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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熬浆糊——评崔卫平《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妇女解放》

送交者: 诺微2004/02/13 14:10:34 [诺奖百年]


笑熬浆糊——评崔卫平《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妇女解放》

崔卫平女士的文字,以前读过一些,印象中其文风犀利、条理清晰,读起来爽快。只要见到崔女士的文章,一定要看一看,必有收获。

不过这篇《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妇女解放》,恕我直言,乃是崔女士以血泪之功奋力熬出来的一锅浆糊,嚼起来味道怪怪的。这样一篇文章,除了用来浇那些徘徊在传统与现代边缘女性的心中块垒,我看对年轻一代的女性没有任何作用,不看也没有什么损失。

除去开头与结尾,中间的论证部分让我难以消化,直看得头皮发麻。不过我还是坚持住,麻了几麻,尽力梳理出崔女士的思维路径,大致如下:

1. 女性的要求————精神上被关爱、肉体上的性欲满足————被这个社会严重忽视,处在压抑的状态,甚至不具有“正当性”,因此难以言说。严格地说,这也是一种性虐待;

2. 探究这种“卧室里的暴力”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政治中存在着某种‘病毒’”————也就是崔文后面论述的“宋江病毒”;

3. 作者用大幅文字论述“宋江病毒”的成因————也就是宦官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放大————令所有的中国男性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太监;

4. 由于自主性被阉割,中国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主体人格、没有主体意识、自我否定,只有社会性而没有自我。“从根本上来说,他不需要女人”,因此对女性也没有关爱意识;

5. 所以,男性必须自我解放,从个人自身的需求出发,抛弃不切实际的救世幻觉,进入到家庭中来——女性才能达到真正的解放。

不知道我算不算看懂崔教授的文章?

从上面整理的要点来看,第1点是提出问题,我认为都是好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是,问题如何归咎到2,即中国传统文化上(这里跳跃性太大)、它如何是有“中国特色”、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呢?作者是如何发现这个“大秘密”的?她没有做任何解释,只是用“经验不可逾越”把我们的提问的嘴堵上了,但我只感到嘴上被堵了浆糊。

作者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剩下来的长篇论证就成了自说自话。最后又突然跳到结论。结论本身我是赞成的,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回答不了开始提出的问题,或者说它们之间只有比较弱的相关性。

我们常说,在中国漫长的皇权社会中,精英阶层的人格是不健全的,为了符合等级秩序的要求而自我“阉割”。这里的“阉割”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说法,不料崔女士还真的从宦官文化入手,分析太监与其他全体中国男人的同构性。

这就叫做类比不当。抛开那些论述中出现的比比皆是的错误不谈,关键的错误在于,那些被去势的太监,是明确知道自己的缺失的。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与“忠”,同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孝”还经常排在“忠”的前面。为帝王服务的官员,父母亡故,可以丁忧,皇帝老子的事情不去管它,这是受主流文化赞赏的价值观。一个不忠的臣子,还有机会找到理由为自己开拓,比如天道逆转、昏君当政,博取大众的同情理解。但是一个不孝子,则必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众人唾骂。

太监的道德困境,在于不能尽孝。不仅毁伤身体,而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就是说,他不仅不能尽孝,而且违反了“不孝”的第一条。即便有些自欺欺人的做法,如收养义子,也改变不了他们内心自卑的事实。所以太监这个阶层,一直是被人鄙视的。在大众主流文化——民间戏剧、评书中,太监一般扮演的都是反面角色。如果不是生活贫苦,没有更好的出路,哪个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遭受这种折磨?而太监的心愿,就是有钱后从净身师傅那里赎回自己的男根,死后带着它一起下葬,恢复完整男儿之身。而且太监并非没有性欲,只是不能正常地实现,他们通过对女性用牙咬、指甲掐的变态手段发泄自己的欲望。

所以,太监清楚地了解男根的重要性,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残缺的,他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放弃自己的男性权力,对此他感到焦虑。

但这如何与皇权社会中的精英阶层类比呢?除非你认定精英阶层原本是自由、有健全人格的,但是为了功名,为了获得帝王的肯定、登到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从而放弃了这种自由,并且能自主地意识到自己人格的不完整。而且,他们有时还有着对自由的欲望,只是用变态的手段去实现,而且他时常为自己人格的不健全感到焦虑,盼望着有一天,哪怕是死后,恢复为自由人。——这真是美好的假说,我也希望它是真的。

为了自圆其说,作者将皇权提到了至高无上、社会唯一价值取向的高度。而据我浅漏的历史知识,历朝历代,只有毛泽东有这么大的权力。

作者强调了宋江杀惜的故事。她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人,把功名看得第一重要,因为狂热地追求功名而丧失了自我,失去了人性,不仅没有男女本能之爱,而且在女人阻碍自己前进的道路时不惜把她杀掉。所以宋江是精神上的残疾人,他没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需要。而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宋江病毒”,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无法解释。对么?

我没有读过一手的女性主义理论,但是我知道功名是什么呢?功名本质上就是权力,而权力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表现——也许是功名(名),也许是金钱(利)。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在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代都在发生,它并非宋江所代表的人群所独有。

狂热地追求,不管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都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极至,都会造成丧失自我、非人性化。犹如电影《指环王》中的那个有魔力的指环,占有就成了追求的本身,即使它给占有者带来的是灾难。

崔卫平用大段文字论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宋江们所追求的,就是那个实际上并不带来好处的“指环”,它是使人丧失自我意志的,所以宋江的功名,是“不正当”的。

这个“指环”,我们现在有一个好听、正面、比“权力”包容性更大的词,叫做“事业”。“事业”不仅仅是名利,还可以包容其他内容,比如献身给上帝也是伟大的事业,所以很多神职人员(天主教、佛教)放弃了自己的性权力,这也是一种“阉割”吧。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反过来说,如果宋江们狂热追求的,是一种“正当的”事业,他为此丧失自我,就有理由漠视阎婆惜的需要?

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爱迪生的故事。一个故事是说,爱迪生要结婚了,在婚礼上,人们怎么也找不到新郎,最后在实验室找到了——原来他忙着做实验,把新娘忘记了。

我不知道爱迪生的妻子当时会怎么想?为自己有一位伟大的丈夫感到高兴?这种事只是发生一次的特例?他的妻子不会长时间地处在寂寞之中?

爱迪生故事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一个男人,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漠视自己妻子的要求是“正当的”。而妻子如果不满,则是“不正当”的——你嫁给了一位伟大的男人,你甚至成为他事业的一部分,你还有什么不满?

这个,我想才是崔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境下,女人的确是有苦难言。一位事业有成的丈夫,以“我要写作”为正当理由,拒绝与妻子上床,而妻子无力反驳,因为她的性爱要求,在社会标准中,其正当性低于“写作”。(这里的性爱,本身包括了精神上的关爱)

我认为,崔卫平如果挑战的是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性爱是不是低于“事业”的“次等”要求?那么这篇文章会有价值地多。在文章的开始,她似乎提出了这个疑问。然而,我想她对这一点是不自信的,可能在她的心目中,她认同事业就是有着最高的、凌驾于性爱之上地位的传统价值观念。

所以,她后面的全部论述,还是从传统价值观出发。她不否认“事业”的至高地位,而是去证明中国男人追求的那个“事业”,不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事业,而是虚幻的别人的事业,是不值得追求的。这种追求,只会使自己不自由。说得好象是个天大秘密似的——所以我有疑问,是不是如果男人追求的是象爱迪生那样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就有了漠视女人要求的护身符?

崔文得出的结论,是男人要自我解放,要从沉重的社会期待中挣脱出来。这个我赞成,但它如何回答崔文开始提出的问题呢?你凭什么替另一个人决定什么是自由的、什么是不自由的?爱迪生热衷于发明创造,并不完全是为了符合社会期待,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自己。这种发明带来的兴奋愉快,很可能要大于性爱。同样,一个以写作为理由拒绝与妻子上床的丈夫,有可能是真正热爱写作的。他写作首先是满足自己,而不是社会期待。请问崔卫平是否否定“社会期待”?她写到“一个自持、自重、自明的男人,而不是自欺欺人、脚底打滑、呼天抢地的那种,在女人眼中显得更有魅力。”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社会期待?只是用女性对男性的社会期待,代替男性对男性的社会期待吧?一个自持、自重、自明的男人可能是自由的,但他也许不愿回到女人身边。

如果崔文只是提出问题,而由我来续写的话,我会说:

问题的关键,是男人对女人在精神、肉体方面要求的忽视。其忽视的理由的“正当”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男性文人会以写作为理由忽视,男性三轮车夫会以打麻将为理由而忽视(你要去跟某个次文化阶层辩论打麻将的“正当性”吗?)这个问题,还不普遍吗?

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自我意识的觉醒,原有的关于两性关系的知识、社会观念已经陈旧了。所以,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要有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对于男人,要真正尊重女人,关心女人的需要。

而女性自身,更要自我探索,自我肯定,理直气壮地大声地讲出自己的需要。

今天是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在这一天,西方各大学校园,将表演一出话剧《阴道独白》,作者是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特。自1999年以来,在情人节期间上演《阴道独白》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妇女战胜暴力” (Victory over Violence)运动的一部分,情人节也因此被赋予新的含义。作家欢迎任何人在V日发起活动中上演《阴道独白》,以“提高觉悟,反抗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这出戏我在去年9月看过,环顾四周,女观众占了2/3,以年轻人居多。它要表现的,就是女性寻找自我,肯定自我欲望的正当性。

这出戏,在中国也上演过,我知道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美国剧团,在上海的美国俱乐部用英语演出,另一次,是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导演的在广州美术馆演出。本来,这出戏将在情人节期间于京沪上演,就在国内外舆论将之视为中国开放的标志时,就在几天前,上海、北京官方先后发布了禁演令。

伊娃·恩斯特是比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女性不仅要实现经济独立,甚至要实现性的独立。她在剧中强调女性自慰的意义,以次实现女性的自我满足。

崔文中一再批判宋江们的“人格缺失”。须知人格缺失与否是个相对概念。对于宋江而言,他并不认为自己人格缺失,而坚信自己的人格是圆满的。我知道本坛中的女性都不支持激进的女性主义——我认识的女性中没有一个支持的。但是,在伊娃·恩斯特眼里,诸位女士是不是均属人格缺失呢?你是否应该为自己在性爱方面的不满(我相信本坛没有不满的,只是假设)而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你说你的人格健全,你凭什么那么肯定?

谨以此文纪念2004年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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