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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新衣”新解:“说不”的孩子胜院士──解析曹长青的《六个偶然》(之二)

送交者: 张钰2004/02/24 8:50:46 [诺奖百年]



在前文《“说不”的孩子有奶吃》中,笔者论证了曹长青先生《六个偶然》中的第一个偶然“诺贝尔评委会感到压力”及其推断“刻意照顾中国人”纯属无中生有,已经足以肯定他津津乐道的“皇帝的新衣”无法推销出去。以下再分析看看,曹先生的无中生有只是“偶然”失误,还是一以贯之。


“白卷英雄”大考教授

曹长青先生《六个偶然》中的第四个偶然:“翻译家不等于文学鉴赏家”,本来无非是分清概念的问题,强调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并非所有的翻译家都是文学鉴赏家。曹先生却企图极而言之:即使是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家,也不等于文学鉴赏家。首先,他翻出一个中国“很好的翻译家”萧乾先生的例子,指出他“可能根本弄不清楚文学到底是什么”,唯一的根据就是萧先生有关“西方的评委们根本不懂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像”的“说法实在显得外行”,判断标准则是一句质疑:“怎么外国人(曹先生以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人赛珍珠为例)写的人中国人(曹先生)就能懂,而中国人(一般而言或萧乾先生)写的人外国人(西方评委)就不懂了呢?”。如果曹先生不限于“稍有文学常识”,就应该知道:萧先生不但是曹先生认可的“很好的翻译家”,而且早就被公认为“很好的”报导文学家(尤其是作为记者在西方写的报导),不但主编过文艺报刊,而且早有长、短篇小说问世,岂能凭一句类似曹先生贬低“西方的评委”的“外行话”,就“可能”否定他是“文学鉴赏家”?这种对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未免也太简单粗暴了,且不提上述括号中所提示的偷换概念问题。如果根据曹先生的逻辑,改他几个字:怎么中国人(曹先生)评外国人(诺奖评委以及赛珍珠等诺奖得主)就够“稍有文学常识”,而外国人(诺奖评委)评中国人(高行健、北岛、李锐、王蒙等一大批被曹先生提到的作家)就不够“稍有文学常识”呢?因此,是否也可据此反指曹先生的“说法实在显得外行”,“可能根本弄不清楚文学到底是什么”呢?何况,别说只是一个“可能”的例子,即使是再多他人的确实例子,又与瑞典文学院的翻译家有何联系呢?无论有多少翻译家是笨蛋,也不能证明每个翻译家都是笨蛋。

《六个偶然》所点名批判的文学院士,无非马悦然一人而已。曹先生的推论也很简单:“他的文学欣赏标准是否能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同?为什么高行健获奖前无论是大众还是评论界都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的作品呢?即使在诺贝尔奖颁发后四个多月的今天,仍然没有一篇评论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全面地给读者介绍《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艺术价值?1,2,3,4,5,6……说出个名堂来。”

“稍有文学常识”的人就应该明白:任何人的“文学欣赏标准”都是很个人的事,根本不需要“能得到(其他)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同”。何况,“他的文学欣赏标准”,至少得到了作为“读者和评论家”的瑞典文学院多数院士的认同。如果曹先生是个稍微称职点的记者,也不至于到现在还自问自答“交白卷”,作无中生有的抨击。例如,外文水平不必追上其老前辈萧乾,就应该可以看得懂诺贝尔电子博物馆的相关网页(http://www.nobel.se/literature/laureates/2000/gao-bibl.html),那里选有“高行健获奖前……评论界……理会他的作品”且显然曾为评奖参考的13篇文献书目(包括高的一篇自评),时间上从1984年至2000年,地区上从中国香港到法、德、瑞典、美、澳、英各国,世界五大洲只缺了非洲。如果高先生上网有困难,那么在近几个月来的许多中文刊物上也不乏有关汉译和中文评介,如去年11月号《明报月刊》上,就有傅正明先生摘译的瑞典著名汉学家罗多弼教授的《高行健的<灵山>六义》,原文是早在1993年发表学术论文《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论高行健的灵山》,长达一万余字,不但是“从文学的角度全面地给读者介绍《灵山》……的艺术价值”,而且恰恰是数到“六”──“1,2,3,4,5,6……说出个名堂来”。此外,促成高行健获诺的其他提名人很有几个,当然也是有评论文章以至专著在先的,而作为提名证据提交文学院的各报刊文评,据说有一位提名人就收集到六十多篇。其实,曹先生只要在采访马悦然时稍微保持点记者或学者的本份,也不至于漏过这类基本信息。自己的调研作业做得太差,又不愿虚心向懂行的受访者请教,只热衷于考查文学教授的“文学常识”,倒令人联想起文革中“白卷英雄”大考教授的榜样。

曹先生一方面说:“我发现,马悦然关于《灵山》是‘无与伦比’的‘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的判断,建立在几乎没有和中外任何其他作品比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介绍,马悦然翻译过700多种中国文学作品,也阅读过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许多名家名作。曹先生莫非以为马悦然也是中国那些只完成“上级任务”的“翻译机器”,阅读和翻译这么多作品是不经过鉴赏比较和选择的?难道他这些超过半个世纪所积累的经验就对他评价文学作品不起参照和比较作用? 根据曹先生所引的马悦然的评价:《灵山》“不是一个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是一个特别的、很特殊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小说。”,“稍有文学常识”的人就该明白这正是他比较后的判断。无论他的判断有多么偏颇,比较的广度和深度有多么不够,也归结不到曹先生的“发现”:“几乎没有和中外任何其他作品比较”,甚至存在“文学常识”的问题。“萝卜白菜,各人所爱”,与美食常识有何关系?


“工笔画师”取笑写意

曹先生“没意识到”的“第十个偶然”正是这么偷换概念,将“文学鉴赏家”的问题,等同于“稍有文学常识”。他并没有明确说明“稍有文学常识”到底是何等水平,根据常理,应该只是“爱好文学的中学生”的水平,即使要求严点,也无非相当于“文学系低年级”的水平。公认的“文学鉴赏家”应该是能够从事文学研究或评论的专家,至少高于“文学系研究生”的水平吧?否则曹长青如何否定当了数十年文学系教授的文学院士马悦然呢?曹先生当然自认为“稍有文学常识”,却没有自许为“文学鉴赏家”,更没有得到此类公认,可见不是文学鉴赏家也能稍有文学常识。

再退一步说,即使《六个偶然》中对马悦然的否定全部言之成理,也没有理由外推到诺奖评委或其他院士。曹先生“没意识到”的“第十一个偶然”,仍然是一以贯之的偷换概念,将他对马悦然一人的了解外推到“评委”。这里只需指出两个事实:一,马悦然根本不是评委;二,五名评委都至少精通二、三门外语,或许都能称为“翻译家”,但主要都不是从事翻译工作。换句话说,真正对评奖起主要作用的“检验官”,根本不是很多中国人误会的马悦然院士,而是由以下五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简称“评委会”)成员:

1) 谢尔·艾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70岁,文学教授,诗人,文史学家,小说家,文评家,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院长,1981年当选院士,1988年起任诺奖评委会主席。

2) 霍雷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52岁,文学博士,文评家,1997年当选院士,1999年6月起任文学院常务秘书。

3) 派尔·威斯特拜瑞(Per Waestberg):67岁,小说家,文评家,诗人,曾任国际笔会主席,1997年当选院士。

4) 拉希·福塞尔(Lars Forssell),72岁,诗人,剧作家,1971年当选院士。

5) 奥斯登·谢斯特然德(Oesten Sjoestrand):75岁,诗人,剧作家,1975年当选院士。

常务秘书负责院务,因为瑞典文学院不设院长,所以最有权力和影响者非他莫属。在文学奖的历史上,常务秘书往往都兼任评委会主席,因此对诺奖评选倾向举足轻重,虽然不能说只要此人固执己见就能左右大局,但是说有他坚定支持的人多半能获奖,或者说被他坚决反对的人基本就没机会,至少是最初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太个人化的因素,从1988年艾斯普马克教授当选评委会主席起,就采取了目前这种两人分权的作法:由评委主席领导评委会负责初选和复选,由常务秘书召集全体院士大会负责审定候选人名单和决选。评委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审核提名,对候选人及其作品的比较、对照、筛选、推荐,先后向院士大会提出“长名单”(即包括所有合格候选人的“初选名单”)、“半长名单”(15-20人“复选名单”)和“短名单”(5人“决选名单”)。由于常务秘书仍然是评委之一,因此他比评委主席的影响力或许仍大一些。如果这两个人的意见冲突,两票相抵,其他评委的取向就重要多了;只有两人意见一致,影响力才超过以前的一人兼两任。无论如何,五位现任评委都是著名文学家,尤其前三位都是扬名世界后才被选入文学院的,目前专作文学研究和评论;另两人也兼作文评,都是具有25年以上诺奖评选经验的诗人兼剧作家。文评家当然等于文学鉴赏家,岂止“稍有文学常识”!水平高低固然可以质疑,但像曹先生这样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就一口咬到“文学常识”问题,未免武断得太过份了吧?

瑞典文学院现任院士以文学家占绝对优势,文学奖评委更是全由文评经验丰富的专家担任,如果院士中力量不够,可以根据章程选进院外专家。因此,即使像女诗人兼剧作家卡塔琳娜·佛洛斯登松(Katarina Frostenson)这样著名的文学家,1992年当选院士时才39岁,是文学院历史上最年轻者,以她女性加年轻的双重优势,也不足以超越文评专家,改变目前“评委会”的清一色男性局面,尽管她的院士资格比两位新科评委还早五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新科评委就是现任常务秘书恩达尔和前任世界笔会主席威斯特拜瑞,恰好都是强烈关注全球文学发展的专家,他们的入选无疑加强了评委会的文评专业力量,体现了评委主席艾斯普马克的主张已获得更大的共识--将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主要诠释为“开拓性”(或“前驱性”、“实验性”)的“全球文学”(Literature of the whole world),显示了文学院确立这一新的鉴赏标准的努力,以及使文学奖更加“文学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也许正是这种“开拓性”的“专业化”因素,使得众多习惯于将诺贝尔奖“神圣化”或“民意化”的世人大感失落和抵触。至于曹先生这类留恋“文学标准化”的专业人士,贬斥诺奖评委的“文学常识”水平,正如工笔画师取笑写意画家的“绘画常识”或质疑抽象画派的“写生功底”,反倒证明了自己的狭隘偏执。向大众展示这样的“常识”,岂非自穿“皇帝的新衣”,相信它而对诺奖“说不”的孩子倒还真以为能胜过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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