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政的喜剧罪过
－－ 评达里欧的笑剧 《不付帐 》

傅正明

在达里欧·福的笑剧 《不付帐！不付帐！》 ( 以下简称 《 不付帐 》 )中，一群无力支付现金的贫困的意大利妇女在“快乐希望超级市场”里开始“哄抢”食品，用她们自己的委婉说法是“挪用”，她们齐声高呼“不付帐！不付帐！我们不能付帐，我们无力付帐！”
与这幅图画形成反讽的对比的是：剧中的一位意大利共产党员乔万尼，终于反戈一击，批评他自己的党：“为了在政府中占据席位， 这个党就像小丑一样，其伟大的事业是想得到一个免费妓女， 结果也染上了梅毒…… 免费的。”
意大利戏剧家达里欧·福以喜剧乃至笑剧形式抨击权威，是瑞典学院将 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的主要理由。除了意大利以外，在英国等欧洲国家，《 不付账 》 是久演不衰的剧目。

一 喜剧罪过：从家庭到社会

亚里斯多德在 《诗学 》中只谈到“悲剧过失”( tragic fault )，例如俄狄甫斯在无意中弑父的过失。精神分析关于悲剧心理学的理论把 这种过失归
咎为受压抑恋母情结，提出了悲剧罪过 ( tragic guilt )和与之相对的喜剧罪过 ( comic guilt )的概念。 按照这种说法，在悲剧中弥漫在儿子心中的犯罪感，在喜剧中似乎移植到了父亲身上，有罪过的是父亲。因为在喜剧中往往可以看到父亲对儿子的婚恋的干涉，甚至父子俩暗中争夺同一个情人，例如喜剧大师莫里哀的 《吝啬鬼 》中的父亲阿巴贡，他的喜剧罪过遭到了尽情的揭露和无情的嘲弄。
精神分析学对喜剧罪过的解释囿于家庭关系中，见木不见林，难免牵
强附会。文学作品是社会的聚光灯，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批评。当我们的眼光从家庭移向社会，就会发现：喜剧罪过不限于干涉、包办儿女婚姻的家长。专制家长，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延伸开去就是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上称霸逞雄的恶棍，以及一切官僚阶层或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都是可笑的喜剧丑角。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滑稽可笑或尴尬难堪的思想和行为特征，都可能属于喜剧罪过的范畴。一般来说，除了喜剧中的暴君的罪过以外，喜剧罪过不是滔天大罪，而是可笑的人类的弱点、过失或某种劣根性。
就 《不付帐 》 所涉及的喜剧罪过而言，有一般人的可笑的弱点，但更
主要的是特权阶层的罪过，在特定的情境中既令人忍俊不禁又催人警醒。

二 社会罪过：达里欧喜剧的源泉

意大利长期的社会弊端，发展到七十年代，酿成了一九七四年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结果货币大迭，物价高扬，而职工的工资却不能相应上升，某些公司只好把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三天，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大批失业职工失去了饭碗。职工仅仅采用罢工的形式来抗议已经不再灵验了，因为仓库堆满了滞销的商品，罢工只会损害职工自身的利益。因此，从切身利益出发，不满的职工想方设法寻找别的抗议形式。
《不付帐 》就是根据当时席卷于整个意大利的哄抢风潮创作的。 剧中提到数千人按低价或半价“强买”了几千公斤食用品，甚至分文不付。他们拒绝支付高扬的电费、房租和交通费用，而只愿付他们认为公平合理的价格。在工业化的北方， 从个别的自发的行为蔓延开来，例如在都灵等城市， 抗议行动迫使工会由于害怕失去其草根基础而不得不出面支持，从而使抗议演化为一次政治性行动。
达里欧自言他创作 《 不付帐 》 的诱因是饥饿，是为了解决食欲这一原始需要的问题，这种流行的新的罢工形式就是“不付帐”。实际上，七十年代意大利的许多政治事件无不在喜剧中得到反应。社会罪过是达里欧喜剧的源泉。
喜剧冲突在以乔凡尼为代表的遵纪守法的共产党人与激进的反叛者之间展开，在乔万尼妻子安东尼亚、卢奇和马赫丽达夫妇这些反叛者与搜查的警察、稽查官之间展开。安东尼亚和在超级市场“挪用”商品后，害怕对丈夫乔凡尼讲真话，因此蒙骗他。她让同时参与“挪用”的女友马赫丽达把食品包裹在大衣下，乔凡尼起了疑心， 安东尼亚只好谎称马赫丽达怀孕了，这就使得乔凡尼不胜惊奇，因为他觉得倘若这个女人真的怀孕的话，那么，他的 好朋友、马赫丽达的丈夫卢奇一定会告诉他的。由此出发，一连串的喜剧性冲突发生了。

三 哄抢之罪：左派的神圣辩护

达里欧曾经也是意共党员，后来像剧中的乔万尼一样对分享了权力而导致腐败的意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这出喜剧中，达里欧对妇女的“挪用”食品、隐藏“赃物”等可笑的喜剧罪过，以他的左派观点从政治、经济等各个角度进行了辩护，甚至以虚构的宗教故事进行了“神圣的辩护”。
在乔万尼与卢奇的一场辩论中，乔万尼 说他总不会偷窃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时，卢奇与他展开了辩论，他诘问道：“是的，它们不是你的？是谁做了这些东西？谁谁种的粮食？是谁为了加工食品而做了那些机器？是谁加工了它们？难道不是我们吗？难道始终不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吗？ 他们，被称为企业主的人，难道不是他们始终从我们这里偷窃吗？”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诘问，乔凡尼不得不承认：“你说得对，因为你是作为一个衣着烂缕的无产者来说话，作为亡命之徒，除了铤而走险以外看不到别的出路。”在这里，卢奇和乔万尼都充当了作者的喉舌，乔万尼不断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承认自己是“一个被阉割的人”，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原本有理想有追求的共产党员，不属于既得利益者，他的唯一的可怜的“骄傲”，就是尚未参与或无力参与“哄抢”或“挪用”。
尽管作为“母亲”的妇女把“挪用”的食品塞在衣兜里东躲西藏，有些人仍然难逃警察的敏锐的搜捕的目光。因为警察发现不可能一夜之间几乎全城的女人，从十几岁的黄花姑娘到八十岁的老太婆都“怀孕”了。
当一个警察搜出安东尼亚的大衣下一大袋蔬菜时，安东尼亚突发奇想，虚构了一个圣女的传说：很久以前，圣女犹莱丽亚一直没有身孕，直到六十岁时上帝让她怀孕了。可她的八十岁的老公不相信这一奇迹，他说：如果你真的怀孕了，那绝不是我的种，我要打死你和你肚子里的野种！圣女解 开衣服亮出肚皮，从肚皮里哗哗啦啦流出了一大片玫瑰花！老公受到上帝的惩罚而双目失明。接着，从玫瑰花里又崩出了一个足月的婴儿。从此以后，该地的妇女兴起犹莱丽亚圣女节的传统，为了纪念上帝的奇迹，在节日期间该地所有的妇女都喜欢用蔬菜瓜果塞满肚皮模拟怀孕。这种虚构，正是作者对妇女的“挪用”之罪的一种“神圣的辩护”。
在安东尼亚虚构了圣女节的故事后， 警察仍然执意要求检查她们的肚囊，对此，安东尼亚警告说：“你难道不怕灾难吗？你可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呀！”在这里，以精神分析的眼光来看，仿佛是作为母亲形象的安东尼亚对作为“人民的儿子”的警察的一种阉割恐惧，以求唤起他沉淀在童年时代的无意识里的“ 阉割情结”( castration complex )。但警察仍然执意要进行检查。结果，他看到安东尼亚和马赫丽达的大衣下面哗啦啦流出来的包菜头等蔬菜。至此，应当说她们的偷窃之罪已经“捉贼捉赃”了，可是， 作者却以荒诞手法让喜剧的情节急转直下，安东尼亚为妇女的罪过这样辩护道：“有一条法律说，意大利公民，尤其是女性公民不能在肚囊里塞蔬菜吗？”警察当然只得承认没有这样一条法律。
达里欧在描写妇女的这种喜剧罪过时， 同时也让她们体会到一种深刻的悲剧感。当乔万尼最后发现妻子安东尼亚也参与“哄抢”时，他勃然大怒，扬言要打死她，而安东尼亚对扯住乔万尼的人说：“他是对的，放开他…… 让他打死我好了，但要真的打死！对这种可怜的生活，我也感到累了！比你还累！”
达里欧在一次接受采访谈到这出喜剧时，“ 我们确信对于怀疑来说最高的表现正好存在于笑声中，存在于含有讽刺的怪诞中。……首先这是一种爆发性的笑，但也接近一种辛酸的回味。”可见，在喜剧的形式背后，作者渗透了他的悲剧意识。

四 警察之罪：父亲和儿子的双重角色

更奇妙的是，达里欧以荒诞的手法让警察像圣女传说中的那个老公一样失明了，“偷看”母亲”如此 “怀孕”的警察遭到了喜剧性反讽 ( comic irony )式的惩罚。这种惩罚与希腊悲剧中的俄狄甫斯王在明白真相以后所加于自身的刺瞎双眼的惩罚有某种类似性，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是阉割的一种替代形式。而且不止于此，被警察得罪了的圣女虽然饶恕了他，却让他这个男人怀孕了。乔凡尼莫名其妙：“这一天究竟怎么搞的？一个持枪的人怀孕了，这真奇妙， 因为他们被称为人民的父亲。”
的确，一方面，警察是驾临在人民头上的所谓“人民的父亲”。作为执法人员，他们当然也掌握了一定的实权，要耍耍权力的威风。 当稽查官来到乔凡尼家里时，乔凡尼说：警察并非人民的儿子而是权力的奴隶，稽查官立即吆喝道：“给他带上手铐！”理由是乔凡尼诽谤官员。乔凡尼指出这句话是刚来的的警察自己说的， 只不过是你们的自我感觉罢了，稽查官立即改口道：“如果警察感到自己是奴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给他松开手铐。”这一细节生动告诉观众：一是在意大利官方可以以言治罪，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正是对言论的钳制纵容了腐败。二是法律的不公正，同样的言论，在此是罪，在彼是非罪。三是抓人与否，实际上全凭具体的执法人员心血来潮，任意为之。
在意大利，缺乏教养的警察或下级稽查官经常是人们的笑柄。 在工业区的北方，这种人大多数是从贫困的南部迁移来的工人。 其实，在警察中也不乏聪明人，但是，这些聪明人由于谋职之难而被迫从事他原本看不起的职业； 他们不得不与老板结成同盟来压迫工人。剧中挨家挨户搜查的警察对乔万尼坦然承认：“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为什么要充当警察，作这种恶语伤人的搜查，究竟是为了谁呢？ 为了那些亏损的投机商人，为了那些致使人们挨饿的人， 为了那些抢劫者，盗贼。理所当然，他们才是盗贼！”这个警察认识到自己并非如某些政党所说的，是“人民的儿子”，而只不过是“权力的奴隶”和“资本家的仆人”罢了。
在笑剧将近结束时，警察向在货车上哄抢的妇女们开枪了。乔凡尼终于发现这些“人民的儿子”反咬一口，说老百姓首先使用暴力。
在喜剧中，警察充当了“人民的儿子”和“人民的父亲”的双重角色，具有弗洛姆在 《 逃避自由 》 中所说的那种“权威人格”，既是专制官僚和特权阶层作恶多端的左右手，又是背负罪责的替罪羊。喜剧的犯罪感弥漫在有良知的警察的意识中。

五 特权阶层之罪：免费嫖妓的梅毒

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 《复活 》中，涅赫留道夫为了救无辜罹罪的玛丝诺娃出狱，对当时的俄罗斯的犯罪案例进行了大量调查，对罪犯进行了分类，其中有一类是：他们犯罪了，但首先是社会对他们犯罪，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要大得多。
同样，在意大利社会，在达里欧的喜剧中，大得多严重得多的首先是社会的罪恶，是特权阶层之罪，这是喜剧要攻讦的靶心。乔凡尼家里，在这个被搜查者与作为搜查者的警官的一段对话中，乔万尼天真地一味强调遵纪守法，他只崇尚以罢工这一合法形式来表达不满，而警官这一执法者反而成为不公正的法制的批判者：

警官：可是，如果法律是不公正的，如果它只不过是诈骗的借口而已呢？
乔凡尼：当然，还有议会和各个政党，有民主的斗争方式，因此人们
可以改革。
警官： 他们在哪里作了改革？他们为改革作了什么？ 布鲁夫，他们就
是这种人！他们答应我们的改革已经二十年了，只有他们得利在前我们在
后，改革的功用只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工具。相信我，严肃的改革必须由人
民自己进行 棗 只要他们开始思考。很久以前人们就授权了， 那时人们信
任他们， 有忍耐力，责任感， 能够理解，自我克制和自律。
乔凡尼：是的，人们看到，他首先扮演毛泽东主义的颠覆分子角色，后
来，在实践中，他接受了这种弥撒，结果到头来又是个警察。

乔万尼在警官的诘问下，不得不步步退却。他在与卢奇的争论中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处在一个盗贼的国家，因此让我们也开始偷窃！最巧妙的人是盗取了最多的人！不偷盗的人是一个被阉割了而丧失能力的人。” 要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争议，应当回顾到意大利共和的历史，改革的历史。
意大利自1946年废除帝制实行共和以来，党派竞争激烈，尽管共产党颇有势力， 但基督教民主党长期拥有大权。意大利人对政治系统具有普遍的否定情绪，大部分国民都把政治系统视为一种异己的、压迫的力量。 意大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客和黑社会操纵的一个民主国家。黑手党等地下犯罪组织也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谋杀等恐怖活动。有时被迫与黑社会联手的基督教民主党被社会普遍地视为伪君子。六十年代以来，意大利共产党也声名狼藉。七十年代，意共一度与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分享权力，在局部地区，意共甚至大权独揽。但权力导致腐败，到了 一九九七年，其他政党终于联手把意共排挤出议会。
七十年代的意大利社会，各个方面均缺乏公正，许多事情只有靠拉关系、走后门才能办成。 在劳动力大大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对最低工资额虽有限定，但实际上雇主往往有法不依，因为你不干别人愿意拿更低的工资干。在职业介绍所里同样腐败，官员的朋友可以首先登记。
意大利社会的罪恶显然并非只是喜剧罪过而已。无论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在伦理意义上，意大利社会的恶势力都充当了严重的犯罪角色，不止可笑而已。 剧中的警察感叹意大利社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一个吸血鬼的世界， 一个骗子和充满欺诈的世界！” 在这个逼良为盗为娼的世界里，甚至连乔凡尼也和被解雇的卢奇一起沦为“窃贼”，在商店里“挪用”了一些食品。当安东尼亚将一肚子苦水倾吐出来，指责自己的丈夫完全被阉割了，觉得自己活着还不如死了干净时， 思想发生了“裂变” 的乔凡尼对他的妻子所说的这一番话是发人深省的：“…… 我并不是被阉割了！我也懂得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党 [ 共产党 ] 的政策就像一大碗菜汤，他们与基督教民主党拉拉扯扯，在旅途中分享。为了在政府中占据席位， 这个党就像小丑一样，其伟大的事业是想得到一个免费妓女， 结果也染上了梅毒…… 免费的。许多职工都在骂娘，他们是对的！我也挨骂了，也在思考。我所感到的愤怒并不是针对你…… 我首先是对自己，对自己的无能感到生气…… 在
街头铤而走险的人没完没了！明天早晨报纸也许会大叫：我们是暴民！”
达里欧深刻地揭示出，是社会的不公正直接酿成了失业者的哄抢风潮。剧中的安东尼亚说：“人民虽然看不到流血，但是，……人们眼睁睁地看到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像破布条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 乔凡尼最后终于懂得，谁是真正的“恐怖分子”。那就是，像 Fiat 汽车公司的老板阿格勒利一样的企业家、官僚和特权阶层， 是他们下令进行“大屠杀”-- 解雇了二十五万职工。“这难道不是大屠杀？”。
喜剧罪过是很容易导致悲剧性结局的。正如乔万尼所说的：“作为亡命之徒，除了铤而走险以外看不到别的出路。”
这句台词，是达里欧为任何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敲响的警钟。

（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