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语言创造了什么还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批驳大陆以于坚为首的一帮欺世盗誉的诗人不敢面对现实，回避诗歌真义，为自己偏安堕落寻找托辞，舍本求末而造成中国诗坛肉欲横流，人性败坏，思想虚无局面的所谓‘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诗”，而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之论
1。什么是诗
在<谈诗论道>一文中，于坚说：‘在我看来，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诗”，而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才有“诗经”，诗是“取诸野”，而不是来自关于诗歌的定义。’在我看来，就“什么是诗”， 在诗歌发展到今天，对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那里已经不会有什么关于定义的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即使那些痛斥某些“非诗” 不是诗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们心里有这种形式上的条条框框，而是这些“非诗” 在心理，在精神层面没有引起他关于“诗” 的美好也罢，丑陋也罢，平衡也罢“诗”本质应该带给他的愉悦，冲击或共鸣。在我提及丑陋的时候，我反对者肯定会大呼过瘾：“好！既然你也认为丑陋也可以是诗，那你现在来反对我们为那些乌乱的口语，下半身叫冤和平反，不是给我们把柄来打你的耳光？”不是！丑陋可以是诗，但丑陋成诗绝不是为了象那些人一样为对丑陋贪恋，鼓掌和颂扬！而是为在对丑陋的抒写中让人警示，斥责！我相信大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在农村，郊外甚或者城市的公厕看到过那些乱七八糟的洞，逼，鸟，机巴的文字或诗，有人称厕所文学。应该说现在这些厕所文学已经堂而皇之在网路甚至严肃的文学地盘大行其道。而且就成了我今天重点要批的对象。我想这样问一句，如果你是一个希望自己孩子走正道的父母，你愿不愿意在自己做爱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旁边观战？现在很多非诗甚至公然鼓吹邪恶，将偷盗，抢劫，杀人写得沾沾自喜，有一句话：小偷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是小偷。如果不是违心，想强词夺理，谁告诉我，他希望自己的小孩将来长大去做强盗！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说那些宣扬丑陋的“非诗” 是诗！难道仅仅因为自己为了标新立异，为了与前人不同，为了写前人所不写，为了填补一个肮脏的空缺，我们这些所谓的新新人类就要去做这种不德之事？我相信这不德之事，并不是前人那里没有，不曾想过，而是就象我在这里贴过的胡适的<尝试集>一样，尽管它曾出现过，甚至还是开启新诗的里程碑，但因为它过于粗造，而逐渐被人们遗忘了。所以我要说那些象于坚一样刻意要将“非诗” 泛化为“诗” 的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一种腐儒的迂腐与无知，钻牛角尖！在我看来于坚更有一层原因，就是在中国诗坛拉帮结伙，以牺牲公德来满足在中国诗坛坐大的私心，好让自己在去斯德歌尔墨开一个狗屁诗会有一个免费翻译！
03-28-03洛杉矶
2。话语权
昨天，写完了<什么是诗>贴在网上之后爬上床，我忽然想起这样一个命题：人类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会是真正向恶和向丑的！这就跟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开始的人类就象小溪，有的清澈见底，有的混沌污浊，而在它流向未来文明的大海时就愈见宽广，虽然它也会有局部的混沌污浊，而从更高远的角度看，它则是蔚蓝的澄清的，而局部的混沌污浊则体现着它的博大包容有待向前的一面。同时我也想起<谈诗论道>中于坚在下文中对文革时人们的所谓“大义灭亲” “杀熟(即揭发和惩罚熟识的人或物) ” 现像的不满，显然于坚在本性上也并不是向恶向丑的。那么他何以在当今中国文坛某些向恶向丑的文学现实面前选择了认同和辩护态度呢？--我不是为谈于坚而谈于坚，而是因为这种于坚现像代表了中国文坛(其实我认为文坛是由作者和读者两部份构成的) 在不良现实面前的一种困惑混沌的态度，尽管于坚在为这一现实认可和辩驳时似乎很清醒。是因为他的价值取向被至少两种因素所困惑，被无意转换而不自觉。一是文人的迂酸，以为人或者文学应该具有包容性，以为事物应该准许异于自己的情形存在，象人类文明的大海澄清应该准许混沌存在。一是我想谈的话语权的问题。我们稍稍留意，不难发现，当今诗坛为向恶向丑势力领头的人物他们的现实地位，在诗坛格局在走向变动的现今，就象当年“破四旧” “闹文革” 的红卫兵，有地位有知识的人们被视为“走资派” “臭老九” 而失去了发言权，而那些大学或者高中青年，他们稍具一点点知识，且年轻气盛，老的失去了发言权，小的还不具备发言资格，于是他们就占住发言位置，俨然成了正义的化身。而在这些拥有了现实地位的“诗人”中，在崇尚势利与权势的社会现实时期，那些稍有名气的“诗人” 和靠地缘有了大学教职身份的人们不自觉拥有了在诗坛“升官发财” 的机会，因为那些渴望“破四旧” “闹文革” 的“诗歌红卫兵” 正急需有人带领他们“造反” ，已经在心理上拱手把位置让给了他们，于是那些有“名气” 的“诗人” 和“有知识” 的大学教师就俨然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再加上有象于坚这样在诗坛似乎真正有一定地位而实则自己的地位也需要稳固的诗人，或者因为腐儒的迂酸(在他思维中一定存在：一个大学教师或已经稍具诗歌感觉而小有名气的“诗人”，他们应该具备对诗歌好坏，真伪的基本辨识能力，而在诗坛盛行先锋与落后划分的时候，岂能因为自己不发言而让这些先锋和这些先锋得势之后未来承认他们的人们在将来因为自己不发言而误认为自己“站错队” 陷入落后与保守之列。文人的迂酸就在这里，摇摆不定，没有真正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者出于某种不自觉的私欲而妄作辩护或顺势拉帮结伙推波助澜，于是使这场诗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政治环境准许或者急切需要的情况下愈演愈烈，现在看来似乎如火如荼了。就其实，这场诗坛的“向恶运动” 实在是因为真正的诗歌在现实大环境无形的干预下失语，和不具备诗歌发言权的人们在崇尚势利和权势的社会现实中被“黄袍加身” 受宠若惊所致！！！
03-29-03洛杉矶
3. 何为史诗
在为所谓的“口语诗” 的辩护<谈诗论道>一文中，于坚赞道“在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即“口语诗的写作--作者注)里面，诗歌不再是抒情者的风花雪月游戏，而具有了史诗和证据的性质。”这里我不禁想问，在于坚那里“史诗” 是什么？“证据” 为何而证？如果“史诗” 是关乎一段历史的抒写，那么请问用“逼” “鸟” “屁” “尿” 杀人，抢劫虚构的场景和孽情如何来写我们的历史？如果这种动物性的画面是象于坚所说在 “回到事物本身” ，“史” ，即自然状况的述写 ，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于坚所批判的抒情(显然于坚说“抒情者的风花雪月游戏” 是口急之误，因为那些抒情的人们情怀其实何等悲凉？如何“风花雪月” 得起来？)具有象征意味的反讽，那么一，是否把握了或者就是我们的整体社会现实，二，即使这整体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而我们如此照搬，自然的铺排渲染，岂不是为臭而唱，为恶而歌？是何居心？
的确，现在那些大行其道的所谓“口语诗” 确实是在为臭而唱，为恶而歌，但如果说那是“史诗” 或“具有史诗的性质” ，顶多只能说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史诗”，一小撮人的阴暗，是他们的“史” 和自然状况。如果把这一小撮人的现实硬说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史” ，未免就象非望着一只蚊子说是恐龙，指着一只苍蝇说是雄鹰，岂不太抬高了他们！太目光浅陋！
的确，中国这个社会龌龊，丑陋，恶！但它是存在于意识形态中，存在于社会体制中，绝不是这种逼逼鸟鸟，屁屁尿尿的肤浅！当然也绝不是用逼逼鸟鸟，屁屁尿尿所能述写的！更不应该是用生吞活剥的照搬，自然的铺排渲染，来为臭而唱，为恶而歌！
一个善良的诗人，如果具有宽远的胸怀，希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恶少一些，善多一些，丑少一些，美多一些，就应该看到社会的真实，而唾弃那些细枝末节的具体，即所谓“事物本身” ，以批判和倡导的姿态挞伐恶，弘扬善，挞伐丑，弘扬美。而不是为这种社会之恶所衍生的“事物本身” 所迷惑，甚或者泯灭良心，明知故犯，为一己之欲，而去充当吹鼓手！应该知道蚊子绝不会是恐龙，垃圾永远是垃圾。在这点上，我总觉得，对于于坚，似乎有些象弃娼从良，强人所难。
03-30-03洛杉矶
4。是语言创造了什么还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于坚说：‘在我看来，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诗”，而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才有“诗经”，诗是“取诸野”，而不是来自关于诗歌的定义。’这里有两个命题值得讨论：一是关于诗之为诗的根本功能是什么？即诗是为创造“语言的什么” 而被创造，还是诗人为用诗的语言来创造什么而被创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不知是于坚还是谁“发现” 了这个命题之后，我在几处网上看到某些自以为了不起的诗人似乎把它奉为诗歌宗教的经典教义，不惜以此来吹捧自己身边的朋友像样一点的诗动辄“为汉语创造作出了贡献” 。诚然，从前许多优秀的诗人象徐志摩，艾青，余光中，北岛，他们的许多经典诗歌为提高现代汉语的素质，丰富现代汉语的内容起到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他们在从汉语口语中(我始终要强调新诗的发展就是口语诗的发展) 为现代汉语发现“金子” 的时候，他们的初衷和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建造语言，而是希望通过语言恰到好处的表达他们内心面对自己面对世界面对世界和自己相互抵撞和交融时的真实感受，而为现代汉语发现的“金子” 只不过是他们为表达感受而苦心孤诣时所切砺出的副产品。这一点对于一个文学创作的真正高手应该是各有体会而无庸置疑的。当然一个能用语言精准的表达自己的诗歌高手一定有一个对语言的学习和磨炼的过程，但这是属于一种从语言中吸取营养，消化语言，为进一步精准的表达自己苦擂基础的过程。要说这也是一种创造，只能说是为自己不完善的语言系统进行创造，根本不能拔高到为整个汉语语言“创造了什么” 的高度！而他说‘在我看来，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诗”，而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 在这里，他要么是把“学写诗歌的过程”与“诗歌创作的过程” 混为一谈了，要么就是虚张声势，把“局部的训练活动”曲意拔高，上升到“整体的创造活动” ，本末倒置！在我看来，于坚和他的追随者其实是拉大旗作虎皮，为他们去炮制那些“语言的肉体性”(于坚关于当今所谓“口语诗” 的分析赞词--作者注) 的逼逼鸟鸟，和“被斥之为非诗、粗俗” 而于坚坚持是认为“当代诗歌最有活力的部分” 举旗铺路，好让这些丑，恶能够在世人心中的圣殿--诗坛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而使人们误以为诗坛真有圣灵天降，要来启示世人，只是自己无知，不了解丑，恶之中其实也藏着高贵和纯美，误以为这些高贵，这些纯美尚无人发掘，而他们现在是来做什么“先锋” ，去作开采！真是可憎！究其实，实则是他们害怕面对现实体制和意识世界的真恶真丑，不敢付出身心乃至生命去迎接真正的诗而作的逃避龟缩！蓄意将自己可悲的行为上升到为整体汉语“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的高度，为丑，为恶戴上高贵的光环，不止是牵强附会，更是居心不良！
诗的问题不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的问题， 是“语言创造了什么”的问题！
将诗的问题当作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的问题，是借口！是托词！以求逃避‘是“语言创造了什么”的问题’所务必付出的代价。从古至今，任何优秀的诗歌都是因为它在‘“语言创造了什么”的问题’上给出了令人感动和惊叹的内容才得以传世，得以让人们联想起它“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
二。是先有“诗经”(即“诗”的内容)才“有语言的创造活动” ，还是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 才有“诗经”--“诗” 的内容？这个论题好象跟上文有一些重复，但还是有必要补几句。语言之为语言，是感觉，情绪，情感，思维的外化与记载。可以武断的说，没有诗不是感觉，情绪，情感，思维的组织与记录！感觉，情绪，情感，思维就是“诗经” ，诗的内容！历史留下了太多的“诗经” 也浪费太多的“诗经” 。那些被浪费的“诗经” 就因为是“语言的创造活动” 在后！
还有一点，关于“取诸野”。于坚在他<谈诗论道>下文，关于“野”的述说给人的感觉是将“野蛮” 的“野”(他显然在赞颂--作者注) 与“正统” 之外的“野” 混为一谈。好象“野蛮” 就一定在“正统” 之外，不会在“正统” 之内(今天太累，我想快些结束，就不赘述)！而且他推崇在当今诗坛“野蛮” 之“野” 更应该是诗，是“当代诗歌最有活力的部分” 。他没有想到象我一样的人们才是“正统” “之外”的“之内” 又“之外” 的真“野” ，正被深压在地底，在用自己沸腾的热血呐喊呼号，这些呐喊呼号才是当今诗坛真正应该擎起的诗！而他所吹捧的“野蛮” 之“野” 的 “野” 不过是真正正统体制怂恿，放纵的假“野” ，实则犬属于正统怀中的“正统” 之“野” ！
03-31-03洛杉矶
5。“禁区”和“安全感”
在于坚<谈诗论道>中有下面这样两段文字耐人寻味：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写作传统崇尚虚构？我发现，中国很少有卢梭、普鲁斯特式的自供状式的写作。昨天看凤凰电视台郑也夫教授讲“中国的信任危机”，其中说到五十年代以来的“杀熟”现象，就是检举揭发的对象都是熟人亲人。因为生人的事情不知道，没有把柄，捏着的把柄都是熟人的。我由此想到，人们为了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逃避灾祸，已经习惯于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虚构自己的生活。如果生活的安全感只是来自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构、高雅化；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不祥；因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
‘“站在虚构的一边”可以天马行空，不负责任，在形而上的精神王国玩弄语言游戏，自我戏剧化，令人景仰的乌托邦气息，超越于芸芸众生，“比你较为神圣”。“回到事物本身”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写作，它是我们时代生活状态的语言证据。试想卢梭如果生活在文革时代，《忏悔录》不正是最好的定罪材料么？杀熟都找不到门，自己倒统统供出来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最起码的道德和良知的底线，这个底线是超越所谓“阶级路线”的，古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是跟着此一时彼一时的“大义”去“灭亲”，那么人和人就永远无法彼此信任，任何关系只是积累“把柄”而已。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虚构的、暂时的，只是攻守同盟，迟早有一天要被揭发的。“回到事物本身”乃是一种危险的写作，因为换一个角度看，它就是“把柄”。“站在虚构的一边”则比较安全，因为无迹可寻。’
在上面两段文字中，于坚努力要将肤浅的，浮在精神世界之外，执迷于事物表面的写作，也就是他极力为之辩护的所谓“回到事物本身” 的写作上升到精神层面，似乎这种写作是在一个民族的道德与良知中想要或者可以揭示什么，似乎它冒着严重风险在闯入一个不被现实世界所允许而却是人们所极力渴望心向往之的崇高的精神禁区，在为人们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罢，安心也罢总之对于我们是属于祥和类的精神世界的美好东西。但他怎么上升也没上升上去(怎么可能上升上去？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如何上升上去？)，而是以虚拟和预设，把这个现今现实温床内的快活宝宝放置到文革时期或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人人自危的场景之中让它在他自己一厢情愿想象的虚构中，欺骗读者，让读者跟随他的引导，去误以为它可能会遭受危险和磨难，而使人们对他的所谓‘“回到事物本身”乃是一种危险的写作’的观念产生认同。这实在是苦心孤诣，曲意拔高，为 “肉体性” “口感性” “回到事物本身” 的写作强加上“悲壮” “崇高” “英雄主义” 的色彩！因为就其实，这种肤浅的，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写作在现实世界正快活得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万花盛开。于坚之所以要如此这般，是因为在他心中很清楚，真正的诗歌总是充满着冒险和悲壮，充满着苦难和辛酸，他为这种在现实世界正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不负责任的写作虚拟这些冒险和悲壮，苦难和辛酸，就是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崇敬和掌声，进而使这种虽然正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但因为肤浅，随心所欲，不负责任而并没被世人全面认同，甚至仍在遭受抨击的写作能够获得人们的首肯与承认，从而挤下徐志摩，艾青，北岛的传统，而真正坐上正统的位置！切，如果我这时对他说：“这是妄想！”绝不为过。
另外于坚在文中提到“安全感” ，他说“如果生活的安全感只是来自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构、高雅化；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不祥；因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显然于坚将普通的生活的“安全感” 与宗教式的精神的“安全感”混为一谈了。“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构、高雅化” ，这应该是在谈精神的宗教式的“安全感” ，而不是他所指的“生活的安全感” 。“生活的安全感” 应该是指对现实世界顺境和逆境所产生的危险和平安感，既然是意识形态，是形而上，就应该属于“精神” 的“安全感” 。而“精神的安全感” 就应该来自“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 所谓“宁死不屈” ，“大义凛然” 就因为人们“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 ，相信着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相信的理念也罢，教义也罢，信仰也罢这些精神世界的事物。我就想到我曾写过<死--告诉丑恶的世界>
即使你斩断我的喉管
死
对于我
依然会是一种食物
你想让我对着你啼哭
想让我朝你泪如雨注
你错了，真的错了
我会让这死
在肠胃里翻覆
在咀嚼后变成一摊肥沃
在你期待看到的枯荒处
我要让他
在枯枝之上长出花束
告诉你吧
对于一个
象我一样的人
恐惧虚
远胜于恐惧实
恐惧生
远胜于恐惧死
生存对你是他的残忍
死亡对他是你的无能
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他面对精神世界真正属于他相信的事物时，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且只有这样他才真正能获得精神的“安全感”，而不是于坚所说的“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不祥；因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当然“诗人”是“人” ，他不会不具有“人”的一面，当“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 时，感到“意味着不祥” ，这不是他“诗人” 的一面而是“人” 的一面。于坚对此混为一谈，要么是自己无知，要么是为所谓“回到事物本身” 的写作渲染一种“别人不能他们能” 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色彩。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在“人” 和“诗人” 之间我的心态是平和的，并去强要求什么而去走极端，也就是应该面对的时候，我会坚持，会面对，在不必面对坚持时我也会不面对不坚持。但是于坚既然是在谈“写作”，谈“诗人”，他就应该诚实的面对这些真正属于“写作”“诗人” 的问题，而不应该一方面在谈“写作” “诗人” ，一方面又是故意偷梁换柱以普通人的眼光蒙骗人。其实质是为了招摇撞骗，蒙哄过关，让所谓“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 在世人心中取得合理的通行证，让逼逼鸟鸟杀人抢劫畅通无阻霸占诗坛市场。
04-01-03洛杉矶
6。是精神性写作和平民化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关于上世纪以来诗歌写作风格的定位
从网络各诗论坛得到的资讯看，好象大陆诗坛在对诗歌风格的区隔大多以“知识分子写作” 和“民间写作”来界定，因而又繁衍出后来的“口语诗”“下半身诗歌” 的说法，甚至还有“诗歌体制”(关于诗歌有“体制”这种说法，是否确切，留待有时间再谈)之言。这似乎成了这小段历史里人们约定俗成的划分。而这种划分纷纷扰扰，联绵不断，实在让人迷惑。作为一个读者，一个喜欢诗而又不太参与诗歌评论的外人偶而看到这些词语，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哦，“知识分子写作” 应该就是“知识分子” 的“写作” ，即作者是“知识分子” 。“民间写作” 应该就是通常的“作家协会” 或类似“作家协会” 的隶属于官方甚或者半官方组织之外的作者的“写作” 。而究其实，似乎不是这样，其划分似乎以其内容来作区隔的，譬如这些诗歌所写的内容是知识分子常考虑的内容，理性重，注重精神，讲究崇高和唯美，因而属 “知识分子写作” ，那些诗歌其内容是在“诗歌体制” 之外(而所谓“诗歌体制”看起来也就是指因教育，教化，风气而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 ，感性强，注重细节，讲究故事和趣味性，贴近生活现实，因而属“民间写作” 。
而无论是按读者误以为的，还是按争论者以作品内容为鉴别标准的，两种划分于坚都很难说他到底是“民间写作” 的诗人，“口语诗人” ，还是“知识分子写作” 诗人。因为就其身份，高校毕业，又是期刊编辑，在现时中国期刊半官方化的状态中，他不应该属于“民间” 之列，而且他甚至是领国家奉禄的作家，那就更不在“民间”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会觉得他的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 。而他为“民间写作” 的极力鼓吹和辩护以及其他人众口一辞的他的代表作都是在将他树立为 “民间写作” 的主要诗人，和“口语诗人” 代表。而就其作品的内容而言，按照上述他们以内容的划分法来分，他其实两类作品都有(不必举例)。那他不说是“知识分子写作” 的诗人，至少他属于两牺作者。就当时和目前“知识分子写作” 与“民间写作” 如此强烈的对立，尤其“民间” 一词含有浓厚的路线色彩及世界观情结，一个鲜明的对立者将对方与自己合二为一，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显然，这里有一个让人很难历清的困扰！
那么产生这个困扰的原因在哪里呢？如果说划分法是对的，那么就是作者是错的；如果说作者是对的，那么划分法就是有问题。困扰已经出现，不可能两者都对，而产生困扰，要么就是两者都错。可是作者既然创造了作品，作品在讲话，这是事实，是不会错的。那么就是划分法出现了问题！
纵观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诗人及其作品，不难看出，他们真正的分野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属于哪一个不同的阵营，代表哪一个不同阶层的利益。不是的，不是象“知识分子” ，“民间” 两个词列在一起，在字面上给人的那种鲜明的，抵触性的堡垒感。无论‘理性重，注重精神，讲究崇高和唯美’ 的 “知识分子写作” ，还是‘感性强，注重细节，讲究故事和趣味性，贴近生活现实’ 的 “民间写作” ，他们各自都有接近甚至完全和对方原则相符的作品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争辩的这两种写作其实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不是象路线斗争，对立的世界观不可调和！所以以“知识分子写作” 和“民间写作” 两个互不包容的概念来界定和划分显然在人们心目中人为的制造了两种本来有着交叉关系的写作的对立！而重看历史，形成所谓“知识分子写作” ，让所谓的“民间写作” 头痛的传统，即于坚所说的“诗歌体制” 的“黑手” 是什么呢？我引于坚在<谈诗论道>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国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写作，无论强调政治的还是标榜不问政治的，崇尚的都是“站在虚构的一边”。至今依然为诗人们津津乐道。政治抒情与自我抒情就惯用语来看，贺敬之式的抒情与海子式的抒情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站在虚构的一边”是一致的。“站在虚构的一边”，其实已经成为诗歌风气，常识、诗歌教育和诗歌体制。看看教科书，其实大都是依据是否“站在虚构的一边”来取舍作品。“站在虚构的一边”制造了大批的“高雅迷”。 ’ 其实他应该把北岛也列进去，我想他其实未尚不曾想过。只是他感到如果把北岛也列进去，很多事情谈起来，他就会有些力不从心了。如果说贺敬之，海子是块大石头，北岛就是一整座山。石头尚能勉强为之，山实在是他应付不了。因为贺敬之，海子的确有他们虚的一面，虽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诚恳真实，但在读者和普通人读来则不踏实，与自己心中所感受到的“人” 和社会等的真实有一段距离，可以让于坚捞一些口实。而北岛一代以钢铁般的力量撼动了整个历史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无论强调政治的(如<回答>)还是标榜不问政治的(如<一切>)’， 他们都没有“站在虚构的一边” ，都在人心中烙下了真实而且真诚的印记。这里被于坚所指责的就是思辨的，理性的，崇高的，甚至抽象的“精神性写作”，这种写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大机器中“人” 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同进退，在90年代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遏止。于是逐渐，或者其实在80年代尾与海子相随就出现了如于坚后文所说的：‘但在八十年代后期，一些诗人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国式的柏拉图主义里面走出来，诗歌中出现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倾向。就语言来说，距离事物本身，距离身体最近的语言当然是口语，是人们日常生活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那种语言。’单从语言看，因为朦胧诗给人的感觉比较“文气” ，有些句子翻来副去的想，也似乎还在五里云，搞不太明。因为“崇高” 总与“抽象” “庞大” “遥远” “莫测”等境界相随，这种境界落在文字上，必然也会给人空朦迷茫的感觉。而于坚所提及的“民间写作”这其实是另一种思潮的出现所带来的反映，即平民化思潮。80年代后期，由于北岛们所揭示的‘国家大机器中“人” 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使个体意识不断强化并深入人心，人们开始重视自我，重视自我的价值，甚至形成了许多人的自觉意识。而‘国家大机器中“人” 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同时也让一些人们窥见了“人”的渺小与脆弱，面对国家意志，组织威权，社会强力，很多人由对‘“人” 的存在’(强调“人” 的存在就是对“国家大机器” 的反抗) 的狂热退而注重关心“人” 关心自我，而淡化对“国家” “政治” “社会” 的关注，于是贫民化思潮开始启程。“平民化写作” ，也就是于坚们所说的“民间写作” 即为这种思潮的反映。这种写作因为它是反映平民意识，淡漠崇高精神，因而更贴近自我，随俗，感性，真切，具体，所以它的语言抒写的内容是一种直观的真实，而不是象北岛那样，是一种抽象的真实。
因此人们总在清理而总没理清的“知识分子写作” 和“民间写作”其实是“精神性写作” 与“平民化写作” 。如果这样来理解历史并划分与之相随的思潮之下的诗歌，我们就不会让人有冲突和困扰感。
04-04-03洛杉矶
7。是精神性写作和平民化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二)
--关于上世纪以来诗歌写作风格的定位
昨天太累，写得零乱，今天抽出昨天一部份整理了加深了些，贴给大家
纵观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诗人及其作品，不难看出，他们真正的分野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属于哪一个不同的阵营，代表哪一个不同阶层的利益。不是的，不是象“知识分子” ，“民间” 两个词列在一起，在字面上给人的那种鲜明的，抵触性的堡垒感。无论‘理性重，注重精神，讲究崇高和唯美’ 的 “知识分子写作” ，还是‘感性强，注重细节，讲究故事和趣味性，贴近生活现实’ 的 “民间写作” ，他们各自都有接近甚至完全和对方原则相符的作品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争辩的这两种写作其实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不是象路线斗争，对立的世界观不可调和！所以以“知识分子写作” 和“民间写作” 两个互不包容的概念来界定和划分显然在人们心目中人为的制造了两种本来有着交叉关系的写作的对立！而重看历史，形成所谓“知识分子写作” ，让所谓的“民间写作” 头痛的传统，即于坚所说的“诗歌体制” 的“黑手” 是什么呢？我引于坚在<谈诗论道>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国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写作，无论强调政治的还是标榜不问政治的，崇尚的都是“站在虚构的一边”。至今依然为诗人们津津乐道。政治抒情与自我抒情就惯用语来看，贺敬之式的抒情与海子式的抒情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站在虚构的一边”是一致的。“站在虚构的一边”，其实已经成为诗歌风气，常识、诗歌教育和诗歌体制。看看教科书，其实大都是依据是否“站在虚构的一边”来取舍作品。“站在虚构的一边”制造了大批的“高雅迷”。 ’ 其实他应该把北岛也列进去，我想他其实未尚不曾想过。只是他感到如果把北岛也列进去，很多事情谈起来，他就会有些力不从心了。如果说贺敬之，海子是块大石头，北岛就是一整座山。石头尚能勉强为之，山实在是他应付不了。因为贺敬之，海子的确有他们虚的一面，虽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诚恳真实，但在读者和普通人读来则不踏实，与自己心中所感受到的“人” 和社会等的真实有一段距离，可以让于坚捞一些口实。而北岛一代以钢铁般的力量撼动了整个历史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无论强调政治的(如<回答>)还是标榜不问政治的(如<一切>)’， 他们都没有“站在虚构的一边” ，都在人心中烙下了真实而且真诚的印记。这里被于坚所指责的就是思辨的，理性的，崇高的，甚至抽象的“精神性写作”，这种写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大机器中“人” 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同进退，在90年代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遏止。于是逐渐，或者其实在80年代尾与海子相随就出现了如于坚后文所说的：‘但在八十年代后期，一些诗人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国式的柏拉图主义里面走出来，诗歌中出现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倾向。就语言来说，距离事物本身，距离身体最近的语言当然是口语，是人们日常生活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那种语言。’单从语言看，因为朦胧诗给人的感觉比较“文气” ，有些句子翻来副去的想，也似乎还在五里云，搞不太明。因为“崇高” 总与“抽象” “庞大” “遥远” “莫测”等境界相随，这种境界落在文字上，必然也会给人空朦迷茫的感觉。而于坚所提及的“民间写作”这其实是另一种思潮的出现所带来的反映，即平民化思潮。80年代后期，由于北岛们所揭示的‘国家大机器中“人” 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使个体意识不断强化并深入人心，人们开始重视自我，重视自我的价值，甚至形成了许多人的自觉意识。而‘国家大机器中“人” 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同时也让一些人们窥见了“人”的渺小与脆弱，面对国家意志，组织威权，社会强力，心感无能或恐惧，很多人由对‘“人” 的存在’(强调“人” 的存在就是对“国家大机器” 的反抗) 的狂热退而注重关心“人” 关心自我，而淡化对“国家” “政治” “社会” 的关注，于是贫民化思潮开始启程。“平民化写作” ，也就是于坚们所说的“民间写作” 即为这种思潮的反映。这种写作因为它是反映平民意识，淡漠崇高精神，因而更贴近自我，随俗，感性，真切，具体，所以它的语言抒写的内容是一种直观的真实，而不是象北岛那样，是一种抽象的真实。
因此人们总在清理而总没理清的“知识分子写作” 和“民间写作”其实是“精神性写作” 与“平民化写作” 。
在八九之后，崇高精神遭受现实镇压，“精神性写作” 当然的遭受重创，很多类似的写作转入地下，形成了不久的将来人们很快可以看到的“地下写作” 。我就是其中一例，我还看到过另外的作品。当然我也有许多“平民化写作” 的作品。“精神性写作” 的另外一支，类似余光中<西螺大桥>风格注重思辨强调深沉而淡化政治的写作就成了与所谓“民间写作” 相对抗的主体。于坚似乎很藐视这种写作，其实我对此也不看好。有下面一诗为证：
母性
--读《余光中诗选》
做爱时
我需要戴套吗
如果思想在里面
肉体在外面
受孕也无所谓
你是在从前
我是在今天
不易也罢
这里有你的产床
产房
和你的热望
装心的器皿空着
苦等
哪一夜
我来轻狂
“平民化写作” 由于注重的平民意识，也就平凡，随俗，甚至随意，猥琐。“平凡，随俗” 就成了后来人们鼓吹的“口语诗” ，“随意，猥琐” 得时势怂恿和放纵，就成了“下半身写作” 。
但无论“精神写作” 还是“平民写作” ，无论“崇高”还是“平凡” ，无论“深沉” 还是“浅显”(即于坚所说的“诗歌不再晦涩朦胧了”) ，只要是诗就应该渗透着诗人的良知！应该关注现实(心灵现实和时势现实) ！向恶，向丑，是一种罪过，空泛虚无，言之无物，也是一种错误！商业家有商业家的财富--金钱，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财富--政体，军事家有军事家的财富--军队，思想家有思想家的财富--哲思，相对而言，诗人是最穷最可怜的！他只有一颗时时都可能遭遇危厄的良心！如果我们将他也糟蹋了，我们将一无所有！将会成为毫无自尊可言被世人所唾弃的可怜虫！
04-04-03洛杉矶
8。“地下写作” ，“平民思潮” 与“平民化写作” ，“民生思潮” 与“民生写作”
我这里提到“平民化写作” 不是在创造一个理论一个招牌，寻找什么卖点，而是它已是目前人们写作状况的一个事实。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大机器中“人” 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出现时，已派生出“面对国家意志，组织威权，社会强力，心感无能或恐惧”， 进而‘淡化对“国家” “政治” “社会” 的关注’ “ 重视自我，重视自我的价值” 的“平民思潮” 。当由‘国家大机器中“人” 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及至后来掀起的崇尚崇高精神的狂热在最终被强力遏止后，经过一段短暂的疗伤期，“平民思潮”便更加普遍，甚至盛行。“平民化写作” 当然而相伴而盛。无论是在从前可以化归为我所指的“精神性写作” 的注重思辩与理性在现在被标称为“知识分子” 的“知识分子写作” ，还是所谓的“民间写作” ，他们都其实是“平民化写作” 的范畴。与一直坚持“精神性写作” 的“地下写作” 在历史中将形成对照。而随着中国腐败的加强，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对外开放不得不造成的环境压力的逐渐宽解，民生处境的不断恶化，“民生思潮”已经开始出现，“平民化写作” 的一支将演变成“关注环境和民生状况” 的写作--“民生写作” 。如果环境和个人才能的允许，我们这个时代可望出现人们期待的大诗人！当下我在网络所见到的类似这种写作的较为优秀诗人有疼痛，管党生，张祁，还有小引，林林，陈金洪，伊沙似乎也有一些类似作品。
这里我着重来谈“平民化写作” 概念的准确在哪里：
(1) 。它避免了“民间写作” 概念名不正，言不顺，在字面上因“民间” 二字造成其主张的强烈的混乱，狭隘与分割。
“民间写作” 其概念造成的混乱是让创作和阅读在感觉上偏离而使创作和阅读者的整体潜意识滑向“民间即不入流，甚至下流和丑恶” 的低俗性一边，而使“民间写作” 在很多不明究里的追随者和阅读者心目中以为是对如“下半身” 等低俗写作的倡导与推崇(或许其本身真就认真以为这就是他们所谓关乎人性的目的与方向，而“民间写作” 只是他们前期的舆论掩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前很多的讨论就夸大了它的涵盖，而使我这篇关于它的文字也变得毫无意义) ，使本来应该可以与之水乳交融，或者成为其一部份的“精神性写作” 的作品与创作遭受隔离，使真正应该倡导的关注民生和环境状况反映“民生思潮” 的“民生写作” 也被分割。而“平民化写作” 概念即避免了这些。
(2) 。消弥了“民间写作” 对读者在语言辨识与区隔上造成的迷惑与痛苦，避开了“民间写作”无中生有对所谓“民间语言” ，“官方语言” ，“知识分子语言” 划分在语言选择上对创作者造成的困扰。“平民化写作” 是反映“平民化思潮” 。“民间写作” 也是“平民化写作” 的一种。而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概括了后期的“民生写作” ，和部份从前隶属于“精神性写作” 的“知识分子写作” 。任何语言都可以入诗！民间也罢，官方也罢，知识分子也罢，关键它是不是诗。不单单只是“口语”(我一直都认为这种界定极不确切，我一直认为新诗就是“口语诗” ，新诗的发展就是“口语诗” 的发展。除去李金发等极少极少诗人有文言入诗外，尤其到中共建国后几乎就无人再有人文言入新诗。那些引起所谓“口语诗人” 们反弹的诗歌语言不过是那些优秀诗人们从平凡的口语诗写作中写作出了经典的口语诗而带动诗人们从口语中找寻经典入诗) 。
04-05-03洛杉矶
9。“艺术审美力”与“艺术审美观”
老实说，我很不想提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总有人以此来攻击我，说我不承认或抨击一些“非诗” 不是“诗” ，是因为我不懂或不习惯，不理解。有人甚至拿当年谢冕对朦胧诗在读者中引起的困惑开论，说：‘谢冕先生早就预见了困扰诗坛至今的“懂与不懂”的问题：“ 一首难以理解的诗，并不等同于不好的或失败的诗，除非它是不可感的。一些人在这些诗面前的焦躁， 多半是由于他们的不能适应。他们习惯于一览无余的明白畅晓的抒写。他们的欣赏心理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并不了解，好的艺术是诗人与读者的共同创造，它们总是期待着欣赏者对于作品的加入。它们把自身未完成的开放式的(而不是封闭式的)存在付与欣赏者。此即属于可谓‘未完成美学’的范畴。此类诗的创造，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最大可能地调动欣赏者的创造欲望，吸引他们的参与。这是一种双向的有一定规范性的自由活动。可惜不少诗歌的批评者和欣赏者，对此缺乏谅解。”’所以，我不得不重提这两个词。因为在我这里以为是常识的问题，在他们哪里还不明白，需要启蒙。
“艺术审美力” 与“艺术审美观” 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说到底，所谓“艺术审美力” 不过就是对艺术品的“理解能力”，“艺术审美观” 也就是读者辨识艺术品所持的“世界观”。我不认为“世界观”对“理解力”会有什么限制，“理解力” 会因“世界观” 变大或变小。“世界观” 决定着审美活动对审美对象的认同与否定，这才是真！严格来讲，当今所谓“口语诗” 也好，“民间诗” 也好，“下半身诗”也好，不要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有几个读不懂他们！在他们哪里有什么故作玄虚的所谓“未完成的开放式的(而不是封闭式的)存在” ，什么属于‘“未完成美学” 的范畴’ 之物 ！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又回到“朦胧诗” 写作状态(虽然从“口语诗” 到“朦胧诗”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所谓的形而上的问题，又要回到折磨人的精神层面去讨论，但这却是一个二律背反，即非此即彼的问题) ，也就用不着于坚们去颇费周章，为他们大势噪聒：“这种语言的肉体性、语感、我手写我口，使诗歌偏离了诗歌体制，诗歌不再晦涩朦胧了，接近了生活世界” 所以对于他们那些下三乱的东西是不是诗，不是一个什么“懂不懂” 的理解力，即所谓“艺术审美力” 的问题，而是一个“认不认同”的“世界观” ，即所谓“艺术审美观” 的问题！
我必须强调任何一个艺术品(不被世人所知而被遗漏和因一些人狭隘的自私而遭排斥遗忘的作品不算) 当它为世人所知之后，都会领受一个人们心中的最后的“终极评判”。 那些单纯因为创作能力不够而错制滥造的作品在没走到这个评判之前已被淘汰，还有一些则会因为其内涵所透露的“世界观” 在受到这个“终极评判” 时不被人们所接受和体谅而最后被唾弃。那些真正的传世之作无论艺术能力还是世界观在接受这个“终极评判” 时都受到了认同与肯定因而得以流传。一个读者，鉴赏者或评论者如果他对作品的鉴赏心理没有达到这个层阶，那么他对作品的鉴赏与评论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错误和荒谬的，而他对其他鉴赏与评论者的见解与评论也就缺乏应有的能力支撑，亦即没有发言权！！
04-06-03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