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评高的意义


茉莉


假如中共作协宣布将《红楼梦》列为“中国最佳古典小说”之一，相信海内外异议阵营不至于发动一场“说不”运动，即齐声高喊：“《红楼梦》糟得很！”这是因为大家都还有一点基本常识：文学不是政治，“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文学的鉴赏力与审美趣味，有时是超越政治派别和阶级阵营的。

同样的道理，当中共作协宣称“诺贝尔文学奖开了中国人一个大玩笑！”、“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学”，海内外异议阵营没有必要一齐高唱：“高行健的作品绝不是玩笑”、“外国人就是了解中国文学”。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每个读者、评论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判断能力去评高。但是，自高行健获奖以来，海外异议阵营的一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作派，已经令国内的朋友笑话：留洋多年成了活化石，其思想水平、阶级斗争意识仍然停留在文革。

因为中国政府反高就偏偏捧高，这实际上是跟着中国政府的指挥棒转。由他人决定你的文学品味与立场，是缺乏独立人格与判断力的表现。在国内文学界禁止评高、人们因忌讳与政府同流合污而被迫沉默之时，海外本因承担起客观评论这次诺奖的任务。



质疑权力的人必不可少


美国肯尼迪公园铭刻着这位前总统的一句名言：“创造权力的人对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质疑权力的人做出的贡献同样必不可少，特别是当这种质疑与私利无关之时。因为，正是这些质疑权力的人们在帮助我们做出判断：究竟是我们在使用权力，还是权力在使用我们？”

也许是深受西方怀疑精神的熏陶，一直热爱文学但近年多写政治评论的曹长青，在他十几年挑战中共专制、为弱小民族仗义执言的流亡生涯之后，重新拿起文学批评的解剖刀，对高行健获奖作品进行解剖。面对诺奖得主这个貌似巍峨的庞然大物，曹长青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时间，反复品读高行健那令许多人不堪卒读的小说，以文本为基础进行比较分析，并对诺奖评委马悦然先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最后得出了高行健获诺奖如同“皇帝的新衣”的结论。

据笔者的理解，所谓“皇帝的新衣”，指的是诺贝尔遗嘱规定的“理想倾向”在这次评选中已不复存在，而瑞典文学院表彰高行健作品艺术上的“无与伦比”，更是子虚乌有。由于曹长青的分析从文本出发，观察敏锐，有理有据，因此被各网刊转载，广受读者好评。国内著名报纸《羊城晚报》也转载了曹长青的文章，笔者认为，这是广东开风气之先，较早读到从香港偷运进大陆的高行健作品，不少国内学者对曹长青的观点深有同感，他们因此力争转载曹长青文章，希望借此打破中共对高行健作品的禁令。

然而，《羊城晚报》这一转载，使得曹长青差点公开被控“被共产党利用”的罪名。事实上，在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动乱精英”中，最被西方社会优待的刘再复先生，近年来不断在《北京文学》、《读书》等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在竭力推举高行健获奖成功之后，激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邀请回大陆讲学。无论流亡不流亡，刘再复先生永远是华人社会主流中的名流。

而曹长青，一个靠写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除了道义与自由精神之外一无所有。这是一场很不公平的论争，歌颂高行健的人倚仗诺奖的巨大光环，因而占有资源，到处出书演讲见报发文章，俨然代表海外民族自豪的正统舆论，几乎把文学批评（criticism ）一词改成“文学赞扬”。由于海外媒体的这种倾向，曹长青的文章大部分只能在网上发表。那些为维护正统不遗余力的人，甚至把质疑权威者统统贬斥为“曹长青之流”。



“拣破碎反驳”言不及义


要反驳“曹长青之流”并不难，只需要将高行健的作品分析给读者，告诉人们为什么它们是“无与伦比”的，而不应本末倒置，避开曹长青的主要观点，东扯西拉地找茬儿，纠缠于枝叶而不及主干。很遗憾，在至今见到的批判曹长青的文章中，似乎没有人有能力根据文本，就曹长青系列评高文章提出的主要观点，如高行健的伪个人主义、拙劣模仿、粗劣语言、时代错位等大问题，一一正面进行具体的反驳。相反，反驳者大都使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抓住曹长青文章中的个别语句大作文章，笔者称这种不碰要害、言不及义的批评手法为：“拣破碎反驳”。

曹长青的文章风格鲜明犀利。和笔者一样，他对这次诺奖的错误选择，胸中充满了“气死我了”的感受，因此在写作时难免有点情绪化，在行文里不太节制。真理往往是偏颇的，无论曹长青的文章有多少不完美的地方，它们所具有的真实内涵，无人可以否定。

“拣破碎反驳”是“拥护高行健一族”的悲哀，他们在天女撒花似的漫天撒了一番赞美话之后，没有人敢于正面与挑战权威者的观点交锋，而只有一些擅长钻空子拣破碎的人出面“友情援手”，借题发挥讲空话。没有真正的对手，也是曹长青的悲哀，毕竟是文学专业出身，曹长青不愿和不知文学批评为何物的人交锋。

然而，没有能力具体反驳曹长青的高行健捍卫者，却洋洋得意地宣称：高行健获奖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事实”。言下之意，你们这些认为高行健不合格的人，再怎么批评也是白搭。我们有谁说过高根本没得过诺贝尔奖吗？有谁想过要“抹煞”这一历史事实呢？相反，我们全部的批评，其逻辑前提恰恰建立高行健已经获奖的基础上；我们全部的言说，只不过要说明：高行健获奖是一个不太光荣的事实而已。

为了说明这一不太光荣的事实，“曹长青之流”已经尽力而为——为了中国文学的尊严不被损害，为了中国人的心灵不受污染，为了诺贝尔文学奖持久的生命力不至于枯竭。

20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