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诗人
黄翔和他的多彩世界

傅正明著


柯捷出版社 纽约
Cozy House Publisher . New York
2003年

目 录

自序

绪论：诗界婆罗浮屠导游

六次触礁的诗人黄翔
生死两界的诗人黄翔
秋潇雨兰的诗人之恋
“梦巢”中骚扰的宁静

色彩诗学发凡
--兼论黄翔对色彩诗学的贡献
七色斑斓的中国当代诗歌
黑暗诗人黄翔
血与火
--黄翔的红色诗章
黄土的热恋
--黄翔诗歌的民族情感
蓝绿白三重奏
--黄翔诗歌中超越的色彩

黄翔诗学和诗歌的精神色彩
黄翔诗学和诗歌的宇宙意识和科幻色彩
黄翔诗歌的图画美
诗人黄翔与画家梵高
黄翔诗歌的音乐美
诗人黄翔的狂狷之舞
黄翔的诗歌朗诵艺术



绪论：诗界婆罗浮屠导游


中国著名诗人黄翔在他的《殷红荆棘的沉寂--殉诗者说》中说：

在这个人、神、鬼、兽纷纷扬扬的尘世上，我常有一种湮没感，预感到我将湮灭于可怕的时间的湮灭之中。
这时候，我总是在冥冥中想起远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婆罗浮屠佛像－－这一长久被灌丛、泥土和沙砾湮灭的宗教雕塑。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宇宙宗教。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婆罗浮屠。总有一日会出现一道光。这是宇宙之光。它拨开世间废弃、遗忘和冷漠的浮尘，重现未经污染的纯蓝的天幕、孤日、大地和人群。
是的，我心中弥漫着浩瀚的宇宙宗教－－这就是血墨淋漓地从头顶贯注到脚心的阳光般敞亮生命和诗歌的爱的辉煌。

这篇短文写于1994年的贵州高原上花溪河畔一个诗和爱的“梦巢”。梦巢主人黄翔原本生于湖南，他父亲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使得黄翔在红色中国带着天生“原罪”和诗人之“罪”备受摧残。1998年，百多万字、集三十多年自由写作之大成的诗文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终于在美国天下华人出版社出版，《殷红荆棘的沉寂》一文被列为该书序言。黄翔的湮没感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但是，黄翔的重要著作要在文网恢恢的中国大陆出版，像婆罗浮屠一样成为中国人的审美景观，仍然是一件难事。

在本书这篇绪论中，我想继续生发黄翔自己的比喻，以诗界婆罗浮屠来比况黄翔的生活和创作的全部丰富性和审美特征。尽管黄翔并非佛教徒，也不打坐参禅，但他有学佛的倾向和悟性。对于东方诗人来说，诗心与禅心向来就是相通的。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两种妙悟对一切精神追求者均有启发意义。将展示佛家妙悟之路的婆罗浮屠与黄翔的诗界婆罗浮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某些类似和不同之处。

从建造、湮没到发现和修复

千多年前，几十万名能工巧匠和普通民工，费时五十至七十年，以一百万块火山岩一块块巨石垒积成婆罗浮屠。黄翔的诗歌是他独自一人积四十多年风雨岁月创作而成的。他的全部作品，现存三百万字，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血泪，也燃烧着作者像火山爆发般的强烈激情。他用自己的每一个字每一页纸，用一本一本的书，成功地建造了一座诗界婆罗浮屠。

有人将婆罗浮屠的建造归结为佛教与日益强大的印度教抗衡的产物。它包含多种文化因素，主要是印度文明与爪哇文明的杂揉。其断断续续复杂的建筑史，使得我们今天仍然难以破解其丰富的象征意味。十五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印尼后，佛教衰微，婆罗浮屠长期湮没无闻。与此类似的是，黄翔的作品，是二十世纪下半世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与共产极权主义抗衡的产物，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精华相结合的范例。二十世纪上半世纪的红色革命，导致中华文明的精华从此衰微。二十世纪下半世纪，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红潮泛滥，使得真正的文学创作惨遭禁毁，只能在地下潜流。这种文学或直率或隐讳的表现形式仍然耐人寻绎。

早在1978年，黄翔就在北京创建了中国民主墙运动时期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启蒙社”及其社刊《启蒙》。1979年，即使在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黄翔的作品也被严禁发表。中共中央曾同意“启蒙社”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亮相，由于黄翔毫不妥协地坚持言论自由的立场而激怒官方，取缔“启蒙社”,查禁《启蒙》。在严酷的封杀中，在黑暗的囚室里，在“劳教”和“劳改”的荒芜中笔耕不已，抨击专制，呼吁人权。1981年，贵州《花溪》月刊发表了诗人的《我的奏鸣曲》，结果该刊遭到整肃，连这些爱情诗也被官方斥为“反动”。1983年，诗人曾在他蜗居的小室门上大书“停尸房”三字，表明他的危难处境如濒临死亡的生死两界之间。他的诗歌创作出来，基本上处在长期被“活埋”状态。诗人曾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作品可能遭到的像他本人一样的悲剧命运：

在一个惯于备受“诗”赞扬自己的世界里，我的诗以牺牲一个世界的赞扬独立自存。

十九世纪初，当人们在丛林中发现了这座沉睡了四五百年的宏伟佛塔，他们异常激动。奄奄一息的婆罗浮屠，终于重见天日。

世界上许多伟大诗人都曾长期没有得到社会承认。黄翔的创作走过更为艰难的路程。诗人北岛1978年创办的早期民刊《今天》晚于《启蒙》，但是，处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诗群，很快就得以公开出版作品。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渐磨钝了批判的棱角。来自偏远贵州的黄翔，直到八十年代才被中文文坛逐步“发现”或“重新发现”。

1979年，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刊出并评介了黄翔的著名组诗《火神交响诗》。黄翔最初以大字报形式张贴以油印形式发表的诗作，首次在海外付诸铅印。接着，台湾学者高准编著的现代诗史《中国大陆新诗评析》（1916-1979）对黄翔的《火炬之歌》和《民主墙颂》分别作了评介。之后，中国朦胧派诗人开始融入西方的生活，而早于朦胧派的黄翔却很迟、很晚方才“出土”。

1992年以来，黄翔先后入选英美世界名人录。1993年，黄翔首次访问美国，同年获国际人权观察言论自由作家奖。1997年，美国出版者协会主席施考比（William Schwalbe）以个人名义邀请黄翔夫妇再度赴美。由罗伯逊（Shari Robertson）和卡梅里尼（Michael Camerini）执导、发行的电影文献纪录片《真实的恐怖》搬上银幕，以黄翔为主要人物，在全球范围内放映并由电视播出，使世人发现了一位中国诗人身上的累累伤痕。

十九世纪初叶重新发现婆罗浮屠以来，人们对它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复工程，可是无法恢复到原有的建筑高度，塔顶的式样因雷击损坏而无法恢复原貌。由于黄翔身处红色恐怖岁月，诗人夜半惊魂，乃是常见之事。他辛酸地告诉我们，1984年，他的精神史诗《世界空一格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以下简称《裸隐体》）和爱情组诗《血啸》初稿，曾被公安无端抄毁。《裸隐体》于1985年重写。《血啸》幸于梦中回忆写成残篇。因此，多少年来，他不得不把某些诗歌作品到处藏匿，有的藏在蜡烛里，藏在竹筒里，藏在胶靴里、米缸里、乃至风吹雨打的屋顶上，牛棚架上。重新取出来时，有的诗页经过虫蛀鼠咬，风霜雨雪剥蚀，已经字迹模糊，连他自己也要对之进行“考古”，才能补写遗漏。

黄翔终于被发现，主要由于诗人执著的精神追求及其作品本身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一个美女对“野兽”的发现和倾慕：已经成为黄翔的妻子的张玲（秋潇雨兰）不仅为保存黄翔的作品付出了全部的爱心和努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文学奇迹的创造。

1995年，中国大陆作家出版社同黄翔正式签约，拟出版他的作品系列。第一本诗文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刚刚出书就被官方下令禁毁。黄翔以法律为武器，对撕毁合同的违法行为进行起诉，导致黄翔伉俪双双陷入囹圄，倍受折磨。
黄翔作品的面世，多亏海内外坚持自由写作的诗坛、学界和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天意不负苦心人，一位杰出诗人终于被世界发现了！

近年来，由于一些有胆识的中国大陆的批评家、学者和编者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封锁，在中国当代诗文集和诗歌论著中，已经可以零星地读到黄翔的诗歌。1993年出版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朦胧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选入黄翔的诗歌并置于卷首显著位置，由此人们终于知晓了一个被长期人为封杀、备受打压的特立独行者。接着，《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海天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当代文学100篇》（学林出版社）、《自由诗篇》（工人出版社）均选录了黄翔的作品。

近几年来，得以在海外出版的黄翔著作，除了上述大书之外，还有《黄翔禁毁诗选》（明镜出版社，1999年），唐山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梦巢随笔》（2001年）、从2002到2003年先后出齐的“受禁诗歌系列”：《活着的墓碑――魇》、《裸隐体和大动脉》、《没有围墙的居室》、《一个弱者的自画像》（即《非纪念碑：“弱”的肖像》）、《我在黑暗中摇滚喧哗》、《独自孤寂中悄声细语》，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推出的“太阳屋手记”三书：《总是寂寞》、《沉思的雷暴》和《锋芒毕露的伤口》，柯捷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自由之血》和传记《喧啸与寂寞－－黄翔自传》以及秋潇雨兰的传记《荆棘桂冠》。随着这些书籍的出版，黄翔作品的大规模的修复工作基本上得以完成，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世界声誉得以确立。

寓居日本的燕子女士是国外第一个关注黄翔的命运和创作的中国学者。是她第一个把黄翔的诗文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文坛，从而引发了海内外对黄翔文学现象及其命运的普遍关注。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编辑的《中国大陆民刊汇编》（汉、英、法文版，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出版，1981）第一卷收录翻译了黄翔的早期诗文。荷兰汉学家柯雷发现黄翔后，激动地表示：“无论如何，郭路生（食指）和黄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中绝对不能缺席……从某种角度看，黄翔是朦胧诗的先行者”。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先生给黄翔的信中说：“我对你和另外一些正视和表现严肃苦难的诗人和作家的坚韧和勇气充满敬佩和敬意。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政治迫害成为过去的记忆那一天终将到来。”

浑身充满自由精神的黄翔，在他寓居的美国这片自由土地上赢得了更多的喝彩，尤其是他充满激情的诗歌朗诵，使无数听众为之震撼。美国作家莱森（Andrew J. Nathan）在他所著的《中国民主》（Chinese Democracy,1986）中，开篇部分就首先介绍了黄翔和他的诗文。西摩（James D. Seymour）编辑的《第五个现代化和中国人权运动1978-1979》（The Fifth Modernization-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收录了黄翔的早期诗歌、政论和有关评论。英国学者加赛德（Roger Garside）所著的《复兴：毛以后的中国》（Coming Alive-China After Mao， 1981），以重要篇幅介绍了黄翔的事迹和创作。

在美国文坛对黄翔的译介和评论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汉学家爱默生（Andrew G. Emerson）所作的努力。除了撰文评介以外，他致力于翻译黄翔诗歌，一百余首精美的中英文对照本黄翔诗选，即将由美国MELLON出版社出版。爱默生称黄翔为“一位被认可了的世界级诗人和中国人权的长期倡导者”。著名汉学家金介甫在评介这本诗集时指出：“黄翔是中国最勇敢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他在毛泽东主义最黑暗的年代所写的地下杰作，在中国诗人和自由战士的胸中点燃了一把火。即使在流亡中，他仍然不屈地写作诗歌，激发他的同胞实现他们最高的自由理想。这些诗歌美妙动人。他的狂放不羁的想象和出乎天然的强大力量，足以使你不能成眠。”（紧接下文）加赛德在写给黄翔的一封信（2003年7月24日）中预言，黄翔著作英译本的出版，“将是世界文学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

婆罗浮屠的多彩世界

婆罗浮屠远含青山，近拥碧翠，周围景色十分壮丽。当年，为了解决热带雨林的暴雨，建筑师以假想怪兽为婆罗浮屠外形，充满了造型艺术的想象力。它的佛教艺术画廊展示了一个极为丰富多彩的世界。

黄翔的诗歌，诞生在一个黑暗社会，诗人同样以他丰富的想象力来把握现实或曲折地反映现实。黄翔的生平和他的矛盾的个性像他的诗歌一样富于艺术魅力。诗人本人被称为一头“诗兽”－－他像咆哮的雄狮，漫游的孤狼，雄奇的阳刚之美是他的诗歌的主要特征。但他的多彩的诗歌也有阴柔之美。就这一面而言，我们也不妨把它称为一只“诗禽”－－他像浴火的凤凰，又像开屏的孔雀。黄翔在《留在星球上的札记－－诗》中说：“孔雀的翎羽是斑斓多彩的，/开屏时才能见出它的全部美丽。”要见出黄翔诗歌的全部的美丽，需要一卷卷阅读黄翔书写的三百多万字的全部著作。为了揽胜撷英，《黑暗诗人》一书，开卷以婆罗浮屠导游为喻，但愿引领读者步入黄翔的诗界婆罗浮屠的多彩世界。

婆罗浮屠规模宏大，塔不像塔，庙不像庙，陵不像陵，远看像犬牙交错的灰蒙蒙的石山，近看似成排石窟，鸟瞰如佛教坛城。观赏婆罗浮屠，需要不同的角度才能领会它丰富的象征意味。同样，黄翔的诗歌主张是：“把小说、戏剧、电影融化于诗中；让诗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形式。”（《留在星球上的札记－－诗》）在《面影》一文中，黄翔对他的诗的形式作了这样的说明：“似诗，非诗；似小说，非小说；似哲学，非哲学；一切都不是，一切都是。”因此，欣赏黄翔作品，同样需要不同的视角。

步入婆罗浮屠色界的游客会注意到，那些佛像有各种不同的“手印”，即表达内心状态的手势，或者，用黄翔在《自由之血》中的阐释，是“十指接通宇宙信息的一种符号”。“五佛”的五种“手印”所指的五方与“五大”相应，各有不同的色彩。中国当代诗歌和黄翔的作品，可以根据阴阳五行说来阐释其五彩缤纷。笔者在青、白、赤、黑、黄五彩的基础上，将青色分为蓝色和绿色两种色彩，并增加了黑白之间的中间色调，即朦胧的灰色，得七色以阐述中国当代诗歌的七彩斑斓。黄翔诗歌，以黑色和红色为主调，却由于他一生多彩的世界而赢得多彩的诗风，与七色中的每一种色彩都相关。如果进一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可以分为与佛家“三界”相应的三大类。

“三界”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是佛家所说的在“六道轮回”中的人类尚未成觉的世界。

欲界是没有断除食、色等种种人欲的世界。色界是形相的世界，是较高层次的审美领域。无色界是较为纯粹的精神世界。婆罗浮屠的构造，从基层到顶层，就是根据“三界”之说而设计的一座金字塔。游客抬级而上，观赏其精美的浮雕，可见人类种种欲望、人世间的众生百态，以及佛祖释迦牟尼修行证道生平事迹。

在《“中国诗歌天体星团”说--当代诗坛俯瞰》中，黄翔介绍了以自己诗学理念为灵魂的这一诗歌群体，把他们的风格解说为“汇天体、地体、人体为--体--‘无’体”。由婆罗浮屠三界之象征意义和黄翔所说的“‘无’体”得到启悟，我们可以把黄翔的诗歌分为三类，即欲界人体诗，色界地体诗和无色界天体诗。从黄翔的创作生涯来看，他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9年的处女作至1968年写作短诗《野兽》为早期;注意，这个分号是英文状态下的分号，能否改为中文状态的分号 从1969年开始创作《火神交响诗》起，一直到1989年“六四”悲剧前后整个漫长的时期，均为黄翔创作的盛期，尤其是八十年代诗人与秋潇雨兰的生死之恋激发的灵感使他的创造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注意分号，同上说明1997年寓居美国之后，是黄翔创作的后期。他的人体诗、地体诗、天体诗与这三个时期的作品大致相应。阅读黄翔的全部创作，既可以见出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又可以见出诗人精神发展的心路历程。

欲界人体诗

佛教认为，对自我而言，生之痛苦或人类的不满，根源于内心深处的包括食、色欲望在内的“渴爱”（tanha）或“无明”（avidya）。

因此，人体诗，可以说是有“我”的诗。这里流淌着我的“热血”，燃烧着“我”的欲火，这里高扬了“我”的生命意志和个性特征。在黄翔的人体诗中，社会的残酷，个人的贫困，欲望的挫折，是与中国极权制度的邪恶联系在一起的。诗人与他的时代的一切官方教义，诸如政治和美学的种种窠臼，均格格不入。在这些诗歌中，美和恐怖交织在一起，充满黑色情调。例如，广为引用的《野兽》，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求生欲望和自由意志。八十年代初，他在写作心理叙事长诗《魇》时，仿佛在雕刻他自己的“活着的墓碑”。变体诗《“弱”的肖像》是诗人在黑暗“停尸房”的自画像。《心迹－－<“弱”的肖像>变奏》中的部分诗作，写于九十年代的组诗《中国诗歌摇滚》，无不带有黑色意象。在早期诗作《白骨》中，诗人想象亿万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发现了“我”的白骨，发现了远古人类的欲望残留的痕迹，由此想到：

就是这堆白骨
曾经在地球上作过声
爱过
恨过
哭过
喊过
激动过
……

只有人类才有食、色之欲，才有血有肉，有爱有憎。各种宗教中的神祗，没有血肉之躯，只饮天国琼浆，相安无事而富于爱心。在死者身上，热血已停止流动，欲火已停止燃烧，不复有食色之欲。因此，以血为意象的红色诗歌，一般属于人体诗，例如黄翔的组诗《大动脉》，就是借他人（尼采等精神巨人）来张扬自我的个性，力求创造伟大的诗的纪念碑。在组诗《残篇·血啸》中，诗人开宗明义：“我奉献的对象是我的爱情。/它写于1983年6月狂啸的血的炎热中”。如我们所常见的，炽热的爱火同样是诗中常见的象征之一。因此，黄翔的一部分以爱情为题材的红色诗章属于人体诗，如写于七十年代的组诗《爱情的形象》（1972），《我的奏鸣曲－－人·大自然·爱情》中的一部分诗歌，写于1988年的《纯情之恋－－献给秋潇雨兰》，《暮恋－－1987·夏日·间奏》，等等。

人体诗，肯定了强调“表现自我”的诗学主张的合理性。黄翔的人体诗，是他的自由笔争的黑色诗章和红色诗章的二重奏。

与佛家强调自我“无明”的观点有所不同，笔者更强调外在于自我的现实的黑暗。当然，这种黑暗也是无数的“无明”之人的共同作业造成的。但每个人的恶业毕竟有大小之别。造大恶业的人，尤其是暴君，不仅以“无明”污染了自己的心地，也污染了整个社会。我们生而为人，对基本生存条件的欲求，乃人之常情。正如黄翔在《我看见一场战争》中所写到的那样：

人类心灵中和肌体上的一切自然天性
和欲望
永远洗劫不尽搜索不走

与利禄之徒不同的是，真正的诗人，大都没有过分的物质贪求。他们更看重精神生活。一方面，黄翔一生为了血肉之驱的生存权利而进行了不屈的抗争，另一方面，他始终坚持精神求索，并力求解剖自我。在《裸隐体》的《人界》一诗中，黄翔写道：

我发觉
我直立着一条巨大蟒蛇的黑影。
一只獾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
我永远在世界的螺壳中成形于未遂。

在《尼采：超时空疼痛》一文中，黄翔谈到，他后来发现自己关于“人是完成于未遂者”这一提法，与尼采的思想颇为接近，因为尼采认为，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

人的“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本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从佛教“六道轮回”的观点来看，尽管“我”此生投身“人道”，但“我”的欲望，“我”作不善之业的行径，却仍然可能停留在“畜生道”。换言之，就人的形体而言，人是完成了进化的人，但人的精神却迟迟没有完成。人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假如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没有表现出人性，你就形成于未遂。审美是提升人的精神的重要方式，我们由此进入较高层次的色界。

色界地体诗

一个人要断尽欲念，实际上是很难的，我们只能说，在色界少了些欲念而多了些审美意境，它更接近一个想象中的艺术世界。但它仍然是一个现实中的世界，宛如成熟的金秋季节，在婆罗浮屠可以眺望到一望无际的稻田和群峰缭绕的椰林。

色界地体诗，可以说是有“他”的诗。美国作家梭罗在《湖滨散步》中写道：“我们能放弃多少对自己的关怀，便可以忠实地给他人多少关怀。”无疑，较之散文、小说和戏剧，抒情诗堪称“孤独的艺术”。但是，即使是高度地属于私人领域的情诗，也有一个“他”或“她”的存在，也难免采用单数的“你”或复数的“我们”作为人称代词。黄翔的故事，像大多数人的故事一样，始于与他人的关系。在黄翔早期的《独唱》一诗中，当诗人以“瀑布的孤魂”的自况，把“沉寂”视为“我的唯一的听众”时，正好表明诗人对“他”的渴念。“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人的自我寻求外界注视的目光，寻求他人的理解、认同、同情和关爱，寻求心灵息息相通的听众。我们必须懂得，“我”并非一个孤岛。广义的“他”，是指与“我”有着普遍联系的一切事物，包括山水草木，动物世界，情人亲友，社会族群乃至栖息在共同地球上的整个人类。凡此种种，形成了一张纷繁复杂的人生之网。在《“非非”哗语与潮音之外》一文中，黄翔指出：一个具有独立创见天赋的人，他的创造性的“个体意识”，往往集合着“共体意识”。换言之，色界的“我”应当培养利他主义的奉献精神。我们厌恶以任何名义强求的牺牲。但是，利他主义并非始终要求自我牺牲，而是要求自重的“我”同时看重“他”的价值，表现出对他人的关爱，把他人的幸福摆在伦理考量中。

黄翔的《大地》，可视为他的地体诗的代表作，批评家张嘉谚先生在《<大地>释读》中指出，“诗人笔下的‘大地'，给了我们一个开阔壮大又厚重结实的文本，其’象态'，呈现为多维多层的网络结体。”

在复杂的人生之网中，我们看到，黄翔的《不你没有死去》一诗中的“他”，是
1976年5月4日的天安门的英雄;《给天安门母亲》中的“她”，是一群在“六四”悲剧之后寻找儿女离魂、寻找人间正义的天安门母亲;在《独居室中》中的“他”，是诗人1990年羁狱的王武监狱的狱友，是全中国的良心犯，甚至是普天下的囚徒：在那漫长黑夜中，在那清脆如铃铛的“水滴”、“梦滴”声中，

千囚同此
一
瞬
千梦同此
一
滴


面对广袤大地，黄翔以恰当的角度来注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光谱，注视世界局势，以特有的方式对重大的文化和政治事件作出了勇敢的反应。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976年“四五”运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在他的诗歌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没有这些重大事件的撞击，黄翔就不成其为“黑暗诗人”。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反暴政的呐喊，渗透着政治自由和艺术自由的真诚呼吁。

当我们在婆罗浮屠向东南方向眺望时，可以看到默拉皮火山，观想火山爆发的壮丽景观，自然可以联想到黄翔的《火神交响诗》。诗人以独特的方式生发了火神神话和原型意象，象征性地表达了民主终将战胜暴政的政治理念，给中国当代诗歌创造带来了全新的景观。由于火可以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血也可以作为族群的亲缘关系乃至人类的兄弟关系的象征，因此，黄翔的一部分红色诗章属于色界地体诗。从家族的角度来看，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身上流着同样的血；从族群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炎黄子孙身上流着同样的血；但是，与动物区别开来，与神区别开来，我们可以说，人类身上流着同样的热血，尽管我们经常把邪恶的人贬称为“冷血动物”。

黄翔表达民族感情的诗歌，自然属于地体诗。在婆罗浮屠北望克都平原，你的脉搏会应和着伊罗河和普罗戈河奔腾的节奏，可以联想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平原，联想到奔流不息的长江黄河。根植于中国民间黄土地的诗歌，是黄翔以自身人体中奔流的长江黄河为吉他琴弦弹奏着的民族情感，是他在异乡倾诉不尽的客情乡思，如他的《吉它》，《中国之恋》，《逃避逃亡》。黄翔漂泊之旅，既为他带来沉重的乡愁，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和灵感的启迪。他写了不少短诗和散文，记录了他在美国等地的生活经历，复杂情感，体现了他的地体诗的更为广阔的视野，广泛的内容和普世人文精神。

由此可见，“表现自我”或“个人的声音”这类美学主张，在一个扼杀个性的时代是完全必要而富于意义的。但是，如果作绝对的理解，便难免失之偏狭。黄翔避免了偏狭单一的旋律，他的地体诗，是由一部分黑色诗章、红色诗章和黄色诗章形成的红、黑、黄厚重的三和弦。

无色界天体诗

在爪哇人民的心目中，鸟瞰中造型如坛城的婆罗浮屠，是宇宙的模型。佛家所说的无色界，“已无形相，只有神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物质，纯属精神领域。欲界充满冲突，相比之下，无色界是一个相对和平、宁静、坦然的世界，宛如婆罗浮屠的象征性的山丘上隐居的洞窟。科学昌明之后，或以为佛家所说的无色界，就是天文学家所说的“黑暗物质”（dark隔开matter）。

步入婆罗浮屠无色界的游客，登高临远，回眸脚下走过的一路风景，便会感到它们像可见世界或“世界的裸体”中别的一切事物一样，皆如梦似幻。与此类似的是，无色界天体诗似乎“别有天地非人间”。黄翔的天体诗可以进一步分为下述两类：
第一类，是黄翔带有宗教倾向超越色彩的诗歌，包括山水田园诗，或东方隐逸诗和禅诗。从色彩着眼，它是蓝、绿、白三重奏，是由海天一色的蔚蓝、大自然的绿意与白光或白色“空性”组成的。当我们在阳光下伫立婆罗浮屠，仰望蓝天，了望烟波茫茫的印度洋海面，环视周围吐绿叠翠的丛林，在庄严的宁静中忘却时空时，就可以联想到黄翔的那些带有超越色彩的天体诗。在他的组诗《东方诗人》中，屈原以死肯定了人的精神价值，阮籍驾车辗出自由的“血径”，陶渊明、王维和郑板桥虽然隐逸，却仍然难忘世情。在短诗《千年禧》中，“火中坐禅”的“我”，犹如“熔炉一点雪”。这些诗歌如消除俗念的法门善巧，其精神境界启迪我们：人类历史如过眼烟云，而人类创造的文明成就，尤其是艺术成就却永恒不朽。

第二类，是黄翔多彩的科幻诗和幻想诗。在他的某些诗文中，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而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思想中，均可以见出与泛神论相通的观念。看不见的“黑暗物质”，用黄翔在《玄思：寂声明灭之间》中的话来说，就是看不见“隐体”。这个隐体，既可指宏观宇宙运动中的超光速领域，也可指人体宇宙无形的精神活动领域。婆罗浮屠的无色界以建筑艺术形象把世界的“隐体”展示在我们眼前，与此类似的是，黄翔的这类天体诗以语言艺术形象化“隐体”为“裸体”。在《诗魂》一文中，黄翔说，“传达人的内心不能靠‘形式'，只能靠‘神式'。‘神'是飘忽不定，难于把握、千变万化的。”借重“神式”，他既探索了人的精神领域，又透露出原始的宇宙学信息。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是八十年代《梦巢随笔》中的某些诗文，组诗《裸隐体》以及诗论《宇宙之元－－<裸隐体>癔释》。它们在题材和立意方面均与先前的作品有所不同，淡化了个人领域，进入了科学和神话的天地。

从佛学角度来看，天体诗可以说是以变化和发展的眼光，力求破除以“我”为恒久的“我执”的诗，也是力求破除以诸法为实有的“法执”的诗。早在八十年代，黄翔就开始接触佛教禅宗思想。在写于1983年的《出生》一诗中，诗人似乎了发现了“我”的不断“转世”：

我蛰伏在每一种事物中
以千百种婴儿的形象
出生
我不再隐瞒你们
我
不是我

由“我”“不是我”的感觉出发，日渐妙悟，就很可能走向“无我”的境界。
如果一个青年诗人，沉湎在“欲望之乡”的“身体写作”中，那么，充其量只是一个三流诗人。同样，假如他既缺乏欲界的生活经历，又缺乏色界的审美体验，却幻想从无色界天体诗写起，玩点禅宗的把戏，那就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
黄翔的创作，像婆罗浮屠一样，是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的。从他的人体诗到地体诗，再到天体诗，三界拾级而上，这些杰出的作品，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独特的艺术画廊和人的精神发展图像。

精神之友

佛家认为三界都是迷幻世界，都笼罩在外部的黑暗和内在的“无明”中。诗人既要识破三界的真相，又要从中创造出幻美之象。西藏古代诗圣米拉日巴曾在一首歌中唱道：“我看到三界众生仿佛在火坑中燃烧”。可见三界均处在骚动不安状态，因为三界都有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同样，黄翔的与此相应的人体诗、地体诗和天体诗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他的组诗《裸隐体》，三界难分难解，既有欲界的欲望，又有色界的审美意识和无色界的宇宙意识。总体来看，都是在黑暗中创造的诗美。
婆罗浮屠三界景观融汇成石刻艺术宝库，有“石块上的史诗”之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先生指出：“黄翔先生所受的残酷迫害是极权统治罪恶的最有力的见证，他的诗文也是这一时期的最生动的史诗。”黄翔的半自传性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血》，熔作者的自传、回忆录、政论、哲学随笔、诗化散文于一炉，包含作者对当代中国各种历史事件的记叙和思考，对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复杂关系的探讨，对自身的精神发展的揭示，不愧为一部史诗巨著。

黄翔作为“中国诗歌”的非官方大师的游踪，已经抵达美国、瑞典、澳大利亚和日本、台湾等地。他的作品，正日益成为一道世界性的诗歌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
逗留在婆罗浮屠的游客应当注意到：那里的美不止于感官的愉悦。在游客面前，这个世界的婆罗浮屠会突然显象为一个灵魂的导游。同样，逗留在诗界婆罗浮屠的读者也会发现，它至少可以成为你精神上的朋友。

黄翔一生的“殉诗”毕竟被世人发现了。这是二十世纪下半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但愿这本诗界婆罗浮屠导游，将给读者带来发现的惊喜，展示黄翔诗歌想象的丰富多采和创造的力量。

虽然，黄翔的作品被查禁了四十多年，但是，黄翔毕竟是有幸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的作品正式出版，并且引起世人的注目乃至审美的震颤。

黑暗诗人拜伦是在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得到他的祖国的精神上的承认，才能在西敏寺诗人角拥有一席之地。黄翔已经得到相当一部分国人的接受。我们相信，他在精神上被中国全面接受，将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伟大的艺术具有永久的魅力，因为人类所需要的同情的甘霖乃是艺术的真正本质。我相信，伟大诗人黄翔的诗界婆罗浮屠，将比容易导致人们杀戮和被杀的毛泽东主义长寿，正象自杀的犹太诗人保尔·策兰比法西斯主义长寿，遇害的俄罗斯诗人曼塔尔斯塔姆比斯大林主义长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