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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万之原文: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读茉莉批判莫言《檀香刑》文章有感

送交者: 茉莉2004/02/08 10:4:10 [诺奖百年]
回应 谁和党文化有关:茉莉还是莫言?--与万之先生商榷 by 茉莉 于 2004/02/08 10:3:5




附万之原文: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 读茉莉批判莫言《檀香刑》文章有感

万之

文学遭政治强暴,作家因文获罪甚至因文送命,在中国古已有之,一句好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要是唐诗就没事,但在清朝就被认为是反清,是讥讽清人不懂文化,让诗人送了命。中共自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起定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教条,强暴作家更无以复加,形成中国历史少有的“党文化",而到文革为登峰造极。那时作家受批判迫害几乎无人幸免,即使是那些真心实意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也难逃红卫兵口诛笔伐的刀枪,说你唱赞歌也是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打棍子扣帽子,是那时大批判文章的诸多特色,非将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你永世不得翻身。>>本来以为文革已远,中国也天地翻复,“党文化"已经没有市场,至少中国文学批评近年已少见对作家文革式大批判文字了。然而从高行健得奖后我读到的很多批高文章中,我又多多领教了这种文革式批评的厉害。有些人倒未必是共产党的喉舌,往往还是反共的“民运人士"或“人权斗士",但其思维方式则同出一辙,还不折不扣是“党文化"的产物,不过其教条变为“文学为民运或人权服务"而已。凡不为“民运"或“人权"呐喊者,就定要诛之讨之。有些人还往往以道学家面孔出现,设立道德法庭一如红卫兵私设公堂,欲在道德上置作家於死地,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就是“诛心"。那时我就想发表文章为文学一辩,但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知道卷入那种文革式大辩论其实根本不可能辩清是非。改换一句俗话说,“作家遇见红卫兵,有理也是说不清"。争论本来只有在双方承认一些共同原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只能陷入无聊的缠斗,所以,当时除了私下提醒作者注意之外,未敢公开发表意见。>>近读《开放》上茉莉批判莫言近作《檀香刑》的文章“莫言以歌颂残忍为乐",不得不摇头叹息。这篇文章说作家“道德沦落",“以歌颂残忍为乐",“歌颂义和团",“以渲染酷刑为荣",这一系列用词断语看得我
真是心惊肉跳,恍惚又到了文革时代,只不过把当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改成了一些时下用词而已。如果是在文革,我担心莫言真要被红卫兵老将们拉出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不整个半死也让你遗臭万年。>本来我还是不敢公开评论茉莉的这篇文章。不过,日前和一位国内来瑞访问学者讨论当前中国文化的问题,该学者指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其实不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影响的问题,也不是批判民族主义问题,也不是商业文化泛滥的问题,更不是传统文化革新的问题,还是清算“党文化"的问题,我深有同感。这个问题包括两面,一面是中共专制对文化包括文学的强暴其实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减弱,表面上占了上风的商业文化或民族主义思潮,其实还是在现行专制控制之下,比如党需要时就允许你到美国使馆前示威,而钓鱼台事件时就不许有任何声音,所以还是“党文化",这就是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业文化或民族主义思潮的根本区别。另一面是“党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包括反对派人士,包括八九天安门广场只会唱国际歌与“血染风采"的学生领袖,包括很多积极操作民主和人权事业的人士,大概也包括从七八年起就参与民主墙刊物《今天》的笔者本人和同仁,因此我们在文革後数次失去良机,七九与八九都半途而废,没有完成中国文化彻底转型,推动中国现代化与真正建立民主人权意识。茉莉文章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反对派也摆脱不了“党文化",以政治强暴文学的典型例子,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公开讨论,目的与其说是为莫言的小说辩护,不如说是请作者和读者都注意到“党文化"这个问题的存在。如果连茉莉这样在操作人权的人士都不能摆脱“党文化"的影响,那中国的民主与人权建设将更加遥遥无期。>或曰,难道只有小说作家表达错误言论的自由,而茉莉就没有进行批评的权力了吗?一批就是“党文化"吗?你这不也是上纲上线,给人扣帽子,不也是“党文化"吗?>>我当然不反对批判作家的错误思想倾向,哪怕是尖锐激烈地批评。挪威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汉姆森以及英国诗人庞德曾公开支持法西斯,自然受到欧洲知识界的普遍批评[但很少有人追究他们的作品]。莫言如果真有错误言论,自然也可以公开批评。但批评要有根据,而我说的“党文化"的文革式的批评,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的批评,是以文治罪歪曲事实的批评,是让“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人送命的批评。这也是我的文章还达不到“党文化",与她的文章区别所在。>>我自己手边也有莫言的《檀香刑》,但我怎么翻来翻去,没看到莫言怎
么在“歌颂残忍"。茉莉自己也引了莫言的话,道出作者的目的是描述“人类有阴暗愚昧的一面,对虐杀同类有本能的快意和欣赏就是其中之一",写的虽然是残酷的事情,但为的是让人“认识这一点,才能对人类的心灵和肉体进行医治",这明明是在批判残忍。茉莉的意思是因为她自己没看出批判,而只看到“歌颂",“渲染",所以就给莫言定了罪,这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批判手法,就象毛泽东能从小说《刘志丹》看出作家是“利用小说反党",姚文元从《海瑞罢官》看出作家是“为彭德怀翻案",都是并非作者本意,而我们伟大的“党"能从作品中看出来,从而把作家在政治上或道德上打倒,甚至活活整死。>>本来,读者读后的感觉如何,怎么解读文学作品,往往是自己的事情,和作者本人的动机往往无关,如无确凿证据,如作者本人的明确宣示,则不可轻易妄下评判甚至“诛心"。比如鲁迅先生早说过,一本《红楼梦》,有人看到的是“淫",有人看到的是“排满",有人看到的是“空",如此等等,谁能断言曹雪芹到底为甚么政治目的要写这部小说?《檀香刑》也如此,作者本意批判残酷,我们怎么随便可以说作者在“歌颂"甚么“渲染"甚么,而因此而“道德沦落"呢?>从逻辑上讲,连茉莉都没有否认她自己看到了小说要描写的这种“残酷"或“残忍",那么这部小说就已经比较成功了。而从审美的角度,一个作家采取甚么方法甚么语言风格甚么结构来描述是可以有很大不同的,从古典到浪漫,从写实到虚构,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从工笔白描到浓墨重彩的“渲染",都无不可。>再说茉莉从小说中看到莫言成了一个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者,这也是茉莉自己的看法,无关事实。如果我也照茉莉这种“党文化"式的解读作品的方法来看这部小说,也来“诛心"式的文革大批判,我要给莫言找的罪名大概正好相反:他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了,因为莫言已经是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作品早有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据说还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不光在中国得大奖,而且一发表在国外也引起注意,很快有翻译发表。而莫言这部小说编造了如此令人发指的中国其实没有的“酷刑",渲染的是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残酷,实在是在为中国文化抹黑。而他笔下的义和团,表面大勇大义,其实愚昧落後,不懂得接受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还相信那些让歌德学院的院长哈哈大笑的无稽之谈,不是让外国读者读了只会更瞧不起中国人吗?这哪里是在“歌颂",不是很卖国吗?早先,根据他的小说《红高粱》改变的电影得奖,不是就有人说这是专门为
外国人看的吗?总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我要斗你,给你扣帽子,那你怎么写都难逃罗网。文革中就有这种场面,不同派别的红卫兵争抢批斗对象,但不是有谁要为批判对象辩护,而是看谁能把批判对象搞得更臭更坏。>说茉莉的文章是“党文化"的文革式批判,还因为她穿凿附会断章取义,也是文革大批判典型手法。如把莫言说的“大撤退"和“歌颂义和团"直接联系起来。其实,读者要是能看到莫言的“后记",就知道他说得很清楚,他所说的“大撤退",是指创作方法上的大撤退,不是政治态度,不是退到民族主义,和茉莉所说的撤退到“歌颂义和团"风马牛不相及。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知道,莫言与马原残雪等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新潮小说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受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所以莫言说,他要从中国文学目前偏重借鉴西方文学的潮流“撤退"。所以这次写《檀香刑》,在语言上形式结构上都有很多不同,如传统说唱艺术的语言形式[现在让许多西方译者都望而却步],“凤头,猪肚,豹尾"的布局等。如果仅从题材来看,从最早的《红高梁》到後来的《丰乳肥臀》等,莫言的一系列重要作品早都以自己的老家乡村历史文化为背景,早是个乡村与民间作家。《檀香刑》的义和团人物和《红高梁》里的抗日英雄土匪司令何占鳌其实一脉相承,要说“歌颂",那早就“歌颂"过了,根本没有茉莉所杜撰的莫言现在才要“撤退"到民间去写义和团那种大变化。如果说莫言是现在才退到民间,那过去的莫言在哪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莫言是要努力清除过去作品显然易见的西方文学影响,而且他认为自己“撤退"得还不够,意思是清除得还不彻底。一个作家放弃创作上的轻车熟路,要在风格和语言上重起炉灶,回到民族文化的特色,这本来是非常正常甚至非常可贵的事情。高行健大概无人认为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也强调过要在语言上抵制西方语言的影向,回到真正的汉语传统中,甚至说“的,地,得"等词都是现代汉语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因此要在创作中尽量摒除[见《没有主义》中“文学与玄学"一文]。难道我们也可以生拉硬扯,说高行健要“回到中国封建传统"去吗?中国过去的文学传统是反面事物都很脸谱化,让人一看就一清二楚。现在一些浅薄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也是如此,比如一出现红卫兵就很狰狞。但真正出色的文学当然不是如此,今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特斯,就是在描写纳粹集中营生活的时候也不是用简单的批判或控诉的口吻,而是象个见证人一样冷静而显得客观地叙述,甚至写出其中生活的犹
太人也不乏小小的欢乐,也有很多人类善於勾且偷生的弱点。用同样道理,是否描写义和团就要把义和团写得青面獠牙,或写得愚昧落後,而不能描写他们用肉身去和洋枪洋炮对抗的大义大勇,否则就成了“歌颂",成了问题甚至罪名?我知道茉莉是比较推重好莱坞电影那种风格的。这种说法可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她曾在一篇文章中用一个好莱坞电影来贬低高行健的《逃亡》,说电影中一个牧师居然愿意代替别人去死,多么高尚,那才是好作品,不象《逃亡》中的人只会逃生,也属於“道德沦丧"。我是《逃亡》的发稿编辑,连我看了那篇文章都心惊胆战,觉得自己罪责难逃。而我还是认为,写出了人的逃生本性的《逃亡》倒是更真实更有文学价值的,更接近人而不接近神[牧师],比那部好莱坞电影高明的多。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有个名剧《迦里略传》,写的是伟大的科学家迦里略如何向宗教裁判所低头认错,放弃“太阳中心说"的真理而??且偷生。这部作品文革後在北京上演,让刚从浩劫下偷生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得热泪滚滚。我就不会因此批判布莱希特在“歌颂活名哲学",而认为他写出了真正的人性和理性,因为我们这些凡人,大都不会象哥白尼那样坚持真理而被烧死,大都会放弃真理??且偷生。八九年天安门运动那一代要是早看过《迦里略传》,大概最後也不会导致那样令人痛心的结果。最後要说明,我也是所谓“在红旗下长大",当然要警惕“党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但我对茉莉的批评是否也是无中生有的“党文化"式的批判,我相信读者自有结论。>>万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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