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胜过莎士比亚吗？--诺贝尔文学奖面面观
斯图热•阿连教授撰 (Sture Allen，瑞典学院院士)
傅正明译
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在其1910年的《致瑞典国民》一文中，以谩骂的语调涉及许多论题，其中之一是1901年度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鲁道姆(Sully Prudhomme)的评选问题：“此外，这位获奖者被认为已经理想地(ideally)写作(后来在别处被篡改为意义不同的‘理想倾向地’idealistically这一词)，可是，他却是一个实利主义者(materialist)，也曾翻译过卢克莱修。”斯特林堡继续写道，这项奖颁发给布鲁道姆“违反了法规和[诺贝尔的]遗嘱”［1］。
斯特林堡所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诺贝尔曾在1895年的遗嘱中约定：诺贝尔文学奖应当颁发给那些创造了“在一个理想方向上的最杰出的作品”的人。作为诺贝尔的同时代人，当斯特林堡指出“理想倾向的”(idealistic)与“理想的”(ideal)这两个形容词意义有别因而违背遗嘱时，他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提到两者的区别何在。诺贝尔所用的“理想的”这一形容词的意义问题--向来被认为是奇特的甚至是反常的--几乎被讨论了一百年，论者提出了多种“解释”。正如爱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在其著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研究》(1991)中所指出的：“的确，文学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不断尝试解释这一道语焉不详的遗嘱。”
诺贝尔给我们提供了五项标准，其中三项是对五项奖普遍有效的标准，另两项是特别为文学奖制定的。(1)“颁发给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益处的作家”。这是在遗嘱的相关段落中第一句话就引进的一项基本标准。(2)“在过去的那一年”，出于明显的理由，这里被解释为：作家被提名时应当是健在的--没有莎士比亚的席位，其作品应当是在当时就有影响力的。(3)“不考虑候选人的国籍”。这是一项有远见的标准，虽然没有与十九世纪末叶的民族浪漫主义保持一致。最近十年来，它已经尽可能地得到了广泛的运用。(4)“颁发给那些人他们将创造出……最杰出的作品”。这当然意味着文学上的优异。(5)“在理想的方向上”。这句话与一项包括对遗嘱修改稿进行调查的语言学的分析是相吻合的，它意味着；“在通向一个理想的方向上”，在这里，理想的领域在上述第一项标准中已经挑明。
由于保守的常务秘书维尔森(Carl David af Wirs)早就奠定了这种取向，诺奖评选的最初几年，在学院的讨论中导致对遗嘱中“理想倾向的”这一词的解读，没有兼顾到特格纳(Esaias Tegna)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一取向的形成源出于瑞典哲学家波斯崔姆(Christopher Jacob Bostrm)的精神；德国美学家费希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也曾倡导过理想的现实主义，维尔森可以说是步其后尘。无疑，斯特林堡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提出反驳意见。
理所当然，瑞典学院的态度，反映在颁奖评语的历史中。在最初三十年，几乎每隔两年的评语都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采用“理想倾向的(地)”之类的词语。
但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摆到前台来了。爱斯普马克采用报导和通信之类的资料，在上述那本书中考察了评选标准。他的增进知识的研究已经揭示了与时推移的支撑种种决策的观点，例如文学上的中立倾向(在一战期间，北欧作家得到意外的青睐)，宏伟的风格(仿效哥德的提法)，普遍的趣味(与民族的或受制于其他方面的趣味相对立)，先锋(承认首创的和独特的作品)，一种实用的态度(注重有意义的但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因为既没有什么最佳作家，也没有共同尺度)。这样一来，在好些年的评奖讨论中就有多种不同的内部依据。
另一方面，对外公布的颁奖评语，形成了一种正式的信息资源，鲜明地表达了学院的评奖宗旨。对此进行一项研究，自然可以揭示出对于刚才例举的那些支撑决策的各种依据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并不怎么丰富，这幅图画有点儿复杂。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注意到重复出现的若干依据。
就颁奖评语中的更通常的因素来看，首先是提到获奖作家降生的国家，有时也提到作家来自哪一个洲。这适合于好几位作家的颁奖评语，例如，德勒达(Grazia Deledda)的笔下在她故乡撒丁岛的一幅富于立体感的图画，法朗士(AnatoleFrance)的高卢人气质，川端康成表达在日本精神特征中的极为敏感的天性，莫里森(Toni Morrison)赋予美国现实的本质方面以活力的幻想的力量，聂鲁达(Pablo Neruda)给一个洲的命运和梦想带来活力的一种自然的力量，等等。
尤其是在初期，学院往往指出某一部作品作为颁奖的主要理由，但无论如何，自从1965年给萧洛霍夫(Sholokhov)“顿河的史诗”这一评语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到某一部作品了。其他以这种方式提到八本书是蒙森(Mommsen)的《罗马史》，斯皮特勒(Spitteler)的《奥林匹克之春》，哈姆森>(Hamsun)的《土地的生长》，雷蒙特(Reymont)的《农民》，托马斯•曼的《勃登布鲁克家族》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杜加尔(Martin du Gard)的《蒂波一家》，以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仅有一次在颁奖评语中将一位作家称为先锋：T.S.爱略特(T.S.Eliot)。但是，皮兰德娄(Pirandello)是因为他大胆而巧妙地复兴了戏剧的场景艺术而受到赞扬，福克纳(Faulkner)是由于他在艺术上对现代美国小说的独特的贡献而受到推崇。此外，在海明威和萨特(Sartre)的评语中均提到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相反，颁奖给伯纳文特(Benavente)是因为他以巧妙的手法发扬了西班牙戏剧的优秀传统。循着同样的脉络，在蒲宁(Bunin)，帕斯特纳克(Pasternak)和索仁辛尼(Solzhenitsyn)的评语中分别提到他们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古典的/伟大的/不可割裂的传统。
在后五十年往往表述得更为明显的观点是强调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描写--自1947年纪德(Gide)获奖以来，提到这一方面多达十二次。例如颁奖给贝克特(Beckett)，是因为其作品在描写现代人的极端的困境方面达到高度水准；给辛格尔(Singer)是因为他生动地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给戈尔丁(Golding)是因为他的小说照亮了当今世界的人类处境，给大江健三郎的评语提到他笔下的人类困境的令人惊异的图画。
今天，在过去的努力的启发下，学院内部有一种“回到遗嘱”的倾向，这样说我认为是公正的。例如，给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评语：“她通过宏伟的史诗性的作品已经--用诺贝尔的话来说--使人类获得巨大的益处”。
由于诺贝尔基金会对诺贝尔大量财产的高效率的管理，我们学院拥有充分的资源去编织一张专家网络，以便搜集来自各个文化领域的报导。有资格提名候选人的人，有这种特权的人们形成了另一张国际网络。但是，评选程序是以学院院士的阅读为基础的。当然，颁奖给谁，孰先孰后，会有些主观因素，但这仍然来自评选小组的丰富的经验，并且经过会议期间的充分讨论的检验。院士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实：诺奖的声誉有赖于得主的一览表。
在《科学的美国》(1994)中，明斯基(Marvin Minsky)有篇文章作了下述评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知识领域的发展中似乎已经达到一个高峰。没有显著的标记能够表明我们将更富于创造力。爱因斯坦能够比牛顿或阿基米德更杰出吗？当今剧作家有人能与莎士比亚或欧里庇得斯媲美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这还不能使他满意。我们应当探寻超越我们的知识极限的途径。他认为，可以借助工程学的置换人体，采用纤毫技术(nanotechnology)的置换人脑来尝试这种超越。这样一来，颁奖给谁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项选择将成为千古不朽的选择。
要想超越高峰，第一步，探寻者应当发明一些电子装置，并且通过大量的微观电极把它们连接到我们的大脑，从而增强人脑的能力。但是，最后他们应当想出妙法来替代人脑的各个部分。明斯基观察到，这在这样做时，我们应当让我们自己进入机器。这种新的聪明绝顶的机器，他沿袭莫拉维克(Hans Moravec)在《神童：机器人和人类智力的未来》(1988)一书中的说法，称之为我们的“神童”。由于那些微粒的运动比大脑细胞快亿万倍，“神童”可以设计得比我们的思维敏捷得多。明斯基估算，这样一种东西，只要工作半分钟似乎就抵得上我们好几年的辛苦，一个小时抵得上一个人的毕生的创造。
能胜过莎士比亚吗？妙哉！尽管这并非一个先决条件，但无疑会大受欢迎。可是，且慢，对于这种与机器人有瓜葛的东西，这种像人非人的东西，我不期待它们有任何真正的竞争力。顺便问一句：一部机器会欣赏颁发给它的奖品吗？让我们欣赏1996年诺奖得主辛波丝卡(Wislawa Szymborska)在她的《未进行的喜马拉雅之旅》一诗中的智慧：
我们继承希望--
继承遗忘的天赋。
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
废墟中生孩子。
叶提［2］ ，我们这儿有莎士比亚。
叶提，我们玩纸牌拉提琴。
在黄昏，
我们点起灯，叶提。
◎种种解释
丹麦文学批评家乔治•勃朗德斯(Georg Brandes)在一封信中说：他曾请教诺贝尔的一个朋友，诺贝尔的确切含义可能指什么。他得到的答案是：诺贝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理想倾向的”，他意指“对宗教、皇权、婚姻和社会次序大体来说采取一种挑战的或批判的态度”。关于这一点，首先要说的是，对“理想倾向的”给予评论是相当好的，但出现在这里的词原本是“理想的”这一词。不管怎样，他似乎可以使人想到：诺贝尔采取一种独立的立场。
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奥斯特林(Anders sterling)对于他自己的“诺贝尔的实践的理想主义”的说法，倾向于强调雪莱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所起的作用。据他看来，诺贝尔是指一种积极的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作品。他进而认为，只有这种最广义的解释，才能多有裨益。
瑞典学者布兰德尔(Gunnar Brandell)曾经指出：诺贝尔图书馆的藏书资料并未显示出他受到雪莱的特别的影响。布兰德尔怀疑查明诺贝尔的确切含义是否有可能。但他仍然大胆推测，诺贝尔之所以将文学奖与其他的国际性的奖联系起来，目的在于他特别希望借助文学对国际上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
瑞典学院前任院士隆德奎斯特(Artur Lundkvist)曾经对一个采访者提出的问题作了下述答复：“这项奖应当有一种理想的倾向；它应当代表人道主义。它不能颁发给那些提倡暴力的人。”可以看出，隆德奎斯特并没有局限于纯粹的文学创作，他指的是作家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
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吉伦斯顿(Lars Gyllensten)写道：必须避免对有疑惑的这一片语作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严肃的、高品位的文学普遍地加强了我们对人类和人类处境的认识，并且力求丰富我们的生活和改善我们的处境，能这样说就已经足够了。
对这一问题的最近的评论可以查阅塞格斯蒂特(Torgny Segerstedt)的大作《瑞典学院的当代透视》(1992)的第三卷。塞格斯蒂特院士指出：科学奖和和平奖表明诺贝尔希望促进人们走向和解和相互合作的进程。因此，他认为，文学奖应当激发作者带来、展现活生生的有吸引力的理想，那种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就能凭借科学的进步而达到的理想。诺贝尔可以被视为一位激进的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者。
◎分析
既然斯特林堡在“理想的”与“理想倾向的”这两个形容词之间作出了如此鲜明的促人警醒的区分，那么，力求确定他本人究竟是如何使用它们，这个想法也就自然产生了。斯特林堡作品的国家版本正在加速编辑，由计算机处理的“哥特堡大学语言库”提供了某些可资利用的文本。检索这些材料，我们迅速得到一幅非常有趣的斯特林堡的作品的图画。让我引用某些相关的例证。
“他们是优秀的青年，理想地倾向于--如惯常所说的--怀抱着善良的意向，富于一种对未知的朦胧理想的激情。……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敏感的青年保持着对一切古老理想的激情，但主要是海涅的……”[3］在这一例证中，可以看出形容词“理想的”指各种理想，其中之一是诗人海涅所指出的那种理想。
“根据我的理解，娜拉[在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会为了现金的支付而重新回家。毕竟，它是理想的和令人愉快的。这一切自然是因为对她的丈夫的爱，为了挽救他！”［4]“社会此时已经达到顶峰，实现了这荒唐的理想。善遭鄙视，恶被赞美。……而这就是在这些城镇中最理想地发展了的生活。……建筑物的理想的格局也对此作出了大量贡献……只有少数居住者有明亮的房间。”[5]这两个片断是斯特林堡的用法的两个例证，前后文形成一种反讽，与前面例证中的标准用法意义相同。
“今年9月1日，我提交了五部新的独创的作品。一部悲剧两部喜剧两部格言集。本来也可以提交得早些。只有八个出场的人物：一个老妇人一个妻子两个女孩(碧眼金发女郎和浅黑色的男子)，一个老人，你，一个情人(理想的)，一个意中人(现实的，丑陋的)”。［6］这里唤起的理想与“现实的”(瑞典文realisk)相对立，与“丑陋的”(ugly)相提并论。
“波斯崔姆是一个办公室哲学家，一个‘来自皮提阿(Pite)的思辨哲学家’，他曾经把自己囿于一种哲学体系中，这种体系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倾向的人生观。”［7］这是在普通的哲学意义上采用“理想倾向的”这一形容词的一个例证。
“这种对于天国神政的理想倾向的解读，即把这个王国解释为超越一切人类法律而仅仅对上帝的最高法庭负责的观点，灌输到我的同时代的人们中，结果奴性应运而生，养成了从属性的星球上的一个奴隶家族，这一家族从上界获得些微权力，从而忘记了他们本来只是些仆人。”［8］在这里，“理想倾向的”与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保守的观点相关，尽管有其哲学背景。这些例证清楚地表明：这两个形容词属于斯特林堡常用的词汇，鲜明地表达了不同的意义。
在其他作家那里也有类似的例证，例如阿加德(Carl Adolph Agardh)1857年曾写了下面一个片段：“如果一个人不能把基督教的道德规范视为理想的，也就是说，视为我们将努力达到的一种终极目标的象征，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这样一种规范的的意义。”［9］在这里，这一形容词被赋予清晰的意义，大约与一个目标相关。
在斯特林堡的另一本书中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类似的表述：“但这场改革的发生，是无情的，实际的，实利的[瑞典文：materialisk]，成功的，这些偶像(如惯常所称呼的)被推翻了，庙宇被洗劫了，尤其是宝贵的金银不知去向，而那些木雕和绘画在许多地方仍然保留至今。”［10］“实利的”这一形容词用在这里是在“与物质材料相关”这一意义上，与“理想的”(以及上面提到的“现实的”一词)形成一种类似的同源词。
显而易见，在诺贝尔的时代，“与一个理想相关”的“理想的”这一形容词在好几个人的习惯用语中是作为一个自然的因素来采用的。但也要留心斯特林堡在上述一个例证中关于青年人的评论，即“如惯常所说的”他们理想地倾向于什么的说法。这种研究语言学本身的语言学的陈述指的是当时的一种有趣的习惯用法。因此，找出遗嘱中相关的用词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嘱的修改
真是碰巧，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词是诺贝尔在他亲笔写的遗嘱中所作的一次修改的结果。瑞文词idealisk的最后两个字母，即sk已经被添加在其他的词上。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也许原初的字母对解决这一问题也会有所启发。我多次尝试凭肉眼查明这一词最初是怎样拼写的，很快我就决定请教一位法律专家。卡尔松(Jan-ErikKarlsson)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借助各种光学方法，他第一次得以鉴定：在被考查的地区的墨水，当时属于同一类型。采用显微镜的仔细观察和字符的比较，他得出结论：原初的词是idealirad。他的分析最后是以这样的推测结束的：某些人在写作时也许省略或遗漏了字母、音节甚至整个词，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跑在笔头的前面。
但是，这一行字并不属于瑞典文，它也许很容易被断定为诺贝尔是有意作一点改变。当年他下笔时想到的很可能是idealiserad一词(英文相当于idealized)。而当时他为什么没有相应的改动这一词呢？我以为，他并不满足于idealiserad这一词，他的误拼也许并非出于疏忽而是深思熟虑所致--他希望采用一个词以强调没有如此明显地润色过的崇高。因此，在他书写时随着笔头迅速的嚓嚓声把最后几个字母rad写成了sk，把这一行改变成为引起争议的瑞文词idealisk。
在语言学中，通常对表类型的形容词(classifying adjectives)与表特征的形容词(characterizing adjectives)会加以区别。表类型的形容词的例子很多，如形容词“正字法的”(orthographic)“与正字法或正确拼写(orthography)相关”，例如在“正字法的改革”这一用法中；“物理的”(physical)“与物理学相关”，例如“物理试验”这一用法。而表特征的形容词，如“苍白的”(doughy)，意为“白如生面团”，“歹毒的”(blackguardly)，意为“像个歹徒一样”。据我看来，诺贝尔、斯特林堡以及阿加德都是把“理想倾向的”一词作为表类型的形容词来使用，也就是说，它意指“与一种理想相关”的东西。
答案似乎是这样的：诺贝尔的“在一个理想的方向上”一语意指在“通向一个理想的方向上”，而理想的领域已经依次由他设立的所有的诺奖的基本标准指明了，换言之，获奖者“将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益处”。这就意味着，不管作品多么光辉灿烂，假如它提倡种族灭绝，那就绝不符合遗嘱的要求。
有人问到：如何决定一种文学比另一种更富于理想呢？对此无需加以比较。表类型的形容词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因此是无法进行比较的--除非在非常特殊的与这种情况无关的语境中才有比较的可能。恰当地说，在语序上先出现的“在一个理想的方向上”这一片语，就是指“最杰出的作品”。
一旦人们懂得诺贝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每一代人就会对当时的文学如何符合这些标准作出自己的评判。假如诺贝尔本人能像我们一样读到贝克特的作品的话，那么，他对贝克特的作品的看法不一定跟我们的完全一致，这只是一个例证而已。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第一位诺奖得主的名字也可能另有所归。
◎理想倾向的(地)
下述几位得主的颁奖评语均有与“理想”相关的措辞：
授权的英译 授权的中译
1901 年普鲁道姆 (Prudhomme) lofty idealism 高尚的理想
1908 年欧克 (Eucken) idealistic philosophy of life 理想的人生哲学
1909 年罗格杰夫 (Lagerlu) lofty idealism 崇高的理想
1910 年赫斯 (Heyse) ideal uppfattning idealism 理想的眼光
1911 年梅特林克 (Marterlinck) poetic fancy 诗意的理想
1916 年罗兰德 (Rolland) lofty idealism 高尚的理想主义
1926 年萧伯纳 (Shaw) idealism 理想主义
1927 年德勒达 (Deledda) idealistically inspired 高尚的理想
（编者注：由于中文解码的缘故，文章中原有的瑞典原文无法正确显示，在此略去，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神童”
据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一部机器或机器人也许可以通过输入程序来表演诸如同情、感激或悲哀之类的情感，但它不可能真正体验到这些情感。这种东西能始终感到脉搏的兴奋的跳动吗？如霍夫斯达特(Hofstadter)在他的《流体概念和创造类比棗思想的基础机械化计算机模式》(1995)一书中所言，让计算机说声感谢，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但它并不能体验到这种情感，两者之间相差甚远。据我看来，诸如对情绪、意图、身份的模拟，并不等于这样的情绪、意图和身份本身。
关于这个问题，我十分赞同彭罗塞(Roger Penrose)在其著作《皇帝的新智能--关于计算机，智能和物理学的定律》 (1991)中对安徒生的典故的化用。他认为，在我们的精神活动中涉及到的许多方面，即使实际上可能是规则系统，在意识功能中也必然有一种本质上属于非规则系统的成份。这就是查尔梅(David J.Chalmers)在《科学的美国》(1995)一文中称之为意识的难题的那种东西，即人脑在物理过程中如何产生主观体验的问题。
在其他方面，我也很欣赏彭罗塞的观点，他曾经指出：如果说有一部机器声称它具有思想，情感，感触，理解和良知，那么，在这种情形中有一个与我们的道德责任相关的问题。“简单地让计算机运转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不管它如何灵敏，它都不可能是无可非议的。”
此外，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半人半神”的机器，我们能期待它们相恋并能做爱吗？考虑到真正的人类现象中所拥有的各种丰富的经验、细微的差异、感知、解释等社会财富，我想，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而且，一个人脑的替代品将影响到接受者是否认同的问题--这是与情爱相关的一个基本要素。据我看来，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
（ 本文根据作者的英文本并参看瑞典文本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