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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瑞典文学院的“杰作”-- 一个犯众怒者的思索

送交者: 茉莉2004/02/11 0:55:0 [诺奖百年]







面对瑞典文学院的“杰作”

-- 一个犯众怒者的思索

茉莉



夜色笼罩中的斯德哥尔摩老城,皇家文学院前面的小广场,几盏嫣红的灯笼给这个北欧的冬夜增添了温馨的情调。街头小贩们都知道十二月七日是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演说的机会,他们因此拖延了下班时间。

昔日漫步老城时,我常常怀着崇敬的心情仰视瑞典文学院之所在。然而这一天,当我们中国的获奖者步入那座建筑主讲,那座房子在我眼中,突然变得那么平常无奇,它似乎与斯德哥尔摩任何一座建筑都差不离,这大概是“景随心移”的缘故。自从得知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痛心疾首之余,我就开始视瑞典文学院为一个普通的学术机构了。人们崇敬的对象必须是有点格调的人或事,一个学术机构,其格调高低是以它所奖掖的人所具有的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来确立的。

如果不是我家先生要出席高行健的演讲会,从美国来的一位朋友又坚持认为我有陪同的义务,我是没有兴趣去现场聆听这位在我看来是一次错误的获奖者。尽管瑞典文学院早在五十年代就诚实地宣称,他们评选出来的文学奖得主,只要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合格,他们就满意了。然而,第一个中国获奖者竟然如此远离诺贝尔理想标准,这个事实让我好长时间都在伤心。

伤心也好,高兴也罢,我们都终究要从喧嚣中冷静下来,需要严肃地面对瑞典文学院的这次选择,面对刘再复先生赞颂的这个“新世纪的第一篇杰作”,更要面对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心灵与中国文学的未来。



一,文学家以心灵分类


我们一直在期待真正的大师。每年诺奖的颁发,笔者都尽可能追踪瑞典文学院举办的演讲,聆听别国大师的脚步。不错,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汉语的声音在这个演讲厅回荡,然而,当高行健以舒缓的中国话读起讲稿时,笔者发现,人类其实不是由语言种族进行划分的,文学家更只能是按照心灵的性质分类。

区别伟大作家和写作工匠的标准是:是否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大师为我们树起人的丰碑,他们的作品具有关怀重大事物的深度与广度,有对人生终极关怀的执著与追求,而缺乏人间悲悯的人只有自恋的圣经可唱。

一篇获奖演说,让戴上桂冠的作家们无可逃遁,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人格素质,灵魂成色,理论素养,在这个大厅里抖落得一清二楚,让世人考察,他们放在天平上的精神含量究竟有几分。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然而,瑞典文学院这次却抛错了绣球,

在一切文学原理之上,还有一个永恒的人道主义。生命要遭遇许多痛苦,尤其是处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们,需要知道怎么个活法,因此才去寻找文学。冷漠文学是暴政施虐的后遗症,是人们丧失反抗能力的标志,由于文学所具有的影响力,冷漠甚至可以反过来纵容暴政的横行。当人们颂扬高行健和其“冷的文学”之时,一个民族的希望也就由此暗淡,因为知识分子的心冷,比一般人的心冷更为可怕,它意味着这个民族无处寻找温暖自己心房的文学。

极度的失望之情萦绕着我。苦难没有使高行健的心灵博大,没有增添他同情他人痛苦的能力,没有深化他的追思与质疑。在这个文学大雅之堂上,精神破碎者有了机会,一再嘲弄那些精神不败者,其嘲弄的语言冠冕堂皇,却掩盖不了自己的破碎与零乱。玩世者只会捣毁价值,却不会创建有生命的东西。一个被专制打击后,其脊梁骨不再坚硬的人,一个被在现实的洪水漩涡中,其头顶被淹没逃遁的人,在巴黎的高楼上关上自己的门窗,对世界的哀痛叫喊充耳不闻。他的演讲没有灵魂的悸动,没有生命的激情,没有从血肉里生长出来的思想,却在这里获得世界最热烈丰厚的回报。

伟大的艺术家不必都是挑战政权的勇士,但他必须是挺起胸膛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也捍卫他人权利的人。作家的职责是把真理与美的气息带给大众。艺术家先天的悲天悯人精神,使得他们不能不把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题材,即使是最孤独的隐士,也不能回避正义被亵渎之类的严肃问题。当心灵置于侵犯与守卫之间,人们的选择也就有不屈抗争与颓然逃遁之分。

在这个演讲大厅里,人们曾经聆听过一连串高贵的获奖者,他们带头站在真理与正义一边,在与一切不义的抗争中,以他们艺术家的敏锐与勇气,当仁不让地被瑞典文学院称颂为“斗士”、“英雄”、“代言人”。 缅怀上届诺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的演讲曾经长久地在笔者心中唤起无比的感动。那时我是何等地欣喜--格拉斯对人道主义的忠诚、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与他人共命运的火热关切,使我们相信,纵使这个世界充满灾难、悲哀与邪恶,还会有格拉斯这种文学斗士与我们同在。

这种与你同在的激动与感悟,在许多诺奖得主的演讲词里都可以读到。同样是来自侵犯人权的土地,《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就在他1982年的诺奖演说中,提醒瑞典文学院,不但要注意拉丁美洲的文学,更要注意拉美异乎寻常的现实:“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马尔克斯甚至利用诺奖演说的机会,呼吁欧洲人帮助拉美,创建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

为什么要在演讲词里谈政治?立下颁奖遗嘱的诺贝尔,他生前最崇敬的作家雨果告诉我们:“文学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女儿。”为了文学自由必须争取政治自由,这个简单的道理,百年来不少得主在他们的获奖演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语言重复过。对待现实的不公正,他们像雨果一样,“在墨水里掀起风暴。”然而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似乎不认为替他人争取自由是他的责任。

近在咫尺,与笔者一样同是流亡者的高行健,比较过去许多曾在这个大厅里用各种外语演说的诺奖得主--已经去世的和仍然活着的,他的流利汉语反而使笔者倍觉遥远与陌生。



二,中国人有权参与解释诺贝尔


为了尽自己的一份言说的责任,在高行健的演讲会议结束后,笔者在演讲厅门口,把自己与傅正明合写的一篇题为《瑞典文学院误导中国作家》的英文文章,当面交给了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赫拉斯-恩格道尔先生。恩格道尔先生表示了感谢,并询问了一下笔者的个人身份。事后,听说这位秘书先生复印了这篇批评文章,负责任地发给瑞典文学院各位院士阅读。

在这篇英文文章中,我们重温了诺贝尔的遗嘱以及历史上对遗嘱的各种解释,特别提到诺贝尔本人历来被视为“一个激进的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文章分析了这次评选将误导中国作家走向逃避现实的隐逸之途的问题,提醒瑞典文学院注意:处在极权制度下人们,对文学有着不同于民主国家人们的审美精神需求。我们表示,不愿意看到诺贝尔文学奖沦落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游乐场”,并要求文学院不违背他们百年来所形成的人文主义伟大传统。

按照惯例,瑞典文学院有责任听取来自获奖者祖国的各种批评意见,却没有必须回答的义务,他们通常对各种反应保持沉默。笔者对此一直抱着“说了就不会白说,白说也要说”的信念。就在笔者送交了批评文章三天之后,万之先生专门采访了这位常务秘书,其中提到笔者曾经公开批评的一个要点,即新闻公报中写到的有关高行健作品“也刺痛民主运动”的问题。恩格道尔先生对此做了一番解释,表示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明报月刊》二○○一年一月号)。这可以视为对笔者批评的间接回应。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民间的独立知识分子无权无势,所持的只是精神批判的立场。这个角色,不但要求对专制的当权者抗争,而且对民主社会的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甚至对不言自明的公理,也应该不停地提出疑问。因为民主本身就意味着压力行为和道德坚持。即使在民主国家,有权威的大声音也是忽视小声音的,民间独立人士因此只能加大质疑的音量,在最能被人听见的地方公开发表意见。

没想到,笔者对瑞典文学院的善意批评惹得一些中国人很不高兴。他们责难:到底干卿底事,你要在人家大办喜事时煞风景?如果一个犯众怒者可以自我辩护的话,我想说,我宁肯让瑞典文学院觉得难堪,也不愿去欺骗它--告诉他们说这次选择是多么的正确,我们中国人为此有多么自豪和感激。笔者相信,“求真”的学术理想既是我们追求的,更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所信仰的。

宁肯让高行健的知音们百般敌视,笔者也要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学不能都去走高行健这条路,瑞典文学院不能在中国民主运动的问题上,采取以放弃正义为代价的中立妥协态度,因为诺贝尔明确规定这个奖是为全人类服务的,那么,在人类还不完全平等的时候,它实际上不可能中立。否则,诺贝尔奖便不值得中国人景仰,它甚至有可能和它所奖掖的人一起犬儒下去。如果后现代的西方人需要建立“文学游乐场”,也请不要把钉子砸到弱者身上。

毫无疑问,任何权威机构与成功人士,其身后都会跟随一大群捍卫者。人们往往对受难弱者的呼救置若罔闻,却乐于去捍卫名人与权威。在对笔者的诸多指责中,有一个关于诺贝尔遗嘱的解释权的问题。有人嘲讽笔者妄自充当解释诺贝尔遗嘱的专家,有人说高行健有没有资格获奖不是你有权议论的,这只是瑞典文学院的事情。一位高行健的捍卫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有关文学奖的评判标准包括理想倾向的定义和解释问题,从来都是文学院的特权,他人的判断是无效的。”

诺贝尔遗嘱的解释“从来只是文学院的特权”?这种武断的说法不但阉割了历史,小看了瑞典文学院吸收包容的能力,更是无视诺贝尔有关世界文学的理想。其实,瑞典文学院拥有的绝对权利,只是法律赋予的遗嘱执行权而已。没有一个文学院院士敢于当众宣布:他们也垄断了解释权,其他人不能置喙。由于诺贝尔把遗嘱的执行权委托给瑞典文学院,使得文学院在解释诺贝尔遗嘱方面占有极大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不应当成为一种垄断。如果这种解释权被垄断,就会成为一言堂,近似独裁。没有人能够垄断诺贝尔,正如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理。我们只能逐步接近真理,瑞典文学院也只能逐步努力接近诺贝尔的本意。就因为瑞典文学院长期以来认真听取来自世界的批评与不同解释,不断地接受他人的解释成果,诺贝尔奖才有接近诺贝尔初衷的可能,才有今日的声誉与权威。

正如我们不能说莎士比亚的解释权只属于莎士比亚的后裔,不能说中国的四书五经就不允许洋人诠释,人类业已创造的任何精神财富都属于全人类。虽然诺贝尔的遗嘱非常简略,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诺贝尔,他生前留下不少诗歌、小说和哲学笔记,以及后期定型下来的思想,实际上成为解读他的遗嘱的唯一依据,而对这些思想的研究诠释,其权利属于世界,这实际上就是在西方已经成为常识的“学术自由”。

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就是最早尝试解释诺贝尔遗嘱的一位外国学者。一个世纪以来,瑞典文学院以外的一些批评家,包括北欧各国的文学批评家,都曾以他们研究诺贝尔“理想倾向”的论文,分享了遗嘱解释权。甚至众多的诺贝尔传记作家,都在他们的著作里设立章节,专门解释诺贝尔遗嘱。他们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被瑞典文学院接受采纳。又如,至今尚未成为文学院院士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先生,也曾尝试诠释诺贝尔的“理想倾向”,以分析中国作家长期未能得诺奖的原因,谁能说他是在“侵权”呢?

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发生过不少鳞选的疏漏与选人不当的问题,(根据一项国际调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失误),因此曾遭受过不少激烈的批评指责,甚至引发了两次大的抵抗运动:一是因为对托尔斯泰的疏漏,二是由于对斯特林堡的排斥。对托尔斯泰的疏漏,其批评和不满的声音来自世界各国。为斯特林堡抱不平的瑞典人,还曾捐款设立一个“反诺贝尔奖”,以反抗当时文学院的偏见。这些抗议结果清楚地表明,世界他国人民对诺贝尔遗嘱的认识,冲击了并影响了瑞典文学院后来对诺贝尔遗嘱的解释,从而间接地影响了遗嘱的执行。

受诺贝尔的委托,享受优越地位的文学院院士们,有必要经常反省与检讨,从而把面对世界鳞选获奖者的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使诺贝尔奖真正属于全人类。事实上,瑞典文学院也曾公开承认过不少错误,如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检讨。承认错误既需要来自各方面的中肯批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本届诺贝尔奖评委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不能努力去提高他们对中国文学的鉴赏眼光,笔者相信,下一届评委也会在今后的实际评选中有所矫正。

几百年来,西方人一直以极大的兴趣,翻译诠释我们中国的经典名作,如孔孟老庄、唐诗宋词,今天,也许是中国人参与解释诺贝尔遗嘱的时候了。来自东方的严肃认真的批评,是一种主动参与的行为,是对诺贝尔奖的真正尊重。一切认真探讨的观点,都应该被倾听;一切有道理的看法,都可以被采纳。例如笔者多次谈到的,处在西方后现代时期的诺奖,如何对待自由世界与东方专制社会的文学需要不平衡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瑞典文学院要面对的新课题。“你没有解释权”的蛮横,只能使诺贝尔文学奖变得封闭与狭隘。笔者从这次被指责的经验中,深感学术自由是有生命之物,如果人们不去维护它,坚持它,它也会自然枯萎。



三,“红旗下的蛋”与文学本位


   十二月九日,在佛光山听了高行健的演讲《禅与人生》之后,一位台湾朋友邀请我们用斋饭。施主中一位张先生听说我就是反对高行健获奖的茉莉,虽然生气,还是以佛教徒的慈悲为怀对我进行开导。他说:“高行健获得这个大奖是他和瑞典人的缘分,是他的福分,你不应该反对。”当时笔者嘴里塞着斋饭,不便说话只有连连点头的份,心里暗想:要是对一切有缘之事闭嘴,所有的评论家就要失业了。这位张先生一定不知道,不少诺奖得主在本国都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甚至闹得沸沸扬扬,如英国的戈尔丁,意大利的达里欧,这是很正常的争论,正好证明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不可穷尽。真正的文学批评可从来不认什么缘分和福分。

要了解笔者为什么会这样犯众怒,这里有一首诗可见一斑。这首诗发表在香港《当代文艺》12月号上,据说是代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声。作者自称是黄河之滨的一个虔诚的诗人和作家,他在诗中写道:

“虽然我没有吟诵过你的诗篇,
但我知那是最好的
虽然我没有阅读过你的文章,
但我知那是最好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身高、风度和言谈,
但我知那是最好的
虽然我不了解你的人品、性格和信念,
但我知那是最好的

这绝非是我的盲目恭维或是什么主观臆断
我可爱的同胞已经被世界承认了,
难道我还要去横挑鼻子竖挑眼”

--南侯:《为你举杯,高行健 》


诺贝尔奖也成了偶像崇拜的一种。崇拜者根本不需要去阅读高行健的文本,就以权威的褒贬为褒贬。在许多人看来,一个作家的地位不决定于他作品的真正价值,而在于他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认。这种不深入了解的盲从,必定以牺牲学术精神独立为代价。从这首诗里,人们可以想像我们这些“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批评者所面临的压力和敌意。不少海外华人觉得:高行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只要是中国人得奖我们就要高兴,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是共产党不喜欢的人获奖我们就要拥护。一个朋友来电子邮件严词训斥本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表批评让中国政府看笑话?”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被人视为“宁可犯众怒也要坚持自己立场的一根筋”。

正如崔健唱的:“我们的个性是圆的,就像红旗下的蛋。”与大陆文坛在当局的封杀下被迫沉默相反,拥有自由的海外却是热闹非凡,人们把高行健的文学从“冷”唱到辉煌。正如北京一位理论家给笔者来信说:“我们从电台里听到的全是海外名人的一片赞美之声。”这赞美中有多少是对高行健的真实佩服,有多少是对权威的维护,有多少是在聪明地做人,还有多少是从“从大局出发”,我们无从知晓。笔者只知道,从海外电台里传进国内的一片赞美与舆论一致,和国内对高行健评论的一片封杀与沉寂,都不是自然正常的事情。

第一次,笔者对自己一直信赖的海外媒体有了新的认识。一家著名的海外电台曾经来电邀请笔者参加一个讨论高行健的三人会谈节目,但当他们了解到笔者的观点之后,就再也不来录音了。而另一位已经对笔者做了采访的电台记者,也被高行健的一个“知音”告诫:“这种采访内容最好不要播出去。”至于高行健的捍卫者们向笔者发稿的杂志社打了多少电话,施加了多少压力,那是他们自己心里有数的。笔者因此痛心地认识到,即使是在西方自由社会生活多年的中国人,也还是乐于唱中国传统的“乡愿曲”,只要你不符合他们的一致口径,哪怕你再有道理,他们也照样设法封杀你。自认“一根筋”的笔者因此想起不与任何环境妥协的赛义德(Edward Said),他宁可牺牲所谓的“组织统一”与“内部团结”,也要保持自己独立思考与探讨的自由意愿。

文学批评在这里丧失了尊严。中国文学要健康发展,就应该对这次诺奖有正常的评论,需要尖锐的思想交锋与批评。充满审美精神与真正人格的评论,它不为任何一个狭隘的政治服务,而只对文学负责,只为中国人的心灵服务。诺贝尔文学奖呼唤中国出现有专业素养的、客观负责的评论家,他们应该熟悉中西文学史,有精确的文学素养与鉴赏水平,还应该了解诺奖百年史及其标准解读的发展轨迹。但是,在本届诺奖公布之初,我们看见的大都是官方唆使的恶意攻击、网上一片喧嚣和海外媒体的友情捧场。无论是官方还是海外,都把这次诺奖评论扭曲了,把它变成了一个敌对双方较劲儿的地方。可以说,这是世界诺奖史上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

然而中国文学评论界不甘心就这样集体丧失诚实,就这样集体失语与缺席。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坚持提问的权利。”近两个月来,越来越多的文学界人士阅读到高行健的作品,他们从仔细阅读中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带着怀疑的态度--真正的学术态度,去认知研究高行健的作品。既不附和中共官方,又不迷信外国权威的第三类声音--回归文学本位的声音,在新闻效应过后,正在渐次在发出来。尽管评论高行健的文章在国内被剥夺了发表园地,在海外又一席之地难寻,但认真的批评家绝不会徒劳。


四,“道学家”、个人主义、禅


算得上咎由自取,较早站出来批评这次诺奖选择的本人,所遭受的批评与谴责也纷至沓来。比较突出的指责是,茉莉的批评是“用政治干预文学”,“以大众文学压制个人主义”,还有人专门赠送笔者一顶“道学家”的高帽子戴。

只要稍稍浏览近两个世纪以来纷繁而生生不息的文学批评史,我们就可了然,各种批评模式从来就存在着尖锐对立。根据美学家高尔泰先生分析,笔者所持的批评方法,大约遵循的是俄国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批评传统,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特别强调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意义。无论人们怎样指责这种传统批评方式的局限,它毕竟是一种严肃的历史美学的批评方法,而联系政治伦理的道德批评,正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什么是道德的?笔者以为,那就是站在失败者一边,维护失败者的尊严,而不是在已经倒下的失败者身上再踩一脚。最近一个朋友指出:“中国这十年来精神资源的大崩解,从人的层次滑坡了一大截,离禽兽相距不远了,这个大滑坡,大概让我们的子孙补上好几百年也不一定补得回来。”因此,在价值脱序的今天,文学更应该维护正义。

哈维尔认为,真正的政治,是为你亲爱的人服务,为你的社会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刻的基础是良心和道德。善,就是站在弱者一边。无论今天的新新人类怎样嘲笑“真善美”的文学标准,那些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基本原则会永远耸立在那里,因为,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毫无真善美的可怕世界里生存。

然而,高行健却在一九九八完稿于法国的作品《一个人的圣经》中,对人们轻蔑地说:“你何必去伸张正义,而正义又在哪里?”(第146页)“那种激情和义愤该拿去喂狗。”(第156页)似乎经历过文革被强权欺凌过的人,就应该永远放弃抗争。在一个特别需要正义、道德和勇气的时代,在一个特别需要悲悯与同情的时期,芸芸众生的十几亿人中“破天荒”获奖的第一人,既没有勇气去干预生活,也没有能力在其文本中触及时代本质。一反常态的瑞典文学院用这次选择表明,他们对诺奖标准中的人文道德与责任的要求,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对此,任何负责任的批评家都不会无动于衷。

所有的善,所有的美,都包含在不是这种就是那种的“主义”之中。尽管高行健宣称他“没有主义”,但不少评论者都把他视为个人主义者,笔者就曾经在文章中指高行健提倡的是“消极的个人主义”。

然而,关于“个人主义”的定义,却有哲学定义与中国人习惯用语的区分。在社会哲学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一个社会本体论概念,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相对应。这种“个人主义”意味着个人乃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标的手段。其根本精神,是把个人首先当做独立的个体看待,而不是首先作为某一国家、民族、党派或团体的成员看待。其意涵为: 人格独立、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个人负责、自我实现。

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伦理道德概念。这个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甚至可以同时是伦理概念上的利他主义者,如罗曼罗兰曾经宣称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从个人出发,他对人类群体具有最强烈的爱,对社会具有最强烈的利他的责任感,他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使英雄再生”。在爱默生的个人主义里,有美的信仰与理想的闪亮。俄国流亡诗人布罗茨基描述自己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但他从不放弃用文学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利。我们甚至可以说,伟大的作家必须是这种类型的个人主义者,浩瀚的文学史如果不是有那么几位像罗曼罗兰一样的个人主义英雄,而只有要死不活的悲观与自怜,只有冷漠颓废的玩世现实主义,那么,人类的元气早就丧尽。

然而,我们中国人在使用“个人主义”时,习惯于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这种习惯用法,通常与“自私自利、利己主义、自我中心(selfish, egoism)” 等伦理概念同义。当笔者在使用中国的习惯用法谈高行健的个人主义时,被一些人使用哲学上的意义予以批判,这是双方都没有清楚地界定概念的缘故。而高行健的个人主义,与笔者上面例举的个人主义作家较少相似之处。瑞典评论家彼德·路德松认为,从集体同谋犯罪中走出来的高行健,现在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享受,他信仰的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极端的、彻底的、享乐型的个人主义,我们只能按照中国的习惯用法--利己主义去理解他了。

一个人选择如何做人、如何写作,是不应该受到干预的。即使选择做一个利己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也是高行键的基本人权。但在伦理的评估上,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目标有秀异与平庸之分。特别是作为一位指标性的公众人物--诺奖获得者,其价值及行为有公众效应,更有被仔细评估的必要。这是现代社会对公众人物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笔者非要与高行健先生过不去。

离开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天上午,我们在郊区的佛光山听高行健谈禅说佛。他说:“实际上佛家对我影响很深,我对禅宗尤其倾心。”言辞似乎还算恳切。禅宗之所以被人向往,就在于它面对个人世俗功名利禄的“无念”。真心倾心禅宗佛道的人,较少“个人”概念,更多“群人”概念。只持安己、乐己之心的人,佛教称之为“入魔”。成佛者心中浮现的则是“群人性”-- 利己更利人,凡事随缘而不退缩,相当于为社会奉献的义士。而高行健先生是否愿意做这样的义士呢?

从战火中死里逃生的诺奖得主海明威说:“当你看到人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既没有获得诺奖也不信佛的顾准,在最黑暗的时代也坚持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的灵魂安宁是不足为训的,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这正是佛的大我品格。

没有信念的写作是不足道的。灵与肉、忠诚与背叛、光明与黑暗、行动与不行动,信仰与不信仰,绝不能都混为一谈。不惮于被人嘲骂为“道学家”,不惮于被人挖苦为“代言人”,在众人对受难的弱者背过脸去的时候,仍然与他们一同哭泣,这样的作家,才有可能接近高贵的哲学的个人主义,也才有可能接近佛与禅。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于瑞典松兹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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