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段国内学者邵建的读韦伯笔记给您。是图一个良心平安来批评专制政权，还是在严厉的管制下尽可能散播启蒙文字，这是一个“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两难问题，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概括的。而我认为，如果格拉斯为了让批判言辞进入专制语境而作委婉的修正，那么我只会更加尊敬这位文豪。

当年意气风发搞湖南农民运动的彭湃等人，都是有“信念伦理”而缺乏责任伦理的好例子。


韦伯认为，所有具有伦理取向的人类行为都可以归诸两种根本不同、并且是势
不两立的价值原则，它们就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两种伦理的不同，
在于前者总是把眼睛盯在属于目的层面的“信念”上，一切按信念原则行事，并且
不管它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借用宗教的语言，那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
后果则委诸上帝。与此相反，“责任伦理”的眼睛则牢牢盯住“信念伦理”所不顾
及的后果上，它强调一个人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并且他必须对
自己行动的近期结果负责。韦伯对这两种伦理原则的价值态度如何呢？在当时的历
史形势下，他无疑更倾向于一个政治家应当按照理性色彩甚浓的“责任伦理”行事。
“信念伦理”由于仅仅从信念出发而不计其余在韦伯看来往往容易导致非理性。韦
伯这样对他的听众说，如果对一个笃信“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指出，他的行为
有可能增加反动的机会而使他所属的阶级遭受困境，那么，这位信念伦理主义者是
不会为此触动的。他甚至认为：“如果源于纯洁的信念的行动造成了恶果，那么在
他看来，责任不在行动者，而在这个世界，在于别人的愚昧”。至于他，如果有什
么责任的话，那也就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因此，韦伯指出，这
位信念伦理者的行动目标，“从可能产生的后果来评价，他的行动全无理性，只能
有也只会有楷模的价值。”

　　后人有对韦伯的分析不以为然者，比如一位瑞士学者就把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
视为一种“假对立”，并批评了韦伯在阐述这个问题时的绝对化倾向。的确，韦伯
是从截然对立的视角来分析这两种伦理取向的，在我的阅读中，亦感到部分文字不
乏有绝对化的可能，并且，我同时还看到，韦伯自己也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
讲演的最后作了力所能及的逆挽。但简单地把韦伯对两种不同伦理的揭示――这其
实是一种类似哥伦布的发现，相当独辟，我不知道在此以前是否有人触及过这个问
题――说成是“假对立”，这本身则是更为绝对化的表述，毕竟这两种对立可以大
量表征于历史和现实。尤其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不久的历史氛围中，
韦伯对“信念伦理”的泛滥亲眼目睹，感受髓深，为了提请注意，因而才有此对他
来说不无言重的表述（不知道念念于俄国革命的霍克海默为何看不到这一点）。请
看韦伯举的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实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的社会党人在瑞
士的齐默尔瓦尔德集会，其中一派人所主张的原则可以表述如下：“如果我们面对
这样两个选择――或者再打几年战争，然后来场革命；或者立刻实现和平，但没有
革命。那我们选择再打几年战争。”革命作为一种“信念伦理”和“神圣目的”，
如果需要几年战争――让各国人民血流成河的战争――作为引爆国内革命的手段，
那么，就不惜让人民血流成河。这就是“信念伦理”的思路。而在“责任伦理”看
来，重要的不是什么革命，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战争、实现和平。这个故事展示了
当年第二国际在瑞士会议上实实在在的分歧。只要看一看哪个国家在大战后举行了
国内革命，就可以知道究竟是谁为了所谓的革命而不惜让人民继续血流成河，并且
出具的理由还那么冠冕堂皇。作为同时代人的韦伯，正是洞悉了“信念伦理”的这
般危害，并认为它最容易迷惑充满浪漫激情的年轻人，所以才在这次讲演中宁可放
弃一贯坚持的“价值无涉”立场，也要明确地表露自己的价值取向。

　　然而，问题似乎并不到此为止，它还可以从历史引向现实。为了革命，不惜流
血。流血是残暴的，但革命作为目的则是纯洁的。因此，上述命题可以置换成，为
了纯洁，不惜残暴。这并不是我在人为地偷换命题，而是事实（或逻辑）就是如此。
韦伯把它解释为“用目的将手段神圣化”。不仅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如此，而且后代
依然不乏其人。这里轮到我自己来举例子了。我举的依然是恪守“信念伦理”的例
子，不过是在中国，甚至就是当下。90年代的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也即当年红卫
兵出身的作家曾为60年代的红卫兵行为作过这样“精彩”的辩白，他说：“在红卫
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
的。……使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的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
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是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在
他的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思的幽灵，是壮美的精神境界和
不屈不挠的追求。”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的诗化表述，也是一味尊奉“信念伦理”而
不管不顾“责任伦理”的话语样板。在这位论者的逻辑里，红卫兵的凶暴算不得什
么，因为这种凶暴的动机是美好崇高的，这就是动机决定论的“信念伦理”，也即
韦伯所谓“善的目的把伦理上危险的手段和副作用神圣化”，它使“崇高目的\ 邪
恶暴行”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奇妙的悖反与统一。显然，在这两者之间，“责任伦理”
力图避免后者而“信念伦理”则不顾后者。令人不安的是，按照上述这种不顾后者
的动机决定论，文革的暴行不但可以一概赦免，而且在世俗泛滥、人欲横流的今天，
为了信念，为了清洁，甚至还可以把它重演一遍。因为这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
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在这位前红卫兵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眼中，世界上“没有
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在这里，“信念伦理”的铁腕毫不含
糊：为了崇高，可以杀人。

　　我应当感谢韦伯，如果不是明白了上述两种伦理的界分，那么，面对这段激情
充沛的文字，我想我的批判肯定找不到比它更合适也更有力的角度。事隔几十年了，
可是韦伯的论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及时。尽管瑞士的学者也不
无道理，他提醒我任何一个命题都不能绝对化。但，两种伦理的对立却无可争辩地
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吧，正如韦伯理性地分析这个问题。“责
任伦理”讲的是理性，正如“信念伦理”讲的是激情。韦伯对“责任伦理”的推重，
本身就是理性的表现，而且这种理性同样表现在他并不一味排斥“信念伦理”上。
他所希望的也许是这两者的统一吧。在讲演的最后一节，韦伯已明显地向“信念伦
理”倾斜（这就是我上文所说的逆挽）。想想也是如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讲一
点“信念伦理”的话，那么，他很容易成为政客。此正如一味追求“信念伦理”，
则很容易成为带有血腥味的“红色杀手”，比如波尔布特以及我在此不便点出的其
他东方同类。