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与正常人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我们都是病人，程度却有所不同。伟大作家眼中的常态，在常人看来可能是病态，反之亦然。

正常人，尤其是作为分析医生的正常人或批评家往往可以设身处地揣摩乃至理智地分析病人的病态，但病人硬想站到正常人的 “立场 ”上，恐怕很难。同时也不必勉强。病人批评家有时也很好。

病人对他人态度人各不同，大致说来，可能有下述几种情况：

一，对他人漠不关心，他人的病跟我不相关，哪怕是同病，也不相怜，我病了我只寻求我的救助，我只读我的圣经。

二，我病了，与他人同病相怜，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我寻求与他人共同的救助，或者，我从他人的病情或灾难中寻找自我的慰籍，因为自己的病情轻微处境比别人好而知道感恩。

三， 我病了，我对健康的人感到嫉恨，他有病，但我并不相怜，他的病情恶化了，我幸灾乐祸，由衷高兴。我甚至下毒把仇人弄病。这也是人性，含有人性中的兽性。

第一种人当作家写不出好东西，第二种人才能写出好作品，他如果对第三种病人多观察，还可能写出更有深度的作品。较之第一种人，第三种人更难成为好作家。

病人作家得奖比例高，但还得弄清楚是什么病，一般是各种神经症，妄想症，精神分裂症乃至疯狂，更接近文学天才。下文是拙著 《 黑暗诗人黄翔和他的多彩世界 》中的几个片断，聊以作答：


现代文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经日益表明了疯狂与天才的联系，或伟大的艺术与狂躁症、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的联系。贝多芬、梵高、尼采、邓肯、阮籍、稽康、李白、张旭、怀素……无不是带有疯狂色泽的天才。某些病态症状，对于诗人或艺术家来说，也可能是好事，例如狂躁症可以催化艺术冲动，带来戏剧性的情绪起落，偏执或妄想可以凸现艺术家的个性，自恋情结可以高扬诗人个人的声音，被称为“灵魂受伤”的阉割恐惧可以意外地鼓舞精神的阳具勃起，精神分裂的幻觉或幻听，可以带来奇特的艺术通感……。
诗的疯狂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深知在昏聩世道中实践温文尔雅的“中行”（或中道）不易，因此只能求其次而狂狷，尽管狂狷是一种偏失的人格。狂与狷的区分在于，狂者进取，甚至可以无所不为；狷者退避隐遁，洁身自好，有所不为也。柏拉图认为，诗人只有陷入一种迷狂状态才能写诗。亚里斯多德说，从来没有毫无一点疯狂色泽的天才。亚氏的“悲剧过失”之说，同样把悲剧性格视为偏失人格。而在尼采眼里，吊诡的是，正是这种“悲剧过失”构成了一个人的完美的品格。
在病理学上，疯狂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我们主要不是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梳理疯狂的表现形式，而是以诗学的眼光来分辨不同性质的疯狂。


美国疯狂诗人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曾在《黑暗时代》一诗中把疯狂誉为“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心灵的高贵”。二十世纪的最险恶的环境，是两大极权主义造成的人类浩劫。在劫难中，人们怀疑上帝是否疯了。犹太作家威塞尔认为，“上帝的疯狂意指我们对上帝的理解充满疯狂的臆想。它并非指上帝疯了，而是指我们把我们的疯狂投射到上帝身上。”“我们的疯狂”，即人类的疯狂，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杀人的疯狂和唱歌的疯狂。唱歌的疯狂，是一种高贵的“道义的疯狂”。批评家加里·亨利在论威塞尔的文章中指出：“当憎恨和冷漠是社会常态时，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在道德上发疯以抗议社会的非人道。在1943年的德国，一个真正的人必须选择道义的疯狂以避免被流行的‘神志正常’所吞没。”对于诗人来说，没有在黑暗中担道义的铁肩，就不可能美妙地狂歌狂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