而成为人权组织棗
大赦国际的忠实赞助者,并在其诗中把致力于营救政治犯和死刑犯的大赦
国际组织喻为「良心的共和国」。

一九九六年的诺奖得主-- 波兰诗人辛波丝卡似乎是一个不问政治
完全孤独的老妇人,但是政治却不断地来「问」她。她的早期诗作因其低
沉的抒情调子而成为「共产主义」文艺批评家的批判靶子,她一度被迫自
我调整以适应官方的政治倾向。但真正的诗人无法被教条理论所长久束
缚,辛波丝卡在波兰文学「解冻」之后,坦承自己一度相信共产党统治集
团,从而犯了同谋罪,对不起那些无辜惨死的人们。后期的辛波丝卡虽然
在信仰上向天主教回归,但她的诗作中充满政治讽喻。在她看来,文学想
要完全摆脱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看来,这些千挑万选出来的「朝向理想主义」的作家,他们的理
想其实很平凡,一言以蔽之:基本人权而已。


他将把巨款塞进荷包?

七百五十万瑞典克朗(约一百万美金)的奖金,老顽童达里欧将 拿
来作何用?这是我们这些好奇又爱钱的凡夫俗子们很想知道的的。瑞典剧
坛的同行们推测,达里欧的剧团早就筹备环球巡回演出,一直在为经费发
愁,这笔来得及时的巨款会帮助他们剧团实现其计划。

但是达里欧说:「我必须用这笔钱帮助索夫瑞 和他的同志出狱。」

索夫瑞是七十年代意大利学生运动的暴动者,他被意大利当局处以长
期监禁,被认为是对其他以革命的名义犯罪的人的一个警告。 二十多年
来,达里欧·佛一直竭力帮助他们,为了凑足钱给这些未经审判就遭监禁的
的年轻人请律师辩护,他曾经跑遍欧洲募捐。我们瑞典大赦国际分部--世
界上最好的分部之一,就曾经主动邀请过这位热心帮助政治犯的戏剧家来
瑞典访问。

?敲门,敲门--谁在这儿?警察?是达里欧嘲讽意大利警匪一家搞
恐怖活动的舞台剧。由于这类谴责国家犯罪的批判锋芒,支持警察的法西
斯分子扬言他们夫妇的命。一九七三年春天,拉梅被法西斯匪徒绑架,遭
到残酷毒打,无权无势的达里欧求告无门,几天后匪徒驾车将拉梅从车里
扔出来,她还在血流不止。后来达里欧本人也在剧院彩排时被警察骚扰一
度被捕。在全国民众的抗议示威下,官方才被迫释放了他。这样的灾难从
未使他们夫妇屈服。

就因为达里欧是左翼的支持囚犯组织的成员,他不仅在意大利国内
承受政治压力和迫害,而且据说因为这个原因在一九八零年申请美国签证
被拒。

在经历了几乎是整个人生的艰困的抗争之后,达里欧终于赢得了崇
高的荣誉。但获奖并不会使他成为官方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不会像中国传
统的穷秀才中状元之后跻身龙门,他仍然要作下层人民的代言人,绝不解
除他的武器--无情的嘲笑。


能够藐视和不能藐视的

「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奖?」这一直是多年来中国人的一
个老问题。今年诺奖名单公布之后,海内外中文媒体反应寥寥。这不仅是
因为中国文化界对这位意大利戏剧家了解甚少,(达里欧的作品很少译为
中文),而且也显示中国人想获诺奖的急切心理已平静下来,并开始以平常
心看待诺奖。

笔者犹记得当年旅德中文女作家龙应台在访问诺贝尔文学奖评
委--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之后,提出:「视大奖,必藐之」的观点。
正如积极译介中国文学的马悦然先生所说:「它(指诺奖)就是十八个瑞典
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

中国作家何时何月获诺奖,实在不是什么太重要的问题。源远流长
的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传统,因此对十几个虽然富有学养却仍然习
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瑞典人给的奖,从艺术上看,要说「藐视」也没有
关系。

但这个奖里却有着一些决不容我们中国人藐视的东西--那就是达
里欧·佛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与现实政治问题的普遍关心和
参与。这种东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不缺少。

有人说,现代社会是理想主义者的劫数,一个关怀天下的心胸注定
要被他所关注的社会所漠视和扼死。于是我们许多的中国作家自觉或不自
觉地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出了关心现实的行列。就连八十年代初期崛起的
一代名诗人,也转变成以描写小猫小狗、女有三丑为己任。

这里还有著名美学家的「理论」指引的功劳,例如青年导师李泽厚先生就
呼吁过:「为什么要那么关心政治?」「我认为经济发展已使各个阶级、阶层
得到了利益。」 区区「利益」二字,足以使中国知识分子放弃所有的社会正
义感和责任感末?

感谢瑞典皇家文学院作出的这个勇敢的决定--他们把诺贝尔花环
抛给南欧的一个「小丑」。在这个理想和真诚被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所嘲
笑的时代里,这个扮花脸、荷长戟的小丑成为一盏精神的传灯。

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把雅典喻为一匹懒散腐败的骏马,把
自己喻为鞭笞激励骏马的牛虻。两千年之后,我们在欧洲南部的地中海畔
,发现一只古代遗传下来的、始终叮住现实政治不放的意大利牛虻。

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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