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世界
傅正明译
译者按：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旬，在诺奖百年庆祝活动期间，瑞典学院特邀纳丁•戈迪默、席慕•希尼、君特•格拉斯和维迪•奈保尔四位诺奖作家参加一次文学座谈会，座谈会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举行，以“作家与世界”为题，由瑞典学院院士和作家帕尔•维斯特伯主持。以下是从电视直播影带翻译的座谈记录。
帕尔：欢迎你们来到斯德哥尔摩王宫和皇家图书馆。今年庆祝诺贝尔奖颁发一百周年，诺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我作为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诺奖评委，代表瑞典学院特邀四位文学奖得主在这里与我们一起座谈。维迪•奈保尔先生是本届诺奖得主，他象征着文学奖的一个新起点，他从特利尼达、英格兰走来，今天已经成为足迹遍及世界的旅行家。来自南非的纳丁•戈迪默，曾经让人们了解到那个种族隔离的恐怖世界，她的小说为反种族隔离斗争勾勒了一个概貌，摆脱了种族隔离的统治之后，现在她还在继续深入研究人性。来自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我们早就听到他那敲了四十多年的铁皮鼓了，鼓点铿锵有力，令人鼓舞，使我们铭记我们的时代曾经遭遇的重大问题。爱尔兰大诗人席慕•希尼，他植根于爱尔兰泥土的枝桠已经跨越海洋延伸到北欧，当然，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北欧。我们真诚地欢迎你们，我们互相之间早就认识了。在这里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座谈，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诺贝尔在遗嘱中谈到获奖的作品应当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呢？你们已经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吗？纳丁？
纳丁：我认为，作家必须把握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在于如何使这个世界更富于人性。尤其是就狭义的解释，就政治影响而言，应当如此。很难说，现代社会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对统治阶级的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且能够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直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而且，其作用更持久，更潜行默化。当今媒体如此之多，借助新闻报导，人们得知各种事件，也许会有点儿影响。在报刊杂志的栏目上，人们可以得到目前的恐怖危机的背景知识。我认为，作家凭借其想象力和洞察力，可以为世人叙述在这个危机发生之前的事件，可以从长远的观点来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给人类带来益处，靠的是敏锐的思考。这往往要求作家抱着明确的态度，不趋时合流的态度。普罗斯特说：“绝不要害怕走远路，因为真理就在远处”。我认为这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
帕尔：艺术可以消灭压迫吗？当然，索尔仁尼琴改写了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这是一个特例。西班牙作家罗卡（Ｌｏｒｃａ）死了，却仍然活着。弗朗哥早就被遗忘了。
维迪：我们不能只谈压迫。文学之所以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文学所改变的是文化，是人的思维方式。卢梭，几乎在蒙田之后创造了现代世界。巴尔扎克使法国人形成了他们的法国观点，福楼拜延伸了这个观念。当代作家乔德福利（Ｎｉｒａｄ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的自传《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的自传》，使印度人对他们自己先前不知道的历史形成了一个观念。因此，人们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把时事撇在一边。人们都认为：作家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于娱乐作用。
帕尔：你的看法呢，君特？
君特：文学的功能在于记忆。我们所处的时代，左右其走向的是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但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因此而有可能记住被忘却的故事——那些故事乃是现实的一部分。在文学中，我不叙述胜利者的历史，只叙述失败者的历史。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历了社会生活中进行的一切抗争。政治与文学应当分离开来，人们如是说，但它们却往往扭在一起。如果我们觉得，谈论政治就得小心翼翼，那么，政治就会一口把我们吞噬了。政治家是饥饿的——这是我在战后的体验，作为“燃烧的一代”中的一员体验过的残酷的现实。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也没有忘记魏玛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当时有些作家说，人们应当处身于政治和社会之外。但后来怎样呢？他们被迫移民，一部分人被杀害了。这是我年轻时得到的教训，我懂得这是为什么。
帕尔：是的，我喜欢多思考。在这信息如雨的时代，我们作为作家必须往回看，必须记住那些故事，回顾那些实实在在奠基在深层的模式，追溯湮没的历史，如维迪所做的那样，如你们大家所做的那样，你们已经深入……。
君特：深入那些人们不了解的，没有写过的，口头的历史。
希尼：文学有益于人类，不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有益于每一个个体，有益于人们互相了解，有益于抗衡那种无形的可怕的压倒个体的力量。一幅图画，可以唤起美感或情感，从而通过诉诸个人的感情促使人们追求理想。可惜布罗茨基不能参加我们讨论了，但是他曾经谈到一件奇妙的事：“如果艺术教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的命运乃是某种个人的事情。”这种洞察力是颇有益处的。
纳丁：我认为，我们是被迫走向个人的领域。写作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况，从本体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角度来研究。你，君特，谈到记忆。历史也是一种记忆。但是，对记忆的研究，唤醒的记忆——我们靠诗人和作家的人格来浇铸而形成的作品，是一种补充。它所补充的是早已存在的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
希尼：它补充了笔录下来的各个方面吗？
纳丁：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历史连一半都讲述不了。我们的探索，例如，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探索补充了另一半。我们所见所闻的东西属于表层，但我们更深入了一层。所以我要创作，要效法某些作家。
维迪：你和君特谈论如何在可怕的处境中写作。而我要写的是使人惊异的事件，不复存在的社会现象。
君特：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的家乡在但泽，现在那里居住的是另一个民族了。通过文学，借助语言，可以生动地再现那些政治上的失败者。但我也体验到，某些重要方面已经改变了。文学史也是一部检查制度的历史。从一开始，书籍就是被查禁的，后来总是不断受到查禁。但是文学始终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等待。“两百年后我们的禁书将面世。”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一个作家被查禁，像世界各地所发生的那样——监禁作家、处死作家，那么，我们再也不用等它一百年才出书。因为，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人们有可能终结这样的历史。使用全部核武器和一切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在地球上抹掉一切生命。但是，我们不能继续采用上个世纪的同样的方法。
希尼：让我勾勒一幅素描吧。一战期间，我们在德国或英国的战壕里，有人却携带一本《名叫艾内斯特的重要性》（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剧作）。手榴弹爆炸了，人被炸杀了，尸体腐臭了……那种无可挑剔的、幽默的、智慧的艺术品成了陪葬品。艺术所展示的清晰的幻想，对人类是有益处的。它是一种抗衡，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逃避。它也是有趣的，维吉尔的《牧歌》就是如此，它是最为奇妙的诗作之一，是现存最美的田园诗，但是，那里实际上曾经是一片荒原，是满目疮痍的意大利，是涌流不断的难民潮。连维吉尔父亲的庄园都被没收了，但是，维吉尔把一种宁静的环境与荒芜的旷野并置在一起。米沃什的诗作《世界》，写于１９４３年的华沙。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历史事件化为文字。叶芝说：“我尝试仅仅用思想就能净化现实赢得正义。”多么激昂慷慨！不管怎样，靠恐怖手段我们无法达此目的，我们不能把正义事业委托给恐怖主义。那样的画面太可怕了，人们应当展现的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合乎情理的图画。
帕尔：我认为君特的主题是重要的。文学的确与记忆有关。一个“真实的委托”挖掘出来的过去的记忆，是很不愉快的记忆。我们，你们，都是见证人。通过艺术创造，你们描绘出完美的图画，同时也把个人的象征手法和全部想象熔于一炉。但是，一个极权国家不允许个人的记忆，不允许个人关系的介入。所以你们的作品受到检查和查禁。维迪呢，你的作品在好些国家都不能免于这样的命运。戈迪默的作品在她自己的祖国被查禁。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生…对此你想说些什么？
维迪：尽管如此，比起纳丁和君特，我很少想过这些事情……我在挖掘殖民地历史时，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但我是自由的。我从来没有被人跟踪，也没有人要求我修改某些部分。因此，我没有感到那种强制性的不得已的痛苦，也没有感到很大的危险，尽管我的写作是极为严肃的。但我没有深入思考人的命运，也没有想过我的作品的价值。我仅仅致力于观察现实，并且描绘一幅完整的图画。我只是纵笔写来。假如一位作家努力在脚下奠定一种稳定的意义，他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希尼：你当然不想站在一块朽木板上随着它垮掉。
维迪：说得好！绝妙的比喻！
纳丁：但是，如果我们过于严肃就可能受到责难。维迪，我不同意你所做的区分。人在充满冲突的关系中有其自身的根源，这是一个与创作相关的问题。但是，要创作就顾不得陷在纠葛中的处境。普罗斯特的“不要怕走远路”的告诫，甚至适合于人的内心世界。是的，我们是由我们的社会塑造的。但是人的不可思议的个性也是隐埋着地雷的一个标志。
维迪：是的。
纳丁：我们描绘这个标志。维迪，我赞扬你的获奖演说，真心赞赏。无可置疑，我们的内在见证，不但赋予我们自身以某种意义，而且也赋予世界以意义。可是，你却说你是非政治的，实际上，你作为殖民地的一个孩子，光这一点就已经属于政治范畴了。是政治塑造了你。
维迪：的确如此，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特别地非政治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点，我想承认的是：原因在于，像纳拉扬（Ｒ•Ｎａｒａｙａｎ）一样，像这位比我年长的刚去世的印度作家一样，我们长期处在与权力疏远的状态。我认为，在一场赌博中，我们只是筹码而已，我们失去了能够改变环境的主动感。
纳丁：可是，你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你自己的感触，你承当了表现这种感触的责任，并且说：“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想的。”“这取决于我，取决于我所表现的内容”。
帕尔：我要补充的是，维迪，你小看了你自己，因为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你已经充当了那些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只要通过倾听并且让他们的声音在你的书籍中占据一些篇幅，就能做到这一点。《大河湾》或《在信仰者中间》，无不如此。倾听别人的声音，就是一种功德。这是你们的共同之处。希尼，我想问问你的想法，你提到数年前的获奖者米沃什，他也是布罗茨基的好朋友，他说：“假如诗歌不为民族或人民服务的话，那算什么诗呢？”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希尼：每个人仿佛都会听到一种召唤，以为被赋予一种崇高的“天职”。在爱尔兰传统中，也许在俄罗斯传统及其诗歌中，都有类似的情形，诗人觉得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诫他：应当发出大家的有代表性的声音，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声音。但是，幸运的是，米沃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曾以反讽的笔调写到诗歌的意义，实际上，他所强调的是个人的经历及其记忆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说法，“一点一滴汇集起来表达出来的声音，假如不表达出来就不存在。”他和那些代表性的诗人所表达的，往往是个人的。但是在严峻的历史时刻，作家感到为人民代言是责无旁贷的。诗人Ｗ•Ｈ•奥登写了《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纳粹东进波兰之日），叶芝写了《１９１６年复活节》（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英起义之日），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异，由于遇到无法逃避的危险事件，就不得不以诗歌给予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既来自个人的经历，又冠以所有人的名义，奥登说，“我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种声音而已。”假如说他要“挽救”民族或人民的话，那么，他并不是要充当救世主，而是出于绝望尽其所能做一次尝试：“我必须在此时此地言说。对不起，但我是迫不得已。”叶芝在他的伟大的民族主义诗歌中，几乎是在请求原谅：“英国可能会恪守信义……”“对不起，我必须言说……”。
纳丁：我认为米沃什的那番话是值得质疑的，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希尼：哪一个观点？关于为民族或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纳丁：是的。但是，如你所说的，他正好否定了他自己。
希尼：但是，还是有一种天职，那就是代表他人发出他们欲言而未能言说的声音。你不会否定你自己的个性吧？
纳丁：不，肯定不会，但我要严格加以规范……。
君特：我怀疑这是否在讨论通常的文学。我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在这里由英语来统治，因此你们处于有利地位，我得努力跟上来。我用德语写作，德语蕴含着德国的历史。我开始写作时，德语已经被十一年的纳粹统治挫伤了。我以这种受伤的语言写作。我的情况与你们有所不同，因为我属于战败的一方，文学却因此受益。我们被迫不断进行自我诘问：“这是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诘问，我将一直问到死。“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活在战胜国的人们，是很难回头看的，例如，英国殖民主义劣迹斑斑，可我们却缺少这方面的伟大文学。
希尼：爱尔兰有呀。
君特：是的，但爱尔兰是一个特例。在战败国，对于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来说，处境相当可怕，但对于文学来说却是有幸的。如果人们不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他们就会不断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这个民族，而且取决于语言。我说过：我的语言是受伤的语言，我们甚至不敢运用它或采用那些词汇。但我也说过，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并且说：这是语言的错误。我们的语言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丰富。我们可以重新回归巴罗克语言——利用其他的各种可能性。这就是我的手法。要对文学进行完整的归纳，我没办法找到答案。
维迪：米沃什能适用于美国或英国吗？你能说，在英国，如果作家不为这个国家服务，就写不出重要作品吗？！
希尼：让我解释一下。一首长诗中有一段引文涉及这个问题，这首诗题为《在犹太区的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它触及波兰历史上一个悲惨的时代和一个陷入危难中的人，他提出了一个自我谴责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制定“法律”。这是诗中一个瞬间，不是……绝对的真实。但是，谈到语言，在某些层次上，甚至在高级层次上，英语已经受到伤害。它已经被“克隆”为某种混合语言的行话。必须不断恢复名誉。
维迪：你说得对，英语已经被政治“克隆”了。撰写演讲稿的政治家，把语言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诗化语言中摆脱出来，美国政治演说脱净了真实的本色。
帕尔：因此，一切语言都遭遇了辞藻的堆砌这个问题。
纳丁：我们可以再谈点语言这个话题吗？殖民主义的影响，是语言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看看非洲作家，看看南美的西班牙语国家，情况就是如此。拿非洲来说，如果不用英语写作，那么就没有人读得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的人，首先是我们这些获得荣誉的作家，必须把被颠倒的语言颠倒过来，像康拉德（Ｃｏｎｒａｄ）和纳博科夫（Ｎａｂｏｋｏｖ）所做的那样。殖民时代的政治遗产，对于文学想象力产生了前所未闻的影响。
帕尔：让我谈谈文学创作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九一一事件之后，世界不再是先前那个世界了——人们如是说。对这种无法预料猝不及防的事件的恐惧，作家始终可以感触得到。他们站在门口对陌生人说：真是科幻小说，那些幻想、那些乌托邦或烂泥潭，都像科幻小说……学术著作多起来了，人民想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已经发生的事件当然可以这样描述：现实的威力远胜诗化的想象的力量，它威胁着文学的生存，你们的作品是不是这样呢？
希尼：如果你在哥伦布时代就到过加勒比海岸的印度人那里，那么，你就会懂得，现实早就战胜了想象。我不知道，他们的文学触及了这一方面吗？连口头叙述都没有吗？维迪说过，某些文学被抹掉了。与九一一事件类似的事件，在劣质的影视中我们早就领教过了。
君特：因此真的发生了。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想象的作品，在这类画面的重围之下，在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都充塞了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再也记不得究竟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电视里见过这些画面。影视产品也就利用了它们。我们可以在新闻节目中看到阿富汗，可是，他们给我们叙述的恐怖故事，并不见得全是真的。这是一种新的检查制度。在文学领域，九一一事件发生时，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Ｓｕｓａｎ Ｓｏｎｔａｇ）和罗曼•梅勒（Ｎｏｒｍａｎ Ｍａｉｌｅｒ）等人说：“我们必须诘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样遭人仇恨？”他们想寻找原因。可是，他们被简单地指责为带有反美倾向，不爱国。这当然是可怕的！谈论与九一一事件相关的事情，就得冒着反美的危险……柏林墙倒塌后，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超级霸权，即美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像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因为在它背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假如说，我们不得不谈论这一点的话，那是因为，作为作家，对于失败者的情绪，对于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们，我们比政治家知道得多得多……。
维迪：可你不能说，九一一恶性事件的肇事者是悲惨的失败者。他们可把自己看作胜利者。他们要打的是一场世界战争，一场宗教战争。所以要在他们赢得全面胜利之前加以制止。那是一种信仰，那里的宗教战争的概念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有一个敌情观念。敌情观念假定了一种强烈仇恨因素。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这仍然是新世纪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方面。只是自我谴责或怪罪那些遭连累的人，那就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帕尔：维迪，你是说，这不是一种南北冲突或贫富冲突，而是自由与恐怖之间的一种选择，现代性与中世纪之间的一种选择吗？仍然存在着第三世界呀，或者，我们还能重新划分吗？
维迪：我想过很多。苏联解体之后，沙特阿拉伯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企图用石油赚来的大笔金钱来动摇不同的社会内部的稳定。如火山爆发，人们可以看到地陷的裂痕。要打这样的宗教战争，他们从来就不缺钱。不同社会的对话已经面临着巨大威胁。因为，在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王国或印尼，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简直无法想象。
纳丁：我认为，君特，你通过追溯漫长的历史来探求原因，这是对的。桑塔格和梅勒被认为不爱国，因为在美国的气氛就是如此。他们的方式仅仅是流露自己的情绪，表达一种不安全感而已。君特探究的则是深层原因，即世界上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但我同意你关于手段的观点，因为，从长远观点来看，采用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能够改变贫富之间的不平衡吗？这是一条确切的正确的道路吗？这难道不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怎能接连不断向对方施加暴力？
维迪：我不认为恐怖主义可以被视为失败者，他们的家庭为之骄傲，并且备受尊敬。因为他们被看作死难的烈士，这就是单纯的信仰者奋斗的目标。当人们像那两位美国作家一样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时，他们可能就无需深入了解世界的这一个方面了。必须靠理智进行艰难探索，才能发现别的世界，才能了解世界的各个角落的本来面目。这也许值得作家更多地关注和描写，以代替简单地划分为贫富、南北……。
纳丁：你不会同意，牺牲品，例如阿富汗人……如某些人所假设的，对世贸大厦的袭击是以世界上的穷人的名义进行的，假如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不会承认，那么……
维迪：那就太浪漫了！
纳丁：我懂！但是，你不是认为阿富汗人属于命运更糟糕的群体吗？
维迪：是的。
纳丁：这不仅仅是西方的错误、资本主义的错误以及东方的错误造成的……它涉及比这更多的方面，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帕尔：希尼，你看呢？
希尼：这个世界充满浪漫色彩，就如电视上所看到的那样。你看那摄影机前二十五个巴勒斯坦人欢呼的镜头，那是很不恰当的。我认为，这种反应只会激起世人对圣战的愤怒。
维迪：我可以谈谈世贸大厦被袭击之前的事件吗？
君特：让我回到现实。纽约和华盛顿五千人的死亡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我们谈论它，举行追悼会。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波斯尼亚有二十五万人被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杀害，却没开过什么追悼会。当年，美国士兵和比利时士兵撤离卢旺达后，大屠杀开始，八十五万人被杀害！如此残酷的杀戮西方白人并不是不知道。数以千计的谋杀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发生，可他们死得有价值吗？这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这是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它孕育了愤怒和仇恨，由此产生了恐怖主义。
纳丁：维迪想说什么呢？
维迪：我想回到世贸大厦遭袭击之前的一个事件，那是在阿富汗，在你所说的“可怜的牺牲品的土地”上，人类的一种文明仅仅占用了一小块土地，却遭到了践踏。你提到的被他们炸毁的拥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古老佛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无论是宗教历史还是艺术历史，阿富汗都曾经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佛教文化中心，他们却无缘无故炸毁佛像，这是极为恶意的，哪里有什么宽容！在这个场合不考虑这一点，那就太简单化了。
希尼：人们攻击敌人的圣地由来已久，当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登陆时，他让战马在大教堂里撒尿。
帕尔：真是优秀的欧洲传统！
希尼：而且始终是这样。新教徒任意破坏了伊利（Ｅｌｙ）大教堂的塑像，但是，基于生命的价值，不仅是米沃什，叶芝也曾挑战那种在单一的思维中所表现的现实和正义，尽管这种挑战难以获胜。你们谈论正义，采用宏大的词汇，你们都想给予正确的评介。人们不会忘记卢旺达的死难者，尽管有人感到这是“过时的”话题了，但是……
维迪：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忘记！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骚乱是前所未闻的！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人们不在乎他们，那才是浪漫的！可现在余波未了，法庭审判还在进行。所有的人都感到那里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纳丁：你们两人都谈到炸毁佛像的事件。世贸大厦，尽管是美国霸权和不可征服性的象征，但恐怖袭击无异于象征性地向全部常识和理性发难。当人们铤而走险时，这类象征性的行为还会发生。
希尼：我发现一首诗，足以称量出那种无形痛苦的重量，它是罗马诗人贺拉斯写的，收录在他的《颂歌集》第一卷。它如平地一声雷，大地为之震撼。人的内在震撼和缺乏安全感的震撼更为强烈。上帝拥有权利。他可以毁灭高山巅顶并且引导蒙昧的人们走向光明。诗歌无需解释，但它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来说，可以作为一种平衡。这就是贺拉斯所说的“对人有益处”。一首诗表面上看来价值不大，却激发了强烈的共鸣，具有内在的魅力，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甚至深入我们的内在的隐秘之处。
纳丁：我不知道那两位美国作家会怎样思考这些问题，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设想一下是有意义的。
帕尔：作家对于原教旨主义，当然会以某种方式给予反应。但我认为，原教旨主义意味着：一本书就够了，不需要更多的书了。美国的保守派，正统的犹太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一切，仅仅依赖一个文本，一个绝无仅有的真理。所以作家面对的是一幅黯淡的前景。我认为，作家当然乐于借鉴所有的“竞争性的”书籍。政治上的多元主义虽然拓宽了一个社会，但实际上人权并没有对多数人敞开大门。更糟糕的是，原教旨主义要追求的不是什么人权。多元主义被视为不道德的或不神圣的。对于我们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透视眼光，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
君特：我感到惊异，我讨论事实，不用说，西方白人的一条命，比别的地方被杀害的一千条命更值钱。在这个事实上面没有躺着浪漫主义者。你再要用“浪漫”这个词的话，我就要狂暴的“浪漫”了，奈保尔先生……。世界由富人来统治，市场由富人来控制，这是一个事实。这就产生愈来愈多的仇恨。那两个美国作家提出仇恨的根源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你说，这是浪漫，我认为这是好的。
维迪：提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君特：如果我们不敢寻找这种仇恨的原因，那就永远没完没了，恐怖主义到时候就会胜利！我们赢得阿富汗这场可怕的战争，因为我们有武器。但最终我们会在反恐怖战争中失败。难道这是什么浪漫吗？
纳丁：一种象征性袭击唤起了敌意，人们的永恒的美国梦也破碎了，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对这个超级霸权的初步理解，美国的权力的过份强调及其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要加以区别。美国两千五百万富豪中的百分之二十的大富豪，赚钱赚了世界总人口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以上。这种赤裸的事实形成一切的基础。他们发现，他们太富有了，他们误以为一切都有安全保障。他们想制造一把反核武器的保护伞。他们曾经把持了金融界，世界就是这样靠金钱来统治的。“我们为什么这样遭人仇恨？”两个美国作家提出的问题，解答就在这里。为什么许多受其控制的普通民众发出强烈的反美调子，原因就在这里。
维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好象没有强烈感到这一点。也许，我这里缺乏一点什么东西。希尼，你的感觉怎样？
希尼：是啊，我觉得世界是这样划分的。在电视上，看到路上的那些阿富汗青年的面孔，看到推着手推车的科索瓦难民，我想起了与他们的命运有所不同的我的童年时代。我感到仿佛混迹其中，尽管我没有为他们做很多事情。但我记住了这些画面，我想以某种方式加以描绘。我感觉到这一点。当权力集团感到它被冒犯了，就得追究它自身的责任。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就联想到爱尔兰。最近三十年来，维护男人地位的人说：“我没有对你们妇女造成什么伤害吧？”实际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裂痕已经表现在政治方面。有时，男人在政治上的优势使得某些专门术语颇为流行。人们已经意识到妇女被虐待的处境。可男人们说：“这不是我们的错误！”美国民众及其民族意识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鼓动自己去干坏事，也没有给自己贴上什么标签。听说有人正在损害他人时，就可能成为自我理解的开端。
帕尔：座谈就要结束了，最后我要向你们提几个问题。今天的作家究竟面对着哪些重大问题？哪些问题是作家有责任寻求解答的？在九一一事件的背景下，或在广大群众中间，由于眼前的现实已经战胜了诗歌，文学就得退回到文学本身，就得走回去吗？那么，为什么学术著作却赢得了地盘？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纳丁：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威胁，它在最近的颠覆性事件之前早就浮现出来了，它可以改变思维和人们对世界的多方面的意识。这个大威胁，就是语言正面临着画面的挑战。一代人，也许更多几代人，将以观看代替阅读。我们作家处在重重围困之下，要努力奋斗以求书籍的存活。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启发人们认识到，绝不能丧失这不可或缺的阅读能力。提出问题，激发思考和寻求解答，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奏效。
维迪：可是，始终会有人不想随身携带一本书。
君特：我感到更不安的，是语言的滥用，我们作家必须保持警惕。美国总统似乎拥有世界最高权力，可他竟然鼓动一次十字军远征！这不仅愚蠢，而且很危险！因为他不了解自身的历史，不了解十字军远征是历史上一个恐怖时代。同时，这样一来就把世界截然划分为好人和坏人，把一部分人抽象为邪恶。我们懂得，文学创作是与一切社会中的所有的人密切相关的， 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原教旨主义。一种原教旨主义遭遇了另一种原教旨主义，而且会不断发生遭遇战。反对这种思维和语言的滥用，是作家应该承当的使命。
帕尔：这次座谈是不同类型作家的漫谈，事先完全没有准备。让我们继续写作和阅读。我记得君特·格拉斯的诺贝尔获奖演说的题目是“未完待续”。我想，继续活着，你们也继续写作，就是我们的期望。我们还会在别的场合相遇，思考如何“未完待续”的问题。
( 全文完 2002年 2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